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与东方图书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王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云五（1888～1979年）号岫庐，广东省中山县人，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出版家，同时又是一位靠自学成材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图书馆学家，自称：“我在学校的时期很短；我在图书馆的时期却很长。我不是职业的图书馆馆员；但我大半生消磨于图书馆的时间恐怕比一般职业的图书馆馆员尤多；一个职业的图书馆馆员至多与一二十所图书馆发生过关系，而与我有关系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注：王云五：《我的图书馆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 2 6页。）并曾历任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图书馆学会索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委员、上海图书馆学会委员及委员长。本文拟从东方图书馆这一个案评析王云五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并初步探索一下其图书馆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本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终确立了白话文的正宗地位，并使过时的文言文和旧的陈腐文学迅速衰落。随着书面语言和口语的渐趋统一，阅读和出版变得更加便利，新学书刊日益增多。同时，西方教学思想的系统传入也打破了我国单纯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学习兴趣的培养逐渐被教育界所关注，学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较前更为强烈。这一系列变化都要求对图书馆界残留着的“藏书楼”性质的管理方法进行一番改革，以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需要。王云五正是在这样一个急需变革的历史时期主持了东方图书馆。
1 促成了东方图书馆的开放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商务编译所附设的涵芬楼。1902年，加入商务的张元济聘请了许多硕学专家和富有教育经验的学者担任编译工作，但“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注：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见《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页。）。从此，张元济肆志搜集图书， 先后收入了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等藏书，1904年为存放书籍设立涵芬楼。待到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张元济于1921年2月建议用公益基金：“不如专办一公用图书馆，于社会尚较有益。”（注：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2 04页。）1924年这一公用图书馆落成，涵芬楼藏书移入该处， 该馆就是被命名为与西方并驾的东方图书馆，聘请王云五为馆长。商务设立这一公开图书馆的目的，正如张元济在《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中说：“今海内学者，方倡多设图书馆补助教育之说。沪上为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黉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其有需于图书馆者甚亟。是虽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为使这“土壤细流之助”的目的得以实现，王云五经过了两年多的积极筹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管理改革。
第一，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入主东方图书馆之时，正是图书馆“兼收西方新籍与其译本，及近人对新学术的著述”之际。面对东方图书馆数十万的中外藏书，王云五认为：“图书馆之公开，首须作合理的图书分类。”（注：王云五：《我的图书馆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我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不免显出其粗疏，而已引入的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也不尽适合我国的古籍。当时图书馆学界纷纷对杜氏分类法加以改造，如清华大学分类法是在杜威十大类之外，再加上丛、经、史、子、集五大类，容纳中文图书。而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是把杜威分类法中的某几类加以归并，空出的类号分给中国图书。王云五认为这种方法仍然造成中西书籍的分置，因此提出了以内容性质为标准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该分类法是在美国卡特氏的“选择其性质相同的放在一处”原则指导下，给杜威原有类号分别冠以“十”、“艹”、“士”3个符号， 来容纳性质上与西方图书大同小异的中国书籍。这样“不仅译本与原本绝对放在一起，而中国古籍与西方图书性质尽同或大同小异者，无不分别置于相同或接近之地位”（注：王云五：《我的图书馆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第二，四角号码检字法。我国传统检字法中最通行的当为部首检字法，但该法由于部首相对少且易混，造成检索费时、不易确定的弊端。王云五针对此弊，在参考林语堂首笔检学法创意的基础上，提出理想检字法应该“一是将新部首之数大增，使每部收容之字减至最低限度；二是新部首必须容易确定，且各有其自然的顺序”（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92页。）。1925年，王云五在电报号码的启发下完成了号码检字法，即每个字用依序排列五类笔画的数目来代表。后来，王云五又对此法加以改革，用数字代表笔画的种类，如“一”代表横笔，“二”代表垂笔，“三”代表点和捺，“四”代表叉笔，“五”代表插笔，“六”代表方块，“七”代表角笔，“八”代表八字形，“九”代表三笔平列如小字形，“0 ”代表横笔上再加一点之笔。此外，再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顺序取一个字四角笔画代表全体的笔画。这一改进的新法即“四角号码检字法”直到1928年才最终完成。该检字法优点是检索直接、迅速。蔡元培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序》中说：“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享用。”
第三，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著者的姓名，中文用汉字，西文用字母。对二者的统一排列，王云五最初只是按照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办法，把中国著者的姓音译成罗马字母，取其第一字母和姓的笔数合成一个符号来与外国著者号码排列起来，但该法极不方便。在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后，王云五觉得外国字母也可以用号码来代表，于是制成一种罗马字母号码表，用0～9这十个数字分别代表26个字母。这样，外国姓名只要按表翻成号码，中国姓名只要照四角号码来编号，中外著者便可以统一排列在一起。
王云五种种管理方法的改革使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有了类别、书名、著者等几种便捷的检索途径，极大方便了读者。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公开阅览后，来馆人数与日俱增，据《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统计，东方图书馆1929年阅读人数28999人，阅览图书18789册，1930年36800人，45517册。由此可见，王云五促成了东方图书馆真正把涵芬楼原备编辑参考的书籍贡献给了社会。
2 致力于东方图书馆的复兴
东方图书馆正当以近30年搜罗所得巨量中外书籍服务社会之时，不幸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除涵芬楼移藏在银行中500余种善本古籍得以幸免外，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化为灰烬。据 1932年《一二八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记》统计，东方图书馆损失图书：
报章 目录
普通图书
善本图书
杂志 卡片中文外文图表照片经部史部
40000
40000
268000
80000 5000 274种996
册张 册 册套 2364册 10201册
子部集部 何善本方志
876种
1057种400002641部
8438册 8710册 册 25682册
这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当时学界、政界纷纷函电慰问，一日数起，亦足见该馆在社会文化中之地位。
“一二八”事变后，王云五本着“为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的精神，努力要复兴商务及东方图书馆。“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得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杂志，多有提倡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也觉着有些讨厌，便趁势一火把它烧尽。我认为一烧便不能复兴，也是莫大的耻辱。”（注：见王云五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期（复刊号）卷头语，1932年。）
经过同人半年多努力，商务终于在“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下于是年8月复业。营业逐渐好转后， 王云五便积极从事东方图书馆的复兴。1933年4月， 王云五提议并经董事会通过就每年盈余所提乙种特别公积金中拨其三分之一为东方图书馆复兴基金。此外，并设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聘胡适、蔡元培、陈光甫、张元济、王云五为委员。除要有足够的复兴资金外，搜集图书成了东方馆恢复的急需，王云五主要针对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书籍。
第一，丛书。王云五为复兴中的东方图书馆搜罗了大量中外新旧书籍。其中旧书方面以丛书为最多，仅优良丛书就有数百种。这些丛书再加上涵芬楼旧藏善本孤本的“烬余丛书”数十种，后来被王云五以《丛书集成初编》之名结集出版。
第二，地方志。东方图书馆本来所藏地方志数量之多为全国之冠，可惜尽毁“一二八”之役。王云五认为地方志对图书馆典藏极关重要，因此多方搜购，计得一千四五百部，各省通志悉备，府厅县志也居七八成。
第三，年谱。到1936年，王云五已搜集我国年谱有一千三百余种，并为此编制了索引。此外，东方图书馆还先后接收了德国、法国等捐赠的数千种名贵书籍。到1937年8月“中日战事蔓延至上海之时， 总计已收得书籍三十余万册”。（注：王云五：《我的图书馆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东方图书馆方拟重建之际，“八一三”沪战爆发，复兴计划被迫停止。商务重心最终转移到了重庆。待到营业渐趋稳定，王云五将商务在后方的样书、在渝出版的新书及其它书籍于1944年公开供人阅览，该馆定名为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虽僻处一隅，而日夜前来阅览者，平均每日二三百人。”（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334页。）由此可见， 王云五当时在重庆公开图书馆尚不多的情况下开放东方图书馆的意义。
3 化解东方图书馆的贡献
作为图书馆事业家的王云五，不但在东方图书馆的开放与复兴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想把整个的大规模东方图书馆化成无量数的小图书馆”“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许多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注：王云五：《我的图书馆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显然，这一构想把图书馆事业与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王云五在初入商务的出版实践中已透露出二者相结合的端倪，如其在《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中说：“不佞近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踵张菊生、高梦旦二公之后，见曩印《四部丛刊》阐扬国粹，影响至深至巨，思自别一方面植普通图书馆之基。”如果说商务前期因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的加入而把学校教育纳入了出版中来，那么，到了王云五这里，图书馆社会教育成了出版鹄的，从而把商务出版范围扩大到更加广阔的程度。王云五首先从治学门径入手，编印各科小丛书，进而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订约编印专科丛书。主持东方图书馆后，王云五深切体会到：“比年国内图书馆运动盛起，而成绩不多。究其故，一由于经费支绌，一由于人材缺乏，而相当图书之难致，亦其一端也。”（注：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见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90页。）此时，各丛书如《百科小丛书》、 《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等已陆续刊印了三四百种，于是王云五开始准备“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供献于社会”的《万有文库》。文库的内容经过了精心策划，如第一集筹备共分三项：“去芜存精的选择已出版的各种丛书；选定最新出、注释最详明与《四部丛刊》宋、元、明善本相异的国学丛书；选定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此外，文库的编印也进行了革新，如书脊上都刊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类号，并都附有书名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的卡片，极大方便了图书的管理。《万有文库》第一集以收书1000种、2000册规模于1929年以360 元的低价出版。相继推出的第二集出版于1934年。该文库的先后出版促使了一批新图书馆的成立。“在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均已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约八千部，第二集约六千部。而凭藉该文库以成立之新图书馆在二千以上。”（注：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14页。）
4 图书馆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前后将近8年， 这是他一生中图书馆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图书馆学理论最有建树的时期。这一时期重要的专著有：《四角号码检字法》（ 1926年）、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年）、《新目录学的一角落》（1943年）。论文及序跋有：《杜定友著图书分类法序》（1925年）、《东方图书馆概况·序》（1926年）、《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1928年）、《图书馆学》（1929年）。这些专著论文涉及到汉字排检法、图书分类学、图书馆学等几个方面理论。前两个方面，本文已有所论述，这里重点谈一下王云五对图书馆学理论的独到见解。
（一）关于近代图书馆的性质
作为靠图书馆自学成材者，王云五自称：“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注：王云五：《我的学校生活》，见《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这使他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价值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不特能帮助学生获得许多的学问，并且还能养成他们自动研究的兴趣和高尚的思想。”（注：王云五：《图书馆学》，见《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5号，1929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云五认为图书馆还要具有平民化特征，服务于全社会，“现在时代的趋势，政治虽已有平民化的倾向，而一般学校却朝著贵族化的路上走去，赤手空拳的穷人们，只好徘徊于学校门外‘望洋兴叹’，我们要使大众都做有作为的国民，只有办图书馆！我们要不使这许多天才埋没，只有办图书馆！”（注：王云五：《图书馆学》，见《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5号，1929年。）显然，王云五把图书馆看作公共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把图书馆看作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王云五认为图书馆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事务是选购。对于图书馆中的馆员，王云五认为要具备目录学的知识，特别是一些常见目录，如知见书目、考证书目、一般书目、分科书目、公家书目、私家书目、书局书目等都要研究。对于书籍，王云五主张图书馆要具备基本图书、实用图书、参考图书、消遣图书、因地而定特殊图书等五类。这些观点对当时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一种积极指导作用。
（二）关于图书馆的研究对象
二、三十年代图书馆学界提出了颇有中国特色的“要素说”理论。众所周知，1932年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要旨》提出“图书”、“人员”、“设备”、“方法”的“四要素说”。同年杜定友先生《图书馆管理方法新观点》主张“书”、“人”、“法”的“三要素说”。可是，如果检索一下早期发表的图书馆学论文，我们不难发现王云五早在1929年《图书馆学》一文中已有要素说的提法：
有了图书馆而没有馆舍，这不能算为图书馆；有了馆舍而没有图书，这也不能算为图书馆；那么有了图书，有了馆舍，这可算图书馆了吗？不！决不！有了图书馆学舍，而没有人来看书，还不能算是图书馆；因为图书馆虽有了它的工具，而失去了它的效用，这只可称之为藏书楼。所以，图书，馆舍，来利用他的人，实为图书馆之三大要素。
这具有远见卓识的“三要素说”堪称是王云五图书馆学理论的精髓，也是他主持东方图书馆实践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通过以上对王云五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理论的一番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背后有着很深的个人因素，如其晚年所说：“我与图书馆关系至深，我平生读的书也算不少，所晓得的一点浅薄知识，都得力于图书馆……因此我对图书馆绝不能忘本，只要能对图书馆做一点事尽一分力，都是绝对乐意的，虽然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图书馆从业员，但我愿意以图书馆服务员的身份一贯的为图书馆服务。”（注：见《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台湾）第1期第10～11页，1954年。 ）这质朴的语言给我们提供了读懂王云五的最好启迪。
收稿日期：1998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