“柯尔施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

“柯尔施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

[摘 要]“柯尔施问题” (柯尔施在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柯尔施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是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还是外在的原因造成的呢?我们认为“柯尔施问题”产生主要是内在方面的原因:一是马克思的哲学观的独特性,二是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内在张力。主要对前者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的变化;“消灭哲学”的提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关键词]“柯尔施问题” 马克思 哲学观

“柯尔施问题”是指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①问题。“柯尔施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假设马克思有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柯尔施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是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还是外在的原因造成的呢?在论及这个问题时,以前学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后者,笔者认为除了外在原因②之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内在原因,这还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探讨马克思本人是如何看待哲学的,即对马克思的哲学观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本性进行澄清。对于“柯尔施问题”产生的内在方面的原因,笔者一是把它归结为马克思的哲学观的独特性,二是把它归结为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内在张力,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里主要从哲学观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地枫皮(Illicium difengpi K.I.B.et K.I.M.)为八角科八角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又名为追地风、钻地风、枫榔、高山龙、矮山香等[1],是广西岩溶石山的一种特产中药材,主治风湿性关节痛、腰肌劳损等症,也是多种中成药产品的主要原材料[2]。主要分布于广西西南部都安、马山、德保、靖西、龙州等地。常生于海拔500~1 000 m的喀斯特石山山顶,偶见于半山腰石山疏林下,生长环境常处于干旱、土壤少、土层浅、光照强烈等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由于人为采挖以及自身生物学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地枫皮天然资源日渐减少,已被列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3-4]。

一、马克思的哲学观演变历程的梳理

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个变化发展的逻辑演进历程,即在不同的时期马克思对哲学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这里的哲学不仅指类似黑格尔哲学的作为某种哲学形态的哲学,还指对作为哲学的哲学即一般哲学。不过,我们有时发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严格区分出哲学是个别的哲学还是一般的哲学有很大的难度,这需要我们认真甄别。在马克思的新的哲学观形成之前,这里的“哲学”就是指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形而上学,它属于理论哲学范式,所以,可以把这里的“哲学”理解为哲学一般,因为实践哲学虽然早已存在,但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

马克思大学期间,受当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③,在从事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的同时,马克思对哲学也产生了浪漫的想象,这个时期的哲学观也有学者称之为“反讽哲学观”④,此时马克思对哲学寄予很高的希望:“离开哲学我一步也不能前行。”⑤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哲学是充满信心的,这与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等命题,从这些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还是从正面的积极方面来看待和评价哲学的,认为哲学在实践、时代和文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步骤3 根据式(11)~式(13)计算各栖息地的在种群P中随机选择两个比赛栖息地Hα和Hβ,再随机抽取总规模的10%作为子种群S。如果Hα,Hβ中有一个不被子种群S中任何栖息地支配,而另一个被支配,则非支配栖息地获胜,并定义为H0;如果Hα,Hβ都不被支配或都被支配,则比较两者的和更优HSI个数多的栖息地获胜,定义为H0。将栖息地H0加入原本为空集的种群P0,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种群P0的规模和种群P的规模相同。用种群P0替换种群P。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比较分析,阐明了自己的哲学观:马克思此时对哲学还是充满信心的(通过褒扬伊壁鸠鲁的反思性的哲学思维传达的),而对实证性的科学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即轻视、否定的态度(通过看轻德谟克利特的对象性的科学思维传达出来的)。⑥

随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深化和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的深化,马克思的哲学观还实现了由理论哲学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转变,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消灭哲学”的思想。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观主要是在对当时德国的“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批判中彰显出来的,马克思在批判“实践政治派”时指出:“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⑩而在批判“理论政治派”时指出:“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是沿着不断下降的路径变化的,具体地可概括为:理想主义→人本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性的科学)⑧,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是最后的退路了,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的变化与对“科学”的态度的变化具有同步性,这在下面的论述中表现得最充分:“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⑨同时,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带有批判性的哲学意味的科学研究,正是这一点才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说应加上“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对哲学和科学的态度前后有变化,但没有用一个完全取代另一个的意思,而是要把它们“结合”为“一门科学”,这才是马克思的学术理念。

二、“消灭哲学”的思想

大学毕业接触社会现实以后,马克思的哲学观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表现在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上,这可以在马克思运用“哲学”一词时带有嘲讽的意味中看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了“哲学家”及其构建的“独立的哲学”,此时马克思对哲学和科学的态度与《博士论文》时期发生了逆转: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抛弃了“独立的哲学”及其“哲学家”的幻想, 而把他们所创立的历史观称之为“关于历史的科学”,并且把他们的哲学观与德国哲学(主要指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进行了比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⑦这种对哲学的厌恶之情的最极端表现就是“消灭哲学”思想的提出,马克思此时之所以改变对“哲学”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哲学的主导形态就是思辨的理论哲学,所以,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的改变其实就是对理论哲学范式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此时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实质和缺陷的辨识,揭示出传统哲学在解决理论对立时的局限性,即理论的对立在理论本身的范围内是解决不了的,只有通过实践来解决。这表明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观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对理论哲学范式所固有的缺陷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等等对立的解决在理论哲学范式内是不能够解决的,在这里,哲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意向越来越强烈了。

“消灭”(哲学术语是“扬弃”)在黑格尔那里主要是指事物的自我否定,马克思的“消灭哲学”在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哲学的“扬弃”是哲学的自我否定,即哲学发展到自身极限时的自我消亡;另一方面,联系上下文来看,马克思在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哲学的“扬弃”还有“人为”的因素,因为哲学“扬弃”的前提条件是“在现实中实现哲学”,而“实现哲学”显然是指人主动作为的结果,哲学本身是不能自发地实现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哲学是如何可能实现出来呢?那么,马克思的实践的观念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哲学观的片面性就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其实质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辩证统一关系,两者各执一端而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的真理。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辩证性,这种辩证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由于马克思“一门科学”的学术理念,在马克思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哲学”话语与“科学”话语重叠的情形,这就使得马克思哲学既具有哲学性,又具有科学性,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独特的张力结构。这里从马克思是如何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独特视角去理解哲学的进行简要的分析。

在马克思的哲学观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博士论文》是以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是以“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的辩证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以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明确的形式彰显出来的。

伊拉克政治平衡被打破以及“新月带”的出现,使什叶派伊朗阵营不断壮大,破坏了美国中东战略与地区平衡,加上美元霸权和以色列安全受到威胁,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就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采取极限施压手段,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制裁,限制各国进口伊朗石油等。以色列则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目标采取军事打击。伊朗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其实,早在马克思中学考试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马克思这种对理论研究职业与生活的关系的思考,为后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思考埋下了伏笔。正是由于马克思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初表述方式):“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虽然是在思辨的语言中进行的,却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重要发生地,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与阐明了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这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往往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在纯粹思想领域里进行思辨,而忘记了哲学还应该有一个外部世界。

第二,扬弃了人与环境的二律背反,实现了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3条写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许多学者把这一条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其实,这里主要是一个生活世界问题,是人的社会交往问题,正是由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仅仅局限于把它当作“认识论”和理论问题,所以总是陷入环境塑造人和人改变环境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也难逃此命运,只能在绝对精神的抽象思辨中去想象它们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由于马克思是从实践并且是“革命的实践”的视角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得以既辩证又现实地回答了人与环境如何达到对立统一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思想表述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演化路径中可以看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是一条主线,理论元素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逐渐下滑,而实践元素的地位不断地上升,最终实践理性取代理论理性而取得优先地位,这就形成了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所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是指马克思通过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认识到了它的根本弊病在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时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哲学理念:真正的哲学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这是马克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观的具体化,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性哲学观(就是被当时人们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其最大的弊病恰恰在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脱节)的基础上,提出的自己的规范性的哲学观即马克思对自己所要建构的哲学的看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的内涵体现在:

第一,扬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具体表现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提出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表面上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是对立的,其实它们在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是一样(甚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它们那里是遮蔽着的),都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仅仅在理论的思辨中进行哲学思考,用哲学术语来说,即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不管哲学家以“物质”为本原,还是以“精神”为本原,对于问题的实质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1)针对桥面铺装的纵向分幅施工来说,此处可以不设置纵向施工缝隙,但是在横向位置需要设置施工缝隙,缝隙的宽度需要控制在3mm左右,深度控制在2.5cm范围。

进入11月份,主产区小麦价格整体稳中走强。华北地区麦价领涨市场,南方麦区价格稳中补涨。由于麦价持续走高,国家政策性小麦竞价交易回暖渐趋明显。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的重要命题,这说明马克思研究哲学是为了实现哲学,而不是纯思辨的研究,而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同实践对立起来,以此作为自己拒绝同封建浪漫主义反动思想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根据。他们倾向于把革命归入这样一种经验的现实之内,仿佛自我意识永远凌驾于这种现实之上。

综上所述,由于马克思的哲学观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异质于传统哲学观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当我们没有领会到这一点,我们研究者的哲学观不与马克思同时来个格式塔式的转换,就觉得马克思哲学不象“哲学”了,这正是“柯尔施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如果我们不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上去理解这种变化,只抓住其中的某一个观点而当作了马克思的哲学观的全部,就会误解马克思的思想,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正是当前学界强调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最后,扬弃了认识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人们往往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作为两种不同的功能把传统的思辨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区别开来,其实这是相当表面的理解,许多学者已指出了这种理解所必然导致的悖论,说以往的哲学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这些哲学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由于缺少实践与现实生活的向度而实现不出来,无法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其实,在这里马克思还是围绕其理论的核心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它的主要意思是强调理论(“解释世界”)和实践(“改变世界”)的辩证的统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的,没有理论的实践的是盲的,现实生活世界离开了哪一个维度都是不完美的。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失误主要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性。同时,马克思能够实现这种辩证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是批判性地“解释世界”。

②何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从20 世纪初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谈起》,北京:《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今天我们召开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部署及2012年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要求,全面总结2011年水利规划计划工作,科学谋划2012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水利规划计划工作思路和重点,奋力推进水利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辽宁省委、省政府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王珉书记对开好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今天政高省长、化明副省长百忙之中莅临会议指导。刚才,政高省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态势、水利改革发展的良好势头,听后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①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页。

柯尔施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特质,但他没有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的发展演变上进行梳理,也没有从生存论的视角进行深入剖析,最终局限于黑格尔主义的定向中。同时,我们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和葛兰西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质,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但都没有从哲学观的高度对这种特质的形成进行详细的考察。吊诡的是,正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结构上的特点却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从公式(5)、(6)、(7)看,此种赋存形态的孤石受力较为复杂,主要受孤石埋置的程度,坡面角度、孤石的埋藏边界,与周围土体的接触情况等影响。由图与公式可以看出,相比完全裸露孤石,部分埋入型重心更加深入土体中,在抗滑与抗倾覆上更加安全。但,此种孤石在长期的自然雨水的冲刷,会导致AC段埋深增大,而下面的OE段反而减小,造成OE受到很大的被动土压力,最终OE下方土体发生剪切破坏,导致孤石失稳滚落。由此可见,此种赋存形式的孤石不但要考虑孤石的稳定性,更要注意孤石周边土体的稳定性。

③关于马克思的思想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的详细考察可参阅[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刘聪:《反讽哲学观下的马克思阶级理论重释》,南京:《江海学刊》,2013年第2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4页。

⑦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3、8、8、54、55、92页。

⑥黄浩:《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亳文化译介以国外受众为中心,就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别和目标语译介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阅读心理、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差异,对亳文化的译介内容进行增、减、改、编、并、缩、述等“变译”处理[8],努力减少对亳文化的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减少文化折扣现象的发生,从而实现让国外受众最大限度地理解、认同并接受传播亳文化的译介目标。

⑧聂锦芳:《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28~54页。

黄浩:《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的哲学观探析》,呼和浩特:《前沿》,2013年第15期。

黄浩:《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反思》,西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8~459、75~76页。

[苏]捷·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潘培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4年,第60页。

杨学功:《哲学观的批判和重建》,吉首:《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有些人对“碎片化”的批评也有失公允。专业研究要讲全面,系统掌握某一门专业或某方面的知识也不能“碎片化”,但对非专业读者、非专门教育、学术普及来说,又何妨“碎片化”?实际上,面对人类已经积累的浩瀚的知识海洋,每个人能够汲取的无非是一滴一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只能是若干碎片。只要保证这是真正的碎片,而不是垃圾,并且明白这只是一个整体中的极小部分,因而不能代表整体,就能做到开卷有益,闪光的碎片同样能体现整体的精妙。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台湾: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36页。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5-0076-05

作者简介:黄 浩,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42

[责任编辑 林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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