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难时空的现时回访——评何顿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现时论文,葵花论文,苦难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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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何顿的小说，那是1993年的事。当时的我正被工作变动的事弄得灰头土脸一身霉气充分表现出想象力的匮乏，于是，只好又在乱七八糟不讲道理的心绪下把自己赶进文学的草料场，就看到了这年《收获》第一期上何顿的名字及其在后来产生出不同凡响的中篇《生活无罪》。有意思的是，刚好从这一年开始，何顿和他的文字便引起了文学界内外比较广泛的注意。
其实，何顿的处女作《古镇》（发表于1989年的《芙蓉》丛刊），一开始就有相当的水准。接下来的《真寐假寐》（《芙蓉》1991年2期）、《械斗》（《小说林》1991年6期），以及其它若干中短篇小说，都写得较有风韵，显得耐嚼。这些，当然是《生活无罪》以前的事。
何顿是近年出现在文坛的一位很有实力的年轻作家。他与毕飞宇、徐坤、朱文、鲁羊、韩东等一样，在描述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方面都有着崭新的表现，在作品的叙述形式上进行着不少有益的尝试。他们是继先锋派和“新写实”之后文坛的又一支生力军，其全新的叙述风格和旺盛的创作力都足以表明，他们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学中坚力量。
时至今日，我们固然还不能说何顿是一个一跺脚某地就乱颤的主儿。然而，有不少读者渴望他新作迭出的心情简直是赤裸裸的。
何顿能在如今文学尖子遍地都是的时候混出个模样儿来，除了机遇外，自强不息与命运较劲的滋味只有经历过苦熬苦斗的人体会才是最深刻的。他在大学里本来是学美术的，但他一开始就不是把兴趣放在专业上，而是倾心于文学。一度，他不停地看书写东西却又“久不见效”，曾经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几乎绝望。他也曾经当工匠头——带着一帮人搞酒家、舞厅、商场的装修，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创作的最大养料——那就是他大量接触了后来涌现在其“流氓小说”里的角色（少小的何顿据说也是以勇武好战而闻名街区的）。这些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和他的作品都更具平民意识，这恐怕是他“供认不讳”的。长期的大众生活使他对平民阶层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在创作中能很好地把握，表现起来也得心应手。他行为的平民化让人觉得容易接近，作品的平民化让读者易于接受。不同题材中他总能挥洒出许多不平凡的故事来，他想尽自己的能力把读者请回文学中去，这就是他的不容易和可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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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的小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但他本人又是一位丝毫掩饰不了自己喜怒哀乐的作家。他在自己虚构的那个审美世界中，总要时不时地涂抹上一些主观的色彩。于是，他的关于理想的情绪就明白地印在情节的表面。在《收获》1995年4期他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中我们再次领略了他这种对理想的思考。
这是一部悲剧情怀异常凝重的作品。既充满了对主人公个体生命悲剧的写照，又表现出某段特殊时期历史与现实的悲剧。虽然，主人公的生存景观的“过去”与“未来”是以“历史”和“现实”两种形态体现的，但毫无疑问，维系这两种形态的唯一词汇即是悲剧。
《我们像葵花》前面几章中，作品在实现人物从学生而知青（或待业者）的转化，但作品显然并没有停泊在那众所周知的痛苦时代的叙说中，似乎只要告白：知青时代的某种理想终于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失落了；下半部则用大量篇幅记录着那一代人在新的时代寻回自己的理想。作品主人公冯建军一生的个体生命价值追求自始至终充盈着沉重的悲剧。在他身上，理想的失落显然是悲哀的，而理想的寻找也肯定不会轻松。这是何顿传表出来一种现实话语。人格理想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伴随着历史运行而流动，否定一个时代，也就否定这个时代的理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代人的理想无论是否还具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它都将始终困扰着这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心灵。这在《我们像葵花》中表现是格外突出的，甚至可以说，何顿是缘于这种困顿而选择了创作的。这就诞生了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激扬着一种彻底的无畏的没有妥协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更可宝贵的是，面对现实生活，作品的话语力度似乎更为锐利、有力。由于种种原因，敢于同实际生活正面遭遇和抗衡的作品，毕竟不多，但何顿身上具备的对侵犯、丑恶和困难的敏感，由于长期形成的批判性的情感方式与思维习惯，却从来不对苦难回避；同时，因为这部作品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它也无法回避其中所发生的太多社会变故。对于冯建军们而言，作品一方面要思索那被扭曲的年代，一方面又需礼赞他们曾有的美好、良善的理想，并最终将其合二为一在“现时”统摄之下。在这种尖锐夹击之中，何顿随他的人物一道走出了那一特殊时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空格局，并且跟随共和国经济状态的巨大改观而扮演了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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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葵花》是写城市生活内容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将其贸然归入城市题材也不为过，作家本人就是“城市人”。照此理解，这部小说何顿是用城里人的眼光去阅读、去描写以商业化、工业化为目的的城市化进程的，作品的主人公及他所讲述的故事本身，都是整个城市化进程的目击者、参与者——主角。这与一些来自农村的作家当其考察城市生活时仍然不自觉地以农村生活作为参照即使偶而涉及城市也因缺乏某些亲历认同偏于一端有所不同；同时又与许多知青作家忘不掉那一段“时代情结”一再地用历史阐释城市化有别；当然，与去年出现的新市民小说专写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白领阶层迥异。我们自然无法对这种种创作多加评说，只是想说明何顿的描写已使他意识到了城市生活纵横板块的把握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客观意义。
在何顿已有的作品中，的确浮现了一个个城市新民，他从一开始写作就碰到了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以及大众文化的勃兴。照此理，其作品似乎更应该沾染到一些商业文化的气息，继而被更为广泛的大众传媒（诸如电影、电视等）所接受、推崇，因为他的有些作品里确实又有着暴力、性等类似的挑逗性描写和欲望化场面，甚或兼容某种廉价的浪漫柔情。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又和他自己的艺术操持似乎可以并行不悖。于是，在这部长篇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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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同历史的穿越是相互的，重要的是如何在创作中实现这种二维有机关联，而不是让读者照例从未来的生活中领取亘古如斯的承诺。现实文化的发展的诸多迹象表明，人们大多很难在当下生活中找到可以安顿自己灵魂的港湾，特别是在文化的状态下，现实只向人们出示着实利的诱惑，而缺少提供新的精神生长点，当现实结成某种有利于文学想象与激情的关系成为困难时，作家们克服某些普遍的低格调精神氛围就变得必需。空乏的抱怨已没有价值。这里暗含一个问题：因为面对生活的某种虚空而无可抱怨它，那是否可以回避那种虚空？借此又为自己找寻一块心灵栖息之地？
《我们像葵花》中，何顿所迷恋的是他一如既往的人物心灵成长范式，那实际是人类学和人格心理学所关注的习常范式。“我”小学的同学冯建军、刘建国、李跃进、张小英中只有冯建军才是“我”初中、高中（冯只读了一年）的校友。冯建军1958年生于一个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脑袋里嵌了块美帝国主义弹片的残废军人家庭，营长的职衔和残留的弹片的折磨使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荣誉，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便是精神分裂者的世界”！那块弹片使他永远留在朝鲜战场上了，“他除了每天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地思考作战计划，就是忽然声色俱厉地冲脑海里出现的全营战士大声命令道：‘一连给我狠狠打！二连，准备冲锋……’”当冯建军五岁时，这位辉煌的父亲死去了，他的母亲也在饱受“冲锋陷阵”的苦难之后迎来了一种轻松，她获取了安宁和迟来的一个正常男人愿意给她的爱。冯建军毫无知觉地被生父原来的部下一位排长冯清明领养。从此，他的个体经验记忆中便有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从此，他的人生苦难也就开始了。
粗暴而艰难的环境，在幼小的冯建军心灵中投下了沉重的一笔。先是他养母江笑月这位历史不算“太清白”的“上海小姐”经不住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而坠楼身亡，然后是冯清明在慌乱中不慎用晾衣杆捅坏了伟大领袖画像的眼睛被后来成为冯建军妻子的彭嫦娥报告给了她当工厂保卫股长的父亲，闯下大祸，被判刑十年送去劳改。在这个已支解的家庭中唯一蛰居的冯建军在他高中只念了一年时因在学工中打了工人硬骨头的脑袋一扳手被校方记了大过从此不愿上学，在街道办事处张主任（张小英之父）相帮下进了街道办的皮鞋厂。作者在描写那样一个理想重于实际、精神绝对统帅物质的时代时，他是无法摆脱悲剧困扰的。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可能接纳人们的人格价值构想的。其实，那时所谓的人格理想和尊严意识本就并不牢固与清晰，其迷茫及混沌情形随时随处可见。
在当今物欲极度扩大膨胀的时代，崇高已受到亵渎，理想遭受调侃，何顿仍在执著地寻找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而有意义的历程。因此，当冯建军的人生价值轨迹运行处处抛锚急需修正时，作家表现出了自我抒发的焦灼痴迷状态，对成长后冯建军们的处世哲学及行为准则的关怀责备多少带有自责的情结。这就不难理解，当作家要为冯建军千方百计寻找理想而规范的生命归宿时则被现实逼到一个无可奈何的窘境。
冯建军在章志国教唆下向朝思暮想的痴恋（暗恋）情人张小英采取断然攻势，企图不轨被赏了一个嘴巴骂一声流氓弃他而去不久当上文艺兵后，生活便被他认为黯淡而毫无意义了，因为张小英代表了他当时的全部内容。进皮鞋厂后他遇到了发育过盛的彭嫦娥，她迅速而不可思议地闯入了他的心田。两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跨入了成人的行列，分别完成了向男人和女人的飞跃。不能否认，这种青年男女的苟合行为在冯建军一方多少带有不负责任的含意，也是在某种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最初无疑带有报复的欲念，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似乎已完全忘却了复仇，而把这种初衷化为了在她身上的来回耕耘。这是一种由躯体之爱派生出的扭曲的爱，这位保卫股长的女儿为达到与他结合的目的在有身孕后身不由己地把户口从家里迁了出来，并“丢脸”地到李跃进的知青点生下了女儿。遗憾的是，妻子、女儿、小商店都不能从根本上巩固冯建军心中“家”和“爱”的意识判断，相反，这种爱是时时刻刻会受到来自他内心那种不安分和自尊、自卑心理的严重干扰的。婚后的冯建军这种秉性时常沉渣泛起。他对彭嫦娥不送自己已解除劳改的养父回乡下而伤心，认为她对自己养父应该是一辈子负疚的，他的劳改，他的劳动中被砸断了的腿，都因为这个女妖，旧有的报复欲死灰复燃，于是使她饱尝一顿拳脚之苦，把儿子对养父的爱、难过转变成对妻子及其全家的恨。恰在这时，他的青春崇拜偶像和太阳张小英从部队转业到了幸福街道办事处，使他心猿意马喜逢甘露旧情萌发不顾一切地追求她。经历了多年社会磨砺的张小英此时已变得熟谙世事宽怀练达甚至温柔多情，两人烈火干柴。冯建军武断地把这种有悖道德的行径在张小英的默认下归咎于妻子并为此洋洋自得。他认为彭嫦娥和女儿成了他与张小英交往的障碍，像一条河，把他们隔在了大河的两岸，于是，对妻子、女儿痛下杀手，抛弃了这个家。面对张小英，他不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是没有勇气将自己现实的面目拿来招呼至今都深深爱恋着的女人，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扑腾挣扎，换来同样的爱的回报。实际上，他顽固地信守着自己的少年操行，以这种不合时令的德行满足的不过是认同自我行为的虚荣心。当初，在与彭嫦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冒险中，他以突发的奇想、无目的漫游、放纵的行为来抵抗贫乏的理想、空洞的爱情。正是在这种冒险中，冯建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摆脱现实困境的尝试屡遭失败的情形下，他便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自我精神实施缴械，心理上具备强烈的隐蔽欲，并奇怪地时不时认为自己的未来灿烂辉煌。因此，在现实墙壁面前，在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面前，他就显得孱弱无比而逃进了金钱梦、生意场和张小英营造的作爱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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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建军身上，外部的现实与内在欲望总是相伴。当外部现实给他带来失败、挫折时，他的个人欲望就收缩；当外部现实提供了一个稍微顺畅宽松的环境时，他的个人欲望就伸张膨胀。这不仅体现在与两个女人的关系上，在他开小商店和从事违法经营的生意场中也如此。
冯建军一生经历了如此痛苦复杂的人生考验：性的觉醒、恐惧、厌恶的情感，暧昧不清的生理体验，孤独、绝望的感受，情欲的萌发，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打击；与此同时，浅陋的学识、修养，使他没有足够的理性和经验来缓释种种心理压迫，他只有从一个欲望逃到另一个欲望，在这种不断的逃亡中，重新陷入不断的自我否定之中。在不断的抗争、失衡、矛盾中，他往往一开始就难以把握住自己，却偏要装出一副老练的样子，似乎满有把握地应付没有经历过的冒险，他需要一种服从和压迫，这是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暗胎。一种暂时抛弃意志、把自己变成物的愿望深深埋在个体生命内，一有机会就蹦跶出来。他害怕被侵害，却又渴望消极服从并时时违背自己的承诺（对“圣母”张小英的情爱关怀尤为如此）。有时又在难于把握的欲望面前，他采取默认、弃权的态度（如对李跃进的多次求助及生意失败时）。他的理性的意志往往向着多变的欲望妥协，这是冯建军抑制不住的冲动。不管他对张小英的渴求随时疯长，可是他最后仍然深深伤害了她功亏一篑，还是他生意的发达及至不择手段，都表露了他缺乏意志引导的合理选择。
崇高与卑俗、慈爱和妒恨、肃穆和轻佻、善良及邪恶……个体心灵的种种差异注定会见出分晓，这毕竟能体现出个体追求的结果。现时状态向个体展示的种种可能性、领悟力和选择取向的差别仅仅源于个体所受何种诱惑的驱策。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较大，人们之间存在的文化高下的区别，加之闭塞、保守，形成了很多人的心理偏狭，使他们要么患得患失，成功了，虚荣心更强，只要有一点挫折，便整天疑神疑鬼，认为中了别人的圈套，而失败了，那简直就无法容忍，时刻都在想报复。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容易诱发变态情绪：狂躁不安，丧失公德，不要法纪，公然藐视现实原则，甚至把流血也不当回事。这不如意，那也不合适，心中复仇欲指向盲目不清，实际根本就是毫无对象，也要恨、要憎、要报复，只有让其发泄，心灵似乎才可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这些人时刻需要一种强刺激，一旦没了刺激，他又变成怒目的雄狮，精光四射，准备随时出击。这实际包育了深沉的悲哀，潜伏着巨大的对个体乃至社会的、文化的、人类的威胁与危机，同时，显示了生存个体间某种亲和状态的瓦解和社会集团整合功能的丧失，宣告群体一体化悠悠蜜月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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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军很大部分个人价值能量是在商业经营实验和朋友交往中实现的。他的生父和养父都是军人，从一定意义上他承继了父辈的精神，但比他们走得更远。他狂热的不满现状，但又无法找到规范而且平安的出口，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击毁家庭温情和嘲笑生存的演练之中。性情上，他似乎是本身所处故事背景中的天生反叛者，为反叛而反叛，这种种冲动或许仅仅来自于那种狭促、窒息的生存空间；或许原本就有对命运抗拒的意味，仅基于希望拥有一个不同于先辈的世界。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现实欲望是那般模糊而遥远，不确切的召唤往往又使他们无法从容加以摆脱。悲哀的是，这种召唤不是由外部的际遇强加于他们身上，不是受到任何具有可行性的实际目标的怂恿，恰恰只是不安分的躁动的骚乱的灵魂自发地滋生的渴望。好比一只迫不及待从旧的躯壳中蜕出来的蛾，生命在膨胀，但它还不知道外面将是怎样一个世界。仍不惜一切努力地想钻出来，那种欣悦与激动是无法自控的。这种反叛从实质而论是一种玩道的在青春期萌发的生理上的条件反应。这部小说中，这种理念思索隐含在人物个人的性情和关系当中。这些人物的气质极为个人性，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王向阳……他们具有着某种大众的一般属性，但更多的只代表他们自己，作为独立个体而表示着自我性情。爱、友谊、冥顽、偏狭、敌视、迷恋、狡狯……作者将社会文化的某种指令，由人物独立去接收和执行，社会人生价值向度的个体误读使这些人物的命运时时呈现出某种先在决定性的一面。在对待金钱、良心、自尊、权力、情欲等等方面，作家是希望他们更为理智善良些的。作品中，作家想说明完善人的灵魂不是单纯的社会化约束，强调精神和谐自由而非富足发达的物质进步对于个体的价值。
在此意义上，作品借助于大的历史背景，追踪检视人生，透观心性。借由一群人的故事，托出自我对善恶美丑的审美鉴认，这种真实遍布全篇。王向阳的人生哲学是“人活在世上最快活的事情就是斗争……我们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多抢点过来，我什么都不怕。我们要用自己的本事捞天下”。“恶狠狠地闯荡一番”，他要“心怀大‘财’！发狠搞”，在他的鼓动下，冯建军放弃了自己小商店的小打小闹，也认为应该把杀头“当做天塌下来当被盖”，两人合伙（后来李跃进加入）多次走私贩运香烟，谋取高额利润，一种狂傲天下的恶性意识在膨胀。李跃进与他人赌博、嫖宿，屡次犯案，都由冯建军出钱为其斡旋平息事态。在与朋友和客户的交往中，冯建军感到他们狡猾不忠，仁义不守，也想尽早抽身出来，但近乎变态的情谊之心已使他积重难返、欲罢不能。他不听张小英劝告，不愿把辛苦挣来几万元钱用来作正当生意，在老父亲病情危重期间南下倒烟，想押最后一宝从此洗手不干。现实却给他当头一棒，他七万元的烟因王向阳、李跃进的“疏忽大意”被查个正着，个人财富因违法而充公。多年的惨淡经营已成泡沫。屋漏偏逢连夜雨，交不出烟给买主小易二人干仗，被逼无奈冯建军一刀差些要了他的命。他因诈骗别人钱财而被判刑七年。其间张小英同他分手（二人本就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嫁给了从前他从不正眼看的已是“华南建材贸易公司”总经理的刘建国。有趣的是，出狱后的冯建军心中，张小英仍是一只天鹅，张小英的离去，并未使他报复。李跃进勾引王向阳的老婆二人通奸被王发现后而李跃进反倒痛揍他，于是王向阳出于报复动机策划人杀死了他。
此时的冯建军一脸灰暗，遍布忧伤和心灰意冷的神情，“就仿佛窗台上生满了青苔一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了，“他的思想像一只受伤的野猪，钻到死胡同里去了，并在那里绝望地啃着墙”。他替王向阳难过，也为李跃进悲哀，李跃进是那种连自己的理想的边都没有碰着就死了的人。可是，读者恐怕更多地会为他本人伤心。李跃进死后，他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没了。五年的牢房生活，使他觉得他已被这个世界甩在后面好远了。他一生就是这样如犯了“煞”一样失去了两位父亲和两位母亲，失去了妻子、女儿、家庭，失去了金钱，失去了朋友，亲情、友情已离他远游，甚至那座他曾经太熟悉的城市他也认为自己成了被抛弃的局外人。到处碰壁，生活无着。他在幸福街已成了“弃儿”，连女儿也不愿见他这个有着耻辱史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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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葵花》以众多的细节，刻写了“我”的同学们尤其是冯建军在现实欲望的撩拨之下的不知所措、惊慌无助、反复无常的心理状态和强迫行为。在他的自我价值框规中，他的梦想总是不断落空，他的独语孤寂无援。他不断强化新的欲望，也渴望抗争，然而，在行为上又不断被动、尴尬。他原来善良的心灵被一种无序的实用原则所吞噬，变得焦渴、紧张、恐惧、好奇、不安。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当一切对文化的仇视破坏了一切现存的事物时，精神的事物在重建的过程中，只能由一种历史的记忆来保存，这种记忆并不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认知，而应该具有现代人生命的活力。”
何顿在尊重现实的一切存在时，让读者看到精神的光芒，创作追求本身无疑具有良好的美学愿望。作品将冯建军个人的生存档案升华为一种普泛的人生观照。进一步融合为对广阔现实情态的多层联系，就有了人生意义的深度和人生现实的博大。冯建军的痛苦和绝望操作就不会简单显示出人性的龌龊和生存的无意义，而在作品人物的心灵深度观照中，发现多种社会关系纠缠下“灵魂”的复杂性，发现生活的深度意蕴，从而看到作家的真诚、深刻、独立、直面人生的灵魂。
在冯建军的形象塑造中，何顿的现实精神表现为深切关注现实意义与理性审视人生，侧重于强调人物精神的现实内容。因此，通过对作品的审美把玩，人物自身存在的焦灼、危机感、苦闷、烦躁、意趣及欲望内容也就有了新的认识价值。作家关注人物的生命内涵，臧否内收却又感发自如，在立体交叉和丰富多变的人物内在情感交流中置换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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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冯建军因多次执刀抢劫出租司机，累计人民币二千七百余元，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他第二次入狱。小说至此结束。作品中冯建军两次被判刑，人们不免要问：这种结构设想是不是为了映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这些俗谚？第一次劳改的冯建军曾有如此感慨：“我感到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都在生活的各个地方仔细品尝着生活的苦果。我深深觉得这个世界生产了很多在茫茫大海般的生活中得不到爱情和阳光抚慰的人……”人们通过冯建军具有讽刺意味和嘲弄色泽的一生是可以参悟到一些其它文本以外的内容的。主题的叙述已完成。作家揭示残忍、愚昧、憎恨、凶杀、不择手段、策划阴谋等最终导致人格价值指向变得面目全非的结果，这实际是一种人在权力、金钱、情欲、友情等面前表现的自我迷失状态。像冯建军这样的人，是很难在一个平民化理想的结构中找到应有的位置的。其结局有点残忍，也实在是无可奈何。
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理解作家的悲剧性情感为什么总是那么强烈、凝重，对主人公为什么总在现实人生奋斗中困兽犹斗多一些了解，由此更加明确何顿心中所感受的苦难要比这大得多。
《我们像葵花》里，浩淼的历史情思引出了无边的如烟往事。因此，历史在何顿笔下呈现为一种“补叙”与写实交织的审美状态。现实历史的面貌和主体意念在创作整合中达到和谐一致。题目的象征所构成的隐喻世界，增强了小说叙事的鲜度和热度，也体现出一种高扬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宝贵的现实情怀引导着他鼓舞着他，使他有足够的力量与信心，悲壮地守望自己的家园——文学庭院。在亲历和写实上，让人们返观生存，实现文学审美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