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体合一：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述论
吴 强
(龙岩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院，福建 龙岩 384012)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局部执政的重要阶段，在这近十年时间内，中共在赣南、闽西一带整军经武，将此前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蓝图擘画诉诸实践，诸多创设成为日后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中就包括军事体育在内。军事体育有效融合了军事和体育两个方面，既能作为部队日常训练的重要内容，也能以竞技比赛的形式呈现，达到娱乐大众、增强战士体质、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等多重目的。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虽然条件艰苦、简陋，但其受到党中央、苏区政府和红军的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成效，留下了宝贵经验，且深受红军官兵的欢迎。
关键词： 军体合一；中央苏区；军事体育；红军
1 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军事体育有机融合了军事和体育，目的在于谋求军体合一，它既是“带军事性的体育运动，属于体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1]，此前也曾被称作“国防体育”[2]。较之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军事体育的战争特性十分突出，其从训练到比赛的整个过程也都一切向战时状态看齐。事实上，体育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与战争或者说是军事密不可分，二者紧密相连，一体两面，军事体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战争的直接产物。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的软硬件设施虽然远不如现在，却是日后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军事体育的雏形，其所取得的成就、经验都值得铭记和吸取。有鉴于此，本文以基本历史文献为依据，就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一探究竟，以期进一步推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革命根据地体育事业的研究。
2 党和苏区政府、红军高度重视军事体育
对于当年中共领导下的中央苏区来说，时刻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和进攻，而要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可以说是十分重要，事关整个中央苏区的存亡兴衰，诚如学者所言，“武力是中央苏区创建、发展的第一推动器，这不是什么革命史话语的表述，而是当年历史的现实。”[3]为了提升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和单兵作战能力，除了进一步更新武器装备，强化从指挥员到普通战士的战术素养之外，不论党中央、苏区政府还是红军，都极为重视体育运动和各类比赛在增强士兵体质、融洽军民关系、陶冶战士情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体育其实主要就是军事体育，形式虽为竞技体育，但目的很简单，就是直接服务于实战。具体来说，党和苏区政府、红军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出台相应政策。
2. 1制定政策规章，准确定位
需要说明的是，秉承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中将教育划分为“智育”“体育”和“工艺教育”[4]的基本思路，中共并非单纯就体育而论体育，而是将其视作广义的教育的一部分。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体”只是手段、方式，育人才是终极目的，而军事体育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在于全面提升红军官兵的各方面素养(包含身体素质、作战能力和政治意识)，从而成为中共理想蓝图中的“新人”。
综上现状分析不难发现，学校教育亟需基于人工智能，展开教学系统重构的系统性研究，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线上线下资源、教学、管理等系统的深度融合，创新动态开放的课程构成和教学模式，改变教学机制与学习范式，进而构建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新常态，使“人工智能+”教育变革落到实处。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辨析认知人工智能的功能效用，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变革理念与实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提高学校教育实效性。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5]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体育法或军事体育条例，但军事体育却开展得如火如荼，主要就在于中共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这是中央苏区发展军事体育所依循的“大框架”，“体育和文化教育是一家，红军在执行文化教育任务的同时，也执行了体育训练的任务”[6]，而彼时中共的教育主张可以用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进行高度概括——“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5]3，“这一工作(指体育运动)也是反军国主义工作之一部分”[7]。
2. 2建立体制机制，充分保障
为了确保军事体育的顺利推进和健康发展，完善的体制机制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由于中央苏区时期的体育工作由成立于1931年冬的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领导，省、县、区三级教育部和位于最低一级的乡教育委员会也就成为军事体育的直接领导，而军事体育较之群众性竞技体育的特殊性也使中央军委和各红军部队有其管辖职权，根据自身特性，对下属连队中的军事体育作出指导性意见。此外，1933年6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以及省县一级的赤色体育分会则是中央苏区后期成立的专门性体育组织，也象征着中央苏区时期的体育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苏区时期所组建的俱乐部这一组织形式。“俱乐部是促进社会教育的机关，它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直接或间接来教育广大的群众；它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动员广大群众；它能利用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5]4俱乐部内部设有体育委员会，而俱乐部的工作不仅包括体育(项目涵盖普通操、器械操、拳术、球术、田径赛、劈刺和竞争性游戏等多个不同种类)，集会、出版、展览、游戏等也在其组织范围之内。一般而言，红军中从上至下，以师为单位设立俱乐部，另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后者则是每个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补习、体育娱乐等各项工作最为基本的一个组织，而体育组(武术股——打拳，田径股——跳高跳远，劈刺股——劈刀刺枪，球术股——乒乓球、足球、篮球)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专门负责本连队的军事体育组织工作。从中不难发现，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有着极为健全的组织保障。
2. 3营造良好氛围，积极鼓励
中央苏区时期发展军事体育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样值得在此一叙。
在此基础之上，每一至两个月，各纵队及军直属队即要召集一次体育比赛，并设置名次和奖品(如奖旗、横彩、彩匾、国际旗、布五角星、纪念章、手帕、军帽、布鞋、雨伞、斗笠、毛巾、铅笔、毛笔、日记本等)，红军学校、无线电学校、红军卫生学校、江西军区、福建军区、五军团教导队等都设有自己的代表队，而毛泽东、朱德、杨尚昆、任弼时、邓发、雷经天等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当时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还开设了体育栏目，呼吁大家踊跃投稿。可以说，中央苏区时期虽然外有国民党的时时“围剿”和进逼，但在内部——尤其是党内、政府系统和军中，体育在那个艰苦年代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并以此为桥梁，带动群众体育发展。
当夜林白轩苏雨鸾等候在东方宇轩常住的悦来酒家，东方宇轩则披星戴月，连夜赶回万花谷。一路由关中的平原过潼关，经风陵渡，又步入秦岭群山，头顶星空历历，新月如弯，他运起花间游内力，提纵起伏，跋山涉水，如飞电跳丸，云霄轻羽，将三十余年来的修为全部激发出来，觉得踏步山川河流迎送，上纵又有星月冥冥中的助力，茫茫大块，万物流转，批郤导窾，皆与身形激发，竟是十数年来轻功大成的一夜，三更里赶回谷中，催请孙思邈老神仙起床配了药粉，团成一丸丹药，又召唤大鹏鲲载自己重返长安。
3 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
中央苏区时期虽然还只是中共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前在赣南闽西一隅的局部执政试验，但短短几年间，整军经武，社会再造，成效斐然，若以时间发展为序，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历经了前后相续的三个发展阶段。
3. 1创建阶段
从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引兵井冈”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召开，历时四年，这一时期也是中央苏区自身从奠基初创、初步形成到正式建立的时期，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果进一步细分的话，这一阶段又以1929年古田会议为界，前为萌芽时期，后为创建时期。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曾亲自组织、带领工农红军战士参加跑步、爬山、打野操、做游戏等适合当地气候、地形的体育活动，如他所言，“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9]当时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下的闽西各地党组织通过开展武术活动，以拳术馆、铁血团等组织来联系、锻炼青年农民，“革命战争需要体育，而反过来体育又为革命战争服务。”[10]
开始时语言学家们把错误分析的过程分为三个不同阶段：错误收集、错误描述以及对的错误解释。后来Susan Gass和Larry Selinker将错误分析的过程细分为六个，即收集资料、识别错误、错误分类、错误量化、错误原因分析和错误修改[6]。依据这种研究方法，笔者批改、分析了本院2015级英语专业学生汉译英作业，收集他们的作业中有代表性的错误，将译文中的错误进行整理、归类。具体研究步骤如下：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借助学校已有的教学资源进行教学，学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就业培养人才模式中[5]。企业与学校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对在校学生进行选拔，遵从学生意愿，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学校结合校情和企业的培养需求，制定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通过系部开展日常教学管理工作，追踪学生学习过程，以动态的测试来考核学生，督促学生学习，以满足企业岗位之需。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提升学生就业率，还能充分检验模块化教学是否真正满足了校企合作平台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3. 2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效法俄国十月革命，这也就是毛泽东日后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21]，“帮助了全世界的同时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2]列宁生前就高度重视军事体育，认为“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23]，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成立军事训练管理局，并将体育纳入其中，“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重要的一部分”，“普及军事教育，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成为体育最初的组织者。”[24]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从教育视角审视体育几乎就是苏俄模式的翻版，而作为最基本单元的列宁室单论其名称就能反映苏俄革命及其一整套制度建构对中央苏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正如斯诺所言，“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25]
3. 3坚守阶段
自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召开至1934年10月红军在国民党50万重兵“围剿”之下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为止，中经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对中央苏区整个体育工作所做历史性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进入极为卓绝的坚守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凭借心中信念，战斗到最后时刻，但也由于军事失利，根据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也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即便如此，但正如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所说，“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5]3而在“二苏大”召开期间，“体育运动更是盛况空前，中央运动场和‘二苏大’会场，每天都是龙腾虎跃，精彩纷呈，给出席大会的代表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2]
首先，门类齐备，初具规模，这是指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的兴办水平。虽然处于战时状态，硬件落后，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学习，但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还是在逆境中努力迈向正规化。一来，各级各类运动赛事已经较为普遍，如军方系统的“八一前方军事技术比赛”“红军学校九四体育运动大会”，而地方政府也会参与进来，如1932年6月1日，瑞金县为纪念五卅运动，特地举行了军事体育比赛。二来，赛事规模盛大，持续时间长，项目众多。1933年8月1日所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八一前方军事技术比赛就颇能反映这一点，“大会从早晨五点半钟开始，首先由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同志作了报告，接着竞赛开始(四日上午参加苏区少先队总检阅的队员也参加了体育比赛)，运动会开到午后一点多钟”[15]。至于具体项目，1933年8月1日至4日举行的福建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中的军事体育项目有翻杠子、跳木马、实弹射击、抛手榴弹、爬越障碍、刺枪、劈刀、团体操等。同年12月27日至29日举行的福建省第二次游艺体育运动大会中的军事体育项目则有刺枪、劈刀、投手榴弹、超越障碍、铁饼、铁球、标枪、登山、游泳、越野赛跑等。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可谓应有尽有。
作为整个教学过程评价的一部分，课前的学习可以形成一定的学习成果，作为学生最终学习评价的组成部分；作为课堂活动的依据，课前学习活动可以在课前以练习题的形式直接获取学生课前学习效果的相关数据，或者以课堂上的展示、交流等实时活动呈现，教师通过相应的观察等确定课前学习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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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应文化革新的使命必然。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不仅是一次全新的社会政治试验，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社会”[14]，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思想再造工程，“中国革命在瓦解旧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同时，也造就出新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这是一个细致的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14]52而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既是中共所力求塑造的“新文化结构”的重要一环，反过来也在重整、型塑着旧有社会面貌，同时还能锻炼心智，陶冶情操，涤除不良习气，培养积极向上、健康有为的生活态度，有其革命动员的功能所在，这无疑有助于红军的正规化建设。
虽然只有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历经五次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而且原有基础也十分薄弱，物质环境之艰苦更是今人难以想象，但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硬是从无到有，亦取得了不俗成就，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方面，源自武装斗争的现实需要。由于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兵器装备较之国民党军始终处于整体劣势，且在短期内很难根本扭转，士兵成分又多数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军事体育恰恰能够有效弥补硬件短板，将武术、爬山、赛跑等战士喜闻乐见的体育训练融入部队日常生活，能提高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和集体协同意识，并进一步将红军对闽赣边区地形的熟稔、善打游击战等优势发挥到极致，而这些恰恰是国民党军队所不具备的。“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比如刺杀与投掷手榴弹的熟练与准确，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保证。”[13]
需要进一步究问的是：发展军事体育对中央苏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军事体育之于中央苏区时期的党和政府、红军有何现实必要性？其发展的紧迫性到底在哪？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紧密联结。
其次，增强体质，减少疾疫，这是指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所起的健体作用。毛泽东青年时期在他那篇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中就曾盛赞体育能够强身健体和提振士气，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意义重大，“体育者，养生之道也”，“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16]在缺医少药、四周环境极度险恶的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对于当时的普通战士和整个部队而言，犹如“强心针”，“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17]，意味着以最小成本达到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的目的。同时，在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军事体育已不单纯是强身健体，它有着更高的政治涵义，“一切运动或体育组织，在政治上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立的，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体育与运动是他们奴役青年的一个工具；在苏维埃区域里，我们工农劳苦青年群众，为的是能在体格上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应该有一种集团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11]55。
再者，军民和谐，寓教于乐，这是指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所扮演的传播角色。由于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都是乡村，而军事体育又并不是军队内部的专属产品，因而军事体育比赛和活动，在军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以培养军民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加强政治动员，“组织劳苦青年的体育运动——把这一任务与军事化青年的任务联系起来”[11]43，从而实现军民和谐“一家亲”。除了“做各种游艺文化建设工作(如组织俱乐部、新剧团、足球队、游艺场、壁报、识字运动等)”[11]3外，中央苏区时期诸多节日纪念活动(“二七”①、“五一”“五卅”“八一”“十月革命节”)也会伴有军事体育比赛和活动，使得整个现场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嘉年华”，喜庆气氛十分浓厚，在游戏的欢乐中也更为加深了军民鱼水情。
最后，军体互动，培育英才，这是指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所发挥的育人功能，即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和军事干部，涌现了无数军事本领过硬、政治素质可靠的钢铁战士，达成“以练为战”的根本训练宗旨。“这(指春季运动大会)无疑的于目前战争总动员是有很大帮助的，是紧张与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增进群众斗争技能的一个活泼方式，也是执行青年工农军事化、工作青年化、运用青年工作活泼方式的一种有力条件。”[18]通过将体育项目与军事项目结合，融军事于体育，进而实现以体育人，军体互动，相互促进，如借助跳跃障碍(壕沟、独木桥、石城墙、木墙等)、实弹射击、着装赛跑、泅水、跳木马、打拳、抢山头、兵式操、野操、过浪桥、打秋千等各式项目，部队中涌现出一大批“能手”和“强人”，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八一前方军事技术比赛中就产生了三发三中的特等射手150名、特等掷弹手180名，同期召开的福建全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军事方面的掷手榴弹，竟掷到一百八十尺以上，并且非常准确”[19]，“现查得政治营第七、八、九连有掷手榴弹超出四五十米远，和瞄准三发三中的很多！”[20]
4 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
“在目前阶级决死斗争的当儿，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执行一切工作环绕着战争，执行战争紧急动员令，来争取战争的胜利。”[7]598这既是中央苏区时期发展军事体育所处的外在大环境，也造就了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最为突出的特点——“战时性”，更是理解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发展经验的基本前提，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4. 1学习和借鉴苏俄模式
自“一苏大”之后至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召开的两年间，中央苏区在此前基础之上进入鼎盛时期，一派欣欣向荣，前四次反“围剿”先后取得胜利，各级苏维埃政府陆续成立，红军也不断壮大，经济形势日渐转好，军事体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大型体育赛事也屡见不鲜。如红军东路军1932年在福建漳州为庆祝漳州战役胜利而举行的红五月运动会，主要有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参加，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跳高、跳远、百米赛跑、刺花枪、劈单刀和双刀、投手榴弹等。此外，1933年6月16日至19日，福建军区运动大会胜利举行，“在红军战士百倍竞赛精神与群众最高热情拥护之下，得到了惊人的成绩”，“可算福建苏区暴动以来破天荒的一个大会。”[11]1933年8月6日至14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在江西永丰县的藤田村举行了全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会，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各派出一个建制团，参赛选手达6 000多人，可谓规模空前。
直流电通过三相逆变器输出三相交流电,经滤波后流向电网,三相电网电压平衡时,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三相并网逆变器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4. 2以实用为重，兼顾竞赛
作为中央苏区时期军事训练的“辅助形式”[26]，军事体育从其诞生之初就具有显著的实用性，以此为基础，兼顾竞赛成绩，力戒华而不实式杂耍和表演，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其实一目了然，十分清晰。前者为核心，后者则服务好前者。对此，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曾经发布的一道训令中就说得甚为明白——“现在规定各部早操时间废除跑步，或多操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在每星期的操课表中须另有体操时间。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单杠架、吊绳、吊棍、秋千、吊环、爬城索……(此等器械都可以带走的)施行器械体操和设备些障碍物，施行应用体操——就是做超越竞走。”[27]在朱德看来，单纯的跑步显然属于无目的的“机械运动”，红军的日常训练项目应更为贴近军队需要，而不要只是一般化，越贴近就说明该项目的实用性越强。
4. 3以战时为主，兼顾娱乐
(1)依靠和团结群众，激发群众积极性。群众路线是中共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的发展也很好贯彻了这一点。“苏区体育群众办。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办体育”[29]，“苏维埃政权下的体育任务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体育实践特点。群众性特点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30]具体实施路径为将群众体育运动与青年军事训练两相结合，“使现有的赤色体育会的组织成为广大群众的组织，提倡群众的与军事化相联系的赤色体育运动。”[31]其效果也非常显著，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影响，“‘提高军事技术’与‘体育军事化’的口号，不但在红军中而且在一般的工农劳苦群众中也会成为当前普遍的一个战斗的行动”[17]354，从而极大激发了群众热情。
正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8]这段话表明了红军与旧军队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更像是一个“工作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组织、宣传、教育、体育等都是红军担负的职责。简言之，发展军事体育本身就是红军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军事体育在红军内部深受欢迎的“民意”基础，也借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革命战争是苏区体育发展的重要条件”[28]，“俱乐部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反对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而战斗的。”[7]600也正因为如此，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活动皆以战时要求为基准，务使两者做到无缝对接，真正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落实到位，“我们必须很明确指出，使每个青年工农都了解运动与斗争是不能丝毫有分离的”，“将这次运动会与斗争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将运动会含有伟大的斗争的意义深入到每个青年工农群众中去，以提高每个工农群众对参加运动、学习与练习运动技能的积极性。”[7]598当然，以战时为主并不妨碍军事体育在部队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性功能，“为要培养红军战斗员活泼的生活兴趣，消灭不良习惯，提高文化水平以补助政治教育所不及，所以要组织俱乐部、列宁室。有计划的切实的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7]602
(2)立足和扎根现实，提高战士参与度。有如前文所述，中央苏区时期发展军事体育紧紧围绕“战时性”这一中心，因此，要求军事体育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现实。“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所以没有强健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27]18此外，由于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中央苏区时期发展军事体育所需的硬件设施和器械条件只能一切从简，只要有用、能用，让更多的战士参与进来即可，而不必在乎其是否合乎项目规定，“当时苏区的物质条件如此艰难，在体育活动方面，根本谈不到正规的场地和设备。大家想些土办法，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到处开辟运动场，自制土器材，开展了多样体育活动。”[7]618“我们在河边游坝上找了一个大空坪，用竹子划几条线，没有球网球门，双方各插上两根竹子，这就是当时的比赛场地。”[11]141
通过进行273.75 K、273.85 K、273.95 K 3种反应温度下甲烷水合物的生成实验，采集甲烷水合反应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值，结合甲烷水合反应计算方法分析，结果表明:
(3)融合体育和教育，增强部队凝聚力。有别于军阀私人武装，中共领导下的红军部队不仅仅是一支会打仗、能打仗的武装集团，还担负着宣传、组织和教育的多重职能，这就决定了其在发展军事体育时将体育和教育合二为一、相互融合的工作思路。毛泽东曾说过：“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16]3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中央苏区时期不少军事体育报道都洋溢着非常浓厚的学习风气，典型者如“采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发扬红色军人的军事学习，如抛手榴弹，学习特等射手的瞄准，超越障碍，刺枪，劈刀，目测距离，军事问答，跳远，等，……为争取在运动大会上的优胜，为完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而努力学习着。”[32]其目的也很直接，就在于通过军事体育带有竞赛性质的比拼过程，将中共政治理念和军事策略灌输于全体红军战士，令行禁止，政出一门，拧成一股绳，强化部队凝聚力，提升部队战斗力。
5 中央苏区时期发展军事体育的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距今已有八十多年，然而，须知“作为无产阶级独立的体育事业诞生”，中央苏区时期体育“为后来的新中国体育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30]206，而这一时期的军事体育也成为今天人民军队军事体育的“摇篮”，之于当下有着重要启示。
启示一，体育具有多重功能，它不仅是身体力量和运动技术的完美展现，也富含革命美学价值和精神文明要义。一旦缺失了后者，体育将会彻底沦为好勇斗狠式杂耍。“锦标主义，是赤色运动会最有害的敌人。这次运动会，严厉的防止了锦标主义的发生，克服了个别运动员的锦标主义的倾向”[33]。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力戒“锦标主义”(不等于不要锦标)，防止“争霸权”的做法值得称道。
启示二，教育需要多方管道，它不仅单指师生面对面的课堂学习和知识教授，体育比赛也是一种教育形式。可以想象，没有体育参与其中的教育将是多么枯燥无趣。“今天的军事体育比赛，是有相当的成绩，但是还不够得很啊！你们好的更要帮助落后的，革命的比赛是要把落后的赶到先进的水平线上来。你们要加紧学习军事，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巩固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来与敌人做更大的决斗。”[5]36-37中央苏区时期军事体育着力“以体育人”，将教育融于体育之中，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战士的综合素养，可谓是当下所倡“体教结合”的最早实践。
启示三，军队需要多样生活，它不仅包括平日训练中的常规科目操演，而且也需要体育、游戏和文艺等规范性内容之外诸多“玩”的一面作为调剂，团结、紧张、严肃之外也还少不了活泼。聂荣臻曾回忆当时的部队生活——“一驻下整训，单杠、木马等军事体育活动就展开了。”[34]1933年3月12日《青年实话》就曾刊载过红军学校学生的一篇日记：“晚饭后，大家都集合在列宁室，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下棋的下棋，我最高兴的是打乒乓球，参加了第二班的比赛。”[35]可以看出，军事体育已经与红军日常训练密不可分，并成为士兵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开采技术的创新促进了油气田高效开发。创新页岩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大幅降低了单井综合成本，创新形成了页岩气地质综合分析与产能概率性评价技术；积极探索“一趟钻”钻井新技术，优质储层钻遇率提高至90%以上，钻井周期缩短50%以上；形成了长水平井分段分簇体积压裂改造技术及“工厂化”作业模式，工程作业效率提高30%，建井成本降低近30%。南海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钻井成功率达到100%，平均钻井周期由175天降至52天，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海上高温高压钻完井技术先进行列。
① 为纪念“二七”大罢工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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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Military and Sports :A Review of Military Sport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WU Qiang
(Central Soviet Research Center,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84012,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Central Soviet Areas was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CPC’s partial ruling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In those ten years, the CPC was engaged in military affairs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 It resorted to the practice of blueprints and illustrations, which had previously stayed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Many of the creations became the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ater Yan’an Period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including military sports. Military sports effectively integrated military and sports aspects. It could not only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my’s daily training, but also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competitions to entertain the public, enhance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soldiers, and enhance the combat capability of the army. Although the conditions of military sports in the Period of Central Soviet Areas were difficult and crude, they were highly valu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Soviet Area Government and the Red Army, which gave them great support, achieved good results, left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were warmly welcomed by the Red Army officers and soldiers.
Key words ：combination of military and sports; Central Soviet Area; military sports;the Red Army
中图分类号： G812. 9/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596(2019)05-0052-08
收稿日期： 2019-04-01
作者简介： 吴 强(1985—)，男，江西婺源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苏区史和中共党史。
文本信息： 吴强.军体合一：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述论[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9，33(5)：52-59.
标签：军体合一论文; 中央苏区论文; 军事体育论文; 红军论文; 龙岩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