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思考的个性与痛苦的灵魂——论高尔基在俄国两次革命期间的思想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俄国论文,两次论文,灵魂论文,痛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尔基的名字是同俄罗斯现代历史、特别是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对历次革命的态度却似乎是矛盾的，有时甚至令人费解。他曾以火热的语言呼唤革命，积极支持并参与1905年革命，却又言辞激烈地公开表明不赞成十月革命。他与列宁个人关系密切，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列宁展开尖锐争论。他一再被称为革命作家、无产阶级作家，而他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异教徒”。他往往同时受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谴责。
也许正是这些矛盾构成了高尔基的丰富个性与完整人格。只是当我们习惯地借助于一律从政治上简单划线的方法来看待高尔基时，才感到费解与困惑，才无法认清他的心灵面貌，他的真正个性。
一
进入20世纪，在俄罗斯最终结束封建君主制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高尔基以其特有的方式投身于这一斗争行列，本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旨在颠覆罗曼诺夫王朝的1905-1907年革命却失败了。当高尔基从硝烟弥漫的祖国辗转来到幽静的那不勒斯海湾，回想在刚刚过去的风暴中出现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他开始感到自己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呼唤和讴歌革命。作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发展、结局及整个表现形态，有无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一切同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性格有无有机的联系？这些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到了高尔基面前。
在侨居意大利卡普里期间(1906-1913)及回俄罗斯之后，高尔基认真研读了许多历史学和哲学著作，如谢·米·索洛维约夫的《远古以来的俄罗斯历史》.瓦·奥·克留切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教程》，谢·费·普拉东诺夫的《混乱时代：16至17世纪莫斯科国家内部危机与社会斗争史纲》，尼·伊·科斯托马罗夫的《17世纪初莫斯科国的混乱时代(1604-1613)》，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西方》，尼·亚·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灵魂》等。其中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和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著述引起了高尔基的特别重视。克留切夫斯基著作的着眼点是试图通过分析社会历史进程，寻找推动一般文化——历史发展的隐蔽原因，发现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的独特性。从高尔基写于第一次革命后的大量作品和论著中可以看出：克留切夫斯基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历史之关系的洞察，他关于俄罗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理上看都是一个“过渡型”、中间型国家的论述，都对高尔基的社会——文化史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高尔基开始感到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的必要性，开始注意到民族性格对革命、对历史前景的制约作用，并逐渐认识到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关键，而知识分子则是联结进步文化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别尔嘉耶夫的著作《俄罗斯灵魂》，描述了斯拉夫人种与日耳曼人种的历史—文化差异，概括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心理特点，认为俄国应成为结合着东西方文明的特殊形态的国家。这部著作给高尔基关于东西方文化之区别，关于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思索以重要影响，甚至直接启示了高尔基的《两种灵魂》一文。
为进一步认识民族历史和文化特征，高尔基在1911年间曾筹划出版“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丛书，提供“人民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的历史概要，或是人民心灵的一幅图画”。①这一构想后来未能实现，但作家写于这个时期的几组“系列作品”（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俄罗斯漫游记》，《俄罗斯童话》等），却同样显示出探索民族性格特点的意向与热情。高尔基说过，他想用《俄罗斯漫游记》“勾画出我所理解的俄罗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罗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绪”。②其实，他不仅点出了《俄罗斯漫游记》29个短篇的基本主题，也说明了这几组系列作品的共同思想指向。
与上述作品互为补充的，是高尔基在同一时期内写下的一系列政论、文论和书信。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两种灵魂》(1915)和《致读者的信》(1916)。作家指出：东方是悲观主义的永恒怀抱，因而也就是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所作为和无个性的永恒怀抱；西方及其文化则体现出“生命的赋予”、乐观主义、积极精神以及对劳动和个性的崇拜。“欧洲是自己的思想的领袖和主人，东方人则是其幻想的奴隶和仆役。”③在俄罗斯人的灵魂中，东西方两种精神并存且彼此冲突，造成俄罗斯人性格的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使得他们特别倾向于在情绪、心理和精神方面走极端并摇摆不定──从“软搭搭的”幻想到凶狠残酷。高尔基勾勒出俄罗斯人心理气质的基本特征，强调“唤醒和培养俄罗斯的生活意志”、强化俄罗斯人的生活“激情”和个性精神的必要性。④
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别是它的精神心理弱点的清醒认识使高尔基懂得，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工作，普及教育，广泛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才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基于这一观点，在卡普里期间，他曾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宣传员高级学校的学员去参观意大利的博物馆、画廊和教堂，欣赏音乐会，为的是让他们在“人类历史的博物馆”中“了解真正的文化”，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充实他们的心灵。⑤由于认为发展文化是更为迫切的任务，甚至政治斗争也要让位，高尔基在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前进派”成员的分歧和论争中，对双方都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评，⑥更主张双方团结一致，为推动俄罗斯文化发展尽力。他还希望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据高尔基本人后来回忆，“还是在1910年”，他就考虑组织一个激进民主党，该党应“尽可能把处于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所有未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吸收进来”。⑦当代俄罗斯的一些高尔基学者认为，作家在这个时期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型”的社会主义，或曰“启蒙理性文化”、“革命的启蒙主义”，看来是有道理的。
二
高尔基热情欢迎1917年二月革命，把它看成一场将俄罗斯人民从君主专制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事件，欢呼“俄罗斯人民与自由联姻”。他认为，革命后俄罗斯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文化建设，教育民众，保卫国家的自由，使其免遭“所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祸害”，⑧把自二月革命开始的革命事业在和平中推向前进。
高尔基看到，革命使俄罗斯人民脱离了外在的奴隶地位，但他们内心仍旧生活在奴隶的感情中；俄罗斯人民必须清除被喂养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的影响，经受文化之火的冶炼。因此，1917年7月，他曾呼吁建立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优先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根据他的倡议创办的超党派的“文化与自由”协会，则吁请所有有能力的人们为国家的复兴而工作。高尔基参与编辑的《新生活报》也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捍卫二月革命的社会政治成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在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但是，二月革命之后，社会的注意力却为政治斗争所吸引，文化工作、文化的发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这种现象，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及时表明自己的见解。这些文章后来分别被收入《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两本书中，书名确切地说明了作者的关注中心是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高尔基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完成革命是为了文化，而且正是文化力量与文化需求的增长将革命召唤到生活中来的”；政治斗争有时也是“必要的事”，但在当时，文化建设更具紧迫性。这是因为，热衷于政治斗争的社会气候使俄罗斯人文化心理上的消极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和充分，二月革命后的种种病态社会现象正是这些消极特征的表现，高尔基强调：“文化的任务，就是发展和巩固人的社会良心、社会道德，培养和组织个人的全部能力与天赋”。⑨他主张，俄国民主派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首先要清除君主制的可怕精神遗产，克服东方消极性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俄罗斯民族造成的各种有害影响。在高尔基看来，完成这些任务本身就是革命，因为“革命”是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它是一种引导人走向意识觉醒和心灵净化的精神现象，一个不可割断的精神过程，这一过程已从1917年2月开始了。显然，高尔基寄希望于革命的和平发展。
基于这些认识，高尔基自然不赞同以武装斗争来改变二月革命后的社会政治现实。这就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发生了明显分歧。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一周，高尔基发表《不能沉默！》一文，吁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自己“推翻”关于即将举行武装起义的“传闻”。⑩十月革命发生后三天内，他又接连推出《致民主派》、《请工人们注意》两文，表现了对俄罗斯命运的深深的担忧。高尔基预言：在俄罗斯民族的特定文化心理条件下，“提前”进行的革命“无论对于国家、人民、党和革命本身，都孕育着悲剧性的后果。”(11)
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1917至1918年间，斯大林、季诺维耶夫、拉狄克等人均发表文章对他进行谴责。斯大林在《许多肥胖的身躯围住了我》一文中称高尔基是“背叛的知识分子”，断言他将被历史淘汰，“被拖进档案馆去”。(12)一些文章说，当年“革命的海燕”如今已变成“黄颔蛇”和小市民了。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黑色百人团”的报刊上，也不断出现攻击高尔基的文章，说他被德国人收买了，正和列宁、托洛茨基配合，“从另一方面”积极从事“毁灭俄罗斯”的活动。
对于高尔基这种腹背受敌的状况，一些研究者乐于用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个性”、“两个高尔基”的说法来解释。他们似乎没有看到，作家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是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他的思想探索的逻辑结果。正因为他坚持独立的探索与思考，不盲从，不迁就，不迎合，他才常常身处两难的境地，经受着不被理解的痛苦。
三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继续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坚持从人道主义的、文化的角度看问题，一方面尖锐批评革命后出现的某些现象，另一方面则强调文化建设和创造性劳动的意义与迫切性。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毁坏文物、践踏书籍、街头私刑、抢掠之风等无政府主义现象。他不赞成“剥夺剥夺者”的口号，认为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在精神上应当是高尚的，应杜绝使用君主制时代惯用的暴力方式。他难以接受取缔报刊、封锁言论的做法，肯定“思想是不能以强力的方式取得胜利的”。(13)他同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等人进行争论，指出他们应对革命后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负责，主张“把慈爱和善良的激情引入凶狠的政治激情的领域”。(14)
凭着对俄罗斯历史与民族性格的了解，高尔基感到当时出现的一系列否定性现象同民族心理特征有着必然的联系，甚至认为民族的不幸正是它必定要经受的一种“痛苦而严厉的报应”。他反复强调文化—启蒙工作的迫切性，呼吁俄国知识分子“重新担负起从精神上使人民康复的伟大工作”。(15)他还透辟地阐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人道的、高尚思想的内涵，具体地提出了当时文化工作的主要目标。他希望人们节约有限的精力，“学会热爱劳动”，积极着手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文化工作，而不必热心于“彼此咬住对方的咽喉”。
至1918年春，高尔基逐渐采取了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态度，但仍坚持认为，指出新政权的过失和错误、保护知识分子是自己的义务。他声明过：“无论政权掌握在谁手中，我都保留批评它的权利。”(16)事实上他也从未放弃批评的武器。他的《良心的堕落》一文，抗议季诺维耶夫的“红色恐怖”，引起一场论战。作家写道：季诺维耶夫的“狂妄行为是粗野的，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指望季诺维耶夫之类的先生们那里有任何别的什么东西。”(17)高尔基同这位彼得格勒及整个北方区一号人物的公开论战，最终导致了《新生活报》被关闭的命运。高尔基对封闭报纸的做法提出抗议，并两度去找列宁请求保留这份报纸，(18)但还是无济于事。
在极为困难、极其复杂的条件下，高尔基排除重重干扰，致力于拯救文化的工作，如倡议成立艺术和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参与创立“社会教育联盟”，开展“文化与自由”协会的活动，建立世界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外国文学优秀作品，制定出版《俄罗斯古典作家丛书》的计划，主持“改善学者生活条件委员会”、艺术活动家联合会、“发展和普及精密学科自由协会”等团体的工作，呕心沥血地努力保护对科学文化事业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彼得格勒的“艺术之家”为解决一些文艺工作者的居住困难，安排了一处集体宿舍，高尔基更是多方面给予帮助。作家楚科夫斯基对此甚为感激，他写信给高尔基说：“没有您的有力支持，死亡就会威胁我们。只要一想到霍达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楚多夫斯基、福尔什……莎吉娘以及我们这里的其他‘居住者’可能会露宿街头，我就要去痛打一顿李琳娜。(19)……您是我们的一位打抱不平者。您总是帮助我们。”(20)从1920年8月起，高尔基还先后十次写信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政权机关乃至列宁本人，请求保留一批专家、学者的住房。他不仅保护象作家伊·沃尔诺夫这样的文学友人，为后者被错捕一事直接致电列宁请求公正处理；而且保护象索洛古勃这样的与之存有分歧的作家，写信请人民教育委员会发给他“保护证书”。诗人勃洛克重病在身时，高尔基通过卢那察尔斯基上书列宁并中央政治局，申明自己将为诗人在芬兰找到一家最好的医院，只请他们尽快解决出境问题。他的这些努力，有的获得了或部分获得了成功，也有的因种种复杂情况而落空了。
当高尔基的思想见解和现实的反差较大时，他的反应往往甚为激烈。如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曾因某行政负责人的干扰而严重受阻，旨在发展文化建设的宏大出书计划难以实现，高尔基多次与之交涉，该负责人却采取了拖延、推脱的恶劣态度。高尔基不得不两次致信列宁，声明退出世界文学出版社及他在其中工作的所有苏维埃机关。他的最后通谍式的反应终于使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1919年9月初，与立宪民主党人的组织“民族中心”有关，彼得格勒逮捕了一大批和这个组织并无联系的著名学者。高尔基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列宁与捷尔仁斯基，“坚决抗议这种毁坏人民头脑的政策”，强调这类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所在，(21)请求释放被捕者。1921年5月27日，彼得格勒揭露了所谓“达冈采夫阴谋事件”，包括诗人古米廖夫和高尔基所熟悉的一些学者、社会活动家、宗教界人士在内的180人遭到逮捕。高尔基不相信这个“阴谋”有存在的可能性，于是又两次致信列宁请求查清事实真相。他特别为保护古米廖夫的性命“作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努力”。(22)他去莫斯科找过列宁，甚至已得到了为一些被捕者作保的书面许可，但他仍然无力挽回已成定局之势。不过历史事实最终还是证明，高尔基当年对“达冈采夫事件”的判断是正确的。(23)
高尔基深感自己的处境日益困难。还在1918年，在季诺维耶夫的命令下，高尔基住所及普列汉诺夫住所就受到搜查；1921年初，高尔基住宅再度被搜。(24)这一年，彼得格勒接连发生了“达冈采夫事件”的悲剧性处理、救济饥荒委员会被解散、古米廖夫被错杀、勃洛克不幸早逝等一连串事件。高尔基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而且，此时他病情的严重与他心灵的痛苦已使他无法留在祖国。1921年10月16日高尔基离开了俄罗斯。
十多年以后，作家本人曾回忆起当年列宁对他所说的话：“如果您不走，我们将遣送您出去。”(25)因此，当代俄罗斯的高尔基研究者莉·斯皮里东诺娃才有根据认为：“假若他（指高尔基──引注）不出国，那么他就有可能在1922年随一大批著名作家和学者一起被驱逐。”(26)
四
高尔基刚到柏林，批评家维·什克洛夫斯基就在一封信中针对他的出走写道：“这不是逃避，这是复归到工作中去。在这里，在俄罗斯，人们只是利用您的名字。”批评家相信，高尔基重新创办的象《新生活报》那样的报刊，“将成为人类的声音。”(27)
在国外，高尔基果然不负众望。他仍旧关注着俄罗斯现实，继续自己的思想探索与文学活动。他与当时也在柏林的安·别雷、列米佐夫、阿·托尔斯泰、皮利尼亚克等作家交往频繁，共商文学发展问题。他对“谢拉皮翁兄弟”中那批年轻的作家寄予厚望，及时撰文评价他们的新作，给他们以多方面的支持。他为谢尔盖耶夫─倩斯基的作品的出版而斡旋，帮助皮利尼亚克的长篇小说《荒年》在柏林出单行本。由高尔基、别雷、霍达谢维奇等在柏林创办的杂志《交谈》(1923-1925)，广泛涉及欧洲文学及哲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高尔基在这期间发表的《日记片断》、《我的大学》、《初恋》、《无望的爱情的故事》、《不平凡的故事》等作品，受到了包括费·阿·斯杰本、什克洛夫斯基等著名理论家、批评家在内的读书界的好评。虽然有些侨民作家对高尔基颇有微辞，吉皮乌斯甚至在《飞向欧洲》(1924)一文中，把高尔基同毁灭文化、“取消一切价值”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但大部分侨民作家则持较公正的态度。著名批评家马克·斯洛尼姆当即撰文指出：“是停止经常不断地对高尔基进行庸俗的嘲笑的时候了”，艺术家高尔基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而属于“整个有思想的、文明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不会抛弃高尔基，不可能认为他对自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28)
高尔基本人并不十分关心外界对他的评论。占据他的思维中心的，依然是刚刚过去的革命、民族性格和民族前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忧郁的随笔”《论俄国农民》，是继《不合时宜的思想》之后作家苦苦思索这一问题的又一重要成果。在这里，高尔基从考察俄罗斯农民（其实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族）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入手，在同西方民族的比照中，勾勒出俄罗斯人在基本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处世原则和情感方式等方面所显示的文化心理特点，以沉重的笔触暴露了民族性格的阴暗面：消极无为，残酷性，历史记忆力的缺乏，无政府主义，潜在的某种反文化意识等。作家把革命前后出现的许多丑恶现象用民族病弱特征联系起来，清醒地估计到清除旧的精神文化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重铸民族灵魂，将是极繁杂的历史任务。
除《论俄国农民》以及《两种文化》、《论俄罗斯人的残酷性》、《论傻瓜及其他》之外，20年代前期高尔基的许多思想都体现在他给罗曼·罗兰的书信中。通信的双方都感到彼此思想的接近。高尔基同罗兰谈到自己的信念与痛苦，谈到“俄罗斯人灵魂之谜”，谈到俄罗斯与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差异，谈到自己看到的和经历过的“许多沉痛的悲剧”，还谈到“俄罗斯理智的力量正在迅速下跌”。(29)作家呼唤着对人的尊重、人道主义和善，认为这些词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意义和份量。他赞同罗兰在同巴比塞的论争中所持有的观点，反对“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口号，认为恶劣的手段将损害目的本身。罗兰曾在一封信中说：“我非常赞成社会主义，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它将不对它要推翻的那些阶级采用专制的方法，它将不侵犯个人自由。”(30)高尔基的观点应当说是与此十分接近的。
1922年6月5日，高尔基又在给罗兰的信中谈到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国家内好象是异邦人的感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对民族之命运的深切担忧。这正是在莫斯科审判社会革命党人开庭之前三天。从信中不难体味出作家的心灵痛楚。7月3日，高尔基给另一法国作家、“俄罗斯人民之友协会”主席法郎士写了一封公开信，请这位友人转告苏联政府：他不能容忍“公然准备杀害真诚地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人们”。(31)他还同时致信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希望这一审判不以宣判死刑作结，强调“在我们这个无知识的、不文明的国家内，灭绝知识分子是无法理解的、有罪的。”(32)这两封信在苏联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作家进行声讨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上。这种批判联系到《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以及高尔基在接受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肖姆所说的“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共产主义者”(33)那一番话，大有逐步升级之势。随后，高尔基在国外发表的作品，甚至包括《回忆托尔斯泰》及早先写的《童年》，都被列为禁书。1923年在哈尔科夫还组织了一场对他的“缺席审判”。这时，作家感到一些人已把他当成“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看待，自己似乎已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祖国的人了。他在1923至1924年间给罗曼·罗兰的信，集中反映了那时的心境。
高尔基1921年10月出国时，并未打算久留国外，但1923年11月他又从德国到了捷克，1924年4月再迁意大利。这期间出现的一连串事件使他不能回国。1923年，苏联政治教育管理总局发布了一项《关于从公共图书馆中清除反艺术、反革命书籍的指令》，柏拉图、康德、笛卡尔、叔本华、马赫、尼采、卡莱尔、泰纳、弗·索洛维约夫、列·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等都在应清除之列。高尔基先是不相信确有此事，他在同年11月8日给霍达谢维奇的信中曾表示过怀疑；等到亲眼看到这份指令后，则气愤至极。作家在笔记中写道：“绝望，绝望。我从未经历过类似的事。令人震惊的悲剧性丑闻。”(34)他还在给罗兰的信中说，他要放弃俄罗斯国籍。
在列宁去世前不久的1924年初，高尔基写道：“1918年初我懂得，在俄国，无论别的什么政权都不可能，只有列宁是唯一能够阻止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自发无政府主义发展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列宁。在四年期间内，我和他争论，向他指出，他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显示出反文化的斗争性质。我还指出，消灭俄国知识分子，也就使俄罗斯人民失去了头脑。而且，虽然我爱这个人，他看来也爱过我，但是我们之间的冲突有时却激起了彼此的仇恨。”(35)高尔基同列宁的争论不是个人之间的纠葛，而是不同思想见解、不同认识之间的矛盾的一种表现。
列宁的去世，使高尔基有可能对这位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俄罗斯历史进程的人物作出冷静、中肯的评价。然而，他们之间的无声的争论却似乎还在继续。高尔基拥护民主制，真诚地希望人民的普遍平等与自由，却难以接受一个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形式；他赞成社会主义，相信它是“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引导我们向其迈进的一种科学真理”，却反对20世纪初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暴力斗争方式；他不能容忍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流血事件、镇压措施和无政府主义现象，列宁却认为新政权的诞生必然伴随着灾难、血污和“分娩的痛苦”；他认为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之后，俄罗斯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提高民族的总体素质，列宁却把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为头等大事；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历史的驮马”，“人民的头脑”，负载着引导全民族走向文明的使命，而农民和小市民则是民族性格消极面的集中体现者，列宁却认为人们首先是划分为阶级的，对待革命的态度是衡量一切人的基本准绳……。这就使得高尔基和列宁的分歧与争论无可回避，且带有严肃、持久的特点。就高尔基个人而言，他既挚爱着俄罗斯民族，又对它的文化心理痼疾透彻了解且深恶痛绝，既热望民族的变革振兴、发展，又不愿看到历史的变动违反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原则，因此，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也就同样不可避免。20世纪的人类历史，是不是让无数正直、善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经历了类似的心灵痛苦？
注释：
①⑤(18)(33)(35)转引自莉·阿·斯皮里东诺娃：《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遗产出版社、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联版，第42、26、160、184、119-120页。
②《马·高尔基资料与研究》，第3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152页。
③高尔基：《1905-1906年文集》，帆出版社，彼得格勒，1918年版，第174页。
④⑧《年鉴》杂志，1916年第3期，第173页；1917年第2期，第307页。
⑥(20)(21)(29)《不为人所知的高尔基》，遗产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第24-26、113、29-30、77页。
⑦⑩(17)《新生活报》，1917年5月8日，10月31日，1918年4月9日。
⑨(13)(14)(15)(16)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同时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91年版，第40、16、47、49、82页。
(11)转引自瓦因别格：《为了革命与文化》，《文学评论》，1988年第9期，第93页。
(12)《工人之路报》，1917年11月4日。
(19)斯·约·李琳娜(1882-1929)，季诺维耶夫的第一个妻子，彼得格勒省执委会成员。
(22)符·霍达谢维奇：《回忆高尔基》，真理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版，第34页。
(23)参见М.В.拉特曼尼佐夫：《与阿赫玛托娃的谈话》，《俄罗斯文学》，1989年第3期。
(24)参见莉·斯皮里东诺娃：《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第175页；维·柯斯季科夫：《幸福的幻影》，《星火》，1990年第1期，第11页。
(25)《高尔基档案》，第7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204页。
(26)莉·斯皮里东诺娃：《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第174页。
(27)《亲眼所见》（历史—文学和文献学月刊），1993年第1期，第29页。
(28)马克·斯洛尼姆：《活的文学与死的批评》(1924)；见《俄罗斯思想》，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第380页。
(30)转引自《不为人所知的高尔基》，第71页。
(31)(32) 《社会主义通报》，1922年7月20日，第13-14期，第11、12页。
(34)转引自《亲眼所见》（历史—文学和文献学月刊），1993年第3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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