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包译《迦因小传》的创造性叛逆及其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传论文,创造性论文,叛逆论文,及其相关论文,论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4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406(2010)11-0051-06
《迦因小传》的原作是英国作家哈葛德(1856-1925)①的长篇小说《简·海斯特》(Joan Haste)，它讲述了少女海斯特与爱人亨利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人真心相爱，却因种种误会未能结为夫妻。海斯特与亨利在恋爱期间发生了关系，产下一名女婴，又被迫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狂野村夫，最终被丈夫的手枪误杀，死在亨利怀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原本内容平庸、情节俗套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其两个中译本却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最受研究者重视的当然是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②但另一个译本，杨紫麟和包天笑合作翻译的《迦因小传》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首先，杨、包译《迦因小传》在先，林译《迦茵小传》在后，后者是在前者影响和激励下问世的；其次，有关两个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构成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一项独特内容；其三，杨、包译《迦因小传》同样存在大量删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问题。本文试图通过阐释这些问题，评议杨、包译本的功过与意义，深入挖掘该译本的文化和思想价值，探索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时产生的复杂心理活动及曲折的表达方式。
一、关于“下半部”的正名
最初发现哈葛德这部小说的是杨紫麟。当时还是上海虹口中西书院学生的他，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于上海的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被这本小说深深地吸引了，便与好友包天笑共同将其翻译出来，于1901年在《励学译编》杂志上连载，1903年由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不过杨紫麟购得的《迦因小传》只有一半，他自言曾去信欧美，但不曾购得。
蟠溪子在为这部译作所写的序言中，称原书“残缺其上帙”。对于这一点，人们向来有着许多质疑。许多人都认为杨、包两位译者并非没找到全书，而是故意删去迦因未婚先孕的内容，从而维护迦因的纯洁形象和崇高道德。鲁迅对此的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所译的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1](P278)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中，把杨、包译的半本小说称为“上半本”，这是与译者自己的话不同的。但自从这位文坛领袖的话一出来，它就被人们奉为了经典，人们一提到杨、包译本，都会说译的是“上半本”，直到今日，许多评论者仍从此言，并坚信二人是故意不译下半本书的。③
然而，鲁迅先生的这番话是有其不确切之处的。范伯群先生在他的专著《礼拜六的蝴蝶梦》中指出：
鲁迅的这段话中有若干材料不实之处：一、杨、包所译的《迦因小传》实为下册，并非只译“上册”而“觅不到下册”；二、杨、包两位“先译者”并未“大骂”林琴南；对林译持异议者有金松岑，而“大骂”者乃寅半生；三、杨、包译的书名为《迦因小传》，而林译则在“因”上加了草头，为《迦茵小传》。[2](P141-142)
范伯群先生提出的第二和第三两点自然都是较为准确的了，但对于第一点，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提出反对：
最近有论者说，鲁迅先生大约记错了，杨、包二氏所译不是上册，而是下册。林纾在《迦茵小传·小引》、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译小说的开始》中也曾说是惜“佚其前半篇”(或“只有下半部”)。但查林纾译的《迦茵小传》，迦茵有孕和生私生子的情节均在小说的下半部，首次出现迦茵有孕的文字在小说第25章(按全书共40章)，据此看，蟠溪子、包天笑所译《迦茵小传》当是前半部，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对的。[3](P425)
然而，针对郭延礼先生的说法，又有人提出了异议。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庆会女士认为：“郭先生之所以怀疑，原因是他没看到杨、包半部《迦因小传》，仅从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中看到迦茵有孕和生私生子的情节在小说的下半部，进而推断半部译本《迦因小传》应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前半部。”[4]她进而指出，通过比较杨、包二人的半部译本和林纾的全译本便可得出确切的答案。她认为：“林纾的全译本共40章，理所当然前20章为上半部，21章至40章为下半部。”“对照可知，杨、包所译《迦因小传》即是从林译本的第21章开始。”[4]于是她得出了杨、包译本是下半本的最后结论。
笔者对沈庆会女士的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并欣赏她实事求是，认真查阅杨、包译本并得出客观结论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但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仅仅靠与林纾的译本作比较，未必能判断杨、包译本是哪半部，起码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林纾是否一五一十地照搬了哈葛德原著的结构。唯一能够用来证明杨、包二译者的话的，只有哈葛德原著本身。
哈葛德的原著Joan Haste是分章节的。全书分为40个章节。通过阅读原著，我们可以知道，暗示迦因与亨利发生关系的内容出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即第十四章。而第一次明确讲迦因有身孕则是在第25章，应该属于小说的后半部分。由此看来，单纯删去上半部或下半部都不能达到保持迦因纯洁性的完满效果。杨、包二位译者没有必要为此舍去对全书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半本书内容。进一步比较原著和译本我们可以发现，杨、包译本正是从原著的第21章开始译的，之后也大致按下部小说的内容译出。由此，我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即杨紫麟在译者序中所言确是实情，他的确是因为不曾找到上半部小说，而仅译了下半部！
二、《迦因小传》的漏译和误译
杨紫麟、包天笑二位译者虽然不是故意舍去上半部小说，却的确在其所译的下半部小说中极力维护迦因在道德和操守上的纯洁。他们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并在删节处加以自己的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仅仅与林本对比是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的，因为正如意大利的古语所说，翻译者即叛逆者。任何一个译本都不可避免地与原著产生了距离。所以，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通过与原著的对比，来说明杨、包译本究竟是怎样对原著进行删节的。
译本一开篇，就出现了迦因准备离家的场景。她给亨利写了一封深情款款的信。原著是这样叙述迦因的行为的：“写完信后，迦因又读了一遍，亲吻了几次，然后把它放入一个写着亨利·格雷斯男爵收的信封。”④而这里面迦因亲吻信这个充满爱意的举动却被杨紫麟悄悄省略了。他译成：“书毕，迦因持书复默诵一过，乃置信袋中，以舌餂封口者再。”林纾则如实译成“对书亲吻者再”。从“对书亲吻”到“以舌餂封口”，看似相差不大，实则相隔万里。“Kiss”一词，稍懂英文的人也不会理解错，英文程度很高的杨紫麟却会译错，可见是用心良苦。
按照哈葛德的原著，迦因到伦敦后，得到了般突一家的好心照顾，并被介绍到一家服装店做试衣模特的工作。不久以后，迦因惊恐地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原著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自觉有身孕后迦因的心理活动。她起先觉得万分耻辱，无法接受，于是一个人在夜晚的伦敦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来到西敏斯特桥旁，在深不见底的河水面前，一死了之的想法抓住了她，她好几次想要投身河中。这时，她突然醒悟了，做一个母亲并不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她可以代替亨利去爱、去养育他们的孩子。于是她平静下来，雇车回到了般突家。接着，小说写了迦因心理上发生的变化，即从少女到女人的变化，她因为爱而体会到的痛苦的觉醒。由于思念亨利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和焦虑，迦因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差了。以上这些长达五页的描写，杨、包译本都删去了，并插入天笑生的评语：
天笑生曰：人至愤懑失意无可告语，及思虑过度时，往往有此种境界：脑筋失纽，百骸任行，坐则如针刺毡，立则如虎履尾。熟视无睹，倾耳不闻。迦因以娇荏女郎，久藏深闺尤恐被风吹去，一旦遭此磨折，何能忍此摧辱？我知其不遇意中人，其病象亦已流露。然由是而病而死，玉殒花销，汶汶黄土。造物者虽以恩迦因，实以酷迦因也。名山大泽，动多奇态，丽景苍茫者，决不以庸福畀非常人明矣。[5](P35-36)
在此，包天笑试图用精神上的焦虑为后文迦因生病提供解释。接下来，译者也写到了迦因去西敏斯特桥一节，但原因已经完全不同。由于迦因在服装店中不受大家喜欢，回到家里般突又关心不够，因此郁郁终日，有一天“愤气出门”，不知不觉走到了西敏斯特桥上。而迦因站在桥上，也并未产生自杀的念头，相反，却看到“云水苍茫，烟波辽阔，车走虹腰，声如雷轰”，仅此感受而已。就这样，从迦因发觉有身孕，到起自杀的念头，到自我拯救，所有这些情节都被译者遮掩过去了。
迦因在服装店为顾客试衣时，碰巧遇见了意伦和亨利，可是亨利竟然只看见迦因身上的衣服，没有看到迦因。回家之后，伤心欲绝的迦因一病不起。在高烧中，迦因给亨利写了一封真情告白的信，将自己有了身孕的事情告诉了亨利。这个内容在杨、包译本中也全然不见踪影，译文中插入了大量译者的发挥，抒发迦因对亨利的思念之情。
除了漏译之外，杨、包译本还存在误译的现象。当然，作为一部清末学者完成的译作，在当时特定的思想意识和有限的外语水平下，误译是情理之中的现象。但从误译的现象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杨、包为了维护迦因道德纯洁性而做出的苦心孤诣的努力。在该译本中，误译主要有两种情况：非故意的误译和故意的误译。
较之非故意的误译，在译介学上更有研究价值的是故意的误译。这在杨、包译本中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原著中，迦因与洛克结婚后又见到了亨利，她向亨利倾诉了自己前前后后遭遇的种种不幸，以及自己为了亨利的幸福而自动退出的诸多苦衷。末了，迦因说有一样东西要给亨利，便是亡婴的头发。译本为了掩饰亡婴存在过的事实，将其翻译为：“迦因复曰：‘我有一物当赠君，’复从怀中取一纸裹与之。亨利曰：‘何物？’曰：‘以君相爱，取以持赠，见此如见迦因也。’因以口吮之，而递于亨利。亨利以手接之，则一缕香云，如轻烟薄雾，亦以口吮之，而置入衣袋中，于是二人相对唏嘘。”[5](P115)如此一来，亡婴的头发便被模糊处理为迦因的头发了。接下来，原著中写道，看到亡婴的头发，亨利再也忍受不了，与迦因抱头痛哭，多年的误解与伤痛在失声痛哭中淋漓发泄。译文却成了：“于是二人相对唏嘘数分钟，时若有万语千言欲倾吐者而反致默无一言。”这样一来，“相拥而泣”变成了“相对唏嘘”，两人的肌肤之亲被省略掉了。
三、《迦因小传》的归化
杨紫麟、包天笑译的《迦因小传》有很强的归化倾向，即译者为了使本国读者更易于接受，将原著的外国特色转化为本国特色。谢天振先生认为：“所谓归化，它的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着一个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6](P148)这个特点在《迦因小传》中，分别体现在思想、结构和语言三个方面。
首先，从思想上看，《迦因小传》的翻译体现了极深的封建道德观念。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贞节是女子最首要的道德，未婚先孕便成为一个女人最不可饶恕的事情。为了不有损迦因的形象，让她作为自我牺牲的女性形象与读者见面，杨、包二位译者费尽心思删改了原书中有关未婚先孕的一切情节，终于在出版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一点从寅半生等人的评语中我们已经可见一斑，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在对小说结构的处理上，两位译者也独具匠心地进行了调整，使之更符合中国文学中理想的篇章布局。原著的结尾讲迦因死后，亨利回到家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母亲和姐姐。母亲听后非常感慨，姐姐意伦则无动于衷，反说道：“这个不幸的姑娘并非因我们所为而死，而是因天意而死。亨利虽然说他的生命被毁了，但是母亲，您不要难过，他现在头脑不很清楚，六个月之后他的想法就会大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同意的话，亨利，我准备要车了。我想这里很快就会挤满警察和记者，而你能够理解，现在是选举期间，爱德华和我不希望卷入一场糟糕的丑闻里。”⑤大概是认为原著的最后一部分是狗尾续貂，在原本能够很好地刻画出迦因崇高形象的结局之后又加上意伦的评语，不但贬低了亨利的钟情，也降低了迦因自我牺牲的意义，所以杨、包二位译者删去了最后一部分，以迦因“一缕香魂遂入离恨天界”收束全书，使小说产生一种戛然而止的空白，从而给人以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哀伤之感。这种处理是符合中国文学传统中“留白”理论的，同时也符合中国人听故事讲求终结感的心理。不论讲故事还是听故事，中国人都渴望有一个结局，一个踏踏实实的句号，迦因的死虽然让人难过，却是一个句号。哈葛德原著中在迦因死后又加上意伦无情无义的评价，这似乎让人预感亨利终究会忘却迦因的牺牲，而迦因的自我牺牲就成为徒劳而可悲的了。这个结尾是符合人物性格特点的，也符合西方小说讲求“真”的特点。但中国读者如果读到这样的结尾，估计会颇感失落。
最后，在译本的语言上，由于译者采用的是较为正式、古雅的文言，全书给人的感觉很类似传统的言情小说。译本中有些用语极具中国特色，如把迦因给亨利信中所写的“My darling”译成“天涯沦落人迦因致书我爱好之亨利足下”，把迦因之死说成“一缕香魂遂入离恨天界矣”，如此种种。
这让我们想到王德威教授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所提出的“谑仿”理论，即模仿的一种低等形式，夸张和扭曲对象，尤其是简化被仿真的对象。“晚清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传承与外来影响可涕或可笑的反应，正足以用谑仿一词来形容。这样的例子可见诸梁启超及其同辈批评家对‘新小说’的唱和、投机作家对古典经典之作无休无止的谐拟，还有翻译家对外国文学与思想似是而非的改写。”[7](P51)这种提法有利于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以包天笑为代表的翻译者，尤其是那些擅长改写外国文学成为自己作品的“豪杰译”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着仿写，这种仿写是以本族文化和个人喜好为出发点，简化了原著的思想和情感，囫囵吞枣般速食着西方的文化。而经过他们简化的西方文学，其实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
四、与林译本的异同及其成因
倘若我们对比杨、包译本与林译本，便会发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二者都有着显著的差异。简单地说来，在内容上，杨、包的译本删去了所有关于迦因未婚先孕的情节，林本则一一保留。在语言上，杨、包的语言比林本更为古雅，使用了更为艰深的文言，生涩而瑰丽；林本的语言则较为浅易晓畅，使用的是不同于传统古文的比较通俗的古文。在这两点上，可以不失公允地说，林本是更为接近哈氏原著的。
与此同时，两个译本也存在着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比如都有明显的归化倾向，都有漏译和改译，等等。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异同呢？下面我们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译者个人的思想背景出发，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两个译本都不太忠实于原著，杨、包译本自不必说，林本也处处有增删补改。这其实与当时的翻译思想密切相关。清末的学界刚刚开始接触外国小说，人们尚不知道该用何种态度对待之。许多人将翻译与创作混为一谈，在翻译的同时又加又改。包天笑自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从日文转译《爱的教育》，把原著改变很多，作为自己的作品出版。他将书名改为《馨儿就学记》(馨儿是包天笑爱子之名)，在封面上赫然印着“天笑生著”。共一百节的原著在包天笑手中几乎打了一个对折。而对于任意删改增补原作，包天笑毫不以为意，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翻译工作者的失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写道：“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2](P139)郑振铎先生曾有一段评论，说的正是包天笑这些上海的翻译者们：
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8](P15)
因此，在翻译时任意改变原著，在当时绝非个别现象，而是翻译理论尚不完善时的特定产物。王继权认为，当时的很多译者在翻译长篇小说时，注重的是译介作品的主要情节，而把主要情节之外的副线或一些插入段落删去。这是受到传统小说的影响，让读者听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但凡与这个故事无关的细节都被尽行删除。[9](P49)
所以这样一来，杨、包译本中大量的删改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至于林纾幅度较小的删改，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林纾译作的序言中，他常常提到外国小说“深得古文译法”，又常把《左传》、《史记》等与西方作品相比，认为中西方小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自觉地用中国的文学传统来套西方的小说。今日的研究者们认为，晚清、“五四”对西方的误读，往往是有意识的选择和改造，这是启蒙知识分子采用的策略，即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对西方思想和文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林纾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和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点，以中国经验对西方小说进行类比性审美体验和阐释；同时，他以儒家道德范畴阐释西方文学与西方风俗人情，使中国人在“共性”上认同了素与中国暌隔的西方人伦风俗。[10](P96-97)
另一方面，杨、包译本和林本的删改程度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源于译者的思想观念的差异。包天笑的思想可以用“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十个字来概括。他拥护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倡导民族革命的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这说明他思想中的进步性。但他又有保守的一面，对于封建旧道德及其伦理纲常，他总在竭力维护宣扬。在他译的《馨儿就学记》中，他就增删了很多内容，以“保守旧道德”。因此，他和杨紫麟为了不让《迦因小传》有损“旧道德”的宣扬而大肆删改便不足为奇了。
林纾从小也是受到封建的旧式教育，不能不说保守封建的思想观念也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然而林纾在多次应试、参与国事的过程中，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亲眼目睹了中国思想意识的落后之处。于是他立志用西方文化改良中华民族的精神，通过向国人引进西方民情和先进思想来挽救危机与动荡中的祖国。在这些进步思想的引导下，林纾大胆地保存原著风貌，尽可能把真实的西方文化带给国人。正如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所说：“由《迦茵小传》的两种译本，我们不难分辨出‘林译小说’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3](P277-278)
虽然杨、包译本在文学价值和文学影响上不及林译本，但是它仍然有着独特的价值。首先，两位译者瑰丽恣肆的文笔吸引并打动了林纾，才促使他译出了全本，进而深刻影响了诸多“五四”作家；⑥其次，杨、包译本对不符合传统中国伦理及审美需求的情节苦心经营的处理，反映出译者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面临崭新的西方文化冲击时经历的心理斗争和做出的艰难抉择；其三，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包天笑的浪漫天性和诗人才情在这部译本中显露无遗，赋予译本原著所没有的秾丽与美艳，且不论这是否是译者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仅将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欣赏，该译本的可读性是很强的；最后，由于译者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该译本在对一些具体词句的理解上较林译更为准确，这也是值得肯定的。总而言之，考察杨、包译本有利于我们探讨其在中国文学现代性旅程的作用，对我们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是意义深远的。
注释：
①哈葛德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布拉登汉姆，早年毕业于伊帕斯维克普通学校，修法律专业。1875年服务于南非的英国殖民政府，任纳塔尔总督亨利·布威尔勋爵的秘书，后一度出任当地最高法院院长。1881年回国后开始文学创作。哈葛德擅长写历史传奇小说，产量丰富。其作品的中译本有《英孝子火山报仇录》(1893)、《斐(非)洲烟水愁城录》(1887)、《雾中人》(1885)、《三千年艳尸记》(1886)、《鬼山狼侠传》(1892)、《蛮荒志异》(1900)、《古鬼遗金记》(1906)等。
②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于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笔者曾与刘洪涛合作著文《论林译小说〈迦茵小传〉中的创造性叛逆》，论及这部林纾译本的“创造性叛逆”问题，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③比如韩洪举在《林译小说研究》中将杨、包二人在《迦因小传》中关于原著“残缺其上帙”的说法称为“欺世之谈”。
④When Joan had finished her letter she read it once,kissed it several times,then placed it in an envelope which she directed to Sir Henry Graves.Joan Haste.P214.
⑤"This unfortunate girl is dead,it seems,not through any deed of ours,but by the decrees of Providence.Henry says that his life is ruined; but do not grieve,mother,——he is not himself,and he will think very differently in six months' time....And now,with your permission,Henry,I will order the carriage.I suppose that there will be policemen and reporters here presently,and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just at this moment,with the elections coming on,Edward and I do not wish to be mixed up in a most painful scandal." Joan Haste.P425.
⑥比如郭沫若读完此书后写道：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见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