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与融合——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述评论文,得主论文,经济学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08)11-0001-10
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和经济活动的地点选择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是国际贸易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一国发展战略的选择。经济活动的地点选择则是地理经济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产业为什么会出现集聚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规律，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对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理解。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将上述两个问题作为独立的问题分别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近年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发展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并且发现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背后存在着相同的基本的经济力量，由此融合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0月13日宣布，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发展与融合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新闻公报中称，克鲁格曼构造了一种新的理论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做出了更好的解释，并由此整合了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这两个过去看来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
一、克鲁格曼的生平及其学术经历概略
保罗·克鲁格曼1953年2月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纽约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克鲁格曼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修得不多。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Nordhaus)偶然看到了克鲁格曼一篇关于汽油价格和消费的学年论文。诺德豪斯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当研究助理，这可以说是克鲁格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按克鲁格曼自己的话来说，这一经历最终促成了他走上了“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
克鲁格曼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耶鲁大学任教。在耶鲁大学工作期间，克鲁格曼撰写并发表了《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模型》(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 Crises)等国际金融论文。同时，他也发现经济理论中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可应用于国际贸易。但当时，他并不得志，由于性格倔犟，得罪了不少人，研究信心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打击。1978年，他去造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在这名著名经济学家的鼓励下，克鲁格曼又找回了自信。这次造访可以说是克鲁格曼职业经济学家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克鲁格曼回忆道，“1978年年初，我在一个雪天去拜访了多恩布什教授，告诉他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转过头对我说，‘你应该就此写点东西’。”①在多恩布什的鼓励下，克鲁格曼从国际金融研究转入国际贸易研究，并且开始撰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演讲使他一夜成名。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成名以后，荣誉和金钱接踵而至，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种各样的人。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道：“与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到了1987年，克鲁格曼终于又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的高质量的论文，内容涉及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等问题。这些论文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贸易理论。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克鲁格曼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也成为了各大学和许多大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很多大公司的总裁在读了克鲁格曼的这本教科书以后纷纷找上门来，邀请克鲁格曼担任他们的商业咨询顾问。为此，克鲁格曼专门聘请了一名经纪人，目的不是为了招揽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好让那些大公司的总裁们望而却步。1991年，克鲁格曼凭借其在新贸易理论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克拉克奖是专为40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励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克鲁格曼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青年经济学奖章的第五人，这表明经济学界对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研究成果的认可。
1994年，在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正蓬勃发展的时候，克鲁格曼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没过多久，1997年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得克鲁格曼名声大振。199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克鲁格曼除了从事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研究之外，还深入钻研新贸易理论。他意识到他所思考的问题和撰写的论文都与经济地理有关，并由此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地理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克鲁格曼在新地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和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合著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2001年，克鲁格曼和其他两位合著者凭借该书的影响而一起荣获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日经奖(Nikkei Prize)。2002年，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因其对新地理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国际区域经济科学协会(RSAI)设立的第一届阿隆索奖(Alonso Prize)。
自1999年以来，克鲁格曼一直担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在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以他一贯犀利的文笔和缜密的思维，深入剖析了布什政府的政策。2003年9月，克鲁格曼精选了自己三年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出版了《大破解》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克鲁格曼写道：“这本书收录的100多篇专栏文章，其核心就是要剥去布什财政政策的伪装，让布什内阁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曝光，同时严惩那些与布什同谋欺骗民众的媒体。”2007年，面对美国次贷危机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克鲁格曼出版了《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他在书中回顾了美国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历史，从镀金岁月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主张政府应该履行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职能，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
二、新贸易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与融合
随着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现实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日益发现“规模经济”是这些问题的核心。规模经济分为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不是单个厂商的规模；而内部规模经济则是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而不是其所在行业的规模。外部规模经济问题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但是，内部规模经济会导致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因而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无法研究内部规模经济，要分析这些问题需要一种能够对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进行严格分析的理论框架。
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他们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并提出了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他们的理论使经济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经济学家一直没有找到可以求解内部规模经济问题的简单数学模型。因此，在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性市场结构的研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上世纪70年代末，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名为《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的论文，从而使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也就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出于对资源限制和成本的考虑，会尽量把一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做大，而减少消费品种类，因此，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一种两难冲突。但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市场竞争能够缓解这种两难冲突，并达到某种垄断竞争均衡。他俩据此建立了一个解决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即所谓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并根据这个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更能够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从而扩大解决两难冲突的空间。由于贸易能使市场规模扩大到整个世界，并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消费更加多样化和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因此能够更加容易地达到均衡。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为解决内部规模经济及其导致的垄断竞争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及其提供的分析框架在没有增加任何复杂性的情况下，对内部规模经济现象做出了很好的理论解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如今已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标准工具，正是由于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这一创造性贡献，扫除了研究道路上的技术障碍，从此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革命②，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可以把与规模经济相关的各种问题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分析了内部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且提出了新贸易理论。此后，克鲁格曼发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规模经济问题相关，他把内部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扩展到地理经济学研究，开创了地理经济学研究的新局面，并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分头开展的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研究，并且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理论。
（一）新贸易理论：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多样化和运输成本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定律和要素禀赋理论。比较优势定律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该定律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生产技术不同，是导致国际贸易的动因；而要素禀赋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在扩展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不同的国家之间要素禀赋不同，是导致国际贸易的动因。总之，是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技术或要素禀赋）导致了国际贸易。
按照比较优势定律和要素禀赋理论的预言，国际贸易应该主要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即不同国家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比较准确地解释了当时大量的国际贸易现象。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研究人员发现贸易模式越来越偏离比较优势定律和要素禀赋理论所提出的模式。大量的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是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国际分工主要不是基于不同产业，很多时候各国会同时从事某个产业，国际贸易也在同一产业内部进行。这些经济现象用比较优势定律和要素禀赋理论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实际上，许多国际贸易理论家已开始意识到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依然能够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但是要将这一思想模型化则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市场结构问题。由于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在理论上是相悖的，因此，如何在递增报酬和不完全竞争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建立贸易理论则成为问题的难点。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提出，使得对存在内部规模经济情形下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变得简单易行，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入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并且也不存在李嘉图式的技术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存在规模经济，那么两国仍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生产专业化来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再完全取决于各国之间的资源优劣差异造就的外生比较优势，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某一时间上、某个行业里的规模优势造就的内生比较优势。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和理论基础上提出的。1979年，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递增报酬、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一文，正式提出了一种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这篇篇幅只有11页的论文是新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文献，它不但阐明了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为克鲁格曼日后开创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克鲁格曼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直接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提出了一个非比较优势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国际贸易正是由内部化于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市场又必然是不完全竞争的，克鲁格曼清楚有力地证明了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必然结果；相反，国际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市场和促进规模经济发生的一个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克鲁格曼运用这一模型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和一些“二战”以后出现的新现象。
在以后的研究中，克鲁格曼对1979年的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1980年，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一文，从两个方面扩展了他在1979年提出的模型。一方面，该文引入了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cost)这一概念。冰山型运输成本由萨缪尔森于1952年提出，萨缪尔森把产品看作是“冰山”，即在每一单位运往外地的产品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目的地，其余的产品都消耗在途中，消耗掉的部分就是运输成本。冰山型运输成本的引入，使克鲁格曼的原有模型更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克鲁格曼讨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对贸易模式的影响。企业倾向于关注或选址于市场份额较大的区域，因为在存在报酬递增效应和运输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更乐于在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开展经营活动。在某一区域实施集中，可以使规模经济效应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并降低运输成本。
虽然克鲁格曼1979和1980年的论文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基础上，对贸易模式做出了新的解释，但是，这两篇论文没有阐明新贸易理论与传统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贸易理论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经验分析表明，产业间分工和贸易与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同时并存，前者由比较优势所驱动，而后者则反映了内部规模经济的作用和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偏好。1981年，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收益》(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贸易的性质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的相似程度，国家之间要素禀赋越相似，产业内贸易比重就越高；二是贸易自由化效应取决于贸易的性质，如果产业内贸易占据充分的优势，那么，开放市场的好处就会超过收入分配效应，稀缺要素和丰裕要素的所有者都将获益。克鲁格曼的这些研究成果，使得新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使得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变得可以预测，也为进一步对两种模式进行经验性实证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克鲁格曼研究的基础上，关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始丰富起来。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1985和1989）对新贸易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克鲁格曼在《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1992)一书中总结了新贸易理论的四个主要命题。首先，新贸易理论也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又认为还有其他原因也会导致国际贸易。新贸易理论认为，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增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其次，新贸易理论认为，某些历史性偶然因素也是形成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贸易理论中，产品的生产地点非常不确定，在决定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产品的过程中，历史因素常起着关键作用。某个地方可能是某个产业的发源地，而规模经济使得这个产业在那个地方发展壮大起来。再者，就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而言，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会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同时影响外国生产者与本国消费者，提高关税通常不是一件好事。新贸易理论认为，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要糟得多或好得多。如果贸易保护政策会使世界市场分割成许多小市场，那么，各国不仅不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而且也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对单独一国来说，贸易保护会使某个产业利润增加，甚至会降低国内消费者价格。最后，国际贸易新理论可以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新的依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是自由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新贸易理论虽然也认为，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贸易的好处要大得多。但是，它也表明一国有可能利用出口补贴和临时性关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分工，使其有利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
总之，保罗·克鲁格曼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贡献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格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约翰·谢里德曾评价道，克鲁格曼很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创新力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贸易理论家。
（二）新地理经济学：三个基本模型和四个重要命题
与各国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一样普遍存在的另一个经济现象，是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形成的各种各样的集聚，比如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产业集群。经济活动的集聚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地理层次上：街头巷尾商店和餐馆云集，可以看成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一个极端；从全球来看，另一个极端就是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这也可以看成是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区集聚的结果；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各种工业区和城市的形成，它们也可以看成是经济活动在某些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这些不同层次的集聚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复杂的经济体系。
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些经济现象的存在，并且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模型来解释这些现象。比如，1964年阿隆索(Alonso)出版了《生产地点选择与土地使用》一书，运用土地使用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市周围土地的使用模式，该书是当时生产地点选择理论大学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③。但是，早先这些模型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首先，这些模型通常简单假定经济活动中心已经存在，因而只能解释经济活动向这些中心的集聚，不能解释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分散；其次，这些模型通常都是局部均衡模型，没有把经济活动的集聚放到整个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因此，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就能从更基本的动因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并且可以同时讨论促使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和导致经济活动分散的离心力问题。这样的模型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经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怎样塑造经济体系的地理结构，而且能够在更基础的微观决策层面上解释这些作用力。
克鲁格曼在研究新贸易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些问题，他还发现要研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与研究产业内贸易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是因为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意味着不完全竞争，而对于不完全竞争很难构造一般均衡模型，这就是早期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的原因。深入的研究使克鲁格曼进一步发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与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正如俄林所言，国际贸易理论其实就是国际生产活动地点选择理论④。
由于克鲁格曼已在1979年成功地运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解决了国际贸易报酬递增所造成的不完全竞争问题，并且引入冰山型运输成本、本地市场效应和消费多样化等工具和概念大大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因此，他能发现，这些工具和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地理经济学研究。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地理经济学的开端。克鲁格曼认为，贸易受到运输成本的限制，但劳动力却可以自由地迁移到能够提供最高福利的地区或国家。厂商在选择生产地点时实际上要在利用规模经济和节约运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克鲁格曼构造了奠定新经济地理学基石的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模型。这个模型描绘了一种只存在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则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并且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都要使用劳动力这种资源：农业雇用的劳动力不可流动，而制造业的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不存在运输成本，而制造业产品则会产生冰山型运输成本。在满足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制造业份额足够大这三个条件时，经济的演化就有可能导致制造业“核心”和农业“外围”这样的格局。关键系数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使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变化，一个地区的初始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则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克鲁格曼的研究也表明，这种模式有可能发生，但并不必然会发生；即便发生，它的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分布也可能是稳定的。这也表明，真实世界中的空间地理结构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
事实上，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已包含了这些新地理经济学思想的萌芽。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的最后部分，克鲁格曼设问：如果对外贸易由于高额的运输成本或其他障碍而变得不可行，情况将会怎样呢？他的推理是：如果两个国家完全相同，那么两国的福利也会一样；但是，如果两个国家除了一个人口稍多以外，其他方面都完全一样，那么，人口稍多的那个国家劳动力的实际就业会有所增加，原因是该国的厂商能够较好地利用规模经济，这意味着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商品种类的增多，因而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其结果是劳动力向该国迁移，从而进一步增加该国的人口。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刺激面向城市的移民行为。而且，这个过程会不断自我强化，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以及为什么类似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同一地方等问题。12年之后，克鲁格曼对自己的上述思想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把它们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理论。
此后的克鲁格曼变得雄心勃勃，从经济地理的视角反观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地理和贸易统一在一个框架下来分析，并试图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包括进来。20世纪90年代初，克鲁格曼先后出版了《地理与贸易》和《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等著作，进一步扩展了他的上述思想。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合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该书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理论的精髓，是新地理经济学研究的必读之作，也是许多大学的博士生教材⑤。
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克鲁格曼与其合著者一起总结和分析了三个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同时又从宏观层面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这三个模型可以看成是新地理经济学与旧地理经济学在不同层次上的融合。首先，核心一外围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看作是新地理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融合，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其次，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理论，这可以看成是与城市经济学的融合。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城市层级体系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这些问题都是空间经济学城市模式研究所探讨的问题。城市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潜力决定经济活动的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又重新反映市场潜力。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地理对经济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视，自然地理优势具有催化作用。中心一旦形成，便通过自我强化机制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起初的区位优势与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最后，国际模型，这可以看作是与国际经济学的融合。在前两个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形成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由于国界的存在，世界人口无法向为数有限的几个国家集聚，但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促使特定产业在不同的国家集聚。不同国家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会如何变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空间经济学力图要回答的问题。空间经济地理分析表明，贸易可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组，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
2004年，克鲁格曼总结了新地理经济学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研究工具（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冰山型运输成本、演化和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以及新地理经济学的四个重要命题。这四个重要命题就是：第一，运输成本在塑造国际贸易和区域间贸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考虑运输成本的情况不同。第二，市场规模与规模报酬递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选择生产地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与当地资源相比，本地市场效应至少是地区人口密度差异和地区专业化的一个主要解释变量。第三，规模大的市场能吸引更多的厂商，而厂商的增多则会扩大市场规模，这样的累积过程会导致企业集聚，并且很有可能导致市场的多重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历史性偶然因素在选择生产地点方面可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第四，上述塑造一国内部经济地理的累积过程，在塑造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也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从新地理经济学所使用的工具、模型和所得出的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克鲁格曼已经将其所发展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国际金融领域：货币危机、汇率和萧条经济学
除了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之外，克鲁格曼还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创建了有关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并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79年，克鲁格曼发表了论文《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模型》。这篇论文初步提出了国际收支危机模型。1984年，弗拉德和加伯对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进行了扩展和简化，创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认为，发生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与固定汇率制不相容的货币政策：国内信贷超过货币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损失，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在投机的冲击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持续减少直至为零，固定汇率制最终将崩溃。
1989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汇率不稳定性》(Exchange Rate Instability)一书，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导致汇率不稳定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不完全一体化使得经常项目的调整要求真实汇率也进行相应的调整。面对汇率的不稳定性，一些学者提出了汇率目标区间的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克鲁格曼于1991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目标区间和汇率变动》(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的论文，创立了汇率目标区的第一个规范理论模型。其结论是，对货币当局捍卫目标区间的预期将会产生一种稳定效应，即使货币当局没有积极干预，汇率仍将稳定在目标区间内；稳定的程度取决于三个要素：当前汇率对贬值预期的敏感性、驱动汇率基本面变化的波动性和货币当局捍卫目标区间承诺的可信性。
1996年克鲁格曼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重新收录了《亚洲奇迹的神话》这篇文章，再次对亚洲经济奇迹提出了质疑。1997年，亚洲终于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后，克鲁格曼在1998年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对亚洲奇迹与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他认为，要制止资金外逃，只靠货币贬值恐怕很难奏效，根本的办法是要管制资本账户，并同时实施反“衰退”政策。克鲁格曼重拾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号脉下药。在该书的第六章中，克鲁格曼还提出了著名的“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任何开放的国家都要面临一种所谓的“三难抉择”。首先，要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以便利用利率杠杆来对付经济衰退或通胀；其次，要确保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便让资本来去自由；最后，还要维持较为稳定的汇率，以便消除由币值波动引起的风险和混乱。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三个经济目标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形”，即一国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目标，而不能同时实现全部三个目标。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克鲁格曼对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反思。克鲁格曼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在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转移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与以往的金融危机存在显著的区别。克鲁格曼认为，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企业，由于销售疲软、利率升高和本币贬值，企业遇到了财务困难，这种困难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经常项目逆转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机中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和经济严重衰退导致进口大量减少，因此，存在一个转移问题，这是为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所忽略的。1999年，克鲁格曼在《国际税收和公共财政》上发表了其有关金融危机研究的论文《资产负债表、转移问题和金融危机》(Balance Sheets，the Transfer Problem，and Financial Crises)，提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并强调了公司资产负债表和资本流动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四、克鲁格曼经济思想的实践价值
克鲁格曼的思想富有原创性，他常能先于他人发现和关注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他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和地理经济学家之一。在公众的眼里，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著述文笔流畅、行文优雅、叙述深入浅出，他也许是世界上文笔最优雅的经济学家之一，甚至被认为是继凯恩斯以后文笔最好、最能写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融合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的基础上开创的空间经济学，不仅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实践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此，克鲁格曼能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偶然。由于克鲁格曼对金融危机的先知先觉，本文也将分析他的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启示意义。
（一）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的简单评价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与融合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以及他所提出的精辟论断，可以说是对亚当·斯密劳动分工、贸易、市场范围和城市化等基本理论的重新挖掘。斯密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范围，同时劳动分工又有助于市场范围的确定；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是决定市场范围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斯密看来，城乡分工程度各不相同，交易效率有高低之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获利也有厚薄之区别，因此，生产要素自然会向城市聚集，从而导致城乡差别，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斯密的城市化理论。
然而，克鲁格曼的这些挖掘研究工作并不彻底。首先，克鲁格曼把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放在首位，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因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有助于理解在经济特征相似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等问题，但不能很好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如在个人层面上的专业化、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作为贸易工具的货币的使用⑥。其次，克鲁格曼片面地强调经济地理的作用，没有考虑制度因素，也不关心产权和合约等经济制度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中，克鲁格曼只强调了地理条件。最后，冰山型运输成本的概念过于狭隘，即使使用广义的运输成本，仍然无法充分考虑妨碍各国和地区从贸易中获益的各种因素。而在这个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提出了更为合适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说，克鲁格曼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问题上，而不是更本质的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问题上，因此，克鲁格曼的理论贡献还有许多需要扩展和完善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的学术贡献⑦。在过去的近20年里，杨小凯教授试图重构基于亚当·斯密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他和黄有光一起在《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超边际分析数学框架。这个新框架可以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进行一般均衡分析，也可用于分析厂商等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还能用来分析包括贸易、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功能等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传统分析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杨小凯把焦点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问题——市场范围怎样受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的影响，这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由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上，还同时考虑了斯密所强调的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这两个因素，因此，超边际分析将是更合理的研究方向。
（二）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如何取得核心地位而避免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如何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城镇化和城市化应该如何发展？克鲁格曼在融合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学的基础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些经济发展问题的综合视角。
首先，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变了以往的赶超战略，通过实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来参与国际分工，这被认为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⑧。按照这种战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以及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随着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我国出口受阻，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这种战略的缺点逐渐显现。外向型比较优势战略过分重视国外市场，忽视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空间经济学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分工提出了新的建议。按照新贸易理论，我国在利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应该适当关注规模经济问题，采取两者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其次，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中央管理层的关注。东部地区形成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制造业中心，并且保住了自己的中心地位，而东北或中西部地区至今也没有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这正符合克鲁格曼核心—外围模型的预言：过去已经形成的制造业中心，自然能得到维持；而原来没有制造业中心的地区，则未必会形成新的中心。那么，我国其他地区是否还可以建立类似“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中心？核心—外围模型告诉我们，有时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是稳定的。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应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空间经济学理论将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实现多中心地理稳定均衡。
最后，空间经济学将指导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化朝着正确的方面发展。如前所述，城市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潜力决定经济活动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重新反映市场潜力。如何根据自然地理优势的催化作用，选择合适的城镇或城市中心；城镇和城市中心形成之后，如何利用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使其不断自我强化和扩大，这些都是在城镇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值得研究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如何运用克鲁格曼的金融危机理论和萧条经济学来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克鲁格曼善于从时局中洞察危机。2006年底，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风暴征兆》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目前，基于历史上利率与经济景气或低迷之间的相关度建立的统计模型表明，我们基本上有50%的几率将要经历一次真正的经济衰退。经济放缓增长甚至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衰退，真正的衰退会导致失业人口剧增。因此，2007年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年。”这表明，早在2006年底，克鲁格曼已经先于我们嗅到了当前世界正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的一些气味。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克鲁格曼认为，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据此，克鲁格曼反对布什政府不久前推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认为这是一项“以现金换垃圾”的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是要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
关于我国的经济问题，克鲁格曼早在前几年就曾经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人为压低的劳动力成本，这种经济政策难以持久，比较而言，更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该来自于消费和技术进步。这种说法虽有偏颇之处，但也点中了我国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弊端。克鲁格曼提出的刺激有效需求的观点，跟我们目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不谋而合。同时，他的贸易理论也对我们如何应对出口下降、实现经济平稳转型都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8-10-31
注释：
①克鲁格曼的这些回忆零散见于其博客：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
②这场关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研究革命经历了四次波浪：第一波是产业组织理论；第二波是下面要谈到的新贸易理论；第三波是新增长理论；第四波则是后面要谈到的空间经济学。
③请参见Fujita,M,and P Krugman.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Past,present and the future[R].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4,83:139-164.
④请参见克鲁格曼.新地理经济学：我们身在何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⑤此后众多同类著作纷纷问世，如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集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导论》。
⑥请参见杰弗瑞·萨克斯.杨小凯的贡献[J].李利明译.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04-07-08.
⑦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⑧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认为，我国的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以开放市场机制的方式实现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过程”。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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