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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38米、世界第十高的澳门观光塔环顾全城，新崛起的美高梅金殿、永利大厦等摩天大楼正在重塑这个城市的天际线。而2010年12月初在此举行的亚洲管理学院会议(As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Conference)，则显示着亚洲管理学者们的勃勃雄心。
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甚至印度的300多名管理学者，当然，也有一些远远来自英国、德国、美国的学者，在济济一堂中，也让我有近距离观察亚洲管理研究的机会。
澳门博彩业的启示
最抢眼的当然是主办方澳门大学了，在获得横琴岛的1平方公里的新校址后，澳门新区政府正投资60多亿澳门元，让这家目前仅7000人的大学成长为万人以上的研究型大学。得益于大陆蜂拥而入的旅游人口，澳门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反倒财力充沛，赌桌数量在四年内翻了一倍，政府在博彩特许权上的收益，使澳门人不仅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每人每年还能得到政府“分红”5000澳门元。
澳门美高梅酒店(MGM Grand Macau)总裁格兰特·鲍威(GrantBowie)在大会的开幕辞上总结澳门经济繁盛的原因，一是开放博彩特许权，让美高梅、金沙、永利等国际大鳄纷纷进入，一改何鸿燊的葡京总揽赌权的天下，极大地激励了经济增长。虽然在金融危机中，新加坡、韩国也可以开放博彩业的投资，但澳门目前的博彩业营业额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既然在澳门就可以享受美式服务的周到，亚洲客人为什么要远赴拉斯维加斯呢？鲍威提到澳门经济增长的第二点在于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这也是这个只有40万人口、200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建立1平方公里的大学的原因吧。
“魔术数字”
在3天的会议中，与亚洲同行交流，最有意思的是饭桌上热烈讨论的“魔术数字”。这个数字已经越来越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接轨：这就是为拿到终身教职（或者说从助理教授提升到副教授），需要在国际顶级学报发表文章的数量。1996年本人刚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这个标准可能连一篇都不用。但今天，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大学的标准都是至少3篇以上。这已经基本上是美国排名在50～100名的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了。
国际顶级学报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达拉斯德州大学给出了24种学报的名单，由于这个名单又覆盖会计、财务、营销、运营等不同领域，不严格地划分，留给管理学的也就七、八种左右，例如对研究战略管理的学者来说也就是《管理学院研究》、《管理学院学报》、《战略管理学报》、《管理科学季刊》、《组织科学》5种，每年总共不过发表200篇文章，考虑到战略管理的教员在全球分布有上万名，这个发表文章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更不用说在“盲评”中过五关、斩六将了。
与《商业周刊》、《华尔街日版》商业化的排名不同，达拉斯德州大学对全球研究型大学有个特别的排名，这就是在这些顶级学报发表文章数量的排名。这个排名不仅很客观（无法造假），而且促进了大学间对管理研究的竞争。一项发表在《营销学报》（也是24种顶级学报之一）的研究表明：一间大学在达拉斯德州大学24种学报名单上发表3篇单个作者的文章，可以使当年学校整体排名提升一位；发表一篇单个作者的文章，可以使该学校的MBA毕业生在第一年的起薪中增加750美元！管理学术研究的增强，直接提升了毕业生的竞争力。
有趣的是，根据达拉斯德州大学的24家学报名单，可以列出历年前100名大学的榜单。在1990年，该榜单上只有4所非美国的大学，他们是加拿大的大英哥伦比亚大学（18名），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47名），英国的伦敦商学院（47名）与法国的INSEAD（64名），没有一所亚洲大学。而根据2009年～2010年的排名，共有29所非美国大学闯入榜单，其中亚洲的大学占了9所！
在这9所大学，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香港就占据了5所。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城市，近年来在管理研究上在国际竞争中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成立，引进了新的竞争，搅破了原来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寡头垄断，并且引进了国际标准，招揽了更多国际一流的教授（包括中国海归），也使刚从学院改成大学的城市大学、理王大学奋起直追。新加坡也是一样，成立没几年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耀商学院）异军突起，在论文发表量上直接超越了老牌的国立新加坡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
从这份排名表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是竞争，提高了大学的创新产出，也提高了本地人力资源的质量，加强了城市或国家的竞争力。对比之下，缺乏开放竞争的日本、中国台湾，虽然有相对较高的人均GDP，却在这场国际管理研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中国大学的出路：开放竞争
中国内地又如何？在这次会议上，也碰到许多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仁，他们的研究题目、研究方法也逐渐开始与国际接轨，许多博士生操着流利的英语开始接受国际同行在会议上的“拷问”，这是个很好的开始。西安交通大学甚至在教职称的评定上，也开始引进国际顶级学报发表量的“魔术数字”，虽然还是给国内教授与海归教授设置了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即采用不同的评定标准与薪酬制度）。
许多国内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大学教育官僚化与大学精神的萎靡不振，正在拖慢这个国家赶超的后腿。例如，香港GDP每年约1.4万亿元人民币，而广州今年GDP估计可突破1万亿元大关，深圳将达9000亿元，按照每年增长10%的速度，不过3年就可以超过香港。但大学教育上，广州与深圳却远远落后于香港。一项调查发现，城市GDP位居全国第四的深圳，在高等教育规模上确实在全国计划单列市上倒数第一名，不如青岛、大连、宁波。这也难怪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最近发出公开信，痛陈旧规章制度弊端，称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在教育部迟迟不予批复的情况下，开始自主招生、自授学位，重建“敢闯敢试”的深圳精神。
达拉斯德州大学“全球商学院100”中的亚洲大学（根据研究贡献2009～2010）
同澳门开放博彩特许权、香港新建科技大学一样，或许只有引进新的竞争者与搅局者，中国的大学体系才能催化更多的变革。不管是引进国际一流大学，准许合资合作办学，还是让更多的南方科技大学杀出一条血路，新的开放竞争才能引发一场熊彼特式的“破坏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