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叙述的最终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暗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年前的一次通信中，艾伟告诉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是《爱人》系列的第三部。那时的题目还叫《爱人再见》。艾伟说：“第三部年代跨度更大，它可以说是前两部主题的一个总结、综合及变化。它的容量更大一些，涉及的问题更广一些。所以，前两部小说就像两个柱子，像扎在土地中的桩基，而第三部是盖房子，是结顶。”尽管因为偏爱，艾伟决定将它从《爱人》系列中强行解放出来，但无论如何，一年后我见到了这个不止是结顶了的房子，恢弘之余，门楣之上的匾额，也被房东作了诗意的更改：风和日丽。
我提及这次通信，是想把那两部像“柱子”或“桩基”的长篇小说引入话题。毫无疑问，对于研读《风和日丽》，两部作为“桩基”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这不仅便于理解《风和日丽》的写作主题，也便于看清艾伟自己乐于强调的“叙事的最终方向”。
稍早发表的《爱人同志》讲述的是中越战争中致残的战斗英雄刘亚军的人生悲剧。这个小说展示了个人与历史的紧张关系：尽管他是国家英雄，尽管他与女大学生张小影的婚恋也曾被赋予“英雄+圣母”的神话光芒，但随着年代更替，他作为时代符号的意义不断被淘空，他不得不时时经受价值递减的精神痛苦：他的价值与日俱减，而他的痛苦与日俱增。他的内在生活与外部世界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他开始为最后的尊严奋斗：他拒绝了官商两家的拆迁条件，据守在黑暗的小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早的“钉子户”。当生命和尊严仍不足以阻挡历史的推土机时，这个不曾战死沙场的英雄，不得不在和平年代，在自家门口、众目睽睽之下绝望地引火自焚。稍后发表的《爱人有罪》则是探讨原欲与原罪的，探讨罪与罚的当下形态，探讨堕落与救赎之间的可能途径：因为一份有关强奸的错误证词，一个女人导致一个男人被判入狱；女人为此负疚，待男人出狱后，她抛夫别女，委身男人；尽管她遭受着复仇式的蹂躏与羞辱，遍体鳞伤地每日奔突在恐惧与绝望之间，但她视这种自抑、自贬、自虐的方式为最终的自赎之途。在这个小说里，宗教进入了叙事现场，教堂、唱诗班、圣歌，以及大段的教义构筑了某种叙事布景，指向一种含义暧昧、目标不定的救赎主题。
现在，《风和日丽》登场了。中越战争在叙事进程中如期爆发，这一次，从战争中回来的是刘世军，只不过他不像刘亚军一样是战斗英雄；他从战俘营中逃脱回国，他从此在精神上的残疾更甚于刘亚军肉体的残疾。为洗刷屈辱和找回尊严，他十年如一日地独自一人在孤岛上守灯塔。矗立在永城三江口的教堂，在小说叙事的入口处便夺目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嬷嬷、教会、教会医院，仍然是叙事布景的构成元素；同样是出于一个救赎的动机，女主人公杨小翼从京城来到四川广安，嫁给了早年被自己因无知而无意中伤害了的伍思岷。很明显，我们在《风和日丽》里看到了一些面目相似的人物，他们带着让人眼熟的行李，聚集在这个小说里，开始了路途更为遥迢的跋涉。
无疑，《风和日丽》有跨度更大的年代背景，打开文本中任何一个可供开启的窗口，都能眺望到别样的历史风景。相对于前两部小说所涉年代的短促，若把《风和日丽》喻为一次叙事的“远征”，那么，随着年代跨度的延伸，一些新的人物会加入到远征队伍中来，新的人物关系就会诞生，旧有的人物关系会发生变异，于是叙事体就会不断膨胀，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所有的所谓“年代延伸”，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回溯，并在回溯中有意识地寻找历史发生的原点。不同的原点，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远征”的目标。这使得这些面目相似的人物在小说中的重新聚集变得有意义。
但是，我在文章一开始就把作为“桩基”的两部小说引入话题，首先不在于将它们与《风和日丽》作区别和厘定。我更想说的是，这两个“桩基”为《风和日丽》奠定了基本的主题与大致的风格。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场景或故事在《风和日丽》中的出现，不是低廉的反复；它实际上表明并强调了艾伟对某个写作主题的一以贯之的执著与不遗余力的掘进。这个在《风和日丽》中继续奋力奔跑的写作主题是什么呢？答曰：人性。我曾在一篇谈论艾伟的文章中说过：“艾伟对历史所作的祛魅式阐释在于，他紧握‘人性’的钥匙，解开了看上去纷繁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密码。他试图凭据超历史的‘人性’范畴来荡涤政治、经济等历史现象，最终抵达对历史的永恒注解。”①简单地说，无论其小说叙事有多丰饶、情节有多逶迤、人物有多沧桑，艾伟面向历史的发问却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历史究竟是顺应了人性，还是屈抑了人性？历史在何处顺应了人性，又在何处屈抑了人性？尤其是，历史为何要屈抑人性？
作家不一定要去解答历史问题。但作家一定要体察人性被屈抑时的痛苦，并且，必须要在人性被屈抑处向历史发问，进而由此对历史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正是在这里，艾伟显示了一名优秀作家的素质。自步入写作以来，艾伟坚持将生命本质中幽暗和卑微的一面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并以“黑暗”对其进行命名②；他小说中四处飘荡的悲悯气质，表达了一个作家面对“黑暗”时的道德情怀：他努力去发现和揭示人性被屈抑的所在，然后据此向历史摊牌、献疑和问责。《风和日丽》也不例外：一个身份特殊的私生女，怀着对命运的不屈，开始了任性的冲撞；她的每一次冲撞都碰到了历史的铜墙铁壁，以致头破血流，身心俱损。与她关系相近的人们，不管自觉与否，不管愿意与否，都被她的冲撞行为所裹挟，付出程度不一的代价。她最终意识到，站在她对面拒斥她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历史本身。当个人与历史发生冲突时，满脸峻意的历史从来没有包容过个人，相反，历史总是倾向于毁灭它所抗拒的东西。历史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程度不一地发生了扭曲。尹泽桂、杨小翼、尹南方、刘世军、米艳艳，无不如是。拒绝扭曲的人性，则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断裂——先是外公，再是儿子，最后是前夫，统统死于非命。这就是艾伟一直坚持表现的“幽暗和卑微”，这就是他悲悯中的“黑暗叙事”，这就是他的写作中一直明晰的写作主题或写作方向：无论是在夯打桩基的时候，抑或是在已结顶的房子里。
但是，艾伟是个有野心的作家，因为他即使写一个村寨，也是为了在终极处指向民族和国家，他即使写一个人，也同样是为了指向人类，即使写一个时代，也是为了指向历史。他不只一次地试图借助现代主义式的“寓言”，努力让具体、多变的“经验”指向抽象、永恒的“存在”。因此，他的小说不会停留在细部和局部，不会停留在人物命途的迂回转折，不会停留在人性伤痕的审察与摩挲，当然也不会停留在“柱子”和“桩基”。读完《风和日丽》，掩卷而思，我开始认为，某种意义上，艾伟已经有理由如自己所向往的那样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宏大叙事”。
我把《风和日丽》视为是对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反思。反思，在斯宾诺莎那里是指认识真理的高级方式。之所以用“反思”来定位《风和日丽》，是想指出，与《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中仅仅展示历史环境中的人性困窘不同，《风和日丽》想从某个历史原点出发，梳理出历史逻辑；同样是表现历史中的人性屈抑，但这一次，艾伟试图作出某种历史分析，给出某种答案，以便对历史有某种真理性的认识。说起来也不算奇怪，因为一个习惯于“寓言”式写作的作家，总是有“深度模式”内嵌于其思维模式中，总是有着对“深度”的内在追求，因此他必定会陷入诉求真理与深度的反思性写作。只不过，《风和日丽》对深度的探察不像《爱人同志》一样掀翻家庭的屋顶以暴露人性的“弱”，也不像《爱人有罪》一样撕碎暴力的面纱以昭示人性的“恶”，这一次，艾伟掉转了勘探的钻头，将它凿进了历史的坚壁。
更早一些时，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里，艾伟用一种看上去很繁复但实际上却很简约的笔法将从“文革”前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政治时代”与“经济时代”两个大段落。政治时代里，人格被压抑，尊严被铲平；而经济时代里，欲望被释放，但人性被异化。我们很快发现，这成了艾伟的一个习惯性的笔法：设置二元处境，以观察人性扭曲的不同方向，以证明人性扭曲的必然结果。在《爱人同志》里，同样是“政治时代”(一九八○年代)与“经济时代”(一九九○年代)的二元设置，《爱人有罪》则是宗教与世俗的二元设置。这些设置，在上述小说中都具有结构意义，撤除其中的任何一元，都会使小说的叙事和文本发生偏瘫。这些二元甚至多元处境，在《风和日丽》中仍然清晰地存在，但细读之下会发现，这些设置在《风和日丽》中却已不再具有结构意义，至少不是那么具有关键性、决定性。这些形态不一的人性处境，在《风和日丽》中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并因此被归于一元：历史。
显而易见的，《风和日丽》的叙述也有别于艾伟惯用的变形与夸张，它是老旧的现实主义调子；它平和，质朴，略呈拙态，某些情节还显得磕绊与生硬。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常态叙述，体现着与日常生活同构的动作性。叙述视角单一，老老实实的第三人称；线性情节，不枝不蔓。甚至，小说的起始，有关身世之谜、血缘之疑、不伦之恋、豪门之气的内容和情节，夹杂着晦暗不明的政治气候，使小说乍一看还多少带点金粉世家、鸳鸯蝴蝶的俗艳的嫌疑。我在想，艾伟在《风和日丽》中所作的改变或调整，是为了什么呢？
不用说，还是为了“历史”。从结构序列来看，《风和日丽》是这样的：单线条的、绵延细长的、有着半个多世纪年代跨度的叙述，突然在结尾处变得舒缓和开阔起来。仿佛一条蜿蜒逼仄的河流，突然在入海口出现一片舒缓的冲积面，此处风和日丽，景色旖旎，湍急的水流突然减速，并在入海后陷于静默。与此对应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之河中上下求索与随波逐流之后，杨小翼终于在暮年获得了对历史的彻底感悟。因这感悟，她变得安宁，形似入定，神如涅槃，像河流汇入海洋，像水消失在水中。小说的最后一段是如此安详静谧的描写：
……这个冬季，风和日丽，杨小翼站在阳台上，看到从前的风景和现在的街市重叠在一起。她看到街头孩子们的欢闹，看到天空的云彩，看到附近公园里飞过的蝴蝶。也许是她的幻觉，在这冬日的午后，她看到一只松鼠从阳台上蹿过，迅速地落在天井之中。天井里，夹竹桃郁郁葱葱。
因这历史感悟，洋洋洒洒又急急匆匆的三十万字的生命叙述才找到了入海口。更为重要的是，横陈半个世纪的“幽暗和卑微”，在叙述中找到了最后的方向。
艾伟凿进历史坚壁的钻头，勘探到了什么？杨小翼的历史感悟，是谓何物？
《风和日丽》所讲述的故事，归结起来其实也颇为简单：这是关于一个女人半个世纪以来寻父、认父、最后失父的故事。一九四九年，这个女人(杨小翼)八岁，正是一个人记事晓世的年龄，于是，一九四九年作为中国当代史的象征性起点，与一个女人的人生起点相互重叠，历史与个人相互缠绕着，向未来呼啸而去，向今天的我们扑面而来。五十年后，一九九九年岁末，当全世界都陷入迎接千禧年的狂欢时，另一些人则对即将挥别的二十世纪作最后的庄严回眸。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杨小翼此刻也在那条时间的界线前，对自己与之纠缠、依偎、搏斗一生的那段历史进行了最后的命名：
……一些相对严肃的媒体策划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回顾的专题。从这些专题中，有如下的关键词：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革命，死亡，饥饿，科技进步，等等。这是一串具有内在逻辑的关键词。而对中国来说，“革命”是最为核心的词语，“革命”曾经使这个国家聚集巨大的能量，变得万众激情。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重新去翻检了南方一家著名报刊在十年前的岁末就相同的专题所作的一个世纪末盘点。一位同样著名的历史学家撰文写道：“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③我想，这不是巧合，而是不谋而合，是彼此持有的一种历史共识。很显然，“革命”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来说，不止是一种历史背景，实际上，它一直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内容与历史逻辑。
所以，当钻头凿进历史的坚壁，艾伟和杨小翼的共同发现是，对墙体实施浇铸的是革命话语，或称革命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云者，作为思想体系，不仅塑造了我们的信仰，同时还规定了我们的情感、评价和感知模式，规定了我们的伦理立场与行为规则，规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他还同时指出：“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争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④而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小翼对此也有相同的论述：
……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一个关键词语，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革命就是“神”，信仰总会是有纯洁性的要求，就像基督教之于教士，某种程度上，在革命的信仰下，革命者就是教士，他们必须舍弃世俗的乐趣，同时他们握有人间所有政治及灵魂的权力。这一权力因为是“神”授，所以在革命者的感觉里，具有高高在上的主宰性和前所未有的正当性。
当历史被“革命意识形态”所浇铸时，历史中的个人及其命运就必须遵循革命的历史逻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逻辑的宰制下，杨小翼寻父、认父的过程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她作为一个私生女，其存在对于作为革命者的父亲构成了尖锐的伦理难题，而作为革命者的父亲同样会延宕、拒斥这个父女相认的世俗化的煽情场景的出现，因为“对于一个革命者而言，个人情感不值一提”，即便是在渡尽劫波的晚年，彼此的最后相见，也被“定调”为“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用父亲不动声色中的一句话来说，一切只因为：“历史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历史和个人情感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里，我们遭遇了艾伟小说一贯的主题：人性的扭曲或异化。与以往小说的关键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在向历史质询时，艾伟攫住了历史发生的原点。他甚至可以这样追问：基于革命的历史逻辑，是否越是革命者就异化程度越高？革命与人性必然构成紧张的否定关系吗？——至少，《风和日丽》没让我们的反思陷于失措。在艾伟的叙述中，当革命胜利后，一个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女人，被获胜的革命者尹泽桂“历史地”抛弃了；他们的私生女杨小翼被“历史地”拒认，于是她与世界的关系从小就变得敏感而紧张；因为不便公开的身世，尹南方几乎陷入与杨小翼的不伦之恋，最后坠楼瘫痪……悲剧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所有这些使人性沦陷的黑暗力量，在艾伟或杨小翼的反思中被“历史地”记在了“革命”的名下。小说中，杨小翼基于自己的身世而致力于研究革命者的遗孤问题，她的研究发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下，革命者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私利’……当‘公’成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时，在革命的内部，革命者的身体属于组织，思想属于组织，个人的所有一切都属于组织，私是不能公之于众的罪，这种罪甚至涉及到亲情和家庭。”这就是革命的伦理内核，革命的历史逻辑。它被杨小翼用来解释自己与历史的冲突，用来解释悲剧的诞生，用来解释人性的处境。
应该说，艾伟的有关革命、历史、个人及其关系的发现算不得新鲜，甚至在今天看来也算不得深刻，但却并非不重要。当今天的人们在宣扬“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时候，应该提醒他们，其立论背景应该稍稍从政治或文化的猎猎旗帜下移开，投向人性的颤动的颓败线，在那儿，个人、尊严、生命、情感，还有欲望，都肃穆地临崖而立，进退失据；它们最应该被纳入立论的视野，都应该被设为立论的起点。如是，我想，才契合《风和日丽》的写作期待。
依着寓言模式，依着对寓言模式的一般解读程式，杨小翼的寻父、认父之举可视为对革命的渴慕与追求。既然革命被视为信仰，被视为宗教，它便也有“以父之名”的形式，何况这个父亲还是一位高级将领，一位国家领导人。但最后，这对父女终未相认。她永远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最终被革命/历史接纳并趴在其肩膀抱头痛哭的机会。但实际上，对于晚年已获得历史感悟的杨小翼来说，“失父”并不让她特别悲哀，因为与那个“一生所做都是为了历史”的父亲最后一次交谈后，她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打了一个句号”，从此“心无挂碍”。相反，我们应该特别记住的是，在成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之后，她曾经有过“很强烈的弑父冲动”，她憎恨那个“一丝不苟正襟危坐的革命家”，她利用自己所搜罗的有关父亲的隐秘史料撰写论文，“怀着嘲弄和审判夹杂的心情，私自闯入将军的个人痛处……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回归到日常生活，让他在吃喝拉撒中展现人的本来面目”。
小说中杨小翼与其父尹泽桂的关系设置很有意味。作为革命者的私生女，杨小翼只能处在革命/历史之外，而作为革命者且是革命的领导者，父亲尹泽桂则处于革命/历史的腹地。这种内/外、边缘/中心的微妙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强加给杨小翼的特殊身份，使杨小翼既有可能一窥革命/历史的堂奥，又有可能成为革命/历史的潜在解构者。
所谓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修辞术。所谓革命意识形态，其实也就是革命历史的修辞术。经过修辞，历史叙述便有所遮蔽，有所彰扬，有所夸张，甚至有所虚构；经过修辞，历史便有了一件华美的袍子，革命历史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黄袍加身的传奇。因此，有论者道：“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⑤正如人们只注意了袍子的华美，却往往看不见或忘了袍子里头的虱子。
《风和日丽》在某个层面上展现了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取向。它让杨小翼从个人体验与个人悲剧出发，对已板结为集体记忆的、一袭华服的历史展开了祛魅式的重述。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文革”时以革命名义惩治过坏人(虽然不无挟私泄愤的成分)的伍思岷，在“文革”结束后同样被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公审；但他站在审判台上，“身子挺直，目光坚定”，既没有恐惧，也没有不安，对所指控的罪名，“也没做任何辩解”；只是，在宣判结束时，他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历史在这一刻出现了逻辑混乱。罪与罚的界限在这一刻变得含混，变得让在一旁观看的杨小翼莫衷一是。毫无疑问，历史逻辑断了链，这让杨小翼隐约而真实地感觉到，其实，历史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俨然理性并逻辑规整。
作为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历史学家，杨小翼的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是从被主流的历史叙事所舍弃的注脚和文献中起步的。这使她的研究注定只是为了解构主流历史叙事而存在的。她研究延安，研究农民运动，研究革命者的遗孤，研究王实味和张志新，研究权力斗争中残酷的党同伐异，研究被意识形态的神话修辞所篡改的历史真实，其研究目的只为找到下手撕碎历史华服的裂隙。她后来研究作为革命者的父亲，结果在法国里昂意外发现了父亲当年遗留的手稿。史料表明，当年的父亲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因争风吃醋而与人拔刀相向，为逃避罪责而投奔革命。这个情节更具意味，因为它实际上揭示了历史在本质上的偶然性与荒诞性，它使意识形态的历史修辞术中关于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的堂皇之论形如皇帝的新衣，成为让人哑然失笑的黑色幽默。
一步一步的，杨小翼在历史的背面接近真理；也一步一步的，杨小翼与被祛魅之后的革命及其历史渐行渐远。看上去，这样的结局才是必然的。“告别革命”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洋洋得意的主流话语吗？
然而，实际上，要将“以父之名”影响自己半生的信仰割舍，并不像弃如敝履般轻易。《风和日丽》的阅读过程中，我常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这一辈人惯有的审世态度与行事方式，想起他们在革命意识形态中被锻造的身姿与表情。那些戳盖在他们个人记忆深处的时代印记并不容易消抹，那些覆加在他们生命灵魂之上的心理板结也并不容易软化。一九九五年，当全中国都在激动于一个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时，“父亲”尹泽桂死了。此时的杨小翼“省察自己的内心，发现她的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取消过‘父亲’的形象。她以为早已和这一形象告别了，其实不然，这形象一直以某种方式在她的精神深处，成为她潜意识的依靠”。这才是历史的可怖之处。历史有可能是荒谬的，人也尽可以嘲笑历史，但与历史相比，人终归是渺小的，终归是历史改变了你，而不是相反。难道不是吗？人何曾在与历史的搏斗中胜出过？这就是宿命，是虚无，是供文学描摹的永不枯竭的悲剧之源。
对于杨小翼来说，她的人生就处于悲剧性的巨大悖论之中。革命，使她失去了父亲；告别革命，使她失去了儿子。如此人生，真是痛何如哉。历史很简单，但人生却不简单。如果历史是一条铁律，那人生就是这条铁律下的辗转反侧，死去活来。所幸，艾伟写出了这种复杂。他让一个女人陷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绝境，同时也让历史在每一次经过这个女人面前时都保持忏悔的姿态。
“革命”最终也会被软化。在后革命时代，“革命”被软化为“红色景点”，不独供人观瞻，也成敛财之道；曾被“革命”奋力遮蔽的个人隐私，如今也被蓄意曝光刻意歪曲，成为商业推销术中的点睛之笔。革命，如今果然被挥别了。后革命时代的人们，似乎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欲望也有了各式各样的着落，连一直单身的舅舅也在落实政策发回财产后娶上了年轻漂亮的新娘。但毕竟，历史不会呈真空之状，在不知不觉处，在革命退隐处，一批犬儒正在崛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取而代之，它粉墨登场之际，新的历史逻辑已被构建。
是的，“革命”可以被告别，“革命”也可以被从历史中抽空。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也会软化，并从此不再与人对立呢？显然不，当然不。历史永远是人性的难题，文学的难题。因此，面对历史的诘问永远不可终结，哪怕有人可笑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文学中的历史，是永无尽头的轮回，是人性处境的不死不灭的黑洞。尽管不明朗，但我以为，《风和日丽》深谙其中的道理。
我以为，“黑暗”是艾伟的世界观，是他对世态人情的一种判断，并充满着怀疑主义的冷漠与断然。他的小说写了许多黑暗中屈抑的人生，黑暗中变形的人性，但与此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展示黑暗中不屈不挠的人性光芒。比如我很喜欢的《回故乡之路》：在黑暗的政治年代里一个少年以那样惨烈的方式表达着对尊严的诉求；比如《乡村电影》：巨大的悲悯力量击穿了由权力筑就的人性屏障。这些小说都意蕴深远，回味悠长。我的阅读判断是：艾伟对世道有清醒的智性认识，对人性却持有理想主义的期待。
这种理想主义的憧憬与热情，使《风和日丽》变得风和日丽。
有必要说说尹泽桂这个人物。和普通人一样的是，他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是恋人、丈夫、父亲、外公、朋友、同志、高官、军人、诗人，以及如此等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是革命的符号，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完美体现者。某种意义上，他是比小说中其他任何人物都复杂得多的人物，因此，当尹南方嘲讽他不能“敢作敢当”时，杨小翼却辩驳着对父亲表示谅解：“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他的复杂性，不止在于纷乱如麻的政治关系，也不止在于曾经沧海的人生阅历，而在于他的身体内部、灵魂深处的枪戟交鸣、金戈铁马。交战的双方：革命与人性。倒不是说革命一定是反人性的，而是说革命一定是对人性有所约束和限制的。革命自有其伦理，规定着革命者的世俗情感与欲望，它抑制个人意志，服从所谓的历史理性。自认为“一生所做都是为了历史”的尹泽桂，自然服从革命伦理，服从历史理性。他因此有理由拒绝接纳杨氏母女，他也不会在这对母女最无助的时候施以援手；他尽管是这对母女生活中的一个巨大存在，但这对母女却一直不被纳入他的生活视野；他铁血，无情，他的形象是阻挡世俗情感的闸门；直到临终，当被问及一生经历的女人中谁为最爱，他的回答竟是“毛主席”。他身上布满革命的凿痕，却鲜有人性的温度。在他的体内，革命总是一如既往轻而易举地占据上风，人性总是早早地偃旗息鼓望风而逃。
同样是这个人，在永城解放之后不久就索要到了一张女儿杨小翼的照片，我们可以想象，他曾怎样对着照片反复端详，来回摩挲；他安排了杨小翼两次进京上大学；当杨小翼撰文向他发难时，只有他保持了克制、理解、宽容与认同；他亲自去派出所将伍天安接回家里，含饴弄孙，在得知伍天安的死讯时“脸黑得像要杀人”；他安葬了天安，并将自己年少时写的情诗刻在了墓碑上献给外孙……
难怪杨小翼会为他辩解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至少，在某个时刻与某个层面，这对关系奇异的父女曾经达成过默契与和解。毫无疑问，当尹泽桂以历史理性自居时，父女俩便咫尺天涯；而当历史理性休眠时，父女俩便天涯咫尺。
在回顾这些情节的时候，我再次遭遇到了我所熟悉的艾伟，回到了本文一开始就提及的有关艾伟的写作主题。只不过，需要在这里进一步指出的是，艾伟总是相信人性会在某个时刻胜出，而不会始终匍匐着；他相信人性自有其规律，它脆弱但又坚韧，敦厚而智慧，既讷又敏，无处不在；他相信人性总是蓄势待发，而在屈抑中闪现的人性光芒必定有着更为动人的品质。我相信这是他塑造尹泽桂这个人物的缘由。在艾伟看来，人性不是乌托邦，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存在，人性也不是被悬置的价值理想，而是黑暗世界中直接予人勇气的力量。
我以为，就这样，艾伟与他的黑暗叙述有了最终的方向。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于丽泽花园
注释：
①王侃：《黑暗中的叙述》，《莽原》2004年第1期，第35页。
②艾伟：《黑暗叙述中的光亮》，《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③朱学勤：《革命》，《南方周末》1999年12月29日。
④[英]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Ideology)，转引自胡鹏林《文学现代性》，第2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⑤朱学勤：《革命》，《南方周末》199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