П．В．科普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开拓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开拓者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1-0042-05
一 П．В．科普宁和“基辅学派”[1]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科普宁（Павел Василъевич Копнин），1922年1月27日出生在莫斯科州拉缅斯克区格热尔村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史哲研究所（МИФЛИ），从此走上了哲学研究之路。
1941-1944年，П．В．科普宁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1943年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恢复学业并于战后接受完教育。1947年，他考入莫斯科教育学院研究生班，在Б．А．福赫特（Б．А．Фохт）教授的指导下研究逻辑，完成了副博士论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有关判断的本质的学说发展中的斗争》，并通过答辩。在联共（布）直属的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室担任了一段高级研究员之后，他被派到托姆斯克担任国立托姆斯克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此间，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形式逻辑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同时，他还参加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博士生班（1953-1955年），于1955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思维形式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附图
1954-1957年，П．В．科普宁担任了苏联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和辩证唯物主义部主任等职务，在这一阶段，他的研究兴趣进一步集中到了认识论、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上，发表了《假说在认识中的地位和意义》、《思维方式在认识中的关系》、《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等文章。
1958年，他来到了乌克兰首府基辅，起初担任基辅工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之后任国立基辅舍甫琴科大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从1962年起担任乌克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直到1968年被调回莫斯科。1967年他被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基辅十年是П．В．科普宁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用俄语和乌克兰语出版了140种作品，其中包括《作为逻辑的辩证法》(1961年）、《假说和对现实的认识》（1963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1966年）、《科学的逻辑基础》（1968年）、《В.И.列宁的哲学思想和逻辑》（1969年）等。他始终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强调它的方法论功能，认为哲学对专门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制定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基本准则，反对以任何形式复活自然哲学。
П．В．科普宁的这些观点与当时前苏联哲学界的“正统”观点显得格格不入；之所以能被阐发，乃是恰逢其时。苏共二十大后，前苏联共产党在思想领域方面实行了某些宽松政策，即所谓的赫鲁晓夫“解冻”。1956-1964年，前苏联哲学界突出探讨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辩证法及其规律和范畴，加强了对列宁的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同一思想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П．В．科普宁才有可能按照列宁的主张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并结合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开展科学认识论的研究。
除了政治背景外，还有一个条件不容忽视，就是乌克兰首府远离莫斯科，意识形态斗争远没有首都那样敏感和激烈。根据В．И．申卡卢克（В．И．Шинкарук）的回忆，在斯大林时期，乌克兰科学院哲学所的工作者也遭到过镇压，甚至在“解冻”以前只有一个哲学博士在工作；但是，当时乌克兰哲学活动的中心却在国立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哲学系，那里培养出了众多富于才华、并接受过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教育的青年，他们很容易接受非正统的思想。[2]
正是“解冻”的大环境和基辅哲学研究的小环境给П．В．科普宁和他的创作队伍创造了一个发挥才华的余地。在他的带动和引导下，基辅哲学界形成了一个以“科学研究的逻辑”为主题的创作队伍，被称为“基辅学派”（Киевкаяшкола）。对于这个学派，当代俄罗斯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现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В.А．列克托尔斯基（В．А．Лекторский）就说，在60-80年代前苏联哲学中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学派，其中最有实力的学派在基辅，这个学派值得专门撰写文章介绍，它的思想需要研究[3]。1965年，前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以乌克兰科学院哲学所为主要创作队伍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书几乎囊括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前沿问题，并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加以阐发，可以称之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丰碑。乌克兰科学院和基辅大学遂成为前苏联科学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造就了一批出色的研究者，包括М．В．波波维奇（М．В．Попович）、С．Б．克里木斯基（С．Б．Крымский）、П．И．迪什列维（П．И．Дыщлевый），以及В．И．申卡卢克、А．Н．罗伊（А．Н．Лой）等。
1968年，П．В．科普宁被调回莫斯科，出任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时年46岁。他如此年轻就担当如此重要职务，在苏联哲学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他还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0年），《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3-1971年）。
但是这个时候，前苏联政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开始了长达18年的统治。勃列日涅夫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强化了国内的思想斗争，许多学者、艺术家因为思想或学术观点“不符合要求”而遭到批判甚至迫害——哲学界更难免其咎，内容斗争十分激烈。根据В．А．列克托尔斯基的回忆，当时青年人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欢迎П．В．科普宁的归来，但是被政治包围的同行却仇视他。在П．В．科普宁担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的三年中，差不多每个月都必须应付各种小把戏（мероприятие），那里散布着有关他个人作品和思想、有关他领导的研究所的各种谣言。他的《В．И．列宁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就受到哲学界的反复讨论和审查，他因此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修正主义、人本主义、认识主义……然后还在苏共中央的会议上加以“评析”，甚至还有哲学所的同事到克格勃那儿去“告密”[4]。П．В．科普宁是个立场坚定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各种指责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1971年6月27日他的英年早逝，却不能不说与这莫大的思想压力有直接关系。
П．В．科普宁的逝世是前苏联哲学界不可挽回的损失，越是到后来越显示出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哲学问题》杂志曾连续发表文章纪念和介绍前苏联时期哲学家及其学术观点，其中就包括П．В．科普宁。这些纪念文章后来被收入1999年出版的反映前苏联哲学发展历程的著作《哲学并未终结……》中，从而确立了П．В．科普宁在俄罗斯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 元哲学研究
П．В．科普宁的很大一部分研究集中在元哲学领域，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本质。这一研究的开展离不开前苏联哲学的整体背景。П．В．科普宁曾经写道：“……发展元哲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哲学知识的发展，有助于哲学知识愈来愈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对象，而且还有助于解决某些同当代社会世界观斗争直接有关的争论问题。”[5]
这些“争论问题”无疑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前苏联哲学界对唯物辩证法本性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前苏联哲学界形成了两派对立的观点，即“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本体论派代表了“正统”观点，把“整个世界”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本体论功能，力图构建一个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四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认识论派则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反对复活自然哲学。这两派争论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П．В．科普宁是认识论派的代表，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坚决反对旧式的体系建设，强调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П．В．科普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的观点处处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言论为依据，但是他并不盲从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哲学的一个门类，“是以往哲学的继续，首先是唯物主义的继续”[6]，并承认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合理地位。П．В．科普宁的这一观点同其他教条主义相比显得格外大胆和清醒，这也反映了二战后前苏联年轻一代哲学研究者的一般精神面貌。他们一般都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接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他们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现实，并密切关注现代科学对哲学的影响。
因此П．В．科普宁坚决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进行任何形式的自然哲学建设。理由是，“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想洞察物质结构奥秘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由此可见，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7]
П．В．科普宁的这些论断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Moritz Schlick)的观点极其相似。M.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中就提出：“过去时代最严重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8]
但是，П．В．科普宁的哲学观却不是来自西方哲学，而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哲学的任务和使命是他对列宁的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同一思想的理解和继承。在列宁那里，辩证法始终是对历史地发展着的现实进行生动分析的一种方法，所以辩证法必然进入客观世界、进入到事物和过程的运行中去，把事物和过程当作自己的对象。同时，肯定辩证法同认识论、逻辑相一致，就要反对把辩证法说成是一种被现代化了的本体论，反对把辩证法说成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即早已过时的自然哲学）。辩证法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就在于它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是科学认识的普遍方法，即根据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制定出思维和行动范畴的唯物辩证法。[9]П．В．科普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正如他所说，“当考察哲学在科学知识发展中的职能时，哲学就成为逻辑学；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引导科学的运动去发现事物和现象的客观本质”[10]，“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逻辑和认识论，乃是对现代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的哲学基础”[11]。
П．В．科普宁的这一认识论观点马上遭到了本体论派的攻击。1970年3月，苏联科学院哲学和法学部组织了对他的《В．И．列宁的哲学思想和逻辑》的讨论，М．Б．米京（М．Б．Митин）、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公开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然而，更多的学者包括Б．М．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З．В．伊里因科夫（З．В．Илъенков）、В．А．斯米尔诺夫（В．А．Смирнов）则站在П．В．科普宁这一方。关于这场争论的情况早有专文记述，本文不再重复；但要强调的是，也正是在这两派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才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科学研究的逻辑的理论基础和前苏联哲学的主流。
三 科学研究的逻辑
“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是前苏联人对卡尔·波普尔(K.Popper)的著作Logik der Forschung（1934年）的翻译，目的是探讨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即研究如何获取和论证科学知识的机制和过程[12]。
1962年5月，在基辅举行的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13]1964年，他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14]。
这里所谓的“逻辑”不是指一般的形式逻辑，而是指对“人类思维向真理运动的方法和形式的研究”[15]，它沿用的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定义：“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6]在这个意义上，П．В．科普宁认为，以往的逻辑只是直观地说明了现成的认识结果，没有注意新知识的获得；而实践提出的任务是要认识科学研究的过程，这一任务又是对思维本身的要求，不仅要求分析和研究思维的各种形式及其联系，而且要求分析和研究思维向新结果运动的过程。[17]
这就显示出科学研究的逻辑与西方科学哲学的区别。西方科学哲学在探讨科学划界、科学结构、科学检验、科学评价、科学进步等问题时，依靠的是对科学理论或科学宏观发展过程的分析，立足于科学；而科学研究的逻辑则注重分析科学思维过程的概念和范畴，研究的是科学的微观过程，立足于逻辑。因此，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者一般都具有自然科学基础，而苏联科学哲学的发起者首先是逻辑学家。
П．В．科普宁提出，科学研究的逻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可以充实它的概念，特别是用来描述认识过程规律的概念，因为不能老是翻来覆去地说认识是从感觉到概念、从抽象的东西到具体的东西、从归纳到演绎，还要更详尽地分析现代科学认识的过程及其全部特点。开展科学研究的逻辑的最终目的是掌握和驾驭科学研究的进程，研究模拟人的创造活动的途径和手段，也就是研究科学理论产生、发展和构成的一切途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加强哲学与专门科学特别是与控制论的联系，最终达到模拟人的创造活动、包括模拟科学创造活动的目的。[18]
П．В．科普宁同时还强调，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但是并不是对它的简单应用，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范畴，诸如反映、感性的和理性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绝对的和具体的、抽象的和具体的、或然和确实的、归纳和演绎、判断、概念、推理等并不足以解释科学发现的过程，科学研究的逻辑需要从自己的研究对象出发建立自己的范畴，如问题、事实、体系、科学探索、知觉、假设、理论、观念等[19]。在1965年出版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中所包含的13个部分——导言“科学研究逻辑的任务和基本概念”，第一章“科学问题”，第二章“事实是科学知识的基础”，第三章“抽象的科学”，第四章“理论知识系统”，第五章“科学理论的解释”，第六章“理论真理性的检验”，第七章“从可能知识到可靠知识的转变”，第八章“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界限”，第九章“科学探索”，第十章“理论转换的逻辑规则”，第十一章“理论系统·科学是应用逻辑”，第十二章“知识的高度系统化及其启发价值”——基本上就是对他的这个设想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П．В．科普宁一开始就为俄罗斯科学哲学规定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为科学哲学在前苏联的起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П．В．科普宁本人也对科学研究的逻辑的范畴进行了阐释，包括问题、事实、观念、假说、理论等，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在“问题”范畴上，П．В．科普宁认为其构成不仅是未被认识的东西，而且还是关于未被认识的东西的某种知识；而从其来源上看，人类向认识提出的课题，仅仅是认识在该发展阶段上应当解决并且也能够解决的课题，因为科学面临的问题都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20]。这就把科学同社会联系了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观点，而且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突显了社会文化导向。此后，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В．В．卡久京斯基（В．В．Казютинский）等人就在这个方向上继续研究，使这一社会文化导向成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最大特点。
П．В．科普宁还对假说的性质和地位进行了深入、独到的说明，以收在《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中的“辩证法和科学研究过程”一文最为全面，他总结说：(1)内容的客观性是科学假说不可分割的一个属性，因为科学假说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出于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知识这一需要，它的根源是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2)知识的发展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真理向另一种更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前进发展，每一种作为相对真理的假说本身就包含着绝对知识的各个方面、因素、要素。同时，随着科学知识从一种科学的假说向另一种假说的运动，这种绝对的、客观真实的东西的因素就会增加，假说的科学价值也就会因此而提高；总之，(3)假说的创立、发展和检验是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是创立科学理论的必经阶段。
被前苏联哲学称为“假说”的概念在西方科学哲学中是科学和知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卡尔·波普尔称之为尝试性理论，历史主义称之为前科学阶段。但是，卡尔·波普尔的尝试性理论是随时准备被证伪和抛弃的东西，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及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澄清；历史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主要探讨范式的更替，也没有格外关注前科学阶段的具体内容；而知识论中的建构主义则立足于相对主义，过分强调假说创立的主观性因素，忽视了假说的客观性质。惟独前苏联学者对假说的性质和地位作了充分说明，承认假说的客观性以及在科学理论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历史与逻辑、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也就是П．В．科普宁所说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对假说的观点，决定于他如何了解认识和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关系、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在认识中的相互关系、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等等。”[21]
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的逻辑同西方科学哲学相比有其特点和优势，它对科学思维的范畴的分析，很容易进入到科学的理论和发展问题，并且通过对问题、事实、假说、理论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很容易过渡到对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导向。而西方哲学则是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之后才得出类似的结论。
四 哲学认识论
П．В．科普宁除了在元哲学和科学研究的逻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外，在认识论领域也成绩斐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不迷信、不教条、不固执的立场，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涵。他始终坚持主观与客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纠正了人们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理解，至今还具有启发意义。
П．В．科普宁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们经常使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样的术语，还经常曲解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个命题，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22]，从而构想出一个关于认识的三阶段理论（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阶段）。П．В．科普宁认为，知识乃是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这两个对立因素和方面的有机统一，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看作是认识的两个阶段乃是把感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同经验－理论相混淆了。具体说来，经验是从客体的那些易于为生动的直观所把握的外部联系和表现方面去反映客体的，理论则从客体的内部联系和运动规律性方面反映客体，而客体的内部联系和运动规律性是通过对经验的理性加工才被人们把握的。因此，认识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经验、理论和实践，而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则是人类认识的两种能力，它们始终贯穿于经验和理论两个认识阶段。[23]П．В．科普宁的这一区分在今天看来是自然的，但是在当时却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突破。
承认主观－客观、历史－逻辑、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统一对于开展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哲学就不擅长于辩证法的这些规定，其研究者总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方向上摇摆不定，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逻辑经验主义和约定主义的对垒，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执，历史主义的非理性思潮，基础主义对经验证实的过分强调，建构主义把知识归结为社会的产物——无不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反映。而俄罗斯科学哲学从唯物辩证法出发，天生就避免了这种分裂和片面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优势。
认识论在西方哲学兴起于17世纪，而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其中有时代的原因——现实的科学发展问题直到20世纪中期才成为苏联国家和社会积极探讨的问题；也不乏人的因素——就是每当哲学发生变革时需要有人成为开拓者，П．В．科普宁无疑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倡导和开展的科学研究的逻辑，不仅在前苏联哲学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使前苏联哲学跟上了世界哲学的步伐。
最后要提到的是，П．В．科普宁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尊敬和重视，不仅在于他提出了独特的哲学观点，还在于他在实践中切实履行了这些观点，把哲学同自己的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哲学的使命不是单纯描述时代，而是以哲学上的一些规律和范畴来反映时代的本质……”[24]1997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了纪念他的会谈纪要，其总标题就是《Павел Василъевич Копнин：Философ и человек》，也许把它翻译为“哲人科普宁”更为确切。能够被称为“哲人”的人，他的贡献就不止于传播哲学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给后人提供了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不追随时尚、不人云亦云——这就是在哲学的世界中，以哲学为生命的人和以哲学牟利的人的本质区别。
【收稿日期】2005-09-26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科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