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林外史》大致以明代为背景，起于元末明初，止于万历四十四年。除去开卷的“楔子”和五十六回的“幽榜”，小说的正文部分共写了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六朝，历时一百一十余年。细读原文，不难看到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二回至第五十五回中，基本上逐年记事，几次大的时间跨度出现在第七回(八年)，第二十五回(十年)，以及第五十四回和第五十五回之间(二十年)。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纪历》一文中，曾对小说的叙述时间做过细致的复原和推算，尽显其细针密线，前后勾连照应的苦心孤诣，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失误和疏漏，其中纪年“似有失误”、“不合”、“不妥”或“时间概念不甚清楚”、“不够确切”、“似无着落”，一共有十九处，散见全书不同部分，而尤以后半部分居多①。如果认真梳理，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类似的错误，详见下文。除去缺乏明确说明或交待不甚清晰的个别情况，可以暂不考虑，需要认真对待的个例，至少也有十余处。那么，《儒林外史》为什么会在叙述时间上出现不一致或不统一的情况?这些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对于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又有什么意义? 纪年失误自然会引起伪作的嫌疑，这也是许多学者通常想到的答案，但显然未必只有伪作者才出错。历数章回名篇，作者本人出错的例子又何尝少见?更何况《儒林外史》中叙述时间失去照应之处，零星散见，遍布全书，而以后半部为甚。将它们全部归咎于同一位蹩脚的伪作者，并把这些“窜入”的章节从小说的“原作”中一劳永逸地剔除干净，听上去干脆利落，真正付诸实施，却不免拖泥带水：可想而知，经过这一番手术，整部小说就如同是一座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或者变成了一件百衲衣，处处可见“伪作者”勉强拼缀的笨拙针脚。严格说来，以小说叙述时间讹误为依据来确认《儒林外史》的作者身份和版本真伪，迄今为止仍然只是一个引人遐想的话题而已，既得不到现存版本的支持，也找不出伪作者的明确证据②。 实际上，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叙述纪年上失去照应，往往正是因为他尝试了新的写作实验。例如，他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依赖小说的当代人物原型及其生平时间，由此导致了与小说叙述纪年之间发生牴牾或混淆。换句话说，吴敬梓将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纳入了小说叙述的时间框架，因此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彼此不相吻合或前后失去一致性。这样看来，时间讹误恰好绽露了《儒林外史》的内部隙漏(fissur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洞察它的生成过程，相互冲突的构成要素，多重时间维度，及其叙述的外在动力和开放性结构。重要的是，一旦打开思路，并暂时搁置小说的作者和版本问题，我们便可能从这些时间错误的“症候”中，去诊断《儒林外史》叙述时间的复杂构成及其历史成因。 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中，指出了以下四点③：其一，《儒林外史》的写作始于1735年前后，至1748和1750年间脱稿，但并未全部完稿，此后仍不断修改增补。其二，小说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开头至第二十五回，作于1736年2月之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于吴敬梓扬州之行后返回南京的两个月内)。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写于1736至1739年之间。第三十六回以下的部分，由作者在逝世之前陆续完成④。其三，《儒林外史》的这几个写作阶段也同时标志着小说取材上的重要改变：尽管整部小说从来没有放弃虚构手法，但显然可见，第一回至第二十五回往往取材于历史轶事和社会传闻，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则转向作者自身，并以身边的朋友和熟人为题材，第三十六回之后，继续从作者自身经历和亲友生平汲取素材，同时也穿插进一些历史琐记和社会传闻。其四，《儒林外史》的时间错误每每出现在“虚构”与“实录”转换配合的过程当中，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而变得愈加频繁。 上述观点中的第二点，未必完全可靠，我在下文还会说到，但其余几点大体近于实情，最后一点尤其具有解释力。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吴敬梓刻意用“真人”去附会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假事”，在不同部分之间穿针引线，建立关联，或以正面叙述和后来者回顾议论等方式来处理早先出现的人物，结果往往弄错：由于小说的时间跨度早已超过了任何个人的生命长度，无意间便有了马纯上年近百岁还在忙于科举考试，汤镇台的“乃兄”汤奉活到了一百多岁才告老还乡这样的荒谬情节⑤。而汤奉既然如此高龄，汤镇台又能年轻到哪里去呢?可是他竟然还出任总兵一职，并且亲自带兵打仗。另外，王惠在小说的第二回首次亮相，后来由于郭孝子寻父的情节需要，又以父亲的角色而重现，直到第三十八回去世为止。《儒林外史》在王惠复出的最后两回中，连连出错：王惠出场时已“三十多岁”，到第三十八回，至少七十三年过去了。于是，百岁老人的奇迹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在王惠身上重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小说第十七回提到“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过杭州。范进在第三回进学之前就自称五十四岁，至此又过了三十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却仍在通政任上，与上面几个例子犯了同样的毛病。 需要说明的是，吴敬梓本人并没有如此这般地介绍小说人物的生平和年纪，百岁高龄是从小说内部推算出来的，而这正暗示了问题的性质与成因。在作者看来，马纯上和汤镇台的故事或许来得十分自然，因为他们的生活原型分别出自他所熟识的冯粹中和杨凯⑥。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时候，冯、杨二人都还健在，他心目中的马纯上和汤镇台不过就是他们那个年纪，或者相去不会太远。于是，吴敬梓孜孜不倦地追踪他们的新闻，并在小说中随时加以补充更新。也就是说，他笔下的人物直接受制于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并与其保持一致。尽管在处理小说的纪年框架时，吴敬梓仍然一如既往，小心翼翼地逐年计算，但偶尔照顾不周，致使这个纪年框架游离于小说人物叙述之外，甚至与人物的叙述时间相互冲突，分道扬镳。 经过几代学者的积累，《儒林外史》的人物本事研究早已形成了一个卓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不过，我们仍然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如何描述原型素材与小说虚构的关系，其间的尺度究竟该怎样来把握?其二是相对而言，我们通常忽视了人物原型的生平时间如何对小说的叙述时间产生影响，也就是对时间问题缺少自觉的关注。实际上，即便根据原型写成的人物形象包含了想象虚构的成分，小说中有关他们的叙述却往往与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密不可分。因此，我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使用“原型”这个概念，而不是假定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存在着百分之百的对应关系。如下文所述，吴敬梓有时不过是借用了原型人物的一份生平年表而已。 一 小说叙述时间问题与人物原型生平 《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写安庆府正堂向鼎途经南京，见到鲍文卿说：“自同你分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谈凤梁将此事系于《儒林外史》纪历第六十一年，而将第二十四回鲍文卿在安东县与向鼎道别推至十几年前。于是，在这两回之间制造了一个十余年的时间断层，在《儒林外史》中实属罕见。谈凤梁又指出： 第一，向鼎道：“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转了个二府，今年才升到这里。”第四十九年鲍文卿离安东县后又两年，四川任职六年，前后仅九年左右。第二，鲍文卿介绍鲍廷玺，“他今年十七岁”。第五十三年已是十八岁，此时当为二十六岁。第三，鲍文卿安东县见向鼎后，作品描写其经历，似只三四年。这种矛盾现象，当有产生原因，待考。 鲍廷玺的年龄，的确还有待查考，但向鼎自述中的时间矛盾，却并非无解。谈凤梁认为他在见到鲍文卿后又在安东任上两年，然后去四川任知州，一任六年，前后不过九年，不符合“不觉已是十余年”的自述。但是，向鼎在知州任满之后，还“转了个二府”，“二府”即“同知”的别称，亦即知府的副职。康熙后，同知即州县官，而不再是副职。无论何种情况，九年外加一任“二府”，与“十余年”的说法正相吻合。因此，上述第一个问题并不成立。真正的难点出在第三个问题上：为什么向鼎说自从安东一别，已十有余年，而小说描写鲍文卿与向鼎别后的经历，读起来却似乎只有三四年之久?如果以鲍文卿为主线来判断小说的叙述时间，向鼎自述的十余年究竟从何而来，又该怎样安顿? 向鼎的原型为商盘(1701—1767)，何泽翰引证甚详⑦。商盘，字苍羽，号宝意。蒋士铨为他作传曰： 乙酉(1729)举京兆，明年登第，廷对列二甲，以知县用。次日，特旨改庶常，习国书，散馆，授编修。今上(清帝弘历)元年(1736)，公三十五岁，叠充八旗馆国史馆纂修官，进经史讲义。(上)录以禄养，陈情乞外任，得广西新宁州牧。上以其亲老，改授镇江郡丞。词臣受恩逾格，前所未有也。即而权海州牧及南昌令，南康守，调太平郡丞。甲子(1744)，以督造战舰，居吴门二载。丁外忧去，甲戌(1754)擢梧州太守。公年五十有四矣。⑧ 回过头来看向鼎的仕途生涯，小说第二十三回写他接任安东知县，第二十四回断牛布衣妻告牛浦郎杀夫冒名案，却因此案而被上司参处，幸得鲍文卿向崔按察求情而得免。到第二十五回向鼎再次出场，已是十二年之后，时任安庆府正堂。据他自述，在此之前，他已在四川做了一任知州，此后又“转了个二府”。商盘历任的官职与向鼎并没有一一对应，但他在十余年间频繁调任，在南昌任上，又险些因为流言而丢官⑨。此外，在1744年调任吴门之前，还曾“调太平郡丞”，即“转了个二府”，这些都与向鼎相似。可见，吴敬梓写到向鼎时，心里想的大概正是商盘的官场生涯。他在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五回关于向鼎的叙述中，缩写了商盘截止于1744年的十余年间的仕途坎坷，也因此造成了向鼎的自述与小说有关鲍文卿的叙述在时间上不相对称的尴尬情形。也就是说，他在写到向鼎自述时，受到了商盘的生平纪年的干扰，忘记了自己在叙写鲍文卿时所遵循的那个时间表。否则，吴敬梓的叙述就未必会出现时间上不相一致的情形。仅就小说的情节而言，这个问题其实不难避免，甚至几近多余，因为作者根本就不必把向鼎的这一段仕途生涯写得如此之长，更没必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周折。 或许可以想见，吴敬梓写到小说的第二十五回时，也正在1744年之后不久。他将刚刚发生在商盘那里的事件，改头换面，移到了向鼎这个人物身上，并在小说叙述中衍生出了这一段无从安置的剩余时间⑩。 《儒林外史》在第四十一回中又一次在时间上出了问题：“四月尽间”，杜少卿泛舟秦淮，偶遇表叔庄濯江，庄绍光向他介绍杜少卿曰：“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可是，如果仔细追踪《儒林外史》的叙述，就不难发现，杜少卿移居南京至此已有十五年之久了，“八九年”之说大误。可问题在于，杜少卿并非别人，而正是吴敬梓本人的化身。那么，小说何以会在作者的自传部分出现如此严重的纰漏?除去伪作，还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吗? 庄濯江这一人物部分采自程梦星(1678—1755)。程梦星，字午桥，号洴江，1712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716年，以母丧归扬州，不复出。在小说中，庄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而程梦星也正是吴敬梓的表叔。甚至连庄濯江对杜少卿说“我四十年前与尊大人终日相聚”，也颇符合程梦星的身世(11)。在涉及自己家族成员的长幼关系时，吴敬梓每每恭敬有加，事出有据，也极少出错。吴敬梓于1740年4、5月间出游扬州，然后转道回故乡全椒。他在扬州期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被盐商诬告而革职远戍，友人高凤翰等为其送行，并亲自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吴敬梓躬逢其事，在图的右下端题诗《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题字绫圈上还有郑燮、李葂和程梦星等人的二十余首题诗(12)。根据现存记载，这是吴敬梓第一次与程梦星相见。小说中写庄绍光向庄濯江介绍杜少卿说“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或出自与程梦星初次见面时友人的介绍语，因为时至1740年的春天，吴敬梓迁居南京已七年有余。也就是说，吴敬梓写杜少卿与表叔庄濯江在秦淮河上相遇，心里想的却是他本人与庄濯江的原型人物，也就是他自己的表叔程梦星在扬州的首次相会。这或许正是他出错的原因。 在《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况：第四十九回中，武书说道：“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就都当作新闻。”这个“四五年前”与小说内部的叙述时间不合。早在第三十四回，迟衡山就对杜少卿说起这部《诗说》：“前日承见赐《诗说》，极其佩服。”第三十五回又写庄绍光隐居玄武湖，“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诗说》，叫娘子坐在旁边念与他听。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此大笑”。从第三十四回至第四十九回，小说的时间跨度至少十九年，与武书的“四五年”之说相差十四至十五年之多。这一条，谈凤梁没有计入，但错得相当离谱，而且竟然还错到了小说自传人物杜少卿的身上。 的确，吴敬梓本人曾著有《诗说》一书。这是一部阐释《诗经》的著作，直到上世纪末才重见天日(13)。但该书究竟作于何时，何时成书，又何时开始在作者的朋友圈中流传，至今尚无定论(14)。不过，《儒林外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吴敬梓写到第四十九回时，他的《诗说》已经流传了四五年。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将自己的生平时间和写作时间“窜入”小说的叙述时间，从而造成了叙述内部的前后不相一致。他之所以在这里出现差池，正是因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他本人经历的影响(15)。 小说中的另一个时间错位，也同样令人不可思议：虞育德在第四十六回中对前来送行的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可是小说叙述表明，他在南京至少已有十五年了。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虞育德是以吴培源为原型的。吴培源自1738至1746年间出任上元县教谕，然后在1746年秋冬之际，赴京述职候选，吴敬梓等友人为他饯行(16)。在这里，吴敬梓又一次在小说叙述时间和人物原型生平时间之间发生了混淆。我们甚至可以想见，吴培源在与吴敬梓道别时，或许就说过“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这样的话，结果被用到了小说中，连时间都没有改过来。显然，《儒林外史》出现这样的时间错乱，恰恰是因为作者本人过于忠实虞育德的原型人物的生平履历，而小说内部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和其他人物的对话所构造的叙述时间却不尽然。两相牴牾，便造成了小说叙述时间的前后不一。任何一个伪作者都不可能如此熟悉小说人物的原型本事，即便出错，也不致于出现如此惊人的巧合。因此，拿这个例子来证明小说中有伪作的部分，结果适得其反，恰好证明了这一部分的作者只能是吴敬梓，而不可能是别人，因为只有他才会错成这样(17)。 二 人物原型时间与小说写作过程 如果上述结论能够成立，我们就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根据人物事件的原型时间来判断小说某些部分的写作时间?通常的做法当然是通过原型时间来确定小说写作的时间上限，即某一部分的写作不可能早于原型素材的发生时间，因为写作总是有所滞后，但滞后多少就说不准了。不过，偶尔也有例外。如上所述，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有关向鼎的叙述中，吴敬梓追溯了人物原型商盘的仕途升降，并截止在1744年。或可大致推测，小说的第二十五回写于1744年或稍后，与人物原型的生平时间几乎同步同时。 为了论述的方便，还是从小说的后半部分讲起。一部《儒林外史》，越写到后面，就越依赖于人物原型，而写作时间也就越接近原型时间。从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六回，南京变成了小说叙述的地理中心，而以此为中心，聚集起了一个新的人物圈子，其中以虞育德为核心。他是泰伯祭礼的主祭，而第三十七回不遗余力详加叙写的这个泰伯礼又正是这一部分的主要事件，将方圆五百里内的贤达齐聚一堂。虞育德从小说的第三十六回正式登场，到第四十六回离开南京，从此隐入小说叙述的背景。小说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出自作者本人移居南京之后的经历。 如上所述，虞育德的原型吴培源在1738至1746年间任上元县教谕(县府设在南京)，1746年秋冬之际离开南京，赴京述职候选，1747年被派浙江余姚县令；次年，又调任浙江遂安县令；1752年致仕，返回故里无锡。所以，《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的写作不可能早于1738年。而考虑到小说以泰伯礼为中心的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六回具备相对的完整性，更为保守的估计是这一部分基本完成于1746年或稍后，是先有了一个整体构思之后，才付诸文字的。接下来，小说在第四十八回写到“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第四十九回又借迟衡山家人之口，交待他“昨夜因修理学宫的事，连夜出城往句容去了”。核对人物原型生平，吴敬梓的确于1748和1749年之际，远赴遂安，拜访刚刚在那里出任县令的吴培源。迟衡山的原型为樊明征，祖籍句容。据《续纂句容县志》： 乾隆己巳(十四年)，知县曹袭先聘修本邑县志，乡邦文献，实倚赖之。(18) 樊明征于1749年返乡修县志，迟衡山回句容“修理学宫”，与此同出一事，所谓“到远处做官去了”。可知，《儒林外史》的第四十八回和第四十九回当作于1749年之后不久，距吴敬梓过世仅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了(19)。 此外还有几个例子，可以作为辅证：小说第四十回和第四十一回写的沈琼枝这一人物，部分采自袁枚任江宁令时处理过的松江张宛玉案(20)。而袁枚于1745年调任江宁，1749年退隐，所以，这一部分不会作于这几年之前。另外，在第四十六回为虞育德饯行的筵席上，汤镇台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铨选部郎了?”得到了杜少卿的肯定答复：“正是。”此处“令兄”指杜慎卿，他早在第三十一回中就对前来求助的鲍廷玺说：“我家虽有几千现银子，我却收着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中了，那里没有使唤处?我却要留着做这一件事。”从小说内部的叙述来看，已预先做了铺垫，所以“铨选部郎”来得水到渠成。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情节其实又是根据人物原型吴檠1745年考取第二甲第十一名进士，并任刑部主事一事写成的(21)。可见小说的第四十六回只可能写于1745年之后。 《儒林外史》更早的部分，又该当何论?无妨以小说第二十八回为例： 季苇萧道：“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州管关税。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一个妻亲。” 小说第三十回，鲍廷玺向杜慎卿介绍季苇萧的情况时，也说到“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据何泽翰的研究，季苇萧出自李葂(字啸村)的原型；“盐运司荀大老爷”即荀玫，其生平事迹多取材于卢见曾(字雅雨)(22)。李葂得到卢见曾资助，见清赵慎畛《榆巢杂识》，但时间未详(23)。据《两淮盐法志》，卢见曾于乾隆元年(1736)官两淮盐运使(24)。又据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他“授两淮盐运使，复护理两淮盐政；又承中丞檄督理扬州关务”(25)。可知，卢见曾于1736年出任两淮盐运使，同时督理扬州关务。三年后获罪，并于1740年出塞坐台，已详见上文。因此，小说中写季苇萧得到盐运使荀玫的照顾，并“在瓜州管关税”，当在1736至1739年之间。也就是说，吴敬梓写作第二十八回不会早于这段时间。事实上，《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就交待了荀玫任“两淮盐运使”，表明第二十二回的写作也应当在1736年之后。这些例子也反过来证明我上文的推测，即小说的第二十五回不大可能像谈凤梁所说的那样，作于1736年2月之前。此外，荀玫因贪赃坐罪一事，见小说第二十九回，当写于1739年之后。 总之，我的看法是，《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之前这一部分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比其他学者估计得稍晚一些，至少到了1736年，尚未写到第二十二回。我把第二十五回初步定在1744年，能否成立，还有待旁证。回到上文所做的推断，小说的第四十九回，不可能早于1749年完成。由此看来，小说接近结束的部分，正是在它们所依据的素材本事发生之后不久写成的，并且几乎逐一对位，形成了小说史上罕见的写作奇观。 三 补写与修改：以马纯上为例 在复原《儒林外史》写作时间时，还有一点不容忽略，那就是吴敬梓在写作过程中，还不时根据素材原型的发展，而在小说中加以更新、补写或改写。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方面，作者密切跟踪素材原型的新近变化，甚至在小说人物退场后，仍然不失时机，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更新有关他们的消息。第四十六回交代杜慎卿“铨选部郎”，即为一例，上文已经说过。另一方面，则是回过头来对已经写出的部分做出补写和改写，也就是这里所要探讨的现象。这两种情况的分野未必总是泾渭分明，如果吴敬梓在1745年之前已经写出了第四十六回，那么，其中杜慎卿铨选部郎的消息就是后来回头补写进来的。因此，判断是否补写改写，取决于小说这些部分写作完成的时间。 这些闲谈和评论有时的确只是添加了一些新的信息，或更新人物的近况，提醒读者那些人物的故事还在背景中延伸枝蔓，并没有因为他们从小说的叙述场景中退出，便一劳永逸地销声匿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例子中，更新和补写的部分偶然也给人物命运带来了出人意料的逆转，再次显示出小说叙述随机调整的潜力和与时俱变的开放性。与小说正面叙述平行展开的这一条隐线贯穿了《儒林外史》的后半部，而与之伴随的则是一个内部的回溯视野：小说人物对早已退场人物的只言片语往往与过去的事件相关，这些事件在小说的上文中已经写过，但在这个回顾的视野中，又一次旧事重提，但给予了不同的讲述或评价。于是，看似了结的过去被重新带到了充满争议的当下，再次暴露在众说纷纭之中。吴敬梓并没有借助后见之明，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做出毫无悬念的总结，并将它们封存在绝对无可更改的过去。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是他高明过人之处。 马纯上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在第十三回出场，等到第十七回，匡超人从家乡回到杭州，“走到文翰楼问马二先生，已是回处州去了”，马纯上从此隐入小说叙述的背景。但有趣的是，关于他的各种评论和说法这才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小说人物，他生活在各种议论和闲谈当中，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关他的闲言碎语不仅没有尘埃落定，反而歧见四起，甚至愈演愈烈，将他投入了新一轮的更大争议。于是，便有了马二先生“后史”，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形下，仍然若断若续，不时还搬演得火爆抢眼，精彩纷呈。 关于马纯上的品评议论，分别见于小说第十七回、第十八回、第二十回、第四十九回和第五十二等回。限于篇幅，这里仅举第四十九回为例： 迟衡山问万中书道：“老先生贵省有个敝友，是处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会过?”万中书道：“处州最有名的不过是马纯上先生，其余在学的朋友也还认得几个，但不知令友是谁?”迟衡山道：“正是这马纯上先生。”万中书道：“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么不认得?他如今进京去了，他进了京，一定是就得手的。”武书忙问道：“他至今不曾中举，他为甚么进京?”万中书道：“学道三年任满，保题了他的优行。这一进京，倒是个功名的捷径，所以晓得他就得手的。”施御史在旁道：“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迟衡山道：“上年他来敝地，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高翰林道：“迟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有的。”武正字道：“难道大场里的同学道是两样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么不是两样?凡学道考得起的，是大场里再也不会中的；所以小弟未曾侥幸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场，学道那里时常考个三等也罢了。”万中书道：“老先生的元作，敝省的人个个都揣摩烂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万中书道：“老先生的话，真是后辈的津梁。但这马二哥却要算一位饱学，小弟在扬州敝友家，见他著的《春秋》，倒也甚有道理。” 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这话。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他就是朝廷征召过的，而今在家闭门注《易》。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听见他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话也不过是他偶然取笑。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当初文王、周公，为甚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来孔子为甚么就引用颜子?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见先生博学。小弟专经是《毛诗》，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 这一场面，写得煞是好看：每个人自说自话，心性活现，而不只是评论马纯上而已。但毕竟通过万中书之口，补充了他进京赴选一事。此事出于冯粹中，即马纯上的原型，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进京参加北闱考试，并一举成功。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吴敬梓写到小说第四十九回时，得知此事，便顺手牵羊，写入小说。二是时至1752年，《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吴敬梓听说冯粹中入京的消息后，回过头来在小说的第四十九回加写了一笔(26)。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27)。更重要的是，小说原型人物的这一新闻，为吴敬梓提供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于是，围绕着马纯上，他又写出了上面这一段精彩对话，让读者再次遭遇马纯上引发的争议。在这里，吴敬梓的补写恰好与小说内部的回顾视野相一致。对早先出场的人物品头论足，抑扬臧否，构成了小说后半部人物聚会闲谈中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久已退场的马二先生因此从过去被召唤回来，重现在这些当下的瞬间上。也正是在与当下的近距离互动中，他被暴露在多重视角的审视之下，并且在众口不一、势如水火的争论中任人塑造成不同的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小说中补写和改写的比重。以吴敬梓当时的书写工具和条件而论，对全书做出全面的调整和修改，都远非易事，更何况大的改动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可能会弄得难以收拾。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在小说完成之后，又重新做过系统的修改。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应该说现存的卧闲草堂本仍然大体上保存了小说写作过程中留下的面貌。 谈凤梁指出小说中有关荀玫的部分也有后来补写的痕迹，比如第二十九回荀玫因罪入狱，而“第三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鉴于人物原型卢见曾在1739年因贪赃获罪后，于1754年官复原职，荀玫再次出任盐运使，当为1754年吴敬梓去世那一年补加而成(28)。不过，第三十四回似误，疑为第三十回，但第三十回的这个例子并不足为证：杜慎卿向鲍廷玺打听季苇萧的为人，“鲍廷玺悉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考案首，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便是小的内侄女儿，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一段对话出现在第三十回开头的部分，与第二十九回提到荀玫因事拿问，相去不过几个月。因此，此处“盐运司荀大老爷”云云，只不过重述其年初坐罪去职前的旧事而已，并无官复原职之意，也绝不可能是作者事后补写而成。 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小说的第四十六回写季苇萧去拜访虞华轩，自称在凤阳府厉公处做幕僚，而厉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门生”。季苇萧在这里重提荀玫，但前后并无交待，似乎第二十九回的风险已经平安度过。究其原因，似仍与卢见曾的生平不无关系。卢见曾于1739年获罪，次年被贬出塞，两年后即召回，授滦州知州等职。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吴敬梓没有在小说中提及荀玫后来的境况，但写到小说的第四十六回，他或许早就不把上文写到的荀玫罢官遭贬一事放在心上了。无论如何，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已经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原型生平的影响。这一影响潜移默化，有时连作者本人也未必自觉(29)。 四 《儒林外史》的叙述形态与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 以上部分从《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入手，一方面肯定了吴敬梓的作者身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复原他小说写作的时间和过程，并了解他独特的开放式的写作方式，以及追踪原型素材的有关传闻而在小说内部不断回顾重述的姿态。的确，在《儒林外史》之前，还没有谁这样写过章回小说。随着《儒林外史》的出现，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吴敬梓的小说写作方式和过程都不是外在于《儒林外史》的因素，而是直接塑造了其叙述形态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儒林外史》以小说人物话语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叙述机制。不难看到，小说中叙述时间不相一致之处大多出现在人物对话的“引文”中。而如上所述，其原型素材也往往出自对话的场合，因此，与小说内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人物话语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而一旦将小说叙述时间纳入小说叙述形态中来加以考察，时间对错就变成了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小说人物毕竟不同于叙述者，人物话语与叙述者话语之间也不能等量齐观。由此引出了真正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来理解吴敬梓小说叙述中的人物话语，又怎样把握其基本特性、生成原因及其在《儒林外史》内部和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 还是让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在《儒林外史》中，权勿用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关于他的是非曲直也在其他人物的回顾视野中经历了最为戏剧性的突转。他神秘莫测，从一开始就令人无从判断。在第十一回末尾和第十二回开头，杨执中给了他最高的评价，说他“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又称他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乃是当世第一等人”。可是，接下来的叙述，却对他充满了似是而非的看法，每个人物都自有一套说辞，彼此却完全没有交会，因此而堪称众声混杂的经典例证。到了第十三回，终于出现了一大惊人逆转：这位高人在娄公子的筵席上被乌程县和萧山县的差人“一条链子锁了去”，乌程县正堂的一纸关文曰：“案据兰若庵僧慧远，具控伊徒尼僧心远被地棍权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权勿用从此音讯全无，直到第五十四回，才有人提起： 陈和尚道：“我听得权勿用先生后来犯出一件事来，不知怎么样结局?”陈木南道：“那也是他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后来这件官事也昭雪了。” 这补加的一句看似闲笔，却颠覆了前面的叙述，也动摇了我们对这个小说人物盖棺论定的信心。为什么《儒林外史》要在权勿用案发四十多回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权勿用的原型为是镜(1693—1769)，字仲明，号诚斋，江苏武进人(30)。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八曰：“江阴是镜，诡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居之不疑。后数年，镜为乡人告讦，亡命，不知所终。”(31)《茶余客话》共三十卷，据其子阮钟琦跋语，作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其中所述是镜为乡人告发一事详见董潮(1729—1764)《东皋杂钞》卷二： 澄江是镜，字仲明，托名讲学，筑室圣柯山，极其壮丽，聚门徒百十人。壬申、甲戌，保举经学，数大老连章荐之，高卧不就，名益高。近为胞弟告发，共三十余款，多不法事。常郡侯宋讳楚望，玉阳人，深恶之，毁其庐，造书院。时适有奸僧某，拥巨赀，亦为宋公所访，畲田八百亩，尽入书院，为膏火费。院中告示，首举二事。所谓经明行修之儒，乃与淫恶不法之僧，并提而论，可为浩叹!(32) 据董潮癸酉(1753)冬十一月自序，《东皋杂钞》共三卷，其编撰始于“槐花黄后”，“读书偶得，随事纪录，并及耳目所见闻者，久而成帙”，至冬十一月望后完成，历时三个多月，因此保留了关于是镜的当代传闻(33)。 张敬立编、金吴澜补注的《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谱》极力为是镜辩诬，其中收录的柳商贤撰《是仲明先生传》言及是镜在父亲过世后，墓庐讲学，声名日振，屡经举荐，却坚卧不起。陈世倌罢相南归，专程拜访，却引出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自此名日盛，忌者亦日益甚。邑令圣宝以无行不见答于先生，令恨之。先是，季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