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有效增长与就业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劳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GDP一直以高速率增长，但近几年却出现价格下跌，失业居高不下的局面，即“一高一低”有违经济规律的现象（如表1）。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明显的标志是就业弹性下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弹性系数为0.322，在九十年代前期GDP年均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二十世纪末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3％，就业增长率为0.9％，就业弹性系数为0.1，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原因何在？本文就劳动力有效增长的相关促进因素及其对就业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表1 各年GDP增长速度与就业增长率
年份GDP增长速度 就业增长率
1991年 9.2-8.7
1992年 14.212.3
1993年 13.2 1.2
1994年 12.6 1.2
1995年 10.5 1.1
1996年 9.6 1.3
1997年 8.8 1.1
1998年 7.8 0.5
1999年 7.1 2.1
2000年8
1
2001年 7.3 1.3
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
一、劳动力有效增长的相关理论及研究
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而不是单指劳动者数量，本文中劳动力增长是指能力的增长。它可以分为显性增长和隐性增长两部分：
劳动力需求增长=显性增长+隐性增长
显性增长主要是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即就业增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增长不能提高劳动效率；隐性增长是劳动者劳动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体能的改善和脑力的利用，在其它要素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力的有效增长是指两种增长的总和。
在劳动力相关模型中大部分只涉及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变化，无法分析劳动力有效增长的促进因素。
（一）柯布—道格拉斯产出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产出函数Y=AK[α]L[β]，产出的增长必须有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入资本的增加或劳动力的增加[1]。根据单一要素增加，边际产品递减的规律，产出函数中任意要素的单独增长都不可能使产出持续增长。特别是在A和K不变的情况下，如果L只表现为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则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之，在A提高的情况下，L的增长就不仅是劳动者数量的增长，而是“有效的”劳动力增长。但模型中不能区分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和“有效的”劳动力增长。
（二）罗默内生模型
罗默1990年提出的内生模型是Q=H[α]L[β]∑X[1-α-βi]，X[，i]为耐用资本设备，i为设备编号，H是致力于最终产品的人力资本（用正规教育或在职教育培训的累积效应计量）、L是劳动力（一般以劳动小时计量）[1]。尽管罗默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变量，但它仍是一个综合性因素。
（三）Leibenstein劳动时间划分理论
Leibenstein提出的效率工资理论通过在营养和“时间效率”之间建立联系，把营养和产出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理论认为，劳动时间可以被区分为“时钟时间”和“效率时间”。一个效率高的劳动力在给定的“时钟时间”内，会生产出较多的“效率时间”。单位“时钟时间”内生产的“效率时间”依赖于劳动力的营养状态，这样，营养的好坏就会直接影响到劳动的效率或产出。保健与营养的改善通过提高个人身体素质，负荷更高工作强度，从量上完成更多的工作。
（四）麦迪逊的劳动迁移理论
麦迪逊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一个“有效的”劳动力增长计量，按照劳动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保健与教育的改善这些因素对就业增长进行了调整。他估计所有的国家“有效的”劳动供给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9％，与之相比，实际就业增长每年是2.1％，其中劳动迁移所提高的“有效的”劳动供给增长率估计相当于就业增加1.1％。[1]
（五）达尔·尼夫的知识经济理论
“有效的”劳动力增长中，隐性增长是重要方式，特别是知识、高技能增长。达尔·尼夫认为：“国内的增长不是由于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加强而引起的（特别在某些近乎饱和的国内市场），而是通过引入创造新市场的全新技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服务而实现的。创造这些技术和服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论是在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水平上，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2]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结构在调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以物品为基础的增长明显地转向高技能、高技术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增长。随着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经济发达国家，GNP中来自高技能服务的百分比正在增长。以解决复杂问题、技术创新、创造性开辟新市场和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的知识形式，是这些领域成功的关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反映了这一显著的转变：自60年代起，服务价格以超过工业价格三倍的速度飞快增长。服务业对美国GNP的贡献率从50％增长到80％以上，在这些服务业中，63％被认为属于高技能服务类型。
二、我国目前劳动力隐性增长促进因素
（一）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完善了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一元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的比例几乎为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公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入的重要力量。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表明：截至2001年末，国有和集体以外的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占到了全年的38.5％，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达到56.96％，吸纳了62.69％的城镇就业。与公有经济相比，非公经济的产权更加明晰，激励机制较完善。当产权明晰的时候，产权的变化会带来激励机制的变化。这种激励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很自然地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所有者有充分的动力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如果创新者拥有创新成果的产权从而享有其成果的收益，创新就获得了足够的激励。
（二）技术进步
理论上，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中国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采用了引进技术的方法来实现技术进步，这种进步通常是与引进机器设备或者购买专利技术同时进行的，从而内嵌在资本投入的增长中。从1986年到2000年15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从72亿美元增加到593亿美元，年增长16.25％。
（三）人力资本迅速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素质不断提高、197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102万，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719万，提高了6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为602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5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已达4571万，占人口总数的3.53％，绝对数提高了7.6倍，相对数提高了6倍。
营养与健康的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由56.46（城乡人口比例加权而得）下降到49.39（城乡人口比例加权而得）。张车伟建立了估计的生产函数方程[3]
y=αA[βα]（1+X[，m]）[Km]L[βi]e[H（Z）]e[ε]
其中L是劳动时间变量，H（z）是营养、健康等人力资本变量。通过对中国贫困农村研究发现，其卡路里效率弹性为0.57，家庭男性的平均BMI的效率弹性为0.92，这说明营养与健康对生产率的影响明显。
三、劳动力有效增长模型
（一）建模思路
假设Y是产出，L是就业，V是劳动生产率，产出可表示如下模型：
Y=L×V， （1）
由（1）可得
K=Y/V （2）
对（2）微分得到的增量模型：
dL=（1/V）（dY-L×dV）（3）
即就业的增长（显性增长）与产出的增长和劳动效率（隐性增长）的增加有关，而且方向不同，这一公式为建模变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效的”劳动力增长显性部分表现为劳动力数量（就业）的增长，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用L表示，在实际中容易感知。“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的隐性部分既有人力资源的因素作用，又有资本、技术等影响，在实际中无法被观察到。为此，根据（3）式，我们将估计模型转换为就业模型：
L=
（X[，i]） （4）
X[，i]为“有效的”劳动力隐性增长促进因素和总需求因素，模型（4）有指数形式和幂数形式两种。就指数形式方法，“有效的”劳动力增长可以通过关系式（5）表示
L=αe[H（x）] （5）
其中H（X）=a[，1]X[，1]+a[，2]X[，2]+…+a[，n]X[，n]
a[，1]，a[，2]…a[，n]为待估计的参数，x[，i]（i=1，2，…n）为“有效的”劳动力隐性增长促进因素和总需求因素。
这种估计模型计算方便，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夸大了劳动力隐生增长的作用。
幂数形式方法是“有效的”劳动力增长促成因素的指数乘积关系，如关系式（6）
L=ax[，1][a1]x[，2][a2]…x[，n][an] （6）
这种模型计算复杂一些，但它对L的所起的作用衡量较为适中。
比较两种模型的优缺点，特别是实际中的估计结果必须通过相关统计学检验，发现（6）式比较理想。
这个模型是一个综合性模型，包含了“有效的”劳动力显性增长和隐性增长对就业的影响。为了计算的方便，需要对（6）式求对数，得到模型
1nL=1na+a[，1]1nx[，1]+a[，2]1nx[，2]+…+a[，n]1nx[，n] （7）
（二）指标的选取
“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的促进因素的指标化过程中，有些因素可选择的指标较多，但在估计模型时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否则要产生多重共线性，如衡量教育的指标有人均教育年限、在校大学生数、文盲率、升学率、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等。同时有另一些因素却不易用数量指标表示，如管理水平，尽管其跟体制的完善、通讯、教育、引进外资额都相关，但没有一个指标可以完全反映它。为此，在指标化过程中需要确定一个原则，本文中遵循如下一些原则，第一，数据来自权威部门，获取方便。第二，数据一致性，没有缺省，沿用时间较长。第三，数据能反映全国水平，或能以某种可靠方法计算，第四，尽量不复杂加工。根据这个原则，选取如下一些指标（表2）：
表2 指数化因素代表指标
指数化因素代表指标
就业
就业人数
生产规模
国内生产总植
教育 恩格尔系数
家庭人均保健医疗支出
保健与营养
恩格尔系数
管理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额
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体制完善 实际利用外资额
（三）数据来源与估计模型
从1986到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全国的就业人数、GDP值、恩格尔系数（取城镇和农村的加权值）、实际利用外资额、城镇居民的保健医疗费用、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即L、X[，1]、X[，2]、X[，3]、X[，4]、X[，5]的观测值。用这些变量的观测值对模型（7）作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估计，估计系数的结果为
表3 回归系数表
Unstandardized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Coefficients
Model B
Std.Error Beta
t Sig.
常数项 6.0351.679 3.594 .005
X1
.382.1772.458 2.154 .057
X2 0.671
0.587 .411 1.143 .280
X3 -.131.073-.915-1.794 .103
X4
-4.90E-02
.142-.427-.344
.738
X5
-7.63E-02
.320-.081-.238
.816
a.因变量：L
回归系数a
Un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Coefficients
Model B
Std.ErrorBeta
t Sig.
常数项 5.725 1.288 4.446 .001
X1
.329
.076
2.144 4.316 .001
X2
.671
.228.411 2.936 .012
X3 -.138
.063
-.964-2.197 .048
a.因变量：L
尽管可决系数非常高（0.905），但X[，2]、X[，4]、X5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系数估计值显著为零，存在多重共变性变量。经过调整变量后，回归结果为
可决系数R[2]=0.905，所有参数的估计值在3％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零，通过统计学检验。
1nL=5.725-0.1381[，nx3]+0.329[，x1]+0.6711[，nx2]（8）
（2.81） （0.14）
（0.17）
（0.5）
变形后，得到劳动力就业的估计模型
模型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劳动力就业与产出的增长、恩格尔系数成正向关系，与实际利用外资额有反向关系。
（四）估计结果分析
劳动力就业估计模型（9）式中显示，恩格尔系数与劳动者就业有正方向的影响，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表明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用在文化、娱乐、教育方面的支出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体质的强壮，即人力资源投入增加，必然会增加“效率时间”，所以教育和营养保健是“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的隐性部分的促进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就业有正向作用，但这种作用可以认为就是总需求；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就业成反方向作用，外资的引进一方面增加了资金，但另一方面也排挤了国内资本，更重要的是外资的进入提高了管理水平，明晰产权，完善了各种机制，增加了“效率时间”，是“有效的”劳动力增长隐性部分的促进因素。模型（8）式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就业弹性为0.329，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劳动力就业将增加0.329个百分点，略低于奥肯法则。
恩格尔系数的劳动力就业弹性为0.67，虽然恩格尔系数对就业影响较大，当恩格尔系数降低1％时，劳动力就业将降低0.67个百分点，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有下限，因为X[，2]＞0。
根据1991年到2001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5.8％（当年价计算），按估计模型（8）产出就业弹性计算的就业增长率应为5.2％，即“有效的”劳动增长率为5.2％，恩格尔系数年均下降2.3％（按人口权重计算），按估计模型（8）恩格尔系数就业弹性计算反方向影响就业率为1.54％，实际利用外资额年均增长率15.8％，按估计模型（8）实际利用外资就业弹性计算的反方向影响就业率为2.18％，所以实际上就业增长率为1.48％（5.2％—1.54％—2.18％），与表1中的就业增长率基本相符，或者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没有减少（5.2％），只是因为教育、营养保健、管理水平、体制完善等因素提高使“有效的”劳动力增长隐性部分提高了（3.72％），抵减了显性部分增长，所以就业增长不多（1.48％）。
四、结论
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另一方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不完善的过程中，国有单位由于各种体制不适合竞争环境，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有限，引入的外资所容纳的劳动力相比较国内资金所容纳的劳动力要少，这样就使得就业挑战更加严峻，通过经济计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国内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增加产出，扩大规模。生产规模扩大有技术、资金集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形式。在我国急需缓解就业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多一些劳动密集型项目有助于帮助解决问题，但生活水平提高的最终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要在二者上寻找平衡。
恩格尔系数对劳动力就业有正向关系，但恩格尔系数的理想方向是越小越好，就业是越多越好。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改善生活，改善健康保健状况是不容置疑的，但要特别注意教育结构，包括专业设置、培养层次，避免教育浪费，至于提高教育水平对就业造成的影响要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
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劳动力就业有反向关系。利用外资有“挤出效应”，在增加自身的劳动力容纳能力的同时，削弱了竞争对手，减少对手就业。利用外资提高了管理水平，引进了各种先进的理念和管理体制，有利于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对相对就业数量会有一定比例的减少，所以要重视改善引进外资结构，引进国内急需资金，技术先进、填补国内空白产品的资金。
总之，解决劳动力就业，缓解就业压力，虽然涉及因素很多，但其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扩大生产规模。教育、营养和保健等影响人力资源因素提高，体制改革、制度变迁形成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引进外资而引致的管理水平的提高都会一定程度上反方向影响就业。我们的建议是把生产力这个非常活跃的因素活跃起来，同时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