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收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个问题仍将是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从目前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集中反映在农民收入上，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对于完成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两大任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九五”期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比“八五”期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持续增幅减缓的趋势（关锐捷，2002）。农民收入增长趋缓，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全局，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近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消费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投资、消费、出口）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消费是最为重要的增长因素，其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一般在50％以上，我国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80％左右，构成了消费总量的绝大部分，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王梦奎，1999）。通过扩大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在提高居民购买力上下功夫。提高居民购买力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居民可分为农村居民（农民）与城镇居民两类，两类居民的众多差异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两类居民的收入增长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也存在一定差异。
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了比较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的作用，建立了四个指标。经济发展指标：选取的是人均GDP指数的环比增长率（GY），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消费水平增长指标选取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数的环比增长率（PC），这一指标能综合反映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情况。农民收入增长指标选取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的环比增长率（RI）。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储蓄的那一部分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指标选取的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环比增长率（UI），这一指标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本文以1986～2000年间15年作为样本，之所以选取1986年为起点，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尚未形成、经济生活中不定因素较多，所有原始数据都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1年各期。
在计算机TSP7.0软件包上，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解释变量RI与UI分别和因变量GY与PC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如表1。
表1 GY、PC与RI、UI的线形回归
注：括号内的数为t检验值。
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检验如下：（1）相关性检验（r检验）。样本容量n=15，显著性水平a=0.05时，查相关系数表得临界值r=0.514。RI无论是单独还是与UI联合进入回归模型，都通过了相关性检验；而UI单独进入回归模型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2）参数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对于RI与UI单独进入回归模型的一元回归，查t值临界表得t=2.160，RI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UI的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RI与UI联合进入回归模型的二元回归，查t值临界表得t=2.179，同样RI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UI没有通过。（3）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由于一元回归模型的t检验与F检验是一致的，故只对RI与UI联合进入回归模型的二元回归进行检验，查F值临界表得F=3.89，回归方程显著成立。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RI与GY、PC存在显著的线性依存关系，是影响GY、PC的重要因素，而UI与GY、PC不存在显著的线性依存关系，对GY、PC的影响不大。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内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比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作用更为明显，农民收入的增长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
三、城乡居民收入倾向差异的理论解释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农民收入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与扩大内需的作用明显强于城镇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而在收入增长相同的情况下，增加消费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因此下面将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作一些理论解释。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解释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当收入增加时，人们一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量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那样多。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1992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倍左右，这种差距拉开了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距离。事实上，由于生活必需品的收入弹性比其他商品要小，农民收入水平低，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比重高于城镇居民，因此农民要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这一点也能从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中得到反映；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9.1％，比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39.2％高出9.9％。
2.弗里德曼持久性收入假说的解释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正是消费与持久性收入的稳定关系决定了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关系。持久性收入可看作是现期收入与未来收入的平均值，在现期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决定持久性收入的主要是未来收入，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消费者主要通过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对城镇居民来说，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和事业单位的竞争上岗、人员分流，加剧了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他们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造成了城镇居民持久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偏低。而对农民来说，他们拥有土地使用权、自己的住房，生活相对稳定，政府的经济改革对他们的影响不如对城镇居民强烈，因此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比较稳定。由于城乡居民对未来预期的差异，造成持久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差异，最终使农民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
3.杜森贝里相对收入假说的解释
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也揭示，人的消费行为具有强烈的“模仿”和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倾向。家庭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他的收入与其邻居或相同社会阶层收入的相对水平。在农村，生活圈子狭小，相互攀比严重，同时一些外出打工人员带回农村的一些新的消费时尚，使得有些农民在实际收入并没有增长或增长较少的情况下，“碍于面子”而扩大消费。对城镇居民来说，他们文化素质高，经济理性明显强于农民，他们决定消费在目前收入的比例，更多依靠的是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目前的盲目攀比。
4.流动性约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解释
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也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差异。持久性收入理论是建立在两个时期模型之上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借贷或储蓄来平衡两时期的收入，但是在现实中，虽然有未来收入的良好预期，无法取得贷款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问题弗里德曼之后的经济学家称为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可以一般地定义为某些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或许，这是因为贷款人认为他们不能偿还他们的贷款（夏少斐，2000）。预防性储蓄理论揭示消费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会采取较为谨慎的行为。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实际效用就越大，因此，也就越能吸引消费者进行储蓄，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Caballero，R.J，1990）。对城镇居民来说，由于受工作岗位和固定工资的限制，各类消费信贷才刚刚起步，他们的未来消费存在流动性约束。城镇居民面对未来消费，如子女上学，购买住房等，他们必须增加预防性储蓄。而对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有较强的经济自主权，当他们面对未来消费，如子女婚嫁，建造住房等，总是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当前收入。如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外出打工等。此外，农村市场中赊借消费也极其普遍，因此农民受流动性约束较小，他们有较高的消费倾向。这一点也可通过表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储蓄差距的比较得到证实。
表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储蓄差距的比较
注：Y[，1]为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Y[，2]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S[，1]、S[，2]分别代表城乡居民的当年储蓄，计算时分别用城乡居民当年的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减去上年的年末储蓄存款余额。
四、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之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分类有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三类。工资性收入是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民从事农业及农业加工业所获得的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民获得的非劳动收入。90年代以来，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如表3。
表3 农民纯收入的总量及构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各期。
表3的数据表明，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0年共增长11.2％；家庭经营纯收入虽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农民纯收入来源的60％以上，但其比重呈逐年下降，10年共下降12.3％，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较小，其比重不超过7％，可暂不考虑作为农民增收的路径。决定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因素主要有农产品的产量与价格。农产品的产量由于受自然条件及农业技术的限制，不可能大幅增长，因此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家庭经营纯收入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两条主要途径。
1.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
为考察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两个指标。农产品价格指标选取的是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环比增长率（RP），农民收入增长指标选取的是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环比增长率（RI）。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RI=a+bRP+V，其中a，b为系数，V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86～2000年，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1年各期。在计算机软件TSP7.0上，用普通最小平方法对RI与RP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RI=100.99+0.0283RP
t统计值 （19.2742） （0.5823）
R[2]=0.0254 r=0.1594 S.E=2.5106 D.W=1.0079
相关性检验（r检验）：查相关系数表得临界值r[，0]=0.514；由于r=0.1594＜0.514，故该回归模型未能通过相关性检验；参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查t值临界值表t[，0]=2.160，由于t=0.5823＜2.160，故RP的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系数显著为零。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发现，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之间相关性很弱，即农产品价格上升与农民增收之间联系不强，进而说明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并不可行。
2.工资性收入与农民收入
在农民纯收入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20.2％增加到2000年的31.2％，平均每年增长1％以上。在此基础上，对农民纯收入增量的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利于揭示工资性收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联系。
表4 农民纯收入总量的增量及构成
注：增加量是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数据之差。
表4的数据表明，农民纯收入总量逐年上升，但增加量却有减少的趋势，从1995年开始呈逐年下降，这也证实了韩俊的结论（韩俊，2002）。在农民纯收入总增量的构成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量比重呈逐年下降，从1998年开始还出现了负增长；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增量的比重较小且不稳定；与前两者相对应，工资性收入增量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甚至从1999年开始超过了总量的增量，还弥补了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减少量，说明工资性收入增长有力地保证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是农民增收的主要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在增加农民收入的两个重要因素中，增加工资性收入的作用明显强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在目前经济形势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区间较窄的情况下，必须把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在实践上，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还需要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产业结构调整等制度的支撑。
五、结论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内需方面，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较，增加农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之间显示出更强的相关性。由此，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经济理性差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
第三，提高农产品价格与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增收的两个主要途径，相比较而言，应把增加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措施。
简而言之，增加农民收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