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解决失业问题之探析*
刘 露
【摘 要 】改革开放初期，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新成长的劳动力多、知青回城、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畸形的产业结构、僵化的就业体制等，北京面临着严重的待业问题。通过继续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择优录用的招工分配办法，推广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的就业制度，发展集体经济，振兴个体经济等措施，至1984年底，北京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优化了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拉动了经济增长，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关键词 】待业；所有制结构；改革；安置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北京存在大量的待业人员，失业问题严重。受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及苏联模式影响，当时的中国没有使用“失业”“失业人员”之类的词汇，而是采用“待业”“待业人员”“城镇待业者人数”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就业是民生之本，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课题。现有研究成果对于失业问题的研究分析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从纵向来看，建国初期的失业问题研究成果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失业问题研究更多；二是从横向来看，对于上海、南京等地及全国性的失业问题研究相较于北京的失业问题研究更多。总的来说，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失业问题没有很多的讨论。庄启东、唐丰义、孙克亮于1979年和1980年分别撰写了一书、一文① 一书指庄启东、唐丰义、孙克亮：《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大有可为——北京市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情况调查》，轻工业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指庄启东、唐丰义、孙克亮：《北京市是怎样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讲述北京如何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安置就业，材料相当丰富。进入21世纪，韩勤英、苏峰做了相关方面的研究② 韩勤英：《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待业青年的安置》，《当代北京研究》2011年第2期；韩勤英：《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安置待业青年的途径及特点浅析》，《北京党史》2012第4期；苏峰：《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安置待业青年与多种经济形式的起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其思路主要是结合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来谈失业问题的解决。本文从原始档案、文献汇编、《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材料出发，探查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至1984年）北京的失业状况，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分析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措施成效，从微观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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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失业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计划体制代替自由竞争，可使劳动力资源供求平衡，实现充分就业。苏联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和实践。列宁指出，失业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大会上宣称：“苏联的劳动人民，已经不再受到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威胁。”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8页。 1936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经济不会出现危机和失业，不会出现贫困和破产②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侵略、长期的战争破坏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等给新生的政权留下大量的失业人员。通过以工代赈、失业保险、政府登记与介绍就业、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措施，新中国于1957年底基本解决失业问题。“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大规模扩大生产，1958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提出劳动力普遍不足、彻底解决了失业问题的观点。此后又完全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使得失业现象被掩盖起来，可称之为隐性失业。直到1978年，才开始失业统计，设置了“城镇待业者人数”指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思想的日益解放，于1994年将“城镇待业”改为“城镇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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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累积了大量待业人员③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对待业人员作出了较为正式的定义，即在劳动年龄之内（男16至59岁，女16至54岁），具备劳动能力、有就业的要求与意愿而没有工作岗位的人。 等待安置。1979年全市有40万人需要安排工作，待业人口数占城市人口总数的8.6%，意味着平均约2.7户居民即有1人没有工作④ 庄启东、唐丰义、孙克亮：《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大有可为——北京市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情况调查》，轻工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其中，1978年初中、高中毕业生20万人，1977年以前未分配工作的初中、高中毕业生10万人，在郊区和外地插队知识青年回城的5万人，落实政策回城的2万人，大、中专毕业生1万人，复员转业军人1万人，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0.5万人⑤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而后至1984年，全市每年需要安置的待业人员都在30万人左右。失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受很多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失业问题严重正是因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可从新生劳动力与遗留的待业人口，即人口的出生率和知青回城来看；需求方面可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管理体制来分析。
畸形的产业结构也降低了就业的吸纳能力。由于缺乏经验和“左”的思想指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且片面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导致第二产业占比过高，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1963-1978年，北京第一产业占三大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呈减少趋势的同时基本平衡，保持在大约31%的较低水平。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并在1975年超过第一、三产业比重② 见表格“全市社会劳动者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来源：《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而实际上，商业、服务业等部门相较重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更多。第二产业占比过高大大地降低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知青回城是这一时期失业问题严重的另一个因素。1955年，北京开始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80年结束，先后组织了65.84万人投入这一运动。1974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对家庭有困难要求回城的，做了两项规定。1979年1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对国营农场知青的病、困退作出规定。1967年至1979年知识青年从外省区病、困退返城人数共计117933人⑦ 涉及到的人数转引自“1955-1980年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地区分布状况一览表”，来源：《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
新成长的劳动力多是这一时期失业问题严重的一个内生因素。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很快地形成了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根据《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北京市1963年至1968年的人口出生率高，依次出生31.92万人、22.98万人、17.73万人、15.03万人、14.09万人、18.64万人⑥ 《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其中，1963年人口出生率达到43.4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的最高出生水平。依当时的规定，劳动年龄的底线是16岁，这就增加了16年后即1979-1984年的就业压力。
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就业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回城的知识青年，但是一项政策的实施总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惯性，加之当时时间紧迫、情况紧急、形势严峻，而政府在短期内解决失业问题的能力有限，所以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作为安置待业人员的一种方式。直至1980年底，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类请愿、绝食、卧轨等事件，同时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规定有条件安置知青的城市，可不动员上山下乡。北京市也不再安置待业人员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初期，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主要是插队和插场。安置在农村生产队劳动的称为“插队”；安置到国营农场、林场、军垦农场（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参加集体劳动的称为“插场”。1979年，北京通过上山下乡的方式安置了10304人，皆在本市。其中插队的有8952人，插场的有1352人。1980年安置了1200人，皆在本市插队⑥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
解 假设存在点D满足条件．设则作EF⊥OC，垂足为F，易证△EFB′∽△B′CD．所以即所以所以所以在Rt△B′CD中，由勾股定理得，B′C2+CD2=B′D2，即解这个方程得，舍去所以满足条件的点D存在，D的坐标为
僵化的就业体制制约了就业的活力。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就业管理体制。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由国家包揽，用行政手段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招收、统一调派。这一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如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保障就业，巩固社会秩序等。然而，它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越统越死，越包越全，最后僵化。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按照先全民所有制后集体所有制、先生产后生活、先重工业后轻工业最后商业服务业的顺序，强化了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时，形成了所谓的“铁饭碗”“大锅饭”，削弱了劳动者自谋职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剥夺了企业选贤用人的自主权，从而制约了就业活力。
针对严重的失业问题，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③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正如中央会议指出的那样，由于许多人没事干，而又有许多事没人干，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人民生活出现饮食难、成衣难、修理难等问题。如“海淀区人口有八十多万，但全区只有一个对外营业的旅馆，总共一百四十个床位。浴池呢，全区对外营业的只有三个，分别在海淀镇、清河镇和颐和园附近的西苑。海淀区的南半部有几十万人口，却没有一个对外营业的浴池”④ 方黎辰：《社办旅馆、浴池、理发店深受群众欢迎》，《人民日报》1979年8月25日。 。“北京市回民传统风味小吃，如‘爆肚满’‘羊头马’‘焦圈王’‘年糕张’‘馅饼周’等，深受群众欢迎，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此一时期基本上吃不到⑤ 《关于转发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恢复回民传统风味小吃、安置少数民族待业青年会议纪要〉的通知》（1981年6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88-003-00142-0221。 。同时，大批青年处于待业状态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活困难很大。二是待业青年容易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同时也给家长等带来负担。三是严重威胁到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有的成为“失足青年”。西城区展览路街道调查了1900多名待业青年，竟有约10%的人，200多名染上了不良习气⑥ 《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劳动工作》1979年第1期。 。《北京日报》有很多相关的报道，其中影响极大的是1980年10月29日的北京站爆炸事件。该爆炸案致使9人死亡，81人受伤。其行为人王志刚为北京人，曾到山西插过队，到部队当过兵，到拖拉机厂当过工人，因失业和失恋而引发极端心理，走上犯罪之路⑦ 《北京站发生一起大爆炸事件》，《北京日报》1980年10月31日。 。
二、对失业问题的应对
1979年，全国城镇待业人员接近2000万人，这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数额的最高峰① 萧冬连：《中国七十年代末的就业危机与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契机》，《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面对严峻的失业形势及失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邓小平强调“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方法、政策。1980年8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了“三结合”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汇编（下）》，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198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则提出将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安置就业结合起来广开门路，将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第三产业作为一项战略决策，长期坚持下去④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296页。 。除此之外，还在上山下乡、招工、顶替、发展职业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相关指示和规定。
作为首都，加之庞大的待业群体及因此而导致的诸多矛盾，北京市深切地感受到解决就业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各项精神，从思想上、认识上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街道都把这项工作做为一项大事来抓。党委都是书记挂帅全力以赴，成立了专门班子，配备了干部，建立了办事机构，分片包干积极落实。如：万寿路街道党委只留一名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其余常委和街道干部组织起来，一个组包一个居委会，定任务、提要求、交办法，完不成任务不回来。”⑤ 《关于我区一九七九年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情况报告》 （1980年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003-101-1235。 同时注重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实践调研的作用，于1978年7月和1979年3-4月分别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摸清城市社会结构及待业人员的分布、数量等各项情况，得出“大批人无事干，大批事无人干”的共同结论。北京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拟定具体实施办法与细则，采取上山下乡、择优录用、子女顶替等多种方式，通过促进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稳妥地处理失业问题。
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减少了就业的渠道。1949-1956年，北京市还存在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者。1949年和1950年私营企业职工在全市职工总数中的比例超过50%。此后逐年下降，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16.3%。1958年后，合营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原个体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此后，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一般高达80%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除个别时候超过20%以外，一般都在13%到20%之间① 见表格“全市不同所有制单位从业人数”。来源：《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至改革开放前，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全市没有合法的个体经济。这就导致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就业门路越来越窄。
这一阶段，北京市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发展集体经济以安置待业人员。一是通过增加班次、开拓新的项目、分散生产等办法充分挖掘原有街道集体单位的潜力。二是建立新的从事生产加工、为群众生活服务、为市政建设服务、为机关、部队、文教单位服务的生产服务合作社（组）。如“北下关街道大钟寺居委会因陋就简开办了为集市贸易服务的旅馆，设36张床位，代存拖拉机自行车，收费便宜深受农民欢迎”① 《关于我区一九七九年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情况报告》（1980年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003-101-1235。 ；“花鸟鱼虫社为科研和医院等单位服务，开业不久，已与五十多个单位签订了合同”② 《采取多种形式安置城市待业青年》（1979年9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88-002-00002-0085。 。以海淀区为例，从1979年4月起，九个月安置了18700多人参加各种不同的生产服务合作社，使全区92%的待业青年得到安置③ 《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把安置待业青年的工作做得好》（1980年2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003-101-1280。 。三是建立劳动服务合作社，向机关、厂矿等企事业单位输送临时工、合同工。“自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北京手帕厂陆续招收七十六名待业青年进厂顶班劳动，对待业青年安置工作和解决本厂劳力不足问题，起了促进作用。”④ 胡平：《北京手帕厂招收待业青年顶班劳动》，《北京日报》1979年9月17日。 四是开办文化学习班和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北京市劳动服务公司会同有关部门，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技术培训，安置时择优录用。”⑤ 赵兴林：《北京市积极培训待业青年》，《人民日报》1983年1月10日。
根据邓小平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取”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这一指示，1979年3月24日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招工实行全面考核的意见》，规定了考核标准、办法，提出在招工考核中要注意贯彻统筹安排劳动力的方针和有关的劳动政策。4月，北京市革委会制定了《关于改革招工办法的规定》。7月30日，全市实行招工考试的方式。“招工实行自愿报名，文化考试，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办法，受到了待业青年、家长、招工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① 《本市招工考试将于三十日进行》，《北京日报》1979年7月28日。 这其实是在传统的“统包统配”分配方式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实行更为公开、严格、具有竞争性的招工方式，有利于多渠道安置待业人员。到1979年12月底，北京市通过招工分配的方式安排了10.8万人就业，占已经得到安置青年总数（37.8万人）的28.6%② 庄启东、唐丰义、孙克亮：《北京市是怎样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
将职工退休与子女顶替相结合的就业制度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峻的国内形势，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的办法被大规模推广。1978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1979年和1980年又分别将适用范围扩展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军队编内工人的子女。而后，顶替就业制度走向巅峰状态。北京市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相应政策，如《北京市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等。根据《北京日报》，实行新的退休、退职条例后，北京市1979年全年有21万名职工退休、退职，是截至1980年数量最多的年份③ 《本市去年安排三十一万多人就业》，《北京日报》1980年6月1日。 。截止1979年7月6日，61000多名待业青年参加了工作，占北京市1979年第一批就业安排计划的80%。其中11000多人顶替了全民所有制单位退休职工④ 陈炳坤：《本市六万多名待业青年走上工作岗位》，《北京日报》1979年7月31日。 。从1979年4月至12月底，通过退休顶替的方式安置了3.4万人，占已安置待业青年总数的9%⑤ 庄启东、唐丰义、孙克亮：《北京市是怎样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青年问题研究组曾对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钢厂、国棉二厂等8家北京大型企业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这8家企业退休职工总数有411人，1978年约700人，1979年大幅度增加至1941人，比未实施新的退休、退职条例前的1977年增加了4.7倍⑥ 林克雷、彭和平、汤泽林、布仁、盛小明、田薇、黄晓京：《顶替就业政策及其影响——北京市部分企业施行顶替的调查》，《青年研究》1982年第10期。 。
在就业、生活服务等各方面的压力下，党和政府不得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低、吸收劳动力多，经营方式灵活，分布范围广等特点，对于扩大就业、发展生产、方便生活等有着重大意义。而在此前，受错误思想的指导，集体经济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资金、设备、职工待遇等方面都受到限制。鉴于此，发展集体经济安置待业青年成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北京市也将安置就业与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从税收、贷款、货源、物价管理、开业批准等多个方面制定相关的“松绑”政策，为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创造更加平等、优惠、便利的环境。比如要求银行根据集体企业的经济实力，在其有资金周转困难时给与一定的贷款融通空间；规定主管部门要秉承“统筹安排、一视同仁”的原则解决集体企业的货源、原材料等问题。不仅如此，北京市还专门设立机构加以管理。1980年10月，北京市集体企业办公室成立。1982年3月，“安置城市待业青年领导小组”改称为“统筹城镇青年就业、发展集体经济领导小组”，这意味着解决失业问题进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调整阶段。
使用分析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要积极构建配电网用电管控维护系统，经由信息网络系统对配电网实际用电管理加以实时性的监管，自动并按时检测用电反常现象，假若出现反常情形，系统即自动做出报警提示，杜绝安全故障问题的蔓延，确保用户用电的安全可靠，同时还可增强配电网每类信息数据的精准性，增强配电网运行的效率。
“采访本上，‘待业’两个字/刚刚不情愿地落下笔尖，一张打开的个体营业证/陡地遮断我的视线；它倔强地展示出一个/关于职业的崭新的概念。”⑥ 宇之：《他不是待业青年》，《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5日。 字数不多却字字珠玑，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个体经济的看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经济受到打压，甚至被消灭。这主要是受到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的发展会导致资产阶级出现乃至壮大，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正了个体经济的地位：“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⑦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但是相较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正名过程更为缓慢，因为人们对它的误解更深，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与解放。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对个体经济的性质作出了进一步的判断，明确指出它是合法的劳动，不是剥削性质。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要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63页。 1981年，党和政府多次强调个体经济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搞活市场、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扩大就业的重要性。
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并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更为具体的政策，在贷款、税收、货源、开业批准手续等方面给与个体经济支持。如，个体户按照8级累进税交税而不是以前的14级累进税；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申请个体经济开业时，简化手续，并在门面、场地等问题上积极提供帮助；允许找帮手等。据《人民日报》报道，1980年7月至1981年6月，北京市44名待业青年开业的个体户得到银行的优先贷款，解决了开业资金不足的困难。① 陈宪鑫：《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贷款支持待业青年开业》，《人民日报》1981年7月24日。 据《北京日报》消息，1980年6月，183户个体户得到了北京工商部门的开业批准。截至6月底，北京全市14个区、县的个体工商业户的户数为721，从业人员740人，主要经营自行车修理、废品代购、织毛衣等18种行业；但在个体经济的行业范围、按行归口管理和原辅料供应渠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② 沈云龙：《本市已发展个体工商业户721户》，《北京日报》1980年7月23日。 。加之人们对个体经济的偏见与歧视，个体经济并没有得到迅速发展。1982年《〈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在政策上对个体户进一步倾斜，明文规定其享有与全民、集体单位职工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1983年北京市制定了推动个体经济大发展的目标，并要求工商部门在春节前办完所有积压的办照申请。个体经济迅猛发展，个体户相较于1982年增长了2.8倍；从业人员53410人，增长了3.3倍③ 《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
To reproduce the measured NBTI degradation in practice, both of the above two mechanisms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prediction model as independent components:
三、成效分析
北京市坚持广开门路，采取多种方式吸收待业人员就业，特别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取得很大突破，被当做经验向全国推广。截至1984年底，全市仅剩1600名1983届前毕业、要求就业而没有工作的待业青年，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79年至1984年总共安置了108万人④ 《本市五年安置待业青年一〇八万人》，《北京日报》1985年1月3日。 。这样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大量的待业人员加入工作行列，对于调整结构、发展生产、满足需要、稳定秩序有着重大的作用。
在北京就业总量增加的同时，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朝着更加科学合理、优化的方向前进。发展集体经济和扶持个体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劳动力需求，增强了经济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这些新发展的集体经济和个人经济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优化了产业结构。“大批事无人干”“大批人无事干”的问题严重缓解。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创造了财富，积累了资金，增加了待业人员的收入。1979年海淀区共有1067个厂、店、社、组，总产值（含加工总收入）1100万元，利润140万元；北太平庄街道马甸居委会开始组织了31名知青为有关单位安装太阳能灶，8个月总产值达13.5万元，除添置设备等支出外还有积累4万元；紫竹院街道综合加工修理合作社开办了五金加工、修理，总收入达48000元，积累2万多元⑤ 《关于我区一九七九年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情况报告》（1980年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003-101-1235。 。另一方面，完善了服务项目，解决“生活难”问题，满足人们需求。海淀街道知青照相洗印社，经营初期在颐和园门口照，后发展到随顾客游览照，以后又到山区农村、部队照像很受顾客欢迎⑥ 《关于我区一九七九年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情况报告》 （1980年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003-101-1235。 。
总的来说，北京市为应对失业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成效是第一位的,在危机中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也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存在不平等、拖延现象，其中子女顶替制度问题最多。职工退职退休、子女顶替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提前退休、突击退休、退休后仍留在单位工作、干部顶替、退学顶替、择劣顶替等不符合要求的做法，影响了效率与公平、社会风气和家庭关系。如，“区供销社和菜蔬公司近两个月申请提前退休要求子女顶替的干部十八名，其中年龄最大的五十七岁，最小的五十岁。这些干部中有主管会计、主力科员、厂长、基层社主任、支部书记。这些情况如不加以控制，势必给工作带来困难，造成损失。”① 《关于我区财贸各局贯彻市政府有关各局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发〈北京市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工作会议纪要〉中第一条子女顶替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的报告》（1980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藏，档号：003-109-0104。 1986年7月，《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发布标志着顶替制度被正式废除。
四、结语
劳动就业是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关系到国计民生、安定团结，必须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失业问题无论是因新增劳动力多、知青回城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双重高峰，还是因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管理体制僵化而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吸纳能力有限，都可以归结于政策原因，分别对应计划生育制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失业问题是制度性失业。但是，其表面呈现出来的是总量型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前者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后者体现在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不统一性与不对称性，即“大批人没事干，大批事没人干”。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待业现象，另一方面是流通领域受阻，即同时面临“就业难”与“生活难”两个难题。
面对大量的待业人员，北京市首先是将失业问题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抓，以求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效率。但是在具体的解决过程中，采用的是经济办法。因为经济不发展，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化解危机。而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创新来推动前行，毋庸置疑会有阻力。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尤其是扶持个体经济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转换是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宣传并落实政策，以解放被条条框框、经验等束缚的头脑。北京市坚持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安置就业，于1984年底较好地解决了待业危机。从失业问题的解决中也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特点。薛暮桥认为在改革初期，解放农村生产力和采取多种经济形式是很成功的②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2页。 。“体制外先行”的改革路径并没有一开始就设计规划好了，是在就业危机中抓到的一个契机。现实的压力倒逼改革，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44-（2019）03-0033-08
*本文是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一般项目“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思想问题研究”（19GJJC005）阶段性成果。
（刘露，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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