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古代文明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族人民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过不同的贡献，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明确的一个观点。
海岱地区是《禹贡》九州中的青、兖、徐三个州，也是古代东夷族的主要聚居地。这三个州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东夷族发展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已发掘的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属于东夷族的遗存，从它们遗留下来的资料分析，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相当高的。徐旭生先生对中国古史传说的文献资料研究，把东夷族作为传说时代的三个主要集团之一①，是很正确的。
东夷族既是作为中国史前时期的一个主要集团，它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上，也是发挥了应尽的职能。下面就以这个问题作初步的分析探讨，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农业生产概况
海岱地区的史前农业生产，目前只能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的北辛文化，它的农业生产工具发现的有石制的斧、铲、刀和鹿角锄等。斧以打制的为多。器形以平面略呈梯形或长方形的为主，是作为砍伐树木、开垦耕地之用。铲多磨制，制作较精致，器形有平面略呈长方形、梯形、舌形或方形等。有的石铲刃部有长约7厘米的纵直使用磨痕，以此推知当时的翻土深度为7厘米左右。另外，发现有加工食物的磨盘、磨棒和磨饼等。
铲、锄等翻土工具的发现，说明了北辛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砍倒烧光的阶段，进入到了耜（锄）耕阶段。近年来，这地区内的沂、沐河流域内，展开以细石器为中心的调查和发掘，发现遗址和地点有数十处，其年代是处在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估计其绝对年代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至3万年。其早期遗存尚处在旧石器时代之末，晚期遗存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是山东地区最早的无陶新石器文化”②。所以，海岱地区的史前农业，还得从北辛文化向上追溯。
家畜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从发现的猪骨推测，已脱离原始的基本形态。再从遗址内的地层堆积分析，文化层厚达1.5米以上，反映了已有相当稳定的定居生活，这也说明了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北辛文化之后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阶段的早期，它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大体与北辛文化晚期稍有提高，到了前期阶段的晚期，农业生产比早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产量的增多，生活得到了改善，生活用器的器类也有了增加，随葬器物有了明显的增多。后期阶段的农业生产，在前期阶段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仅用一般性的窖穴来贮藏粮食，而且在三里河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内，还发现一座贮藏粮食的库房基址，在库房内有一个大型的窖穴，其内还剩余着1.2立方米的粟，如此多的粟和贮藏粮食库房的产生，一方面是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它的社会意义。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猪的饲养也得到了相应的发达，如大汶口遗址第一次发掘，发现墓葬133座，其中43座墓有用猪头随葬，共有96个，最多的一墓有猪头14个。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墓葬66座，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相当普遍，最多的一座墓，有猪下颚骨30多个个体。如此多的猪头或猪下颚骨随葬，就要饲养这样多的猪，需要相当多的饲料，要有较多的粮食去加工，从这一方面也说明了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较大汶口文化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它的主要标志：一是水井的出现，在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址内发现水井3口，井口呈圆形和长方形两种，深度有达5米许的。水井的出现，使龙山文化的居民可以在离河较远的地区内居住，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多，为开辟更多的耕地创造了条件；二是收割工具的明显增多，如三里河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只发现石刀1件，到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12件。诸城呈子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还未发现石刀，到龙山文化时期却发现了27件。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内发现石刀25件，还有镰刀6件，等等；三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耕作技术的改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龙山文化遗址中有相当多的制作精致的石锛、石凿等加工工具的发现，如三里河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发现石锛、石凿43件，到龙山文化时期发现72件，增加了将近一倍。又如呈子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发现石锛、石凿5件，到龙山文化时期发现31件，增加了6倍。在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石锛、石凿52件。在石器中是较多的两种器类。这些都说明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居民，有较多的使用木质农具的可能。
海岱地区史前农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恩格斯说的：“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③。
二、手工业生产概述
海岱地区的史前农业，发展到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时，开始走向迅速发展的道路。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把手工业生产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也就产生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大分工。专业的手工业生产者，可以专心的去从事其本行业的生产活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并且还能够有时间来总结前人的生产经验，加以提高，使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迈进。下面列举制陶、玉器、象牙器等的制作和建筑技术上的发展等，加以说明。
1、制陶业 史前时期的手工业中，制陶业占有重要的位置。海岱地区制陶业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中国史前制陶史上，闪耀着光辉的一页。这时期制作的陶器，注重造型的美观，器壁都较薄，给人有轻巧优雅之感。就大汶口文化的陶尊而论，器体高大，器壁厚重，从整个器物来看，却有庄重之感。为了加强对器物的美感，器表多素面，表面经过精细的磨光，有的还微带光泽。有纹饰的较少，并且也较简单。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杯，器体轻薄，造型优美，器高一般为15厘米左右，有的重量还不到50克，是中国史前制陶业中最高水平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2、玉器制作业 中国玉器的产生，以辽西地区的查海和兴隆洼等遗址发现的为最早，距今已有七、八千年。长江下游地区玉器的出现，距今约有7000年。它们是中国两个主要的玉器起源地。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中，玉器的产生，是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主要是镞形器、管、坠等小型的装饰品或礼器。滕州市岗上遗址发现的人面形玉饰，具有特色。在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中发现2件玉钺，还在三里河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璇玑形环（有称它为异形璧）、鞍形饰、马蹄形饰、钏等较大型的玉器。龙山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玉器制作业也得到了应有的发展。以往在日照两镇遗址发现刻有神面形纹的玉圭。三里河龙山文化墓葬中的玉器，都是小巧精致的鸟形、鸟头形饰、半月形饰、长方形饰、珠、璇玑形环等，有以数件小型玉器成为一组的风格。尤其是最近在临朐朱封遗址发现的钺、头（冠）饰、簪等。头（冠）饰是由两件器物组合而成：一是形似镂孔透雕的玉佩，两面均镶嵌绿松石；一是形似笄，通体饰竹节形纹。簪的两侧有3个浮雕神面像，等等，反映了海岱地区的史前玉器不仅在制作上的精致，并且在造型上具有一定的特色。
3、象牙器制作业 史前时期对象牙的利用而制作成器物的，以目前的资料分析，首推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遗址第4层出土的蝶形器等遗物。这种蝶形器，器体扁薄，纹饰秀丽，制作精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能有这样的器物产生，很可能在其前已有一定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后，在钱塘江北岸的崧泽、良渚等考古学文化中均有象牙器、连绵不断的发展着。
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中象牙器的出现，主要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可能是受到崧泽、良渚等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发现的器物有雕筒、梳、琮形器、管、珠、片等。尤其是前两者制作精致，纹饰优雅，如雕筒，高6—15厘米，把象牙的中心部分凿空，器壁厚仅3—9毫米，这已是不易完成的工作，并且有的还透雕着连续的花朵形纹，更是增加了难度，显示了当时象牙制作者的工艺技术是相当高的。
4、建筑术上出现了夯土台基，日照东海峪史前文化遗址内发现一批夯土台基址，有的台基址高30厘米左右，它可能是中国传统的高台建筑术的源头之一。这种夯土台基，对房基址的加固、加高和防潮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夏商周及其以后时期的宫殿和宗庙等建筑，都广泛的采用。
三、从平均分配社会产品到不平等的分配社会产品，产生了阶级、阶级对立
在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阶段的早期，农业生产虽已进入了耜（锄）耕阶段，但是它的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必须把全氏族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与自然作斗争，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在生产上齐心协力，在分配上平均分配，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到了大汶口文化前期阶段的晚期，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的逐渐增多，并且还有了积累，使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人，利用其已有的权力，从多占有社会的生产品，到不平等的分配社会产品，使社会上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如刘林遗址第二次发掘的145座墓葬统计：“完全没有随葬品的有十八座，有1—8件随葬品的一百座，9—15件随葬品的十九座，19件以上至32件的八座。这种随葬品多寡不均的现象，晚期比早期更为显著。例如随葬品在19件以上的早期墓只有一座，而晚期墓却有七座”④。这说明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贫富分化开始明朗化起来。
在大汶口文化前期阶段早期的陶器中，有敞口、器体微向内束、平底的觚形杯。从造型上分析，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到了前期阶段早期之末，器身向管形演变，逐渐在丧失它的实用意义。到了前期阶段的晚期，器口呈喇叭形大敞口，器体呈管形，成为不切合日常生活使用的礼器。礼器的出现，开始有了萌芽状态的礼仪形式，为其后礼仪制度的产生，奠定基础。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方面也说明了大汶口文化前期阶段晚期的社会，发展到了比它的早期较高的一个层次。
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社会生产的飞速发展，财富积累的不断增多，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贫富两极分化更趋明显。以墓葬资料分析，在大汶口遗址的墓地里，富有者的墓坑规模大，如10号墓的墓坑长4.2、宽3.2米，随葬陶器93件。在这些陶器中，有白陶、乌黑而略带光泽的黑陶和彩陶等，都是质量高的陶器。此外，还有玉钺、玉臂环、玉指环、成串的头饰和颈饰，以及象牙制的梳、雕筒等。贫穷者的墓，不仅墓葬规模小，仅能容身，随葬器物只有一、二件或没有随葬品，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不仅阶级已经产生，并且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可能。
又如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大墓的墓坑长5、宽3米多，面积为15平方米许，随葬器物有上百件的，以陶器、玉器为主，还有用人殉葬和整猪、整狗随葬。陶器有鼎、
鬶、豆、罐、盉、簋、壶、背壶、贯耳壶、筒形杯、宽把杯、碗、盆、钵等。玉器有琮、钺、斧、冠饰、璜、琮形锥形器、琮形管、锥、串饰、镯、环等。这些都说明了阶级对立的尖锐化。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富有者内部，还明显的存在着不同等级。这一方面在第五部分中再作分析研究。
四、成组礼器的出现
成组礼器与个别礼器器类的出现，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先有个别礼器器类的产生，再发展到成组礼器的出现。它们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两者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层次上，有高低之差，其内涵上也有所不同。
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成组礼器的出现，主要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在现已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大汶口墓地的10号墓尤其具有代表性。从随葬器物的放置位置上分析，头前放置的是“一组小型的白陶和黑陶器，有鼎、壶、鬶、盉、杯等，多数是成对的”。在葬具内的两侧中部，即在墓主人的腰部两侧附近，“对称放置两个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彩陶背壶和黑陶杯”⑤。这些陶器，如以头前放置的黑陶高柄杯，在遗址内很少发现它的残片，这表明不是一般日常使用的器皿；再从制作上分析，造型优雅，制作精致。其它的陶器，也是与此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所以，这些陶器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器，应是成组的礼器。
在新沂花厅墓地里，大型墓葬不仅有成组的陶器，还有成组的玉礼器随葬。这些社会现象，都说明了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晚期，在各地区内已普遍实行成组礼器随葬。
到龙山文化时期，在日照两城镇遗址曾发现一件平面呈长条形、上部的两面有神面形纹的玉圭。圭的产生，可能是由玉钺演变来的。玉钺在大汶口墓地的10和117号墓中各发现1件。10号墓的玉钺，平面略呈长方形、平顶、平刃；117号墓的玉钺，形制与10号墓的相似，唯顶部和刃部均微弧。两城镇玉圭的形制，近似10号墓的玉钺。只不过器形已由长方形演变为长条形。这种演变，不仅是器形上、器类上的变化，而是反映了圭的社会功能比钺还要高一个层次，是钺的升华。
五、棺椁制度的形成及其不同等级的社会层次
棺椁在中国古代丧礼中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棺椁数量上的不同，表明墓主人生前在社会上的地位、身份的差异。
在邹县野店的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曾发现有棺椁形的葬具。有以原木构成长方形框，框底和框顶以木头铺垫；有成“井”字形的木椁，有的虽有长方形木框，框底未见铺垫木头的遗迹。在这种木框内，“再用较短小的木棍搭成仅可容纳一具人骨的长方形木框，这种葬具应是原始框式木椁内的原始框式木棺”⑥。这种“井”字形木椁，在大汶口、野店等墓地主要见于随葬器物相当丰富的墓葬，而在呈子墓地的墓葬中，“这类木椁都较狭窄”，如20号墓的随葬器物，陶器只有罐、盉两件，石器有环、指环、耳饰，骨器有镞、匕、锥以及牙削刮器等12件⑦。这些随葬器物，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作为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与此相应的这种墓主人的生前社会地位不可能较高，财富的占有也不可能较多。以此观之，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已有棺椁的出现，在丧葬礼仪上的使用，就整个大汶口文化而言，还没有达到作为代表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身份的一种象征物；若从一个遗址的墓地分析，有的已有了较严格的使用范畴，如大汶口墓地，使用“井”字形木椁葬具的“都是大型墓葬。葬具四周和坑壁保持一定距离，其间放置随葬器物，有10、13、25、47、60、117、126等七个墓例”⑧。这些现象可能是说明了棺椁在丧葬礼仪中逐渐在形成为制度，在使用上要有一定的限制。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棺椁，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为礼制。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中，以尹家城墓地反映得较为明显。该墓地的15号墓，是座大型墓葬，墓坑长5.8、宽4.36米，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具有两椁一棺，随葬器物相当丰富，陶器有鼎、罐、甗、鬶、蛋壳陶杯、匜、盆、壶、盒和器盖等23件。此外，在墓北部的内外椁之间放置着50件陶质小圆锥体物，在其两端有鳄鱼骨板各一堆。这两堆鳄鱼骨板与小圆锥体物有什么关系呢？从陶寺墓地发现的木鼓出土情况分析，“鼓腔是个圆木筒，口部冒鳄鱼皮，在发掘时，周壁原有几厘米厚的木筒已全部朽成灰色，极难区分，只是原来鼓腔（木筒）外壁涂有红彩，凭借斑驳的红彩，得以把鼓腔原型清理出来，而其口部所冒鳄鱼皮痕迹根本不易察见，只是清理到鼓腔内见到鳄鱼骨板始知是用鳄鱼皮所冒的鼍鼓”⑨。以此推测，尹家城15号墓的两堆鳄鱼骨板，原应是木鼓的鼓腔腐朽后的遗留物。50件小圆锥形物，可能是放置鼍鼓用的。若这一推测不误，用鼍鼓随葬的墓，在尹家城墓地仅此一墓。
比15号墓的墓坑规模稍小的有4、126、134、138等四座，一般墓坑长约4、宽约2.5米，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器物，如126号墓陶器有鼎、罐、壶、盒、杯、蛋壳陶杯、盆、器盖等40余件。随葬陶器的数量超过了15号墓，然多为火候低，陶质软，易于压成碎片的冥器。134号等墓，基本上与此相似。
在墓葬规模上比126号等墓还要小的有2、3、5、106、108、117、128、133号等11座，一般墓坑长约3、宽约1.7米，有棺而无椁，随葬陶器，如117号墓多为体形较小的夹砂陶冥器，有鼎、杯、碗、豆、蛋壳陶杯和器盖等25件，在右手处有一件石钺。随葬陶器最多的是133号墓，有鼎、罐、鬶、匜、圈足盘、盆、甗、杯、豆和器盖等31件。
还有111、112、113号等11座墓，墓坑规模较前者稍小，一般长不足3、宽1米左右，有一棺，随葬陶器一般为3—5件⑩。
从上述的墓坑规模的大小，随葬器物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棺椁数量的不同等分析，尹家城墓地15号墓有两椁一棺的葬具，墓坑规模最大，随葬器物丰富，又有鼍鼓随葬，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一椁一棺的，墓坑规模稍小，随葬陶器丰富，但多冥器，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居第二位；再次为有棺无椁的，墓葬规模较前者略小，随葬陶器比较丰富，他们生前的社会地位居第三位；还有的墓葬也是有棺无椁，但是墓坑规模小，随葬陶器也少，一般只有三、五件，又不见蛋壳陶杯，他们生前的社会地位应是居第四位。可见，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了棺椁之制，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同的等级。
此外，临朐朱封遗址的西南部为龙山文化大墓区。在这个大墓区里已发掘和清理了3座墓葬(11)，其中，两座墓为两椁一棺，1座为一椁一棺。有的随葬器物可能是放置在涂有彩绘的木制器皿内。这类大墓，墓坑规模大，随葬器物相当丰富，有引人注目的蛋壳陶杯等黑陶器，还有玉头（冠）饰、簪、刀等，尤其是202号墓出土的头（冠）饰、玉簪等，更为罕见。朱封龙山文化的大墓资料，虽然还不够全面，但是，也可作为研究龙山文化棺椁制度时的参考。
六、文字的产生
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首先在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等遗址，都在陶尊上发现了刻划符号。这种符号，于省吾先生首先把上部的图形认为象日形，中间的象云气，下部的象山有五个峰形的符号。是“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是“原始的旦字，也是一个会意字”(12)。其后唐兰先生也认为陶器上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反映了很多事实，它们有的象自然物体，如
（音忽）字象花朵形；有的象工具和兵器，如斤字象短柄的锛，戍字象长柄的大斧；有的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如炅（热）字一共有三个”。唐先生还进一步认为这些象形文字跟商周青铜文字、商代甲骨文字以及陶器文字，都是一脉相承的(13)。李学勤先生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同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形状结构接近，一看就产生很象文字的感受”(14)。总之，多数古文字学家认为是文字，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文字。我认为既然是与甲骨文、金文有一定的联系，应是文字。
目前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刻划有文字的遗址，主要分布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和杭头等，在其东约50多公里的诸城前寨遗址发现一个字。发现有文字的遗址，尤其是陵阳河附近一带，遗址成群、成片的分布着，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可能有它的特殊意义。
陵阳河等遗址发现有陶文的陶尊，均出于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如17号墓发现随葬器物150件以上，其中制作精致的黑陶镂孔高柄杯就有40多件，这就充分说明了掌握文字的人，是当时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人。有学者分析陵阳河墓葬时说：“陵阳河墓葬中发现图象文字、陶质角号、石璧、骨雕筒等，具有标志身份权力意义的一类物品，无一例外，也皆发现于河滩一组中型以上大墓之中，此又清楚反映，此河滩一组墓葬为代表的富有家族，就是当时陵阳河大汶口人的权力集团”(15)。
最近在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刻字陶片，整齐的刻有5行11字。对这件刻字陶片，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无疑是龙山文化的，其中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有的学者抱怀疑态度；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并提出了地层上、文字上和陶片上的疑问，认为“由于存在以上三大疑问，就很难让人们相信：这片陶片是龙山时代的陶文”(16)。笔者认为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刻字陶片，既有上述的不同意见，暂搁置不论，待以后有明确的证据后，再行探讨。不过，大汶口时期已有文字的产生，龙山文化时期理应继承而发展下来，望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能有新发现来证实。
七、冶金术的产生
近四十年来，先后在陕西、甘肃、青海、河南、山西、山东、辽宁等史前遗址内发现铜器。就山东而论，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墓地1号墓随葬的骨凿上有“孔雀绿色，经鉴定含铜量为0.099，显系含铜物质污染所致”。这座墓内“仅有几件装饰物为含铜的天然物质—矽孔雀石”(17)。能查明的矽孔雀石装饰物与这件骨凿无关，有可能是埋葬前为铜器污染所致。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两件黄铜钻，都出于未经扰乱的龙山文化地层内，出土情况明确，无疑是属龙山文化的遗物。而对这两件黄铜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锌的熔点为摄氏420度，沸点约为摄氏950度，锌已气化跑掉，铜还未达到熔化。所以，要炼出黄铜，必须要有密封装置。龙山文化时期不可能有密封设施，就不可能炼出黄铜(18)。然这一观点的却与钢铁学院冶金史组所做的模拟试验结果(19)相悖。锌是在摄氏950度气化，其中一部分被铜吸收，降低了铜的熔点，这样冶炼出来的黄铜，共含锌量可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与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黄铜器的含锌量是一致的。同时在胶州市、高密、安邱、昌乐等地有大量的小型铜锌矿、铜锌铅矿，可以直接供应冶炼黄铜的矿石。日照安尧王城的龙山文化遗址内还发现有铜渣。再从烧制陶器的温度上分析，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为900—1050℃”(20)。因此，龙山文化时期冶炼黄铜，是不足为奇的。
《西清古鉴》上著录的铜鬶，有学者认为与龙山文化的陶鬶相似，是属龙山文化的；有学者认为其年代至少与二里头文化相当（即岳石文化时期）。然不论是前者或后者，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人们，在铜鬶出现之前，必然已有漫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八、城市的兴起
龙山文化或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史前文化，较普遍的有城址发现。海岱地区有城子崖、丁公、田旺、边线王等4座；在河南有平粮台、郝家台、王城岗和孟庄等4座；在湖北有石家河、走马岭、阴湘城、马家垸等4座；湖南有城头山1座；内蒙有凉城老虎山1座。这些城址中，面积在一、二十万平方米以上的有城子崖、丁公、田旺、孟庄、石家河、阴湘城、马家垸和老虎山等，尤其是石家河城址的范围最大，其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而其它城址为四、五万平方米的小城。
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城墙遗迹，最近又发掘了这个遗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540、东西宽约455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岳石文化时期。墙基宽10米左右，残高约3米。有学者估计城内人口要在5000人以上。这些人，除农业生产者外，“家庭手工业者、巫医、统治者这些非农业生产者和非生产者已占一定的比例”。
城子崖城址周围分布着40处以上的龙山文化遗址，一般面积在几千至几万平方米，文化内涵均属一般，并不特别丰富，显然都是些村落遗址；其中若干面积较大的，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乡镇。它们依托着城子崖城址，分布在方圆20余公里的范围内，“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格局昭然若竭，由此可见，城子崖城址是“海岱地区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1)。
丁公城址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平面略呈方形，城内面积为10多万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墙体外侧陡直，内侧较平缓，城墙外有宽20余米的壕沟，距城内地面深为3米多。城内现已发现的遗迹，主要的有房基址，陶窑、窖穴和墓葬。房基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面积小，一般不超过10平方米；后者面积大，有的近50平方米，并有用小孩或成人奠基的现象。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22)。
边线王城址位于寿光县城南10公里的边线王村北，城墙和城内文化堆积基本上已遭破坏。城墙基为挖槽建筑，一般深2米多至3米左右。并发现有用人、猪、狗等作为奠基者。从这个城的结构上分析，有内外两层，内城圈略偏于外城圈的东南，平面呈圆角方形，每边长约100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外城圈也略呈圆角方形，边长约240米，面积约57000平方米。从槽基内出土的遗物分析，证明内城基址早于外城基址建筑(23)。
海岱地区现已发现的4座城址呈东西向排列，在西的是城子崖城址，在东的是边线王城址，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100多公里。而丁公、田旺两城址位居其间，城址的面积也在这两者之间，各约10万多平方米。城址面积大小的不同，可能由于社会经济实力的不同，如丁公城址的先民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比城子崖先民较低，应是这一方面的一种反映；也有可能城子崖城址的始建者，为海岱地区的一个盟主。这样，城址大小的不同有了等级上的差异，有了一定的礼制。古代城的大小有制度规定，海岱地区应是其源头之一。
龙山文化城址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在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北部墓地，主要是埋葬大型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玉礼器，还有“丁”字形足的鼎、贯耳壶、宽把杯等陶器，都是具有良渚文化的特点，应是良渚文化的遗物，那么，这些遗物如何为花厅遗址居民中的富有者或领袖人物所占有的呢？我认为这可能是通过交换或其它方式所获得。花厅遗址在这个地区的经济位置上，是一个集散的地点，这自然会吸引较邻近的良渚文化居民来到花厅，使花厅遗址具有了城市的雏形，城乡分化就此开始。对于这个问题，在此因篇幅关系，不作详论。另文探讨。另一方面也不排斥有的是花厅遗址的居民到良渚文化的地域内，与他们进行交换或其它方式获得的。
九、结语
海岱地区是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分布地，也是东夷族的主要聚集地。这些文化遗存，是东夷族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近四十年来，对北辛、大汶口、龙山等文化遗址的发掘，已证实它们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尤其是1959年大汶口墓地的第一次发掘，发现133座墓葬。在1974年发掘报告发表后，唐兰先生首先提出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还认为“大汶口文化的考古资料，必将有更多的发现，我国古代文明的全貌，必将有更进一步的展开”(24)。唐兰先生的论断和预言，日益为不断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是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地提高，尤其是它的后期阶段，更为明显。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产生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使手工业生产迅猛地发展起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多，就有了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萌芽和阶级的对立。
丧俗上出现了成组的礼器和棺椁，不仅说明了已有一定的礼制，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上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形式。
城市的形成，出现了城乡分化，以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出现，等等，都说明了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的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已开始进入文明进代，到龙山文化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
注释：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④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2期。
⑤《大汶口》22-23页，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⑥《邹县野店》31—3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⑦昌滩地区文物管理组、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3期。
⑧《大汶口》6页，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⑨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2期。
⑩《泗水尹家城》44-6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期。
(12)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
(13)(24)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14)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12期。
(15)山东省考古所、山东省博物馆、莒县文管所：《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3期。
(16)曹定云：《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质疑》，《光明日报》1993年6月20日第6版。
(17)《大汶口》34页，文物出版社，1974年。
(18)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12期。
(19)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0)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4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21)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22)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4年；《山东发现四千年前的古城堡遗址》，《人民日报》1985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