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空间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多种理论转向，空间转向作为其中一种，它试图改变传统左派历史叙事之“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prioritization of time over space）。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角度看，正如任平教授在本组笔谈中指出的那样，应当并且能够把空间视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之一。这对于扩大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加强它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力等都有直接的好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既不是简单地从“时间（历史）”走向“空间（地理）”，更不是以空间转向的直接理论成果来替代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动向，空间转向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而且对其本身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如果不清理它自身的理论地平，我们就无法判断其理论内涵和政治价值。
社会批判理论话语转向中的空间问题
空间转向，或者说，空间逐步成为占据优势的理论主题，这一学术现象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较为广泛地观察到。当然，这一趋势由多方面理论运动合流而成，其中包括以列斐伏尔为核心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或空间）研究，以哈维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后）结构主义支持下对现代性空间经验的文化研究等等。当然，从起点看，20世纪70年代早期，“空间转向”便实际启动了。
值得强调的是，“空间转向”只是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批判理论发生的重大转向之一。而所有这些转向——如“霸权转向”（或“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等——都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且是传统左派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必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之后果。我在对其他转向的研究中已经指出①，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转向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突围”，在理论上“生活在别处”的感叹。因此，需要从这些转向发生的实际历史语境来理解它们。空间转向并不例外，特殊的是，它提出了传统左派理论时间优先于空间之偏好这个问题，把空间作为新的理论地平。
就理论来说，时间和空间是描述人类经验的两个基本维度，但是，“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进一步，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把空间从压抑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行动是否能够带来对历史和当代的更具说服力的理解，并实现理论自身的目标？
激烈主张“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苏贾（他亦是“空间转向”最激进的推动者之一）从学术史角度对空间转向做过精彩的描述。③ 在此，我不赘言相关话题，而是提出一个有助于理解这种理论史的有趣反例：同在空间转向理论语境中的哈维，其研究经历的起点恰恰不在于把空间维度或视角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而是在理解空间时引入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叙事这个参照点。如果说转向的焦点是传统“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之缺失（或以哈维的话来说，以城市研究为中心的地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盒”），那么如何理解哈维的学术经验呢？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然而意义重大的问题。在表面上，哈维的“奇特”之处似乎在于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外部提出问题，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相关激进理论家相对，后者是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问题的。然而问题本身仍然在深处，即马克思主义外部的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学这两种表面相对的潮流为什么能够合流，并最终促成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向，在这种合流的核心之处——空间作为一个问题，它是如何理论化的？这恰恰是在空间研究中的科学标准问题！也即是判断当代社会理论对空间问题进行表述的科学性质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把问题引向了无法回答的认识论问题。诚然，但亦不尽然。因为，只要始终抓住理论与现实（或者，批判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就能够清晰地解答，而无须重返形而上学的避难所。以哈维为代表的地理学家转而诉诸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实证主义地理学运动恰恰证明这一科学方向本身是个“创伤”，它努力地以客观姿态加以解剖的空间恰恰是历史的产物，这意味着这种科学活动本身参与了它的对象的建构。当哈维理解这一点，作为地理学家，在定义地理学的对象时，他转向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来阐明这一对象的历史性质。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他也很快发现，奇怪的是：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并把资本主义的空间物化作为批判对象，但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却没有空间问题的位置。
对空间转向理论史十分敏感的苏贾之所以没有注意哈维的这个奇特之处及其理论意义，原因在于他是站在转向的结果来追溯成因的，这不仅导致他采纳了以空间来压抑时间的叙事逻辑，而且导致他在审理空间转向知识史时的逻辑偏好——即注重理论的逻辑变迁而忽视问题本身在现实中的变化，在强调主流马克思主义没有空间位置这一现象时，既没有理解构成空间转向的另一种历史线索，也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一文中，我已经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出发简要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问题的联系。④ 这一线索的核心问题是：空间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达到高潮以来）中日益突显，但马克思主义主流长期纠缠于自身的科学性质问题，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宣判，而在对历史发展之地域不平衡所造成的解放形势分析上动摇不定。不过，尽管传统激进政治运动及其政治学在空间上建树不足（这种“不足”同时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而言的），但却不能否认从第二国际争论到“第三世界”经验，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不平等交换理论再到世界体系论等等实践和理论的意义。因为，这一线索以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这个宏观关系一直清晰地描述着空间问题本身。甚至可以说，如果前一个方面（即苏贾论述的线索）是逻辑，它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那么，后一个方面则是历史，它实质性提出了问题。在今天的研究中，多数理论家往往偏爱追随在理论上阐明的问题，而忽视问题本身。然而，这个容易被（后）结构主义理论氛围遮蔽然而不可或缺的背景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我们才会在理论反思中真正达及空间转向本身所期望的目标和深度。历史叙事中的空间优先性与时间优先性问题
苏贾在总结性地审理空间转向理论史时，受后现代建构论影响，他直接把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政治规划，把焦点置于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在此，他既没有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历史决定论，也没有分析历史决定论是否耗尽了其政治能量，而是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将这些在话语中取消了。然而，这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空间研究的科学和政治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苏贾等人推崇的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含蓄地提出并得到隐喻式回答。
首先，必须明确，从空间问题来看，列斐伏尔以现代社会经验分析为始发点逐步突出“空间生产”问题，乃是因为现实溢出了原理化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福柯因为其理论表述的独特性而要复杂一些，但他作为法国左派思想之结构主义——即反对萨特之个体意识一本体论历史观——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一样，都是围绕这一核心来开辟自己理论表述的：空间是一个历史建构，资本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早已抓住了它，但在主流马克思主义那里却是一个缺失。
因此，要理解列斐伏尔和福柯对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性贡献，而不是他们的个别结论和工作领域，就需要一些理论铺垫。在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什么忽视空间问题？为什么在此时，空间问题突出，或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在理论上发现空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大，并且都涉及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一些重要的被压抑的维度，笔者将在其他地方展开更详尽的讨论，在这里仅仅给出一点结论性说明。
在寻求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替代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科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确实直接表述了一种对历时性的偏好，并且在这一点上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几乎完全一致。但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时性偏好并非强调作为实体的历史（这是黑格尔的遗产，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得以升起的青年黑格尔理论氛围的气质），而是强调过程的绝对性。关于这一点，《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这种历时性偏好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毒剂。想一想，当马克思以这样的语言来批判经济学时——“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他所批判的不正是取消历史运动的共时性（空间）视角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共时性策略（把历史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的策略）是不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特点？这正是福柯借由知识考古学在后来所回答的问题，他在现代科学构造中识别出那种空间化策略⑤。并且在更为广泛的历史中探究权力作用的形式时，例如在诸如“全景监狱”（边沁的命名）这类建筑上，福柯看到了空间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权力性质。换句话，空间（任何具体的空间都是社会运动过程结果的物化形式）正是权力实施的基本形式。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空间问题。从细处讲，正是他科学地概括了现代生产运动之“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根本特点，从大处讲，《资本论》不正是在历史上打破物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社会空间）最重要的一次努力吗？而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结构出发的分析不正是一种空间分析策略吗？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起点上确实是从历时性偏好来解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难题的，那在后来的解释中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为什么就是成问题的，非得凭借重新的“空间化”来解决？这正是在全部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在坚持时间优先于空间偏好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自己的教条主义遭遇了辩证法的报复——当以“客观规律”替代“过程”，以“客观规律的最后结果”替代“作为过程的时间”，共产主义借由“历史必然性”成为一种物化的“历史目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共产主义“不是目的和理想而是运动”、有关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指南”的教导也就被遗忘得一干二净，时间也就在教条主义“科学”中物化为绝对的空间，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讲，第二国际开始并在前苏联绝对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是简单的“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问题，而正是时间的物化问题。在这一背景中，马克思主义者借由时间已经走不出这种物化。可以说，萨特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阿尔都塞以圈内的身份，都做出打破这种物化最极端的努力。前者以个体意识和经验来维持那种（真理的）时间敏感性，他要克服的是历史之惰性，这是其把思想本身说成一种物质存在并把实践付诸个体的原因⑥；后者则诉诸“无主体过程”来保障（真理的）纯粹性，他要排除的恰恰是实践之物化，这是其贬低物质实践的原因。
现在可以谈论列斐伏尔了，可以说，他处在萨特与阿尔都塞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这或许是其长期不被充分重视的原因之一）。他在元理论上走得很缓慢，最后落实在“空间生产”之上的时候，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但是，从起点到至高点的过程所贯穿的一个重大问题恰恰严格地局限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中，这便是从其30年代有关资产阶级意识神秘化研究到《空间生产》之中一直贯穿着的拜物教批判。可以说，他以空间分析战略（当然是基于历史性分析前提的）说明了当代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是如何物化（即同质化）的，在此过程中克服了“体系化”马克思主义之物化。所以，尽管列斐伏尔不可能代表全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在理论上确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其空间生产理论虽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框架，但仍不失其基本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受其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掘“空间之空白”从而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哈维，既不是简单地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空间分析视角要求，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地理学，使之成为人民的地理学。
福柯是另一类例子，他并不处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但这个例子本身说明了：突出空间分析的重要性，不仅不是否定“历时性”，而恰恰是在当代语境中对历史性的一种全新理解。福柯长期致力于权力批判。在这种操作中，他没有忘记，空间正是人类生活的墓本组织形式，这意味着，即使非排他性的制度安排（即没有压迫的乌托邦空间或自由），亦不能离开对空间结构的安排。因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伴随着资本主义成长的现代乌托邦无不是基于“另一种空间”展开对现实的批判。但是，承认空间在实现权力对社会制度进行排他性安排方面的重要意义，却不能把批判泛化为一种抽象的逻辑，即问题并不在于抽象地指出这一点，而在于识别具体的权力操作。也就是说，焦点是现代资本主义如何把空间的重组作为一个基本战略加以运用及其产生了何种结果，而不是批判空间安排本身。在这一点上，福柯以监狱、军校、医院、工厂等等例子来阐明权力运作方式具有重大的意义，他阐明空间化正是现代权力实施的基本策略之一，而在意识形态层面，17世纪认识论变化之令人惊讶的方面亦是知识的空间化。在这里，我们将会发现，福柯与上文所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致的。因此，在对这种空间化策略进行解构的时候，必须学会立足于时间。在此，出现了福柯最具原创性的论述。因为，他强调的时间不是均匀的连续性，而是断裂。但这仍然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的再颠倒，即把真理的具体性转化成真理的条件性，把对历史真理的分析变成对历史条件的分析，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为⑧。所以福柯自己曾多次否定对其进行结构主义立场的定位，而强调自己是“尼采式的历史主义”。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下去。而就本文来说，指出这一点足够了：在福柯这里，空间指向的正是真理——权力的条件。这一条件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中还是在共时性结构中都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但是无论是真理还是权力，它们的要求却相反，即同质的和透明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一切都清晰可见。甚至，在这一点上，乌托邦理想与现实权力并没有实质性差别。正是这两者直接纠缠在一起的历史，在直接的意义上，它们构成启蒙理想的两个维度：纯粹的解放目标和被玷污的现实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在卢梭与边沁、康德与萨德等等表面的对立面里看到深层一致性的原因。
在确切的意义上，福柯这个例子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整个结构主义理论动向都是对历史叙事的重新定向，这种定向指向作为空间之社会构造和物化这个矛盾。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同时产生了解构，并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批判理论注入资源。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无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这些术语指向什么东西，在根本上，它们同时也都是一种历史叙事。因此，仅靠历史叙事来反对全部的现实权力显然也都是现代性之不可能完成的规划。反过来说，仅仅主张后现代的批判，恰恰是对孕育这些批判的理论资源的最大误解。然而，在这些批判所孕育出来的徒子徒孙那里却直接形成布迪厄批判的那种“自指”的虚假批判——即通过理论圈的相互指涉而造成在理论上革命的姿态。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并没有摆脱这一点。在苏贾看来，对空间的重申和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他亦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相关性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政治规划所维持的，但是他借对社会批判理论中空间的重申而达及的目标恰恰是以压抑那种政治规划为前提的，他把这种策略漫画化为理论的旅行了。在此，我们不再展开对其原因的详细追究，仅仅指出的是，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一样，苏贾过分地依赖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批判和后现代重建，正是在这种依赖中，知识替代了政治学的立场。尽管苏贾本人对这种替代的合理性做过正面辩护，但事实并非如他强调的那样，对以直接实践为旨趣的政治学的强调必然会回到传统的二元论，相反，维持最低限度的政治学旨趣，尽管可能会染上乌托邦色彩，但这会有效地防止布迪厄所批评的那种“自指性”学术（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实施自己的空间化战略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简要的结论
诚如多数理论家们正确地意识到的那样，任何对于马克思的重新解释（或当代解读）和发展都必须依据对资本主义历史和当代经验的深入分析，尽管实现这个理论目标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当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问题时，亦必须如此。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在理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问题以及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实践时，就不会囿于纯粹的逻辑——想像在我们之前的理论缺失，甚至武断地对前人提出“完善性”要求，而把目光转向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给我们自身提出的任务，并因此理解那些尽管受到挑战然而仍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伟大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最重要的典型）的意义，从而选择正确的把我们自己问题理论化的策略。这也正是我们与包括苏贾在内的许多重要西方学者不同的地方。
一位理论家这样来定位当代左派政治：“倘若左派要重新组织有效的运动，那么它们不应该是跟上或适应资本主义变迁的步伐，而应该是发展自己进行广泛和有效动员的能力，以对抗竞争和利润的逻辑，从而使自己最终能够到别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平等、协作、民主的社会秩序。如果它们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那么它们即使以两倍的速度前进，也根本无法到别的地方。”⑨ 在更大的理论空间里，有关社会主义灾难性地重复了19世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轨迹和致命地模仿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发展的论断已经很普遍，这都对马克思主义直接提出了相关空间问题。
空间转向只是把问题具体化了。毫无疑问，无论是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和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还是福柯对权力的空间的分析和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抑或散见于杰姆逊或其他社会批判理论家著作中的相关思想，不仅在现代性批判上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而且对于整个激进批判的元理论基础建设也都提出许多有益的构想。从扩大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分析的视角和提升其解释力角度来讲，突出空间主题和拓展空间分析视角也都是必要的。
那么，在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我们究竟如何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呢？从上文讨论看，提出空间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是去占据空间问题，还是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都不外乎是在当代空间研究上获得新的生长点。这就意味着，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完善性角度弥补其空间维度的“缺失”，更不是在缺乏分析背景下去改变所谓“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某种空间理论。实际上，所有的挑战都是围绕历史叙事——这个问题位于全部人文社会研究的根基之处，也即是其意识形态内核——与政治学这个中轴运行的。第一个方面是任何一种政治规划都必需的合理依据，后一方面则是关于可能世界的规划及其实现战略。这是任何社会理论都不能绕过的基本问题，而问题本身的提法恰恰又与当代社会历史变迁所造成的基本事实直接相关。因此，空间转向本身亦是需要理解的基本问题。
从现象上看，空间转向直接提出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之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突然发现了一个缺失的知识维度。因此，似乎只有通过空间化路向才能够重申现代性话语的自我反思性或批判性，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它似乎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被替代，要么升级为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空间问题重要性的突显，不只是一个学术发现，而且缘于我们经验之内在空间维度在构造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过程（现代资本积累及其引发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现代生产方式革命中识别出来的那种“以时间消灭空间”运动以及福柯在现代科学构造中识别出来的那种空间化策略所表明的，空间化本身恰恰是现代生产方式运动及其相应的知识构造早已采纳的策略。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表明，如果存在着空间维度的缺失，恰恰是在批判理论内部。那么，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间插入一个“地理的”形容词。或许，我们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期存在着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这种偏好如何抑制了其政治潜能？在纠正这种偏好之际，我们是否应该矫枉过正地发展与之相对的偏好，即空间偏好？……最重要的，在当代资本积累的全球扩张中，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在理论上做出何种政治反应？本文无法回答全部问题。但是，必须强调，这些问题是在重申社会批判理论过程中必须回答的，并且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获得对批判理论本身的正确理解、评估和预见，也因此理解空间转向本身。
注释：
①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能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③ 参见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二章，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 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当然，由于主题限制，我没有展开的另一条线索，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支持下更广泛范围内突显的“空间”主题，这正是苏贾的论述线索。
⑤ 在《词与物》之或隐或显的空间比喻中，福柯实际上是从空间视角来理解“词”与“物”的一体化所产生的秩序的，“知识型”或“认识型”作为典型的空间化隐喻从批判的角度指认了现代科学借以消化“历史性”（时间性、连续性）而逆反地获得“自然化”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福柯本人与其他人共同开创了结构主义（即共时性）的批判路向，然而又反复强调自己处在尼采式的历史主义传统之中。
⑥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176页。
⑦ 福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⑧ 尼采说：“我不再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根源……把我的问题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载《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⑨ 利奥·潘尼奇：《全球化与国家》，载D．赫尔德等《国将不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地理科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福柯论文; 地理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