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取向论文,中国论文,核心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寻求生存和发展是任何社会组织的本能，而增强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动态适应能力是保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政治发展不仅要求政治系统必须具备基本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公共政策的动员实施能力，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要求政治系统积极回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成功地把现代化所产生的新生经济社会力量吸纳进政治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治理能力与调适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作为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和治理功能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成为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
一、中国共产党：解读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关键变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整体而言，作为对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的一种理论概括，人们一般是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来总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的，而对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条件关注不够。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中，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比经济和社会因素要强有力得多。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其现代化发展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的现代化潮流推动的结果。通过转型或重建形成有现代权威的国家力量，并由国家力量引入现代化经济与生产要素，改变旧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在发育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培育起现代经济与社会，与此同时培育和建设现代国家体系，以便保持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和统一，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构建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体系是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①而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无论怎样的政治改革，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执政党的改革，并且所有关键的政治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②因此，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政治发展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与关键。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其发展和变革成为解读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关键变量。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并且体制与制度的多样化加剧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趋势，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有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和富人”、“干部与群众”是差异最大、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两个群体。并认为“10年来获得的好处最多的群体”排在前三位的是国家干部(68.8%)、国有或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而排在最后三位的群体则是农民工(6.7%)、工人(6.8%)和农民(16%)。③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从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看，目前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阶层约在23%左右，农业劳动者阶层约在44%左右，城市无业、失业阶层约在5%左右，这三部分阶层总数在72%左右。④在利益大分化的时代，各利益群体之间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是客观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对执政党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方面进行渐进而适度的调整与变革，以不断适应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在制度大变革和利益大分化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论预测。民主转型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各种社会条件与社会空间，必将使共产党政权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崩溃与停滞论则持消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逃脱不了苏东剧变的命运，其内在结构或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变化而必然崩溃、或因其结构性掠夺而使政权处于停滞状态。而持中间态度的调适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本身具有应对环境挑战的调适能力，共产党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能够容纳经济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中共政权既非绝对转向民主国家，也非走向崩溃，而是将延续其体制结构，继续生存。⑤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中有效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主流观点的解释是共产党政权在经济子系统中显著的改革政策成就，经济发展绩效所带来的统治合法性效果能够抵消其他子系统和整个系统某种程度的功能紊乱和权威流失。也有学者把中国体制的生命力归结为经济表现和有效政治控制的结合，以及民族主义的成功运用，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意识形态的不足和民众与“抽象的”政策话语的疏离。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核心制度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社会的相对稳定。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到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8260.2万名党员的超大规模政党，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是主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途的执政党，对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施加着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变化和政策举措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还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和挑战都是空前的，但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了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沉着应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通过积极主动的意识形态创新、制度改革和组织建设，进行着有效的调整和改革，不断提升自身的治国理政能力和应对社会矛盾和转型风险的能力，从而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动荡而复杂的环境中维护了其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其内在机理和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与理性反思。
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转型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题
对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而言，其关键问题是逐步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执政党和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形成一种能够容纳和应对持续变迁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制度结构。并且，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适，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任何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执政党而言，需要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时代与经济、社会变化的要求。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不断寻求有效的建设战略，合理调整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其政策与制度体系，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和政治期望。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高扬革命理想主义旗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逐步转变成更能代表民意与回应民情的现代政党，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和调适能力的日益增强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主题。
政党调适性(Party Adaptability)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主要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迅速转型，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政治文化日益革新且多元分化的条件下，执政党迅速变革内部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以便能够对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具体包括政党组织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性的输入和输出活动，通过战略与结构的系列变革以有效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达成“首要目标”的能力；同时，政党组织通过协调内部组织成员的活动目的，使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以维持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转。⑦政党适应性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⑧(1)政党开放性。具体包括内部开放，保证党内渠道开放畅通；外部开放，不断招募社会精英，向全社会吸纳贤能。如果政党缺乏必要的开放性，就不可能从社会上广纳精英、也不可能迅速回应社会需求，进而迅速陷入萎缩的灭顶之灾。(2)政党回应性。政党回应性有赖于制度化地克服执政党与群众的心理距离，时刻保持对环境的敏感性。(3)开放性和回应性的不断制度化。制度化是行为常规化、理性化与稳定化的过程，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政党的制度化有利于适应性的提高。执政党必须在内部进行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党内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对内外执政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主导能力，以此增强执政党的内部活力和凝聚力，不断扩充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其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
迪克森(Bruce Dicson)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适应性：效能型适应(efficient adaptation)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新的政策行将出台，由此推行组织机构改革，促使意识形态、政策与新的组织形式相吻合，这是政党在与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取向的功能性调整，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政党执政的效能。回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是政党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环境压力时，所做的更为深层次的适应。此类适应性要求远不止于人事和政策调整，而是要求政党精英群体接受的政策不仅仅反映其自身的偏好，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的需求。这种适应性可以看做政党在与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的结构性适应。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战略意味着在继续垄断合法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试图变得更具包容性，吸引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减少对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⑨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了政党—国家体制的适应性，维持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主要是一种效能型的回应。而不断深化党内治理制度创新，加强组织结构调整以提升执政党功能性适应能力，提升国家治理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实现回应型适应将是下一阶段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历史使命。
德国学者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适应”阶段。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呈现出五个基本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⑩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控制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萎缩和遭到侵蚀，全球化和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多方面交往进一步削弱了党对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创新和组织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推行的这些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当下所面临的多重挑战，有效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11)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能力建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主题，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政治体制的弹性和灵活性，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线。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改造它的组织形式与内部治理结构，适时调整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使自己适应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所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转型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题，对维系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政治大局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三、中国共产党的调适策略：意识形态创新、组织建设与制度变革有机互动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国内面临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觉醒，党已经不可能再单纯依靠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和严格的控制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充满动荡和风险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通过意识形态创新，稳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有效整合各种合法性资源，不断提高党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回应，在渐进调适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
首先，意识形态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核心举措。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支柱性力量。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意识形态柔性化，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弱化，民众也开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冷漠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异常活跃，意识形态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功能，彰显出勃勃生机。在意识形态内容的更新上，“三个代表”解决了党的传统理论中阶级基础过于狭窄而不能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局限，为执政党对社会各阶层开放和重新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没有放弃党的传统阶级支撑力量的同时，把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各种新兴经济社会力量吸纳进党的组织系统之中，大大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为应对中国社会矛盾增多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重点转入“科学发展、和谐、生态”等新的话语体系之中。第五代领导集体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民本式的重新解释，将着重点从“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转向第三个代表，充实了其民本内涵，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概念以引导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也容纳了中国儒家思想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中的某些元素，更加关注社会平等与公平正义问题，更加强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融汇性，不断注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历史文化等元素来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意识形态的功能变迁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意识形态是引导和改变共产党组结构与功能、规约干部行为及引领社会发展的主轴，而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实用主义的时代，意识形态开始转变为论证现存政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并且，党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新而使其与市场经济环境相容，凸显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性变化，既符合中国外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效协调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话语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话语体系继承与创新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党继续执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通过意识形态创新，不仅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赋予合法性，为党的改革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而且成为执政党一系列组织建设和制度变革的引擎，开启了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战略性互动的新时代。
其次，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着力点。政党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做出政治纲领、组织构成的调整，成为政党维持生存常用的有效策略。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宣布阶级斗争的结束，并且不断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方式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建立党与各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制，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趋向规范与和谐。(12)中国出现了无数的社会组织类型，包括商业协会、专业协会以及体育和业余爱好者俱乐部等。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批准的，在特定的领域代表和表达专门的组织性利益。这种国家法团主义的战略并不是要放弃控制，而是以更加灵活而间接的手段来加强对社会的调控效能，以形成党与社会更为和谐的互动关系。在组织建设方面，意义更为深远的举措是吸纳新兴的经济社会精英入党，特别是专业和科技精英与私营企业家。随着国家建设战略重心的转移，经济现代化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建立直接联系。因应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党组织逐步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2010年全国1.47万个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团体中，1.42万个建立了党组织，占96.8%。1.93万个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中，1.89万个建立了党组织，占98%。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同时，高学历人才和年轻人的增多成为党员结构变化的显著趋势。在2002年十六大时，党员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35岁以下的党员分别只有24.2%和22.2%；到2007年十七大时，这两个比例则分别上升到31.1%和23.7%；而截至2011年底，党员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319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8.6%；35岁以下的党员206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在十七大召开时，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286.3万人，占当年党员总数的3.95%。仅2010年一年，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发展党员13.1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4.3%，比上年增加0.4万名；在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8.3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2.7%，比上年增加1.1万名；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1.6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0.5%，比上年增加530名。(13)党员的吸纳标准和党员社会构成的变化，生动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党在社会变迁中对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一种政治承认。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吸纳，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的敏锐洞察和理性权衡，有助于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提升了执政党的调适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
最后，制度变革是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重心。较高的制度化运作水平是政党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制度化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制度能力是现代政党政治能力的关键组成要素。在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中，执政党不仅应当体现为理性的行动者，而且理应作为理性制度的综合体。(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执政党自觉维护国家的法制权威，不断提升依法执政的水平。同时，推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建立和完善执政党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全面提升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制度化水平。到2010年底，党领导立法机关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236件，涵盖宪法及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案七个法律部门；现有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90多件，地方法规86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稳步推进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建设，确立党章和制度的权威，完善党内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加强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建设，使之成为高度制度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现代政党。在组织管理方式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建立了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新陈代谢的正常离退休制度，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陆续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制度化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党内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执政党把发展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认为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的作用；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和竞争性选举的力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内民主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有力。制度的动态调整巩固了意识形态创新和组织建设的成果，随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水平和党内治理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弹性和活力不断增强，执政党对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提升，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确保核心制度长期延续的前提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线是推动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在根本制度的边缘与外围地带不断推进各种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了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基于利益大分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稳步成长，社会有了逐步清晰的利益格局，为社会力量的再组织化和新兴边缘化利益的重组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前提，也为执政党治理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宏观历史背景。重新调整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变过去长期单纯依赖行政资源来整合社会的方式，更多地顺应社会本身的内在脉络和满足新时期基层群众的需求和期盼，通过动员与服务基层社会来提升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转型的战略抉择。
四、执政能力建设：执政党调适性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政党调适性主要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与提高政党适应性具有内在一致性，政党对变动不居的外在环境的适应过程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过程。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优化执政主体、完善执政体制与改进执政方法三个方面有力推进了执政能力建设。
首先，优化执政主体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前提条件。影响执政党调适性的重要变量是执政精英的作用，他们既是推动政党变革与增强政党调适性的首要能动者，也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科学驾驭和运用各种国家法律、治理制度和公共政策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领导机关的结构优劣和运转状态，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校在发展定位与课程内容上的调整，不仅引导着干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干部熟悉各种应对环境变化的现代知识，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行政官僚，有效塑造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国家认同。同时，党通过组织人事制度的变革，不断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在干部选任、干部交流等方面引进了现代管理形式。为创建一支具有现代专业素质的干部队伍，教育背景、职业能力以及年轻化等标准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同时，政治忠诚的标准依然得以维持。另外，在干部考核与责任制度方面，高层权力激励与干部行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促成干部政治忠诚和主要政策的执行积极有益，并且干部岗位责任制作为治理工具和干部管理的手段，在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服务的同时，通过调整考核指标、改变指标权重等方式有足够的灵活性以调适各种经济社会变化的需求。
其次，完善执政制度和改革执政体制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根本保证。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和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制度和体制的运转得是否灵活高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在制度完善和体制变革方面下功夫，不断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执政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优化执政党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党与国家关系的理性化更是改革执政体制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压力重重的环境中，已经开始对传统的党政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推进党政关系的理性化与规范化，并把党政关系调适的重点从党与政府的关系转向党与人大的关系，如普遍采取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做法；并在不同行政层级的党委政府中推行不同的党政关系模式，如在中央和省的层面，着重推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和适当的职能分工，而在对县乡等相对基层的政府，基于政务与党务的区分比较困难，则有党政职能合一的趋向，表现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较大弹性空间。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为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内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努力通过制度建设来构造一个能有效治理的监管型国家。党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开始重视人大作为地方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立法领域和基层治理领域适度开放政治过程，增强公共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并不断加强各级党政领导选拔和选举的竞争性和开放性。另外，党正在通过更为灵活和弹性的手段逐步实现对社会的重新调控。面对社会自主空间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期望暴涨与社会结构性张力增强这些问题，党通过革新意识形态话语、改变党员的社会构成、加强基层组织和“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提供公共服务等调适性策略来应对社会变化，以满足不同群体多元的利益诉求，进而在不断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过程中强化党的执政能力。
最后，改进执政方式与方法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重要内容。执政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是影响执政党执政能力乃至执政安全的重要因素。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党调适性，就要适应世界文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与方法。一方面，党进一步改善了政治吸纳策略。为了应对新兴经济社会精英的产生，党在变化中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使用新的生存策略，开始与经济改革中的新兴阶层(如私营企业主、科技和知识精英等)进行合作并吸纳其入党，并通过创建商会等法团式机构连接私营企业。同时，党进一步改善了其传统的渗透策略。在富裕和经济发达地区，党组织渗透基层社区主要通过强调党的中心作用，通过供给政策扶持、财政资源与公共服务来建设社区。而在贫困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党强调社区自主性而通过党对居民的社会参与动员来实现社区建设，以扩大自身的社会凝聚力和影响力。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的兴起与普及，公民可以表达观点的公共空间逐渐生成，党开始加强对这类公共空间的管理，党不仅通过组建管理机构、制订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批准合法网站的建设、检查互联网信息内容、规制公共网络设施、促使网络用户自查等手段来掌控网络在中国的影响，而且通过网络技术革命在客观上增进政府的效能与责任。另外，党采取混合式的策略来应对社会挑战，党对不同社会领域采取不同态度，对于不会挑战政权的非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采取合作或吸纳的态度；而对于挑战政权的政治领域，则采取压力或排斥的态度，这一混合性的策略方式正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其调适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手段。
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制度空间的变化，既对执政党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执政党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执政党建设就是在挑战中生存，在适应中演进的，这种渐进调适过程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当然，执政能力建设也好，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也罢，最终都要服务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即通过执政党的转型与重构实现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进而完成未竟的现代国家建设大业，这既是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合法性理由，也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五、基本结论
政党变革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直接原因，外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催化剂。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政党变革的内部因素是执政精英集团的代际更替和党员社会构成的深刻变化，外部因素则是现代化过程中革命性的经济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置身于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也在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不断再造和重构着自身。随着中国社会基础性结构急剧的转型和变迁，执政党作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和支配力量，其领导和执政方式必须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现代化在不断地型塑着整个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塑造着作为政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执政党。因此，执政党既充当着推动和组织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现代化过程导致的社会转型也对执政党的价值体系、治理制度、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施加着巨大的影响。目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公众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预期和要求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公众提高了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社会秩序等民生发展领域和政府善治的要求，执政党必须尽力满足民众已经提高的各种不同社会需要和政治预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在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稳妥地推进自身的民主化与理性化，政党现代化不仅开启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执政党必须适应现代化的时代需要，不断改进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通过组织的功能再造、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实现党内治理的民主化和社会治理的理性化，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转型。同时，不断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通过增强执政党调适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并全面带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过程中健全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和民主化，也就是通过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引导和推动国家的现代转型。
注释：
①参见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4页。
②参见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2页。
③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④全国党建研究会课题组：《当前党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⑤李春峰：《变化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调适性——海外中国研究的视角》，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
⑥[德]舒根德：《中国的信任与合法性》，吕增奎主编：《民主的长征：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⑦参见孙继红《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思考》，载《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0期；以及聂平平、武建强：《西方政党适应性问题理论述评》，载《新视野》2010年第4期。
⑧胡荣荣：《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政治变迁》，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⑨参见Bruce Dicson(1997).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Clarendon Press,pp.18-29; Bruce J.Dickson(2006),"Whom Does the Party Represent?:From 'Three Revolutionary Classes' to 'Three Represent'," in Tun-jen Cheng,Jacques de Lisle and Deborah Brown(eds.),China Under Hu Jintao:Opportunities,Dangers,and Dilemmas,Singapore,Hackensack,N.J.:World Scientific.pp.75-96.以及杨云珍：《政党适应性：理论回溯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1日第7版。
⑩参见[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1)具体的改革措施及其绩效评估，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一、六、七、八章。
(12)参见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六章和结语。
(13)陈志刚：《党员数量结构的新变化及其新挑战》，载《探索》2010年第6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90年来中共党员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载《光明日报》2012年8月2日。
(14)唐皇凤：《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中国经验及其理性审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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