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与文学、文艺学本土化策略笔谈——全球化背景中文学理论的本土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背景论文,文艺学论文,笔谈论文,本土化论文,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2)05-0041-19
只有了解全球化背景，才能讨论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性问题。
“全球化背景”意味着什么？
渥特斯(Waters)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1960年左右进入英语世界的日常生活，罗伯逊(Robertson)考证，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词典》才把“全球的”Global作为新词收录进去，[6](P.1)（注：此文关于全球化背景的说明，参考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的前沿》一书较多，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读者若有兴趣，可直接阅读该书“导言”部分。）而中国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更迟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热起来。很明显，全球化是个新词，但它如同从瓶中释放的魔鬼，一获得机会，见风就长，迅速弥漫世界。当然，这不是由于这个词有什么魔力，而是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问题。
全球化开始的时间，马克思认为是15世纪，其外在表征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沃勒斯坦也认为是15世纪，但外在表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罗伯逊认为是1870～1920年间，外在表征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吉登斯(Giddens)认为是18世纪，外在表征是现代化的兴起，波尔穆特(Perlmutter)认为始于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外在表征是全球文明的形成。虽然具体时间有出入，但都同意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事实。
全球化起源的地点很难说，如果把它视为近代以来出现的现象，学界普遍认为起源于西欧，因为在当时的各种文明中，只有西欧具备向更大地理空间扩张的条件，但如果把它视为人类长期发展的过程，全球化起源的地点就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为任何一种文明在价值取向上都有世界关怀和扩展趋势。
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至于全球化的推动者，可以列举出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能够操纵经济、金融市场的个人等。在此问题上没有太多的争论。
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有7个概念，如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世界化(Cosmopolization)、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等。参照这些概念，能大致说明全球化是怎么一回事。前4个主要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后3个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从构词学角度看，国际化、跨国化、超国化的共同词根是国家／民族(nation)，意味着这些“化”是以“国”为单位进行的。区域化强调的是在特定地区的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形式。世界化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强调全球观念的趋同。美国化指美国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而麦当劳化指社会文化领域的快餐化和消费文化的扩张。（注：与全球化相关但以“主义”(ism)作词尾的也有5个概念，如全球主义(Globalism)、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区域主义(Regionalism)、超国主义(Supernational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以“主义”作词尾，其意义在本质上与以“化”作词尾没有什么不同，但强调这些概念所表述的是一种理念或观念而已。）
全球化到底是什么？很难一言蔽之，但大致可以说：从信息通讯角度，全球化指地球上的人类能利用先进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限制从事信息自由传递；从经济角度，它被视为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赖；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角度，它被看成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恐怖活动等共同问题下达成的共同认识；从体系(system)角度，它被看成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向全球的扩张；从制度(institution)角度，它被看成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在全球扩展；从文化和文明角度，它被看成各种文化、文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未来文明的存在状态——即是统一的，但又不是简单的单质，而是异质或多样性共存；从社会进展角度，它被看成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对社会和文化的约束减弱，国家主权受到不同力量前景、取向、认同以及网络的跨国行为体的困扰和削弱，意味着一个没有世界国家和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的形成。
可见，全球化不是简单的实体，而是以经济、金融的一体化为主，而兼容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维度的趋向和过程。用麦克格鲁(Mcgrew)的话说，全球化是“组成当代世界体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多样化”。
理解了我们生存于其间的全球化背景，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策略的基点便是：
首先，全球化在理论上创造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但在实践上却是一个观念更新和范式(parddigm)转变的过程。正如康帕涅拉所说，全球化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全球化时刻提醒我们：地球变小了，时空压缩了，（注：可参考麦克卢汉(Mcluhan)《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中的“地球村”(global willage,1960)理论，和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中的“时空压缩”(compressed time and space,1991)理论。）但多维度、冲突、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因而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来思考。
其次，全球化不是秦灭六国或六国抗秦行为，而是在经济、金融、信息通讯发达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各民族陆续被纳入一个多维共同体的过程，它意味着，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由于跨国公司等力量的干预，全球化可能使国家职能削弱，但并不排斥国家、民族的存在，相反它往往激发了国家、民族捍卫自身特征、利益的冲动力。全球化“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7](P.9)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不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反而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结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最后，全球化奠基于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活动。在全球化面前，当鸵鸟是不行的，只能顺应潮流，将其视为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
从如上基点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性策略便必须予以重视。
一方面，中国文学理论必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全球化迫使我们从Universal（世界的、宇宙的、全球性的、普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消灭国家、民族，全球化使时空压缩、地球变小，却使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在另一个（或几个）遥远的地方得到回应，因而全球化又迫使中国文学理论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如果这样，中国文学理论不管是作为体系、学科、课程，甚或只是一种阅读态度、方式、习惯，都将长期存在。
相对于西方或印度等文论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很强。“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论尽管受到西方（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学的冲击，呈现为非驴非马状态，但即便如此，依然异质性很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不管全球化进程多么猛烈，这个问题都不可回避。
中国文论的本土性策略，就潜藏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之中。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从品评抒情表意文学（主要是诗）中积累起来的古典表现主义体系；它的特定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是儒家思想为主，儒道释三者相辅相成；它的思维方式是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论虽众声喧哗，但由政府的书刊出版部门、社科研究部门和教育部门严格控制、发行、施教的主流文论形态，其讴歌理想、抒发激情，强令文学为道德、政治服务的特点并没有变，而以汉语为符码的独特语言特点所决定的编码、解码方式以及感悟性思维方式等也没有变、且无法变。
更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而在于这种异质性本身富于真理颗粒，西方的古典摹仿主义、柏拉图的理性学说和亚里斯多德的分析逻辑只能与它互相比较、互相补充并交错存在，而不能代替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意中国文论的异质性，而试图以全球化为幌子，凌空蹈虚去建立大一统的普泛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可能。
在法、英、德、意、美等国提倡文学理论的本土性可能遭人訾议，因为它们都属于欧洲体系，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文化传统迥异的地方来提倡，就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因为，全球化并不消灭多样性，相反以之为基础。在文化上尤其如此。
笔者认为，作为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等，中外是可以通约的，然而一旦涉及抒情与叙事的异同，具体文学样式、风格的异同，创作、欣赏习惯的异同，则是无法通约的。例如用叙事理论来指导抒情诗的写作和欣赏，肯定谬种流传。
因此，与其构造大而无当的世界文学理论，不如用心灵的“鼠标”——全球化讨论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激活传统的本土文论资源，再借用西方理论予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