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及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国家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5－0221－08
本文主要关注公民教育与文化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的关系。所谓公民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公民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养成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公民教育首先是国家认同的教育，而且本质上就是国家认同教育。在此，我不仅力图分析目前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和各种挑战，而且试图提出通过公民教育加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某些建议。
一
在全球化时代，公民身份认同出现的某些新问题，① 给主权国家的公民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和任务。在冷战时期，不仅东西方阵营之间存在着铁幕，而且国家之间的边界也成为隔绝人们之间来往的鸿沟，这不仅表现在人员之间交流存在着的藩篱，也表现在文化和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的障碍。现在藩篱被拆解或松动了，障碍也逐渐被消除。国际贸易和学术交流让许多人在全球流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原来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鸿沟再也难以存在。人们不仅因为商务、学业和旅游在世界各地流动，而且也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获得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世界似乎被压缩了，人们被“混置”于不同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信仰的环境下。全球化和互联网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而且也使国家的公民教育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这种差异混置的现象，既不同于文化差异平行“并置”的农业社会，也不同于力图“消弭”差异的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作为自然经济大多局限于狭窄的地域之中，除了战争和有限的商业来往之外，差异也就并置在互不干扰之中，人们的交往范围非常有限。农业时代的教育是地域性的，其形态是私塾，王朝统治者通过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实现选拔人才和统一意识形态的目标。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国家对教育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权的获得与工业社会需要整齐划一的知识相联系，人们被置于同一性的要求和规制之下。盖尔纳指出：“现代社会秩序的根基不是刽子手，而是教授。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和象征，不是断头台，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博士（doctorat d'état）。如今，对合法教育的垄断，比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更重要，更具有核心意义。”② 因此，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核心部分”③。实际上，在农业社会，教育是家庭或村落的事情，目的是延续地方性的生产经验和文化规范；在工业社会，教育则成为国家或公共领域的事情，目的是建立在国境内同一性的制度和培养具有现代知识的产业大军。同一性的知识压倒了狭窄的地域性文化，并且通过重新叙述已有的历史故事，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故事想象系统。
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过去“地域性”族群基础上通过国家主导甚至垄断教育以及共同性的工业生产与市场运作而形成的，那么全球化和互联网则侵蚀着国家进行教育的垄断权。国家通过垄断教育，通过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发展出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为目的的公民教育体系，这些课程有“历史”、“公民与政府”、“地理”、“道德教育”等等。在当今中国，属于这类课程的有：小学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的“思想品德”、“历史”、“地理”，高中的“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在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等。尽管对这些课程本身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它们对塑造特定国家的公民而言是非常有效的，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就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成为不同的国家公民，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
全球化时代，国家公民教育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过去，在国家文化和信息边界比较明晰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在国境内垄断国民教育。可是，现在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为孩子选择读书的地方，而且因为商业、劳务服务或其他工作的需要孩子必须随行，即使孩子在国外办的本国的“国际学校”读书，周围的环境也已经难以复制国内的环境了；即使在国内读书，世界各地的文化信息也与国家的公民教育进行各种或明或暗的竞争。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尽管有些掌握文化霸权的西方国家鼓吹所谓“世界公民”，实际上他们对世界公民的描述都带有自己国家的文化特质。法国不愿意承认美国的“好莱坞”是普遍的或世界性的；美国不仅有人怀疑“旧欧洲”的价值，而且更有人担心拉丁裔人数的增长和西班牙语的扩散影响美国的特性；加拿大害怕自己被美国的文化淹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中国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还有一个挑战。这就是吴晓林指出的，“在我国，由于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西部地区，地区发展的差距不但有引起地方离心力的潜在问题，而且……少数民族往往更易于强化民族认同感，彰显特殊性”。这种彰显尤其表现在语言、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方面。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大国博弈的年代，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日益被其他国家利用，成为遏制对方发展的‘杀手锏’”。④ 很多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渗透，侵蚀我们的公民教育阵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加强国家认同，把公民教育“放在首位”⑤，培育公民的共同性和“我们感”（we- ness）。
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认同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⑥ 日益自信地走向世界和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也不能不受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有限主权”论，并不是真正放弃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保障他们自己获取更多的民族利益。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甚至会虚脱。”⑦ 美国的国家利益从来都高于政客们嘴上喊的那些漂亮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资本主义不可能放弃国家主权，而是利用国家主权为资本攫取利益；不是趋向全球一体的“公共善”，而是利用“公共善”来保障其民族国家的战略利益。
为了立足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强化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安全，我们必须研究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性应对策略。应对全球化对公民教育形成的挑战，一方面，不能采取退回到过去闭关自守“独善其身”的策略，因为那等于自甘落后；事实上，“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可供汲取，但同时也在汲取西方的商业知识和技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获得如此神速发展的原因”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放弃攻防阵地，因为那将失去民族文化自主和国家文化安全。剩下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重构国家的公民教育，这种重构不仅需要形式的改造，而且需要内容的革新，以便使教育内容可以与其他竞争性文化进行正面交锋，一较高低。如果文化、思想、观念落后，不仅不能吸引广大中国青少年，也无法“兼济天下”，参与塑造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二
尽管全球化对中国的公民教育和国家文化认同造成挑战，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也存在有利于构筑并且强化国际认同的潜在条件。当前，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有形成稳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良好历史时机，因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容易通过国家公民文化共性的塑造而超越某些地域性和族群性传统所造成的差异。事实上，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也确实在迅速提升。譬如，在2002年皮尤的调查中，只有48％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认同，而在2008年，有86％，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与此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比例由2002年的52％提高到82％。2008年，中国在这两项指标上都是名列榜首，并且远远超过两项都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而美国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形势良好，23％的人表示政府方向正确。这种情况使许多西方人不理解，甚至感到失落。⑨ 目前，有利于强化中国国民国家认同感以及多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正在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中，伴随这个进程的还有城镇化和人口的集中，因此，这个进程可以消除狭隘的根深蒂固的地域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城市化进程使人口集中，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这容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从而有利于铸造“我们感”和“共同性”；人口的流动，如四川人到广东打工，河南人到新疆摘棉花，温州人、新疆人到全国各地经商，这些能够改变地方人口结构的单一性，从而减弱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二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不仅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而且使地域性文化逐渐改变成为一种共性的法制和契约文化，这对消除熟人社会所依赖的地方性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差异也有根本性的作用。我们的古代先民早就知道，为了四方安定，必须“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尧典》）。秦始皇时代，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奠定了中国高度统一的文化基础。在当前市场经济情况下，国家认同也必须有共同的制度和共同的文化作为基础。
三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国家所进行的公民教育的覆盖面达到空前广泛，通过统一的教育，可以塑造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的公民。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首先应该让所有的青少年都能够享受同样的教育，这包括统一的语言和公民教育。高等教育也应该以让青年成为“我们”为主，而不能塑造“他者”。因此，我个人强烈地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强化国家认同，少数民族应该更多地进入普通高等学校，而更多的汉族青年应该到民族学院学习，其实质就是淡化民族院校的“民族”性质，提升其国家性质。只有在成长的空间上拉近了距离，青少年才能在生成的意识中形成共识。
四是大众媒体和政治民主的发展，使国家政治文化和公共文化得到迅速传播，这也有利于形成一个公民话语平等交流的公共领域，从而促进国家范围内公民文化、思想和意识共性的增长，消弭不同亚群体之间差异的僵硬界限。例如，中央电视台就成为中华民族获取信息和享受文化的共同平台，许多网络论坛也成为公众讨论国事的平台，这就容易形成公民的共同话语。
不过，机会并不永远等待我们，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在欧洲历史上，英国和法国较早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德意志各邦国通过共同市场的追求和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意大利也通过同样的努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欧洲在工业化的初期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欧洲的拉丁语也没有成为欧洲语言，所以欧洲直到现在还在进行一体化进程。在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强化了国家内部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性，同时也有意识地强化了与境外的差异性。这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并且使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欧洲自身在美国和前苏联强权下的软弱，欧洲才开始探讨自己的一体化进程。
显然，从历史的经验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如果我们不抓住目前工业化、市场化和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给我们提供的机会，那么就可能让工业化、市场与某些地方利益和族群特性结合起来，从而造成认同的分裂。从政治整合的立场看，国家必须主导或垄断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因此，我们必须趁义务教育的普及实现普通话的全民覆盖，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国家不能放弃塑造青少年精神的责任，不能把心灵的教育交给宗教或其他势力，信仰自由应该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公民的权利；国家需要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而是整个国家保持信息渠道一致的共同语言。实际上，许多汉族人也不讲普通话，而是讲地方话，粤语、上海话让大多北方汉族人摸不着头脑。汉语作为普通话，就应该是整个国家的一般语言，即共同的政治语言和工作语言。实际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如说粤语的广东人和香港人，说其他语言的少数民族，只有掌握了普通话，才能更好地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才能很好地运用、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才能在公共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家认同必须高于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也必须高于地域认同，国家认同同样必须高于宗教信仰的认同。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如果民族认同压过国家认同，那就会造成国家分离的潜在危险。正因如此，面对移民的增加，即使那些号称“自由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正式地让它的移民承担超出自由民主制的程序性原则的事情”⑩。事实上，美国一直对黑人和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移民采取同化政策，譬如其“认同理论对种族／民族问题不予强调，并辩称学校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消除种族／民族或其他特征与成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必然联系……学校教育就是要使全体学生都成为富于生产能力的公民”(11)。随着移民的增加，我们看到，“所有欧洲的移民接受国也都在朝着与美国相同的方向运动：即从政治上来构建民族，从领土上来界定公民权。”(12) 显然，西方都是通过公民教育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石。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的民族与国家内部的各民族并不是一回事，国家内部的各民族只能算是族群；中国境内的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在民族国家的“民族”意义上都应该属于中华民族。地域也是如此，地域特性必须在国土完整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地域认同超过国家认同，那也会影响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完整，地域作为部分，其文化的差异只能作为国家整体有机性的要素。如果族群认同和地域认同超越国家认同，那么任何国家都会分裂成相互竞争的碎片。许多民族散居在不同的国家，如果按照族群认同超越国家认同，那么他们认同哪个国家呢？如果没有国家，他们的利益又靠什么制度载体加以保障呢？譬如，在新加坡有华人，有马来人，也有印度人，如果他们的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新加坡又如何能够存在呢？(13) 另外，现在许多华裔生活在国外，如果以族群认同而言，他们就应该认同中国。但是，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既然加入了居住国，就应该在国家认同方面首先认同居住国，我们最多只能希望他们保持一定文化认同的联系纽带。
如何才能使国家的文化认同稳固地超越族群认同和地域认同呢？答案是多方面的，方法是多样的。可以是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和互补，可以是政治制度的划一，可以是文化的相互融合。但是，在促进所有这些过程方面，国家制度化的普遍或普惠的公民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行公民教育并不是压制多元特殊性，更不是泯灭特性；恰恰相反，公民教育就是为了增进每个公民自由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正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才为每个人的个性发挥创造了条件。这种个性的发展可以让人们摆脱特殊群体的传统的束缚，并且进入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从而使国家认同超越地域性和族群性认同。
三
鉴于全球化对国家认同造成的挑战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对国家认同强化的潜在资源和动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关口，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抓住我国社会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义务教育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通过国家政策和公民教育的引导，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封建时代等级森严，没有普遍的公民权利，所以在那时根本没有公民教育，有的也只是臣民教育。在古代，教育都是少数人的事情，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机会受系统的教育，而且多数人都不识字。在古代中国，少数人所受的教育，也只是四书五经和三纲五常，目的就是培养耕读传家的孝子或侍奉君主的忠臣。这不是公民教育，而是有差异的教育，这种差异不仅在于人们享受不同的教育，而且在于这种教育本身就是为了培养有等级差异的人，让不同的人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要求安心于自己的社会角色。
现代教育是国家主办的事业，义务教育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养成的普遍关注，因此公民教育具有普遍性、普惠性和共同性。这就是说，一方面所有适龄儿童无论其民族、地域都应该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是让所有人都理解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也承担共同的义务。不过，普遍性、普惠性和共同性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实现的，其间经历了或长或短的过渡。
1949年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全民义务教育的体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限制，那时教育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有时特别强调国民的阶级差异（成分），而强调普遍性（平等权利和共同义务）的国家公民教育并没有凸现出来。为了强调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我们也特别注意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分，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具有平等权利和共同义务的公民的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深刻性一点也不亚于1949年的革命。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这是有道理的。1949年是一次政治革命，革命成功后我们也进行了经济基础的改造。但是，鉴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国生产方式仍然是以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由于以村落为生产单位，而村落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因此实质上中国经济仍然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组织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公民教育”主要是政治教育，而不是以所有适龄人公民养成为目的的普遍性的公民教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国内外大流通的时代，人员货物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运转。中国社会从过去以村落（生产队）和“单位”为载体的熟人社会进入了随商品和信息流动为引导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人们的交往对象频繁变化。在熟人社会情境下，群体共同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本身对人的行为方式起着监督与训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循规蹈矩的，社会是有秩序的，但这不是国家公民的遵纪守法，也不是公共社会的秩序。
社会转型迫使我们走向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并且使公民教育更显急需。市场经济和人员流动让我们每天都要与陌生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变化就使我们国家普遍性公民教育成为必需。这种教育目的是让所有人都接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各自生活在有限空间而且被地方性文化所约束的时代已经进入国家共同体时代，家庭为主的有差别的教育已经让位于国家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教育。这个转变过程是就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在其中，公民教育的模式、内容、方法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
公民教育要促进国家认同，必须既注重普遍性和共同性，也必须注意特殊性和差异性。公民教育对内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才能形成国境之内的共同感和“我们感”（we- ness）；公民教育对外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才能让我们与其他民族国家区分开来。问题在于，公民教育在对内强调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时候，并不能忽视特殊性和差异性，因为公民既有共同性也有个性，只有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自由，才能算是公民。另外，公民教育在对外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普遍性和共同性，因为只有对历史发展方向具有普遍性的趋势才能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只有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的交往前提下，才能建构起一种较高层次的主体间性，让每个人的视角与所有人的视角相互重合”(1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特殊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双螺旋结构，就成为国家认同成败的关键。国家认同的危机或很多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很恰当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有效地组织这种双螺旋结构，这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之中，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过程出现的许多问题被压缩性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方面需要发挥个人首创精神，而且只有每个人获得个性和自由权利，才能摆脱地域或群体某些传统和习俗的束缚，成为真正具有普遍权利的公民，所以对人的个性的尊重成为从传统主导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从有限的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文化向国家共同的文化过渡。可是，在价值取向上二者之间是存在张力的，这就给我们的公民教育提出了挑战。可能的策略选择就是，公民教育应该把国家法制和公德教育放在首位，因为共同的法规才能塑造具有共同社会规范的公民，公共道德的形成才能熏陶具有共同行为和共同文化的公民，有了共同的社会规范、公共道德和文化范式才能构筑民族国家的主体——人民。同时，只有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下，在有了公共道德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尊重差异和个性的环境。
四
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为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基石，塑造民族国家的根基。作为公共产品，公民教育不能用来制造或扩大差异，而是应该培育共识、塑造共性、形成集体认同。
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根基，就必须形成和固化“国家民族”，国家民族是超越国内诸“族群民族”。有了国家民族，才有民族国家。我们的汉、蒙、回、藏、壮、维吾尔等民族的“民族”，不是民族国家所说的民族。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既然要固化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我们的公民教育就应该把国家认同放在族群认同之上，用国家公民身份冲淡族群身份，只有这样才能构筑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在公民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强化族群身份，而应该强化国家公民身份。实际上，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论，“普遍公民权”指的也是国家内部政治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公民权为每一个人所有，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公民。”所谓“‘选择自由’的确切含义不可能是国家主动去强化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而是指国家应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停止强制性的文化同化”。(15) 实际上，连西方人也承认，这种“中立的立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相比之下，我倒觉得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优于西方对待少数民族的策略。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不能把作为多数的汉族看成就是中国人本身，尽管就其量和质而言汉族可以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生活在中国版图之内有公民权利的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具有平等的公民身份的“中国人”。即使是汉族人，如果他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那么他也就不再是“中国人”，而是“外籍华人”。
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根基，就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是与各地方文化有联系又有共同性，把地方文化整合起来的共同文化。我们必须通过公民教育强化共同的国家文化边界，而不能强化国土内部的地域性文化的边界。可以通过各种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共同性来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凸现国家文化的普遍意义和共同性。西方学者承认，“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没有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能保持文化上的中立性。举个例子，在选择官方语言时，国家就必然会促进多数者的文化，而牺牲少数者群体的文化”(16)，只有这样才能以民族国家的共同特征与其他民族国家区分开来，从而进一步强化国家认同和国家公民意识。另外，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属于汉族的文化看成就是中国文化本身，我们应该扩大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符号的涵盖面，使其包容少数民族的文化形式。与汉族文化一样，回、蒙、藏、壮、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公民教育必须强化国家共同性规范和文化的熏陶，而不要过于强调地方性和族群性文化的刚性特征。由于地域和族群认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制度性的公民教育就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家认同方面。这一点特别表现在香港和澳门，由于殖民统治的结果，人们的认同有些混乱，但是通过公民教育认同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的解决。例如，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林瑞芳领导的研究小组2007年6月12日发布的香港青少年社会身份认同研究报告显示，与1996年相比，认同双重身份“中国人，其次是香港人”的青少年比例上升。而越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青少年，对中国或内地人越亲善。他们对内地人更信任，不认为香港人比内地人优越，期望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区别缩小，愿意接纳大陆的人和事物，愿意多与大陆人士建立良好关系。(17)
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根基，就必须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全体人民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全人类面前，中国要建立真正稳定、和谐、富强的大国，必须有自己的稳定而又持续的核心价值理念，创造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从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理念。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我们既不能构筑永续而又深度的认同感从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无法形成持续而又强大的感召力从而赢得全世界的理解和尊重。公民教育必须下工夫建设和渗透中国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使共同价值观的凝练与渗透变得更加急迫。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的，“中国没有一个在全疆域内都通行的统一宗教，这与欧洲不同，欧洲或多或少都信仰基督教”。“中国缺少一个全体人民认同的统一宗教，这种现象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统一宗教的缺位，自然给中国哲学带来广阔的空间。”(18) 宗教是人类童年的产物，在启蒙思想和现代性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构建某种宗教信仰，但是我们可以建设一种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预测的理性信念。新加坡的例子对我们也有启示：“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文化与宗教的国家，在认同感方面是极为棘手的问题，也是个艰巨的工程，处理不当，会使人民势如水火，国家分崩离析。如有一套获得国人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就可以协助国人发展一种国家认同感，使国人团结一致，共同为新加坡的前途而努力。”(19) 为此，“1988年10月由当时的吴作栋第一副总理提出以新加坡各族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制定国家意识（National Ideology）后，引起广泛而深入的议论”，经过反复讨论辨析，终于达成共识，并且由国会在1991年通过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20)
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根基，就必须把“国家民族”固化和“国家文化”普及的公民教育做好。强化公民教育，首先是教育内容的普遍化和同一化。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国家层面必须设立与中华民族历史相衔接、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相符合的公民教育课程标准，所有地域性和族群性的“校本”教育内容必须有利于巩固国家认同，至少不能与国家认同相悖。香港的例子就是证明。香港教育统筹局总课程发展主任张永雄认为，香港在回归前，年轻人普遍对国家了解不足。1997年以后，社会开始期望年轻一代，能够通过公民教育逐步形成清晰的国民身份认同，并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作出贡献。近年来，国家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也为国民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指出，“香港近年来的课程改革强调了培育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例如，将“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致力于贡献国家和社会”列为七个学校课程宗旨之一；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定为课程改革四个关键项目之一；将“国民身份认同”确立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五个优先培养的价值观之一。(21) 其次，尽可能在空间上拉近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学习距离。在基础教育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大流动，我们应该尽可能让适龄儿童随父母的工作变动，到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上学；另外，进一步加大边疆少数民族儿童内地读书的人数，通过让儿童在空间上接近而达成文化和心灵上的接近。在高等教育阶段，各普通高校应该多招收民族生，而民族院校却应该大幅度增加多数民族（汉族）的学生，这样才能在空间上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形成共同性，产生我们感，而不是制造差异性，产生陌生感。公共资源应该用来加强共性，而不是制造差异。通过公民教育，我们应该熔铸“我们”，而不是制造“他者”。
总而言之，在普及义务教育和推行公民教育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必须努力培育具有世界眼光和国家意识的现代公民，这种公民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文化限制，更多地用宽广的公共视阈思考民族国家和共同体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多元一体的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即使最强大的国家政府也无法单独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那么问题就在于，今天的公民身份是不是要被引向不仅是民族认同，而是全球的认同，不仅是民族共同体，而是全球的共同体，要被引向全球范围的‘公共善’。”（迈克尔·桑德尔：《公民身份：面向世界的认同与表达》，王佳祺编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7日）不过，吉登斯以及其他许多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吉登斯看来，目前的全球化与其被“称作民族国家终结的时代”，“不如说这是全球化体系下民族国家的重构。民族国家在当今时代实际上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没有其他什么体系能够像民族国家那样具有赋权的权威”。（郭忠华：《民族国家理论的悖论性发展——安东尼·吉登斯访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
②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③ 郭忠华：《民族国家理论的悖论性发展——安东尼·吉登斯访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
④ 吴晓林：《加强国家认同在民族政治整合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
⑤ 参见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⑥ 美国盖洛普公司在全球的民调显示，“全球有7亿人希望永久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一数字占全球成年人口总数的16％……这些人都觉得‘异乡的月亮更圆’”。其中，目前美国仍然是移民的首选国。转引自管克江《调查：全球7亿人想移民》，《环球时报》2009年11月5日。
⑦ 埃德蒙·费尔普斯专访：《金融业扭曲将抑制未来增长——诺奖得主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参考消息》2009年12月28日，第4版。
⑧ 英国《观察家报》2005年11月6日，见《参考消息》2005年11月7日。
⑨ 何申权：《北京奥运设示威专区——皮尤调查：86％的中国人认同国家发展方向，排世界第一》，《环球时报》2008年7月24日。
⑩ 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1页。
(11) 莫琳·哈里楠主编：《教育社会学手册》，傅松涛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12) 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0页。
(13) 新加坡于1967年开始推行公民教育。目的是在“确保孩童的品格能稳定、健全地发展”的同时，“使他们能够热爱国家，并能对国家作出承诺”，“以国家为荣并忠于国家”。见王永炳《公民与道德教育——世纪之交的伦理话题》，新加坡：SNP综合出版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第5页。
(14) 尤尔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沈清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15) 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6、344页。
(16) 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9页。
(17) 李爱华：《回归10年，多数港生认同双重身份》，《科学时报》2007年6月19日。
(18) 黄文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访谈录——“中国进发的活力令世界难以想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06年1月5日。
(19) 王永炳：《公民与道德教育——世纪之交的伦理话题》，新加坡：SNP综合出版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第161页。
(20) 王永炳：《公民与道德教育——世纪之交的伦理话题》，新加坡：SNP综合出版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第160－161页。新加坡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5个各种族和各宗教都能够接受的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后修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后修改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参见王永炳《公民与道德教育——世纪之交的伦理话题》，新加坡：SNP综合出版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第162－163页。
(21) 高靓：《回归十年，香港教育变化大》，《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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