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恩来对国情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周论文,国情论文,恩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紧紧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对于最终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成功后，怎样搞社会主义？如同革命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一样，建设也不能仿效前苏联和东欧的作法，而仍然要按中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这就同样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此，周恩来对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从而为我们党探索和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铺了石、奠了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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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周恩来充分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是“破烂摊子”为党制定正确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建国前夕，随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周恩来在逐步把建设的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的同时，就阐明了建设任务的艰巨性。1949年4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①7月，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发表《恢复生产，建设中国》的讲话，提出“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任务。”②建国后，周恩来在《建设与团结》的讲话中对国情讲得更贴切。他说：“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③总之，“中国太落后”，“破烂摊子”，这是我们建国伊始的基本国情，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建国后条件完全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的，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第二，我们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
第三，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无法给城市提供原料。
第四，从指标体系上看，经济落后，先进工业比重小。1949年机器工业占17%，其它工场手工业占7%，个体手工业占6.8%，农副业占68.8%。先进工业比重不大，产值产量也很低。以钢的产量为例，战前最高为90万吨，到1949年只有几万吨，其他机器工业也很落后，更说不上电子工业。以农业看，比重不小，但产量产值很低。农业战前粮食最高年产2800亿斤，到1949年为2200亿斤。
这样一个“破烂摊子”，这样的国情，首先就决定了我们建国后的生产，“目的为发展，但第一步是恢复”，不可能有大的发展。④在周恩来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得较好。官僚资本被没收，加上解放区原有的一些企业，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使我们搞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占一定的比重，他们对国计民生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在民主改革后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在这种新情况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着眼，正确阐述了贯彻这条总路线的有利条件。同时，他又指出：“但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均衡发展，并在新性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⑤这是周恩来对建国后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因为“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⑥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周恩来提出，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其次，只能通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在这样一个“破烂摊子”上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过渡阶段。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经济上要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里，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排除资产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统一战线的一员，这是一个矛盾。因此，在过渡时期，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曾有一种舆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革命成功后，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应予消灭。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周恩来则全面考察和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认为“中国的民族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⑧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有积极性可以发挥。“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当然，“同资产阶级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今天的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个引导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即用改造的形式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周恩来还对改造的含义进行了具体的阐发：“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⑨对此，周恩来还有一句生动的概括：“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⑩这就是有中国特色和平转变的道路──“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此外，他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都提出了“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能急躁”等要求。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在我国三大改造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三大改造在开始阶段进展得比较顺利和健康。
令人遗憾的是，党内的急燥情绪在1955年批评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思想之后，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思潮。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步骤加快了。原来设想，这个改造从低级到高级，形式是多样的，时间也较长。但到1956年春，一下子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迅速地全部进入到高级形式，“完成”了三大改造，给后来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对这种“过急”、“过快”的做法，周恩来虽进行过一些批评、抵制，但由于他自己已受到急躁冒进思潮的错误批评，因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能在改造“完成”之后，尽力地去做些补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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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反复强调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还在1954年9月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已经讲到“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零碎的、不平衡的”。1955后11月，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说：中国现在很落后，……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实现工业化。党的八大以后，新中国的历史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在众多的报告、讲话中，反复阐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各地是很不平衡的”。(11)
首先，从农业上看，我们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人口众多还有一困难，人多消费需要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从50年代后半期，我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在，增长量却并不大。
其次，从工业上看，“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12)
再次，在科学文化方面，我们的力量“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13)
此外，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
周恩来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基本国情的上述分析，反复强调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和困难所在，但决不是松懈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要大家认识困难，摆脱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因为“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这样。”“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14)因此，周恩来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较均衡地发展。”(15)
不幸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思想曾反复出现。周恩来同这种思潮作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屡遭挫折。
1935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很足。于是，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上的浪费。1955年下半年，党中央构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准备召开党的八大。8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1956年初，又形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到1967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亿斤。毛泽东以此为推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中央成为“社会促进会”。此后，有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急于求成，企图把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在三五年，甚至一二年内完成。于是，在工作上凡认为某些项目重要，便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论证可行与否，就盲目发展起来，造成很大的浪费，在这股“反右倾”、“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声浪中，周恩来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16)他不仅在战略上、总体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针对计划会议和财经会议出现的冒进倾向进行了纠正。比如，1956年2月他曾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一起，对高指标做了“压一压”的工作。把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0亿元。后来竟被错误地批评为“二月促退会议”。这年5月，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6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预算，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这样，党中央才作出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的决定，明确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此后的反冒进，其进程虽也曲折，但毕竟是有成效的。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即是佐证。
然而，毛泽东对反冒进很不满意。他认为“劲可鼓不可泄”，反冒进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他甚至指责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不是一个指头有病”，“应该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对周恩来的责难，到1958年南宁会议达到高潮。于是，八大的决议，二五计划，都被推翻了。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要从1957年年产535万吨，跃进到1958年的1070万吨，一年翻一番。霎时间，浮夸风、“共产风”甚嚣尘上，其恶果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民吃不上饭。
由于背离了基本国情，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惩罚，周恩来又不得不花极大的气力进行经济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才开始恢复兴旺的势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了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正确。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对国情的认识充分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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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更加科学和准确。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事物，它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必然经历不断探索与深化的过程。在我们党内，周恩来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高人一筹的见地。
他在论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必要性时说过：“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7)这是他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其含义的初步认识。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不少人认为这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已经完成过渡了。周恩来又适时提出过渡时期有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说：“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是不是对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18)即使“国家工业化时，我们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没有建成就是了。”他认为完全进入就得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贫困，还要消灭愚昧。“不然，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什么都是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19)这里，周恩来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成前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建成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显然比他自己1953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具体了。因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逐步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961年，周恩来在与一位外宾谈话时又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纠正。”(20)1962年1月，他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应当“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这里，周恩来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征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它必须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他不仅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视为检验党和国家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而且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从而大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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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建国后对国情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如，认真的调查研究是全面认识国情的根本途径；坚持实事求是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原则；认识国情是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等等，笔者已有另文阐述，兹不赘述。此外，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建国后对国情的分析，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还有以下两条启示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要重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关系。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维的逻辑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周恩来关于国情分析的论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革命还是建设，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由于国情既是一个国家世代承受下来的历史前提，又是我们赖于开展一切创造活动的现实基础，把国情作为逻辑的起点，就能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关于经济落后“破烂摊子”的分析成为建国初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面建设时期，他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只能说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尚未完成社会主义的论断，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确出发点。出发点选准了，就能确定正确的道路，决策就不至于有大的失误。反之，一旦错误地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认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逻辑起点上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过高地估计中国资本主义的比重，就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同时，逻辑起点还应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进程一贯到底，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把逻辑的发展从历史自身的客观进程中游离出来。离开了现实国情，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比如，“一穷二白”本来是坏事，但经过长期奋斗可以转化为好事，而“大跃进”却把坏事本身误认为好事，把将来的逻辑发展强加于现实，企图凭借主观意志，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宣布“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结果使我们受到了惩罚。然而，就是在“人民公社化”热火朝天的时候，周恩来却比较清醒。1958年12月，他在视察安国、定县、徐水时曾指出：“吃饭不要钱这个口号不确切。有些口号提的过早，不要把一些问题说得简单化了，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他还风趣地说：“我对‘放开肚皮吃’这个口号有点怀疑，人吃太多了对胃没有好处，人身上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21)在当时党内多数同志头脑很热的情况下，周恩来提出这些意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根本上说，他这些意见是从国情出发形成的。这也足以证明，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是周恩来国情思想的一个基本方法。
第二，必须准确地把握国情的客观性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国情是一个国家既有的现实关系，是诸种客观因素的总和。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就不应当背离具体国情去主观想像各种改造社会的“美好方案”，而选择的自由是受具体国情和客观历史发展规律所制约的。但是，历史规律不是处在实践主体之外，人们应当在承认现实国情的基础上考虑最佳选择，却不应当借口国情“特殊”，拒绝那些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改革措施。同时，主体又是能动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活动作用的对象。因此，只有巧妙而准确地把握这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国情，进而正确地指导建设事业。我国建设时期的多次急躁、冒进，都是忽视了国情而一味地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同样，思想保守倾向，却是过分强调国情“特殊”而不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22)“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23)在这里，“情况明”，就是要求对国情（包括省情、市情、区情、县情、乡情乃至一军营、一街道、一学校）有充分而正确的认识；“决心大”，就是强调尽可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办法对”，就是在前两者的前提下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显而易见，这三句话九个字道出了做好一切工作的正确途径和步骤，也是周恩来国情思想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色。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24)但我们必须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尽管今天的国情同过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周恩来分析国情的思想方法论，仍然是我们继续深化认识国情的一把金钥匙。
注释：
①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7页，359-360页。
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22)(23)(2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4页，103页，103页，109页，93页，100页，106页，376页，411页，180页，406页，218页，190页，105页，350页，405页，405页。
④《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16页。
(18)《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2月6日）。
(19)《在杭州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24日）。
(20)(21)转引自《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82页，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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