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西学输入的成就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清初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由于清初统治者，尤其是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士及西学相继连续采取了优容礼遇及吸收引进的政策，使西学东渐的势头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西方科学文化在清初得以进一步传入中国，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
1、天文学。1644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删为103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受到采纳，赐名《时宪历》予以颁发通用，从此“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后来何国宗、梅觳成编《御定历象考成》时仍以此书为基础。此外汤若望在清初还继续撰有《西洋测日历》、《历法西传》、《新历晓惑》等大量天文著作。
康熙年间继任钦天监正的南怀仁，在传播西洋历法知识方面，也颇多贡献，他不仅改造了北京的观象台，淘汰了元明时的旧仪器，代之以大部分由南怀仁自己监制的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以及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仪器，以适应清代天文历法已采用360度制和60进位制的需要①，并著有《灵台仪象志》一书，详细介绍上述仪器的制造、安装及使用方法，书末并附有用此仪器新测的全天星表。除天文仪器外，南怀仁还在汤若望所制200年历表的基础上推算出康熙2000年内的天文数据，编为《康熙永年历法》，为以后天文观测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在南怀仁之后，法国人戴进贤修改《灵台仪象志》，重新测算星表，至1752年编成《仪象考成》一书。该书以1725年英国修订再版的《佛兰斯梯德星表》为底本，经实测编成，不仅使星表的精度提高、星数增加，而且对《灵台仪象志》中的星名系统、归属星座、星号等都做了大量调整，由此形成的星名系统使中国由传统星象开始向国际通用星象衔接或过渡，后经道光年间增删修补，编成《仪象考成续编》，再经清末民初承传，一直沿用至今②。
2、数学。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是清初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成果。它从1690年开始，在张诚、白晋等人为康熙讲授数学译稿的基础上，由梅彀成、明安图等人负责汇编，到1721年脱稿，历时31年。雍正元年(1723)同《历象考成》42卷、《律吕正义》5卷合称《律吕渊源》100卷，正式出版。
《数理精蕴》主要内容是介绍17世纪初以来传入的西方数学。其中上编第2、3、4卷为《几何原本》，其内容虽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大致相同，但著述体例差别较大，显然出自另一系统的几何学著作。第5卷《算法原本》讨论了自然数的性质，是小学算术的理论基础。下编第1至30卷为实用算术，第31至36卷为借根方比例，介绍当时传入中国的代数学知识。第38卷介绍对数比例，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数学家耐普尔在1614年发明的对数法，并介绍了对数制作的三种方法。下编后的表4种8卷，包括素因数表、对数表、三角函数表和三角函数对数表，此外还介绍了西洋计算尺，这是我国最早关于计算尺的介绍，成为清代学习研究西方数学的重要书籍，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在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消化吸收，开展独立研究，在天文和数学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有梅文鼎、王锡阐、明安图。如梅文鼎，一生致力于天文学、算学研究，成书70余种。其中数学方面内容涉及算术、代数、几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初等数学的各个分支，为当时“仅见”的杰出学者。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6卷和《圜解》1卷。前者在对中西历法透彻研究的基础上，吸取两者优点，提出计算日月食初亏、复圆的方位角的正确方法，独立发明计算金星和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等等，这些均比过去的中西方法有所创新。后者则主要讨论三角八线的性质与两角和差的正弦、余弦公式。这两部著作对我国天文学、数学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明安图“积思三十余年”，用连比例方法，把法二等分一段弧，与西法所传三等分一段弧相结合，证明了法国传教士杜德美1701年到北京后传入中国但未得到证明的“圆径求周”与“弧求弦、矢”三个级数展开式，此外他自己还发现创立了六个公式，合为“九术”，从而在晚年草成《割圆密率捷法》这一名著。③在欧洲解析几何尚未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明安图仅用其所了解的几何学知识，证明了杜德美所传入的三个展开式的理论根据，做到“发其自得之义，不期而与作者相遇”④。这项研究对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深入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3、地理学。1708年由康熙亲自领导进行的中国全国的测绘工作，是世界测绘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这项工作由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率领，采用西方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先从长城测起，前后费时30年，在全国及藩属共分有641处作为测量点。这次测绘在世界科技史具有非常意义。第一，是尺度的规定。康熙帝在测量中为统一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每尺长度等于经线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有以赤道之长定米（公尺）制的长度。第二是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如北纬47度比41度处测得的每度经线的长度大258尺，由此得出了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长的结论，这些结果实际上是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证明。而在18世纪初的西方，正是牛顿地球扁圆说与卡西尼长圆说彼此争论、尚未定论的时候，牛顿的扁圆说却已为中国大地测量的数据所证实。因此，康熙年间组织的全国地理大测绘，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流是毫不过分的⑤。
这次测绘制成的《皇舆全览图》绘成后，先后用汉、满两种文字和木版、铜版出版过三种版本，均作为秘件藏于内府。但其副本却被法国传教士费隐寄回巴黎而在世界广为流传。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本世纪初曾将此地图与《康熙永年历法》，并誉为“康熙时代增饰文化之双璧”。⑥德国当代学者研究此图也认为，这样伟大的工作，“不只当时欧洲从来就没见过，就是直到今日，东方地图之绘制及出版，都还是用这份图作根据。”⑦足见此图影响之深远。
4、医药学。清初西医、西药的流传，较之明末也有很大发展。西药的介绍，明末就有熊三拔著《药露说》一卷，附于《泰西人身说概》卷末，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著作。此外《泰西水法》，卷四《药露》和艾儒略的《西方答问》，也都有部分篇章涉及西药制法。清初西方药物学的专书《本补》，由墨西哥方济各会士石铎琭传入，书中内容分石类、水类、木类、草类、兽类、虫类等。自康熙患疟疾，经传教士洪若翰用金鸡纳治愈后，西医、西学便受到康熙帝的非常重视而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1699年，精通外科而又善于制药的托罗斯人罗德先，为康熙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此外精于制药和手术的罗怀忠也多次奉召入宫，充任御医。
西医在清初的流传，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巴多明合译《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发现》，可惜未刊印，仅有抄本流传于北京⑧。法国人皮理的《人体解剖学》，康熙也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译成满文，后又译成汉文。此书译出后也只藏于宫内，未能面世。清人研究西医，成绩较著的则有康熙时期的王容翰，1688年著《医学原始》四卷，其中第二卷采用了艾儒略《性学
述》、高一志《空际格致》和汤若望《主制群徵》等书中的西方医学理论。
5、音乐。清代在音乐方面主要是西洋乐理，特别是五线谱的传入。由于康熙帝对西洋音乐颇有兴趣，为“彻其根源”，曾命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⑨，也就是在宫廷内由传教士向皇子们讲授西洋乐理。为了强调讲授乐理的重要性，康熙还曾命宫内太监首领张起麟传旨说：
西洋人得里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学律吕根原，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明明白白说与得里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的音律要紧的根原⑩。
上面所讲的“乌、勒、明、法、朔、拉”，就是现在乐谱中的1、2、3、4、5、6六音，这段资料表明，康熙的几位皇子，已在向传教士学习五线谱。
西洋乐理传入后，1713年康熙又诏令编纂《律吕正义》一书，共分五卷。前四卷是“御纂”，主要对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加以整理；第五卷即《律吕正义续编》，由徐日昇、德里格合编，专门论述西洋乐理，并绘有插图，是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洋乐理的专著。该书所述乐理，一为乐音谐和，一为曲调编排，即五线谱的制作。由于该书所论乐理简要易明，又图文并举，故尔读后“使谈理者有实据，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11)，因此不论在乐理上，还是在实际演练上，都有所裨益，是一部把乐理和实用结合起来的西洋音乐著作。
6、语言。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设立俄罗斯馆，为学习俄文的机构，初称俄罗斯学，后称俄罗斯文馆，简称俄罗斯馆，康熙命招收满族子弟在馆内学习俄文。雍正年间又另设西洋馆，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西洋馆正式成立，由巴多明主持，后由宋君荣继任，该馆招收满族子弟学习拉丁文，宫廷内译作喇第诺或喇体诺。俄罗斯馆与西洋馆的次第成立，为培养中国自己的外语人才，促进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清初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引进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初对西学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因此而阻碍或滞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清初统治者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对西学的吸收引进，一直施行“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政策。阮元对此曾解释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2)。所谓“议论夸诈迂怪”，被视为“异端之尤”的西方学术，指的不只是西方宗教，也包括带有资产阶级新学性质的西方文化。防止除科技知识之外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免与儒家文化发生冲突，这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所谓“深意”。后来康熙对李光地谈到所以禁教时，也说：“汝可知近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13)一旦骂了孔夫子，同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即使身怀“技艺”，也不能容许，必须绝对禁止。正是在这种“禁传其学术”政策的指引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往往被视为异端学说而禁止翻译引进，使清初人们对西学的认识大大落后于明末，就是自然科学方面如与中国古训相背，也同样被嗤为“夸诈迂怪”而陷于厄运。哥白尼日心说被视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4)，即为典型一例。
第二，在自然科学的吸收引进上，又往往存在重实用、轻理论的倾向，缺乏明末徐光启等人那种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引进和“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15)，致使所翻译的书籍在学术价值上大不如明末。例如在《几何原本》的翻译上，徐光启因受其严密理论体系吸引，从“度数之宗”、“众用所基”的高度，认识到这本书能弥补中国传统数学理论薄弱的不足，因而克服严重的语言障碍，“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16)，终于译成前六卷。他以未能译完全书为恨，生前曾发出“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竢焉”的感慨(17)。康熙时期本可继承徐光启的遗志，“续成大业”，但康熙在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法国数学家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之后，却决定组织力量翻译后者，致使《几何原本》的后六卷又拖了二百多年，到近代大数学家李善兰手中才得以完成。对此，陈寅恪先生曾不无惋惜地评论道：“夫欧几里得之书，条理系统，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经删改，意在取便实施，而不知转以是失其精意”(18)。“节取技能”、“取便实施”的功利主义，结果造成“失其精意”，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同世界科学技术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第三，即便属于技能方面的吸收引进，清初时期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且译完的西方著述多置于秘府，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例如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全国地理大勘测，最后绘成的《皇舆全览图》，尽管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图之一，但图成之后却藏于深宫，测绘方法也秘而不宣，因此对中国当时地理学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至于译述的西方书籍，如《人体解剖学》等等，由于只供康熙在宫中学习赏玩，不准民间公开，就更未产生任何实际社会效益。
第四，更糟的是，“西学东源”说的提出，限制了人们对西学的深入学习，阻滞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传教士为了取悦康熙，故意把代数学译为“阿尔热巴达”，转译为“东来法”，亦即“中国法”。康熙于是据此断定：“夫算法之理，皆出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又对梅觳成讲解借根方法时谕之为：“西洋人名此为阿尔热巴达，译言东来法也”等等(19)。康熙所说的阿尔热巴尔或阿尔热巴达，实则均系Algebra的译音。据《中西闻见录》第8号《阿尔热巴达附考》，“亚喇伯国算学书有名曰阿喇热巴尔，爱阿喇莫加巴喇(Aljabrwal Muqaoalan)者，考其立名之意，即补充法亦相消法。阿喇者，其也；热巴尔者，能也，分数变整数之算法也；莫加巴喇者，相对也，相等也，即互相调换之意也。”(20)
这个纯系子虚乌有的所谓“东来法”，经康熙谕旨钦定之后，一些学士文人便纷纷鼓噪附和，大数学家梅文鼎首先声称：“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于中法，大哉王言！”他还加以注解说，帝尧时和仲“宅西”，畴人子弟散处西域，“遂为西法之所本”(21)。《数理精蕴·周髀经解序》也称，西方传教士所精通的数学，皆为“中土所流传”，这是由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到了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人们更断言西方地理、天文、历法皆源出《周髀算经》，称该书博大精微，“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22)阮元则进一步断定：西人“九重本诸天问，借根仿自天元”，八线“无异于元朝授时历草”，其地圆之说，“为曾子十篇注释天圆之意，亦即周髀日行之意”等等(23)，遂使“西学中源”论风行于清初。
在上述“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下，人们对西学的学习吸收，不再象明末那样，以“会通”、“超胜”为目的，缩短中西科技差距，与西方并驾齐驱，而是以“复古”为目的，力图把西学纳入中国儒学体系。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中国古典文献当中咬文嚼字，追本溯源，去寻找西学之“根”。加之康熙晚年大力提倡复古学风，并编纂许多庞大的丛书类书加以引导，使许多学者受此影响，大都从通经博史入手进行考据，到乾隆嘉庆时代便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这些人虽然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整理工作大多是训诂、校勘、辨伪、辑佚，其研究往往只限于个别问题，很少有人作全面的整体性研究，因此其最大成就，只是把古代的资料诠释清楚，而实际上不少人连诠释工作也未做好。这种学风结果不是推进而是限制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第五，清初的西学输入，又往往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顺治帝宠信传教士，康熙帝酷爱西学与自然科学，西学的输入遂得以畅通无阻。康熙之后，随着最高统治者个人兴趣的变化，清代的西学东渐便随之受到影响而日渐衰落。如雍正虽对西洋技巧特别偏爱，可说极尽其声色犬马之娱(24)，甚至留下了头戴西洋假发的画像，在中国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的一例，但对西学本身，其兴趣却与乃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加之传教士介入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因而使其对传教士颇多恶感，其政策便由康熙朝的倚重变为冷落，甚至驱逐。至于乾隆，他本人虽兴趣广泛，且才华出众，文武兼通，但对自然科学却一窍不通。尽管他处处模仿祖父，意欲步武康熙，但对西学的造诣实在可怜。因而对西学的兴趣，也就大为索然，难以大力提倡了。
与清代最高统治者个人兴趣变化相映成趣的是，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情也发生了转移，即其重点已由西学东渐演变为东学西渐。而且这个变化在康熙朝即已发生，尤其在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显，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科学与工艺方面的学习研究，并对东学西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贡献已大大超过西学东渐。这样，清初的西学输入在仍以传教士为主要为媒介的历史条件下，便不能不受到影响和局限，康熙以后西学输入的势头减弱，以致到雍正驱教而中断，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 《清史稿》，卷272，本传。
② 伊世同：《徐光启和晚明仪象》，《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79页。
③ 阮元：《畴人传》，卷48，明安图。
④ 陈际新：《割圆密率捷法》序。
⑤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213页。
⑥ 稻叶君山：《清代全史》，上册，第169页。
⑦ 傅吾康：《评〈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74页。
⑧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册，第513页。
⑨ 《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6件《德里格马国贤启》。
⑩ 《康熙与德里格》，《扫荡报》，《文史周刊》第13期，1941年4月23日。
(11)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26页。
(12)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寰有铨。
(13)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7。
(14) 阮元：《畴人传》，卷46，蒋友仁。
(15) 徐光启：《毛诗六帖》。
(16) 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2页。
(17) 徐光启：《题几何原本再校本》，《徐光启集》，上册，第79页。
(1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97页。
(19) 《康熙政要》卷18，御制文三集。
(20) 转引自郭永芳：《“西学东源”说是阻滞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有害思想》，《科技日报》，1988年5月23日。
(21) 邹伯奇：《学计一得》卷下。
(22)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子部，周髀算经。
(23) 阮元：《续畴人传序》。
(24) 参见杨启樵：《雍正帝与郎世宁》，《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