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反贫困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
1、70年代及以前的三种“增长—分配”模式
（1）先增长，后分配模式。这种模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 包括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只要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能自然地摆脱贫困。因此，生产和增长自然放在首要位置，而分配和就业放到了次席。这一时期，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了经济战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正是在这一战略下，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下列各项政策：在产业政策上，一味追求大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忽视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常常依靠赤字财政来筹集资金，同时又实行农产品低价和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在外贸政策上，实行内向战略，一方面高估本币，实行高额关税，限制进口，实行进口替代，这些措施无疑损害了农产品的出口利益，同时又在外汇和资金上对农业实行歧视政策；在经济体制上，过分强调国家干预，限制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的作用。这一切，加上人口控制上的失误和土地改革的失败，使很多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贫困加剧，如印度仅1972—1977年的5年间， 贫困人口就增加了1350万。墨西哥1955—197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6.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1950年的181美元增至1970年的661美元。但经济增长的背后，贫困却有增无减。1970年，墨西哥有64%的在职人口低于维持最低生活的收入水平，有近2／3的居民得不到医疗，1／3以上的居民栖息在贫民窟里。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墨西哥病”，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现象。
（2）重分配而轻增长的模式，以斯里兰卡为代表。在70年代前， 斯里兰卡政府一直在粮食、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维持庞大的福利补贴开支；同时，为支持农业的发展，实行保证价格和补贴。这些政策，对改善收入分配和保障低收入家庭生活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全国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也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但是，由于各种福利补贴费用过大，严重影响了投资的增长，而长期的低增长也使高福利政策失去了基础。
（3）增长与分配相兼顾的模式，以新加坡、 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为加速经济增长，它们在实行短期的内向战略后即转向外向发展，利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量吸收国外资本和技术，充分发挥自身劳动力优势，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业；同时，通过建立一种有指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展教育和科技，注意农业的发展，推行土地改革和实行其它社会改良措施，以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贫困人民的状况。
这种增长与分配相兼顾的模式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消除贫困的成绩也是喜人的。以韩国为例，经济的全面高速增长使这个196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7美元的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从1965年的40.9%下降到1986年的7.7%， 而且消除了农村的绝对贫困。
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终于70年代分出了高下。奉行先增长、后分配模式的国家大多患上了“墨西哥病”；奉行重分配轻增长模式的斯里兰卡经济出现了停滞，贫困人口也出现了轻微的反弹，1963～1982年，斯里兰卡的贫困人口增加了2万人； 而奉行增长与分配相兼顾模式的“四小龙”却是“一片艳阳天”，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缓解贫困的双丰收。
前车之鉴。面对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60年代后期，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者认识到了区分“发展”与“增长”的重要性。70年代，一些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而人的“基本需要”则不仅包括增加就业和缓解贫困，还包括社会公平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
2、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调整改革及对90年代的影响
进入8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恶化。除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外，其它地区，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倒退局面。这里谈一下在这一“危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以及对90年代的影响。
8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调整和改革，一般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为此，它们采取控制财政支出（包括削减社会开支费用），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以降低通货膨胀率；鼓励出口，实行货币贬值，缓解国际收支困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以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二是在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其中包括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对国营企业实行改革、推进私有化进程；改变国家对经济不适当的干预，发挥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出口经济，使经济向外向型发展。
无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目的是使经济朝着健康协调的方向发展，从长远看，它是有利于缓和贫困、改善穷人处境的。但是从短期看，它对穷人的正负影响是交织的，或者可以说是弊大于利的。这是因为，目前各国的调整都是以市场为取向的，而在市场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易被忽视，穷人也最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政策过程中，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行更不利于穷人状况的改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①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损害经济增长，使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下降；②减少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价格补贴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穷人的打击更大；③如果在巨额财政赤字和生产萎缩条件下放开价格，减少进口，将使物价进一步失去控制，其最大受害者也是穷人。
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调整改革正是按上述三点进行的，其结果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加剧与此不无关系。如前所述，90年代是一个增长与贫困并存的年代，这其中自然有非洲、西亚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80年代的调整改革使得90年代的穷人“雪上加霜”，并使他们的“队伍”达到了13亿的规模。
至于80年代的调整改革的短期影响还要持续多久，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二、中国“解困”的进程和思考
1、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进程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也得到了比较平均的分配。但这一时期过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过分的平均主义却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978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达2.5亿，30.7%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伴随着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的快速、稳定、协调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明显改善，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贫困人口呈直线下降趋势。1985年，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至1.25亿，贫困发生率由30.7%减少到14.8%，年均脱贫率达到7%。这7年可以说是中国脱贫成绩最显著的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
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政府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扶贫工作。扶贫的指导思想也由过去的“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针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区域性特点，国家要求各地改变一般化的领导方式，实行特殊的政策和措施，集中力量，重点解决集中连片的最贫困地区的问题。同时要求贫困地区要在国家必要的扶持下，自力更生，走依靠自己脱贫致富的道路。国家扶持贫困地区的战略由过去的“输血”转向“造血”，一系列的“造血机制”也先后出台。实施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90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降至8500万，比1985年减少了32%，贫困发生率降至9.4%，1992年，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8000万。
到1993年，农村的贫困面已基本上退缩到石山区、高寒山区、荒漠区、大型水利工程区、黄土高原干旱带和地方病高发区，这些地区集中了农村70%的贫困人口。面对这些自然条件恶劣，又相对封闭、保守、落后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贫困地区，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面对这种情况，国务院于1994年3 月适时地制定并印发了《全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从1994年开始到本世纪末，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8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为了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我国的扶贫工作调整为直接面向最贫困人口。由于目标明确，措施衔接有力，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扶贫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94年，农村的贫困人口为7000万，1995年减少为6500万，1996年进一步减少为5800万，到1997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000万。
2、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
8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而对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穷人来说则是“被遗弃的十年”，这一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普遍恶化。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仍是有增无减。与发展中国家的“山重水复疑无路”相比，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扶贫工作上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7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已由1／4减少到不足1／20。 这种鲜明的对比，颇值得我们进行一番细细的思索。
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
（1）以土地制度的变迁驱动改革， 使农民成为改革的最早受益者。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正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土地制度的变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发展副业及乡镇企业，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下降。
（2）政府始终视“扶贫”为己任，增长不忘扶贫， 及时调整扶贫的战略、方针。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4年）和《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1987年），制定并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1996年）。这些关于中国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以及由“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指导思想的转变，由“输血”到“造血”扶贫战略的转变，由以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工作到直接面对最贫困人口的扶贫工作方针的转变，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开展都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扶贫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的思考：
（1）先看挑战。看到20 年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扶贫的难度在逐渐加大。中国农村的年均脱贫人口在逐期下降，1978～1985年，年均脱贫人口为1786万；1986～1992年，年均脱贫人口骤降为643万；1993～1997年， 年均脱贫人口进一步减少为600万，呈明显地逐期下降趋势。如果照这样的速度， 中国将有近一半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要留给下个世纪去解决。“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将很难如期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个新的贫困群体又在城市扩散。到1996年底，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176万，贫困发生率为4.2%，仅低于农村贫困发生率2.5%个百分点（1996年，农村为6.9%）。而且，与农村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不同，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岗人员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在近几年内将呈现上升趋势。城市扶贫，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项艰巨任务。
（2）中国扶贫工作的对策措施是：
①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市场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辅以政府的扶持，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②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注重贫困地区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③在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政策的同时，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
④加快国企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为城市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
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世界难和贫困说“再见”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但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一世纪仍将以贫困为伴开始它又一个千年的历程。
到1995年底，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达到了13亿，而且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在缓解贫困方面成绩最为突出的是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以1985～1990年为例，在这一时期，其它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数增加了8200万人，而东亚地区却减少了1300万，贫困发生率也由13.2%降为11.3%。1991～1996年，东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了较高速度，贫困人口继续呈下降趋势。但近来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1997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 并很快波及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香港、韩国、日本的大企业与银行问题也逐渐显现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纷纷陷落，尤其是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降低。
对于增长与发展（缓解贫困）并重的东亚、东南亚来说，增长速度的放慢必将导致贫困人口的增加。
8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的调整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但对于缓解贫困，就目前来看增长的“涓流”并没有流向穷人中间，反而使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在不断增长。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来看，虽然联合国历次有关会议一再要求发达国家为消除贫困做出实际的贡献，发达国家也早在70年代就做出了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 %—1%作为“官方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承诺。 该目标现今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不断下降。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对贫困国家的援助仅占它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29%，不及这个指标的一半。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削减了多边援助，而根据政治需要和附加条件增加了双边援助，这无疑无助于人类消除贫困的愿望。
虽然联合国宣布将1997—2006年定为国际消除贫困的第一个十年，并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合理的经济和发展政策，共同为消除贫困作斗争。但毫无疑问，消除贫困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非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展望未来，前景并不乐观。可以断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世界仍然难和贫困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