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养论文,创造性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父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家庭是儿童最初的社会化场所。迄今进行的有关研究一致表明，家庭环境的性质和特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早期认知能力、社会性情感及各种人格品质的发展[1]。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气氛有利于个体早期人格的健康成长；反之，不良的亲子关系，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缺乏对于女的监管，以及过分严格、易变、或宽容的家庭约束方式，则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各种问题行为[2]。
在各种家庭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尤为重要。Crusec等人概括指出，对父母影响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可以分为四种：在精神分析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侧重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的研究；将学习理论的原则融合于精神分析理论，侧重奖赏与惩罚的影响的研究；在社会学习理论指导下，侧重父母的行为榜样作用的研究；在习性学理论指导下，侧重亲子互动的生态性的研究[3]。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亲子互动的本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类型学的思路，比较广泛地考察了父母教养行为与亲子交往的不同风格，如D.Baumrind从温情与控制两个维度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三种类型[3]。近年来，我国心理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有关研究，划分出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父母教养类型，同时也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教养观念和行为与各种心理品质之间的关系[4-8]。
家庭对创造性人才的发展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创造性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一般具有较多的独立和自由及解决问题的机会，父母多采取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具有民主、宽容而不是专断的行为风格，对孩子具有较高的期望[9-11]。Feldman概括指出，在家庭环境诸因素中，家庭的遗传史，父母的生育年龄，儿童的出生次序和性别，父母的职业或职位，家庭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宗教信仰等，都会影响到父母对孩子才能的认同、鼓励、训练和指导，进而导致创造性发展的差异[12]。Simonton总结了有关的历史测量学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他发现，出生次序、智力的早熟、童年期的创伤、家庭背景、教育和专门的训练以及角色榜样和导师是影响创造性发展的6种常见因素[13]。通常情况下，那些能够为个体提供经验和创造活动的机会，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注意发展儿童独立性的环境往往能更好地促进其创造性人格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对一般个体还是高创造性的个体，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关的研究虽然很多，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对象主要限于一般的儿童及父母群体，对创造型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则主要是针对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个体进行的。相对而言，对社会活动和社交领域表现出杰出创造性的个体，即社会创造性人物开展的有关研究较少。(2)对社会创造性人物进行的历史测量学研究主要限于国外（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内尚未开展有关的研究。中国历史传统影响下的家庭背景很可能会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点，采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成长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这种文化特点。(3)有关社会创造性人物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比较肤浅，内容过于简略，很少涉及具体的家庭环境特征（如家庭的和睦性、伦理性、控制性），也缺乏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内涵的深入探讨。
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包括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军事家）的成长环境，包括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特点，以更好地揭示社会创造性与家庭因素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2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维度）。该量表在R.Moss等人(1981)的家庭环境量表基础上修订而成，主要评价不同类型的正常家庭的特征和危机状态下的家庭环境状况[14]。修订后的量表共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控制性十个维度。本研究主要在上述十个维度，而不是在每个维度下的具体项目上对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的家庭环境进行总体评价，建构了由家庭环境量表各维度构成的“简式量表”，每个项目后设有“从不、偶尔、经常、总是”四个选项，分别记为1，2，3，4分。主要由研究者依据历史人物的有关资料进行评定。
分别由研究者与另一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其中10位人物的家庭环境特征进行评定，以考察其评定者信度。结果表明，上述十个维度的评定者信度系数在0.67～0.94之间，除娱乐性和组织性较低以外。其余各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均在0.70以上。
2.1.2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修订版（维度）。该量表是在C.Perris等人(1980)编制的父母养育方式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主要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14]。修订后的问卷分为父亲与母亲两个分量表，其中前者包括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六个维度，后者包括情感温暖、理解，过干涉、过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五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父母教养方式的“简式评价量表”，分别从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偏爱五个方面对父亲与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总体评价，具体评价方法同上。
抽取其中十位人物进行的分析表明，父亲教养方式的五个维度的评定者信度系数在0.70～0.88之间，母亲教养方式的五个维度的评定者信度系数分别在0.66～0.87之间。
2.2 研究对象
首先从多部中国近现代（1840年以后去世）社会名人大辞典中搜集到300位（已故的）社会名人，然后，请三位历史学专业人员根据社会创造性标准从中筛选出80位典型的社会创造性人物，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创造性人物是指在社会活动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稳定地表现出创造性的人格倾向与认知能力，能够以新颖、独特、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人物，他们在处理社会问题，尤其是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创造性是为历史所公认的。剔除那些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社会创造性的、不典型的人物，其中包括主要因为个别的奇闻逸事、道德品质、失败的社会活动经历（如无能的政治决策、军事战略战术）而出名的人物，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文学艺术活动、人文学术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的人物。从中选取30名历史资料相对充分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见附录）。
2.3 研究资料
以自传和纪实性的名人传记为主，排除史实性不强的杂记、传说。如果同时具有多种传记材料，则根据纪实性程度，作者情况及其所掌握的材料的来源、充分性和真实性适当选用，对不一致的记录应以大多数资料为准。
2.4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SPSS8.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特征
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环境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首先，这些家庭一般具有很强的控制性、组织性和明确的道德宗教观，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也很高，它们在这些维度上的得分比较集中，平均分均在3.90以上，其中控制性得分最高。同时，这些家庭的成员还表现出较高的独立性。其次，这些家庭的矛盾性很低，家庭成员很少公开表露自己的愤怒和攻击，这与家庭的亲密度较高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探明这些家庭的突出特点，以主成分分析法对家庭环境量表的各个维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特征值和陡阶图，可以从中抽取3个主因素，累积解释率为62.21%。进行方差最大性正交旋转后的因素负荷矩阵和因素解释率见表1（只显示绝对值在0.50以上的数值）。综合各有关项目的意义，因素1可以命名为家庭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因素2可以命名为家庭秩序性，因素3可以命名为家庭活跃性。
表1 家庭环境各变量的因素负荷与因素解释率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成功性
0.85
道德宗教观0.72
娱乐性
0.71
亲密度
0.68
矛盾性
-0.60
独立性0.51
组织性
0.86
控制性
0.85
情感表达
-0.83
知识性 0.76
方差解释率(%) 28.83 17.11 16.27
显然，社会创造性人物的家庭环境特点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家庭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最为重要，其次是家庭秩序性与家庭活跃性。相对而言，这些家庭比较强调成员的成就动机和独立性以及道德伦理品质。另一方面，以严格的家规加强对家庭成员的控制和家庭生活的组织，家庭生活缺乏活跃性和宽松性，对政治、社会活动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则充分反映了这些家庭的时代特征。
3.2 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父母教养方式特征
在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父亲和母亲在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保护，偏爱维度上的得分均较高（均在3分以上，即“经常”或“总是”如此）。但相对而言，父亲在严厉、惩罚维度上的得分较高，母亲在拒绝、否认与严厉、惩罚上的得分均较低。显然，它们在总体上表现为“严父慈母”这一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上述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各抽取出两个主因素，累积解释率分别为71.05%与65.51%。各因素负荷及其方差解释率见表2（只显示绝对值在0.50以上的数值）。
表2 父母教养方式各变量的因素负荷与因素解释率
因素1 因素2
父亲的拒绝、否认0.91
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0.77
父亲的干涉 0.75
父亲的严厉、惩罚0.69
父亲的偏爱 0.98
方差解释率(%)
49.29
21.76
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0.87
母亲的严厉、惩罚0.82
母亲的干涉 0.64
母亲的拒绝、否认
0.58
母亲的偏爱
0.84
方差解释率(%)
40.9724.54
显然，无论父亲还是母亲，他们的教养方式都呈现出基本共同的结构特征，两个主因素的意义基本相同。拒绝、否认，情感温暖、理解，干涉，严厉、惩罚，都隶属于因素1，可以命名为严厉性，而偏爱都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维度，可以命名为慈爱性。另一方面，各维度在每个主因素上的负荷或重要性有所不同。对父亲而言，拒绝、否认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母亲而言，情感温暖、理解则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拒绝、否认并不是主要的母亲教养方式。父母教养方式的这种结构特点再次验证了中国近现代家庭中父严母慈的典型教养模式，也说明了评价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父母教养方式时所应考虑的基本方面。
3.3 早期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基本类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的人物，其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但他们也可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根据他们在各家庭环境变量和父母教养方式变量的得分，我们可以将他们区分为若干类型。
分别以家庭价值观与人际关系、家庭秩序性、家庭活跃性三个家庭环境变量，父母的严厉性、慈爱性四个教养方式变量为聚类变量（均经过标准化），采用快速聚类法对30位历史人物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根据上述两种标准都可以将被试分为两类，他们在各个聚类变量上的均值见图1。
图1 两类社会创造性人物在家庭环境变量与父母教养方式变量上的均值
（依据最终聚类中心绘制）
由图1可知，第一类人物成长的家庭环境以较低的组织性和控制性为特点，可以称之为低控传统型家庭，该类人数偏少，只包括3人；第二类人物成长的家庭环境则以较高的组织性和控制性为特点，可以称之为高控传统型家庭，该类包括27人。类似地，第一类人物的父母教养方式以较高的严厉性和较低的偏爱性为特点，可以称之为严厉型教养方式，该类包括9人；与此相反，第二类人物的父母教养方式以较低的严厉性和较高的偏爱性为特点，可以称之为温暖型或慈爱型教养方式，该类包括21人。
独立性检验表明，上述两种分类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或交互作用，或者说二者是相互独立的(
=1.43,df=1,p>0.05)，其列联系数为0.21,p>0.05。同时，家庭环境特点（家庭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家庭秩序性，家庭活跃性）与父母教养方式（严厉性，慈爱性）的相关分析表明，只有家庭秩序性与父亲的严厉性之间具有显著相关(r=0.38,p>0.05)，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家庭环境与教养方式两种测量的联系和相对独立性。
4 讨论
4.1 关于本研究的方法
历史测量学是“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的有关资料，从而检验有关人类行为的普遍性假设的一门学科”，运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可以从终生发展的观点完整地考察个体的心理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15]。以往，国内学者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限于一般的理论分析和讨论，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往往见仁见智。历史测量学方法的运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主观性，增强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同时，我国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或群体为对象的，创造性方面的研究则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性个体，包括创造性的儿童青少年和专家为研究对象，而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无论在艺术、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活动领域，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层出不穷，历史资料也比较丰富。进行有关的历史测量学研究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拓宽心理学研究的视野。本研究主要选取中国近现代典型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为研究对象，他们在社会活动领域的杰出贡献是公认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创造性研究中主要以艺术家、科学家为研究对象，社会创造性研究中主要以政治首脑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扩大了创造性研究的范围。
另外，本研究采用了家庭环境量表(FES-CV)与父母养育（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的各个维度而不是各个具体的项目进行有关评价，旨在适应历史测量学研究的需要，从一些基本方面考察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对上述量表的基本维度进行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主因素的累积解释率均在60%以上，这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简式量表”测查了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基本方面，可以较好地评价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特点。
需要指出，本研究中对历史人物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现有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料充分性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历史测量学研究的局限性。
4.2 关于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特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环境特点主要体现在家庭的价值观和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秩序性、家庭活跃性三个方面，总体而言，这些家庭一般具有较强的控制性、组织性和亲密度，表现出对道德伦理的高度重视。这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家庭的一般状况。自汉代以来，中国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构成了历代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动力，家国同构、由内而外的建设模式也一直是中国人构筑家庭生活的基本思路。因此，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近现代家庭中，高度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重视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可谓中国历史传统的充分反映。同时，这也可能是家庭环境的中西差异所在[1]。
与近年来比较开放、民主、宽松的家庭环境相比，中国近现代社会制度下的家庭显得比较闭塞、沉闷，比较注重严格的家规和家庭价值观的统一，家庭生活缺少活跃性；从类型上看，90%的人物属于组织性和控制性均较强的高控传统型家庭。这充分说明了家庭环境的时代性和历史制约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创造性人物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既表现出较高的亲和性，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可能是“社会创造型”家庭与一般家庭的区别所在，同时也可能是所有“创造型家庭”的共同之处[9～11]。另一方面，“社会创造型”家庭对政治、社会活动的兴趣比较浓厚（知识性），并鼓励家庭成员在学业和工作中不断取得成就（成功性），这又可能是它们区别于其他“创造型家庭”的独特之处。
4.3 关于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父母教养方式
本研究显示，在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成长过程中，“严父慈母”这一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总体上占主要地位，而从类型上看，样本中有70%的人物，其早期的父母教养方式属于严厉性较低和偏爱性较高的温暖型或慈爱型，与之相反的严厉型教养方式只占30%。显然，这种教养方式与家庭秩序性较强（主要表现在控制性和组织性两个方面）、亲密度较高以及高度重视伦理和成就等家庭环境特点是一致的，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一般对孩子的学业成绩与行为表现抱有较高的期望，因而常对孩子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和必要的惩罚。
Baumrind(1973)指出，权威型的父母既严格控制孩子，又鼓励孩子独立性的发展，他们注重以讲道理的方式为孩子制定合理的行为标准，同时也尊重孩子的自主与个性；与专制型、放任型教养方式相比，权威型教养方式最为有效[3]。与此相似。在慈爱型教养方式下，父母能够给孩子较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同时又能对他们施加相应的约束。显然，与权威型教养方式一样，这种严慈相济的教养方式更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研究表明，与西方相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强调理性和严格要求的教养方式较多，但它未必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1]。与过分强调严厉管教的专制型或严厉型教养方式不同，它可以有力地促进儿童创造性人格的发展。如前所述，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够给孩子较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是创造型家庭的共同特征。本研究结果再次支持了这一研究结论。
在普遍强调父母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的近现代社会背景下，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更符合一般的社会传统和期望。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能够为孩子创设一种慈爱型的家庭教养环境，显然是难能可贵的。这表明，社会创造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既具有明显的传统性和时代性，又具有较强的革新性和反传统性。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儿童创造性人格发展的要求，表现出某种预见性，为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近年的研究表明，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当前中国家庭中，父母教养方式和教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多的父母能够给孩子较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这有力地促进了儿童人格的健康发展[4,16]。显然，上述“反传统”性的教养方式与当前的父母教养方式具有某种“共通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创造型”教养方式与一般教养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
另外，父母教养方式虽然是家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的家庭环境。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本研究中，采用家庭环境量表(FES-CV)考察客观的家庭环境氛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的价值观、家庭成员互动的方式和家庭组织状况，而父母养育（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则主要用以考察家庭环境中亲子互动的特点，考察作为养育者的父母对待孩子的特定方式。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有利于考察不同性质的家庭环境对个体心理发展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附录：本研究中的30位研究对象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彭德怀、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贺龙、林彪、徐向前、罗荣桓、聂荣臻、李立三、李济深、蒋介石、蔡元培、董必武、陈赓、罗瑞卿、宋庆龄、粟裕、叶挺、阎锡山、冯玉祥、梁启超、张学良、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