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作品经典化问题的后殖民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里论文,经典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现了一股研究托妮·莫里森作品的热潮，从近几年相关成果的产出时间及总量分析，这股热潮仍在持续。虽说四十多年的时间(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70年)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显得短了些，但自从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学界一直把她的作品列为世界经典加以研究，没有人否定过其作品的经典地位。在此，笔者最想探究的是究竟什么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莫里森作品推入经典化的进程。当然，起推动作用的因素少不了哈罗德·布鲁姆观念中的意识形态、评论界、经典性、各类奖项、学校教育等，但除了这些因素，笔者认为肇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并于九十年代进入全盛状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 米歇尔·帕克和罗杰·斯塔奇在《后殖民文学》一书的前言中把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发展列为20世纪文学最令人瞩目的特征之一(Parker and Starkey 1)。另一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戴安娜·布莱登则在《后殖民主义》的序言中指出，“在20世纪末，要进入人文学科的研究而不承认受到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Brydon 3)。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在族裔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黑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可以说，这个理论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并推动了我国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直接催生了一股托妮·莫里森作品的研究热潮，从而把莫里森作品推入经典化的进程。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出版为标志，20世纪八十年代迅速兴起，九十年代趋于成熟，影响涉及西方人文社科各个研究领域。该理论思潮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旅行”到我国，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方文学理论、文化思潮的不断涌入，学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反传统潮流，当时的结果是出现了过分认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形，学界精英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民族归属意识，反映在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好回应了当时建构民族文化的呼声，并为阐释中国当时的种种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王岳川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115)。类似现象确实引起了我国知识分子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后殖民理论中看到了当时中国需要的东西。 道格拉斯·罗宾逊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中认为后殖民主义研究主要有三种定义：“一是独立后对欧洲前殖民地的研究，所跨越的历史时期大约是20世纪下半叶；二是对欧洲前殖民地被殖民地化后的研究，这包括16世纪以后的现代时期；三是对所有的文化、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研究，这种观点主要侧重于政治和文化力量，跨越整个人类历史。”(文军 viii)罗宾逊认为在这三种界定中，第三种是“从与其它文化的权力关系等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化、社会、国家和民族，征服者文化是如何迫使被征服者文化屈从于他们的意愿；被征服者文化如何回应、调适、抵抗或克服征服者文化的侵蚀……后殖民主义是审视不同文化之间权力的一种方式，即审视由统治与服从、地理以及语言移位交织在一起的动态现象所导致的心理社会变化。它并不想要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只是解释这个被忽视的现象，一种文化控制另一种文化的现象”(14-16)。关于后殖民主义，赛义德更直接地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视角进行界定，认为后殖民主义不是像当时殖民主义者那样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等手段武力侵占别人国土或掠夺资源，而是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实施其霸权计划(赛义德 204)。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思想倾向的总称，是一种文化思潮，它并非单纯地反对什么，而是关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对抗的关系，关注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语言、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在这股理论思潮中，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被尊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剑客”，他们以文学文本为途径，从而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以文学文本的分析和批评成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基础，这股理论思潮催生了许多学术研究关键词，如身份、建构、杂糅、边缘、中心、话语、权力、他者等等，引导文学研究走出文本框架，把文学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内，对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赛义德运用福柯的权力与知识关系理论解构文学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不仅时间跨度很大，文本类型也颇具多样性，涉及诗歌、小说、新闻媒体报道，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促进了跨学科学术研究。斯皮瓦克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论证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策略。她认为，这些经典文本中存在着一条明晰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出构成这些伟大作品的政治伦理因素和文学研究的体制问题(Spivak 69)。霍米·巴巴则以其混杂理论而著称，他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一再指出，在多元文化主义色彩纷呈的虚伪外表下面，往往掩盖着对少数族裔权利的漠视，因而提倡一种文化差异观念，伸张少数民族的表意权或叙述权。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关注第三世界，关注弱小民族，反抗西方文化霸权，反抗男性霸权，为阐释各种文化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所以很快地传播开来。在国内，王宁、赵稀方等学者先后就后殖民文学与经典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展现了文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概念，虽然表述不一，切入点不同，但内涵还是基本相同的，都包括了历史分期、文化差异、反抗与颠覆等。在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没有明确的时间性，主要指涉一种态度、视角、理论超越。从思想来源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跟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是分不开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是西方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的批判和反思，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其从他者视角、边缘视角解构、批判西方现代性和西方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后殖民主义的宏观结构奠定了基础，使之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女权主义、全球化浪潮相结合，构成一种宏大多元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专家学者纷纷研究少数族裔及第三世界文学作品，从其边缘地位揭示文学经典形成背后的各种政治因素，从而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政治和艺术融为一体的现象存在于美国黑人文学传统的灵魂深处。黑人女作家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影响，对社会问题有其独特的洞察力，这种双重边缘身份成为她们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大优势，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关注的正是边缘群体，无论是性别还是种族，黑人女性都正好迎合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其作品的边缘地位也给后殖民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莫里森和沃克等黑人女性作家都是黑人民族文化的积极推崇者和守护者，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中政治性的肯定者和实践者。莫里森曾说，“所有好的艺术历来都是有政治性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曾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Matus 13)。同时，黑人女性作家还擅长于把政治话语和黑人民族文化在作品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如女权主义、种族歧视等，融入黑人民族文化内涵，形成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创作特色。她们通过对民族对立、民族融合、文化冲突等主题的尝试和探讨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多元倾向给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从而凸显出这一时期黑人女性作品的社会价值。 黑人女性作品文化内涵丰富，政治性强，往往涉及种族、性别、阶级、边缘化生存等话题，几乎全面涵盖后殖民理论的关键词，而且正好契合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元化的走向，也回应了少数族裔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呐喊，所以在后殖民理论思潮影响下，国内出现了美国黑人女性作品研究热潮；同时，由于托妮·莫里森在黑人女性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个研究热潮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渐渐演变，聚焦在莫里森身上，形成了托妮·莫里森作品“研究热”，并与其他力量一起快速把其作品推入经典化的进程。 二、后殖民视角下的经典性 上文所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为莫里森作品的经典化进程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理论支撑，是促使我国莫里森作品研究热潮形成并持续升温的外部因素，换言之，就是促使莫里森作品经典化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西方经典的内涵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绝不是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但这些社会关系无关乎阶级斗争”(29-30)。布鲁姆强调精英文学，反对把审美范畴的文学作品跟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挂钩，但从上述引文看，他并不否定经典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这种社会关系斗争不可能不涉及阶级斗争，由此他的经典生成观有些自相矛盾。他曾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如下的句子更富于智慧和令人警醒：‘没有一个人的内心可以强大到不受外界因素的巨大影响’。憎恨派人士不需要这一告诫，而我要……多元决定是一个阴暗的真理，在生活和文学中都是如此，而个人意志和活力与社会和历史力量的竞争在这两个领域中都永不止息”(布鲁姆 270)。布鲁姆是精英文学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他对经典性的强调是学界众所周知的，但他并没有绝对否定外部因素的影响；后殖民主义文学经典观被归入“憎恨学派”之列，它突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强调经典形成背后的权力之争，但它并不否定经典性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无论从精英学派的视角，还是从憎恨学派的视角，文学作品要想进入经典行列，外部因素和经典性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莫里森作品的经典性恰恰体现在后殖民文学的内涵上。她的创作风格、作品主题、作品内涵等无一不体现她的种族身份和文化立场。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曾说，“莫里森的小说象征着人类的共同命运，超越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界限”(Gates xi)。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曾对托妮·莫里森的创作风格、作品的内涵及意义等予以高度的评价：“托尼·莫里森笔下的黑人世界，无论是现实生活或属古老传说，作者带给广大美国黑人的始终是他们的历史渊源，一幕又一幕历历在目。尽管她继承了福克纳的风格和拉美传统，但那巧妙的叙事手法，每部小说相互迥异的笔调，独特的情节，让读者从中汲取无穷的乐趣和欣慰……这一点清清楚楚地反映在托尼·莫里森所写的第一部作品中，也真真切切地体现在她自己高度概括的一句话里：‘我的作品源自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赵平凡 315)。从贩卖非洲黑人的中间通道，奴隶制时期，战后重建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黑人北迁大潮，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等，莫里森笔下的黑人生活总是跟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体现了赛义德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授奖词”对莫里森在继承传统方面予以充分肯定，而对传统的继承则是布鲁姆界定为经典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的经典作品出现，“要想在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中一再取得重大的原创性，人们就必须承担影响的分量。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和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7)。为此，布鲁姆指出，“能够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23)。莫里森的作品有一种不可限制的精神，一种脱离教条和简单化道德界定的自由，一种认知原创性，一种陌生性，而这些在布鲁姆看来都是进入经典的基本要求。莫里森的陌生性体现在她对奴隶制及奴隶经历的独特视角上，美国历史上最难以启齿、最为黑暗的一页竟然是以鬼魂的形象，即宠儿还魂归来的方式重现的，既有魔幻现实主义又有意识流的叙事手法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曾经发生过但却又令人陌生的环境。 莫里森在创作手法上继承福克纳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征模式。在莫里森的作品中，叙述声音不是单一的。她往往会安排某个角色作为主要的叙述者，然后，以这个叙述声音为中心，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让小说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补充，从而形成了多角度叙述的特点。此外，莫里森还充分运用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使其作品呈现出时序相互倒置、相互渗透的多层次结构，具有很大的时空跨度。在《宠儿》中，莫里森采用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来展示人物瞬间的内心活动及思想变化，如宠儿、塞丝、丹佛的内心独白，反映“中间通道”贩奴船上黑人非人遭遇的章节都采用意识流的手法，艺术地、立体地再现了历史。与此同时，莫里森把黑人民间传说，黑人传统习俗、黑人土语、黑人音乐等融合到作品中，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民族身份，巧妙地处理种族问题，为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布鲁姆认为经典文学作品应具有丰富的内涵、创造性、跨越时空性、持续可读性(10)，而这四个方面莫里森的作品全都涵盖了，这不仅从诺贝尔授奖词中得到论证，也可以从文学评论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中得到论证。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也曾就经典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并有全面的论述，董洪川、龙丹在“经典与帝国：萨义德的经典观”中进行了概述，认为“萨义德理解的‘经典’至少有三层内涵：一是经典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遗迹；二是重读经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是经典阐释是一个永不停止的事业，决非一劳永逸”(155)。无论是布鲁姆的界定还是赛义德的论述，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流派，经典性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如上所述，莫里森作品的经典性体现在后殖民文学的内涵上，是把其作品推入经典化进程的因素之一。 三、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文学评论界 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23)。而评论界对莫里森作品的青睐跟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是密不可分的。 莫里森在世界文学，尤其是后殖民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霍米·巴巴的推崇以及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巴巴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扛鼎之作《文化的定位》中把莫里森推为后殖民文学的典型代表，而这部作品又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及文学的必读之作。在巴巴看来，莫里森的小说，尤其是《宠儿》，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一个没有明确界线、始终处于边缘的空间，一个只属于黑人的空间，一个他称之为“非家的”空间，一个“第三空间”。巴巴认为，“家是一个隐蔽的空间，但它也已成为历史的最复杂部分能够侵入的场所”(Bhabha 13)。这个空间是黑人奴隶的叙事空间，因为“非家的时刻会把隐藏于个人心灵深处的创伤性模糊感同政治现实的更大断层联系起来”(Bhabha 15)，把个人经历汇入民族经历之中，把个人生活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本著作中，巴巴还以《宠儿》中的奴隶母亲为例，经过深入分析后指出，“但从奴隶主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之前，莫里森坚持给奴隶母亲的道德进行重新定位，这个问题很折磨人。这位奴隶母亲的确是从外部看奴隶世界内部的阐释场所，而这个‘外部’就是被她谋杀的女儿还魂归来，是她的另一自我”(Bhabha 13)。在巴巴看来，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定位和阐释是少数族裔获得话语权必不可少的步骤。《宠儿》的女主人公塞丝为了女儿不再生活在奴隶制下，在遭遇奴隶主追捕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塞丝的行为虽属个人选择，但用巴巴的话来说，还是跟“当下的政治现实”有关，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道德界定范畴，应该对此进行重新定位。 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对莫里森作品的阐释给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带来极大启发。巴巴指出：“研究世界文学也许就是研究各民族文化是如何通过‘他者’的投影来认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传播曾经是世界文学的主要主题，现在我们可以说移民、被殖民者、或政治难民——这些边界以及边疆的状态——成了世界文学的研究范围。这类研究的重心将放在莫里森和戈迪默在他们‘非家’的小说中曾经表征的那些‘畸形的社会和文化移位’”(Bhabha 17)。莫里森作品中的“非家”空间、黑人和白人民族文化之间既对立又融合的现实、黑人两性之间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传统都解构了二元对立概念，为后殖民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典范。 除了巴巴之外，整个西方文学评论界对莫里森的作品也予以高度的关注，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一种互动，推动着彼此的深入。20世纪七十年代后，以独特的面貌崛起于美国文坛的黑人女性作家被认为是美国黑人文学、黑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能量中心。八十年代之后黑人女性文学更是以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和1983年普利策奖及全国图书奖获得者爱丽斯·沃克而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密歇根评论季刊》(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等学术刊物都刊登了有关托妮·莫里森和爱丽斯·沃克等黑人女性作品的相关研究文章，玛丽·伊凡斯(Mari Evans)、格鲁里亚·纳罗(Gloria Naylor)、吉尔·马特斯(Jill Matus)、大卫·米特尔顿(David Middleton)等国外专家学者分别从种族关系、女权主义、身份构建、文化争持角度进行阐述，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此外，剑桥大学出版社、劳特利奇(Routledge)等也出版了多本黑人女性文学研究专集，使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些论文的切入点，如身份构建、文化争持、话语权力等，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视角，有着强烈的后殖民批判意识，跟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一起推动着莫里森作品的经典化进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也深受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对莫里森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催生莫里森作品“研究热”并把它们推入经典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主要术语，如种族、阶级、性别、身份、权力、文化、政治、他者、边缘化、去中心化、霸权等，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也频繁复现，对文本中两性之间、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各种文化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黑人的边缘化地位，黑人历史的叙事性质，以及文本中的各种话语建构予以高度的关注，从而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多个交叉点，形成了一种互动现象，推动着彼此的发展和深入，也推动着莫里森作品的经典化进程。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论题的种族关系在黑人女性文学中得到了高度关注，多位学者指出这是莫里森作品的永恒主题。例如，陈法春在“《乐园》对美国主流社会种族主义的讽刺性模仿”中指出，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通过描述黑人群体建构新乐园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种族主义，进行了讽刺性模仿，而讽刺性模仿正是霍米·巴巴所倡导的边缘群体对主流社会应该持有的态度。巴巴认为当少数族裔面对主流社会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应该采取有效的手段，讽刺性模仿就是其中之一。 莫里森被冠以“女权主义作家”的称号，虽然她本人并不怎么接受，但却是学界认同的，因为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总是那么光彩夺目，或悲壮凌云，或独立自强，或颇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相比之下，她笔下的男性人物则显得幼稚、卑劣、懦弱。多位学者，如乔雪英等曾发表文章，研究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及其身份建构；还有学者通过深层的文本分析，指出她的女权主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而是有着黑人民族特色的女权主义，黑人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都以民族为先，然后才是自身，这就决定了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之间的关系并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心目中的那种二元对立。女性的追求变得更加多元，视野变得更加宽广，这点在我国近三十年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中已经呈现明显倾向。 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是斯皮瓦克反复强调的问题，这在我国黑人女性作品研究中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王玉括等人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研究莫里森作品中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指出莫里森的创作动机十分明显，即通过让宠儿复活，把历史置于现实场景，促使人们反思历史，从而改写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黑人民族的历史，笔者认为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历史的叙事性，以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呐喊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应。 从文本的话语结构与权力关系角度研究黑人女性作品的学者也表现出较强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意识，如“《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2006)、“《最蓝的眼睛》中的话语结构”(2004)等都受福柯理论的启发，从文本的话语结构入手，分析各个群体的权力关系，从而揭示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整个黑人群体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事实，同时也展现黑人民族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进行的抗争和颠覆性活动。 此外，莫里森作品中的民族文化、民族融合、伦理诉求等等都是外国文学评论界重点研究的主题。文学评论界的学术争鸣在把某部作品推上经典地位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经典往往是历经几代，甚至几十代乃至更长时间，在反复争论、反复阐释中逐步形成的。笔者认为莫里森的作品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进入经典之列得益于像巴巴这样具有大师地位的学者兼评论家，得益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以及在其推动下的文学评论界。 四、后殖民视角与意识形态 在莫里森作品的经典化进程中，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关键元素之一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的莫里森作品“研究热”中该元素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动物”(Althusser 45)。就文学领域而言，在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影响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学界就意识形态的定义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表述，但基本能接受这种定义，即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表现在社会意识中，并使它们统一起来的价值体系；人们是通过它去理解世界、进行价值判断的，它是社会集团成员所共有的，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双重特征。鉴于它的双重特征，意识形态的复杂程度也可想而知，其呈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它可能是某种主张和原则，也有可能是某个庞大的机构和体系。诺曼·费克拉夫曾用非常简洁的语言给意识形态下了一个定义，“人们无需思考就会运用的制度性的东西，往往包含着诸多假设，这些假设直接地或间接地使现存权力关系合法化了……意识形态权力是指把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操作办法普适化、常识化，是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要补充”(Fairclough 33)。在大多数的社会语境里，意识形态都是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界定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权力和阶级属性问题，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功能，例如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在建国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主流意识形态以其特定的方式操控文本的选择，苏联文学成了当时研究和翻译的热点。 正因为意识形态的作用，莫里森的作品受到大学教育的关注和和各种奖项的青睐。莫里森的作品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编入美国学校教材，“美国黑人研究、美国文学、妇女研究等课程都选用莫里森的作品，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最蓝的眼睛》入选《诺顿妇女文学选集》，毫无疑问，莫里森已经进入经典行列”(Mckay 7)。与此同时，莫里森本人获得的各类奖项也推动了国内外的莫里森作品“研究热”，并把它们推入经典之列。1977年她的小说《所罗门之歌》被评为年度最佳小说奖，翌年又因该小说而获得美国的“全国图书评论奖”；1988年她获普利策小说奖，并因《宠儿》而获得罗伯特·F.肯尼迪奖；1993年莫里森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把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写活了”(赵平凡 315)，从而走上了世界文学最高领奖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她赢得了学界非同寻常的关注。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历来同情受压迫者，支持弱小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个体也大都持有这个观念，有意或无意地选择同情弱小民族。莫里森的作品也于2000年起入选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20世纪美国文学选读》和胡全生等人编著的《20世纪英美文学选读——后现代主义卷》等高校教材。在国内的莫里森作品研究热潮中，外国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占了不小的比例，截止笔者撰写此文之时，相关学位论文共217篇，其中博士论文10篇。黑人从种族角度来说属于弱小种族，妇女从性别角度来说属于弱势群体，这种双重的弱势地位和边缘身份使黑人女性文学迎合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了契合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成为族裔文学研究的热点，也同本文探讨过的其他因素一起催生了国内的托妮·莫里森“研究热”，把它们推入了经典化的进程。 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翻译对象的选择。莫里森已有七部作品被译成汉语，大多得以重译或再版，虽然目前我国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其作品的汉译质量，但汉译本的发行为国内更多学者加入莫里森作品研究领域扫除了语言障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股莫里森作品的研究热潮。在文学翻译领域，“译什么”，“怎么译”，“由谁译”这三个问题被列入意识形态考察范畴，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冯·弗洛托认为：“在女权主义时代，或在一个深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时代，翻译思想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译者都积极地搜寻当代女性作品，把它们译入自己的文化……其次，因为妇女运动把语言界定为强有力的政治工具，生活在‘女权时代’的许多妇女也面对翻译中的干预及审查制度问题。”(Flotow 14)可见，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翻译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莫里森作品在我国的经典化进程。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莫里森的作品缺少布鲁姆所说的丰富内涵、创造性、跨越时空性和持续可读性，即使有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和其它外在因素，也很难进入经典的行列；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没有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推动，莫里森的作品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搭上经典化的航帆，因为经典地位的确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发展和演变。在莫里森作品的经典化进程中，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是一种助推器，一种催化剂。通过剖析其在莫里森作品经典化进程所起的作用，笔者希望把文学研究、理论思潮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拓展外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以期更多地承担赛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标签：后殖民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黑人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宠儿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托妮·莫里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