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面贫困化”到“单向度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转向
文／梁玉春
摘要：上世纪中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曾发生人本主义转向。该转向在第二国际中就已有伏笔，随着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而完成：考茨基的“全面贫困化”理论从精神角度提出了无产阶级成熟问题，这成为卢卡奇等人论述“阶级意识”问题的有益资源；梅洛-庞蒂、列斐伏尔、弗洛姆等人进而将“阶级意识”具体为社会性格或个人精神等因素，指出阶级对立已被现代社会整体对人的奴役所掩盖，必须通过对整个现代社会异化的批判来重构“总体的人”，构建“健全社会”；马尔库塞进而指出，高度同一的国家与社会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消失”，“单向度的人”即便发觉自己被管理的现实也找不到抗争对象，于是斗争的方法便只剩下“大拒绝”。
关键词：阶级意识；全面贫困化；单向度的人；人本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重要转向，即人本主义转向和向“科学”的复归。前者以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以马尔库塞的论述最为全面；后者以阿尔都塞的对历史科学的重建为代表，同时也包含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转向以及“科学辩证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流派。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人本主义转向进行梳理。
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转向是随着人本主义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蔓延而形成的，虽然这到二战后才逐渐公开化，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其论述中就展露了人本主义的思想逻辑。该转向不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期就已然萌芽。甚至更早的，卢卡奇等人致力于反思的第二国际相关思想，也已预兆了其产生。
一 萌芽的先声：考茨基的“全面贫困化”理论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但最初，它与后者一样是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与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以卢卡奇和柯尔施对考茨基相关思想所做的批判最为深入。
“无产阶级贫困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主要指无产阶级无权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导致其无法获得足够生活资料的情况。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贫困化趋势与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间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不但会使工人状况恶化，也会消磨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1]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是从物质层面理解的，通俗地说，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使工人既没有剩余时间来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物质基础来反抗资产阶级统治。考茨基对此进行了发挥，做了以下论述：
首先，机器的应用不但加剧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也削弱了其团结能力。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存在上升与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无产阶级日益沦落到附庸地位上，另一方面又唤醒其阶级觉悟。这样，两种趋势的此消彼长直接关系到社会走向，但能决定这走向的工人阶级却产生了分化：“上层的无产者”即熟练工人及其组成的工会更具备斗争条件，因为“当他们实行罢工时，雇主们难于找到替代他们的人”；[2]但普通工人群众则容易被忽视，缺乏反抗能力。考茨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对此采取了针对性措施，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手段来拉拢前者，促进其贵族化，进而利用工会来压制工人阶级的提高。
其次，陷入泥沼的工资无产阶级的扩大。考茨基认为，与流氓无产者不同，作为“社会根基之一”的工资无产阶级并未与剥削者建立直接的私人关系，不像流氓无产者那样依赖剥削制度。这样，工资无产阶级怀有“对全体资本家阶级的有意识的敌视”，正是团结一致的斗争主体。但是，劳动条件、直接利益一致的人才容易团结起来，而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常会破坏这种一致。割裂的劳动程序，计件工资、奖惩规章等制度使工人们劳动条件变得不一致，让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利益的一致。
再次，流氓无产阶级从不自觉自愿反对剥削。考茨基指出，流氓无产阶级虽不是剥削制度的支柱，却必须依赖剥削者及剥削制度才能存在，充满了对财富的向往。对他们而言，工人所受的剥削越重，他们才越有可能分享更多的剥削果实。资产阶级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故意将其引入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变成维护自己剥削的工具：“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有害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3]
这种辩证关系在葛兰西那里尤为明显。他直观地把将阶级意识与社会集团联系起来，指出，工会等社会团体走向联合，提出共同的纲领，成立政党，并最终走向夺取国家政权道路的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共同利益而走向团结，提出某些偏向经济领域的纲领，进而在实践中意识到需要政治纲领，最终走向革命的过程。
显然，考茨基在这里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在精神上的“贫困化”，它与物质上的贫困化共同构成“全面贫困化”。本文认为，对物质与精神上的“全面贫困化”，而不是学界之前关注的“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的划分，才是考茨基对“无产阶级贫困化”最重要的发挥。概言之，考茨基“全面贫困化”理论事实上直接指向了阶级意识的产生与培养问题，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命题的提出提供了有益借鉴，预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本主义转向。
二 转向的萌芽：“阶级意识”问题提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提供了现实论据卢卡奇指出：“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作用的社会意识。”[4]在卢卡奇等人看来，“阶级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和社会经济现实一样决定历史走向。他们对阶级意识做出以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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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完全转向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相比，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依然排除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他把阶级意识看作特定社会形态中某阶级（而非阶级中个人或个人简单相加的）“总的阶级”的意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是整个阶级的自我定位。他认为，只有在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下，阶级意识才会被认知。但资产阶级迷惑于拜物教带来的虚假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克服拜物教的幻象，真正把握人与人间的关系，把人变成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进而，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真正认识到自身利益和社会趋势之所在，并为之进行社会实践。
其次，无产阶级意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的反映。已经被明确认识的无产阶级意识不同于之前历史上一切阶级意识，它有突出的能动作用，会对社会存在产生直接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片面强调社会存在决定作用的做法，重新强调了马克思实践的观点，这在葛兰西那里尤为明显。葛兰西认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必然是人的实践，必须突出人的主体作用。而当我们谈论人的作用时，必然落脚到意识上。这样，突出人的作用就导向了突出阶级意识，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导向阶级意识对社会历史的实践。
而且，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意识不但辩证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还凸显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们并不满足于批判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更提出，社会意识不但不是单纯由社会存在机械决定的，更与其有近乎同等的地位；它不但对后者有能动地反作用，更可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客观实在的部分。无产阶级意识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反映或再现，而凭借实践活动来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共同决定社会存在的性质。
首先，阶级意识是整个阶级对自身的定位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几乎都只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出发来论述阶级意识问题；而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则明确指出阶级意识并非只是社会历史的被动反映。虽然三人对阶级意识的定义不同甚至有所变动，但正如胡大平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炼出其中最具影响的一种：卢卡奇所述“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5]
最后，无产阶级意识和社会革命间存在辩证关系，它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上面提到，无产阶级意识具有特殊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认识自身，推动社会进步。当然，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都对其形成阶段做出了自己的划分。但无论那种划分，事实上都已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时是革命实践与社会进步的过程。无论是从组织程度上还是从理论与斗争的关系上来论述这一过程，三人所揭示的其实都是同一种辨证关系，即，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与社会革命的实践相互促进，从此意义上理解，无产阶级意识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据统计，在全世界不孕女性中约20%有心理相关疾病[57-58]。国外研究显示，心理因素对于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的治疗结局有影响，不孕直接或间接导致育龄期女性情绪不稳定及精神压力过大，是一种隐性的心理创伤[57,59]。焦虑抑郁状态又是引起不孕的一个重要因素，Durgun Ozan等[60]认为，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因素是不孕女性最常见的负面情绪。此外，在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及卵巢功能不全患者睡眠质量欠佳的比例逐年升高，提示长期睡眠欠佳也可能是引起不孕的因素之一，具体机制可行进一步研究。
最后，克服这三者所加剧的无产阶级下降趋势，必须揭露资本主义在精神上压制、分化无产阶级的图谋，对工人阶级进行唤醒甚至“灌输”；工人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议会政治中接受“民主操练”。对此观点，学界已有较多论述不在此展开。
“阶级意识”问题的提出显示了人本主义转向的萌芽，但真正构成这一转向基石的，则是异化理论。卢卡奇虽然以“物化”概念打开了异化理论之门，却因政治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将其彻底展开；葛兰西虽然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本主义，但在其论述中并不以此作为重点。无论是卢卡奇，还是柯尔施或葛兰西，他们研究的意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恢复与再发现，而非发展甚至改造，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诱发“转向”，他们对人本主义的理解也与后来接触了新人本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
三 转向的完成：现代社会异化批判
若卢卡奇等人所表现出的人本主义倾向可称作是重新发掘马克思早年思想中的古典人本主义的话，真正构成“转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知的人本主义则是一种全新概念，几乎每个理论家所理解的人本主义都有其独特内涵。不过，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他们都要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1844年经济学手稿》就成为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共同的出发点，手稿中的异化思想也就成为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出了具体研究，并认为，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的批判是一种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批判；而人是历史的人，只能在历史中才能确定人的本质，社会历史实践必须立足于人。基于该理解，他们认为，手稿奠定了整个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虽然我们在马克思后续著作中很难再看到类似手稿中的所采用的哲学表述，但手稿中的人本主义逻辑一直是马克思著作的隐藏主线，在手稿中便已能预见《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
结婚后，VCD影碟机入驻了我家，一张张光盘虽然能轻而易举地看到时下的电影，却没有了电影院里的感觉。成家立业的繁杂与琐碎，更是让我在不知不觉的20多年中再没有去过影院看电影了。
这种对手稿的重新解读，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走上了与传统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道路：其理论家们重新将社会批判视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原”为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进而将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目标悬置，把从哲学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基于这种转变，以及1930年代后的社会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主体已不再也不能再是“总的阶级”的意识，而必然落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具体的人身上；人的本质的问题变成了“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社会变革所依靠的主观因素也从“阶级意识”变成了个体的感性活动。
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实现了人本主义转向，其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也随之落脚到异化批判上。而理论家们的关注点越集中到具体的、历史的个人身上，他们就越容易被所处时代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所吸引，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就呈现出越多的形态。
萨特是从存在主义出发，通过一系列逻辑论证而导向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对人的主观意识进行自我批判，才能完成对社会存在乃至整个物质世界的批判，而有能力实现这种批判的只能是抽象的无产阶级。与之相似的还有梅洛-庞蒂，后者同样在不相信集体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把具体的个人集合到抽象的无产阶级中。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来源于个人在社会批判中发现自身阶级属性：“当我们面对一场可能的革命，当这种立场的采取不是因为一种机械因果关系由我的工人或资产者身份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阶级都有叛徒），也不是一种无理由的、即时的和无原因的价值提高，而是通过分子过程形成的，在怒吼和联系于客观目标之前的共存中酝酿成熟，我确实把自己当作工人或资产者。”[6]
在萨特与梅洛-庞蒂的论述中，还有“阶级意识”的残留，而在赖希和弗洛姆那里，阶级让位于个人。赖希以其性格结构理论来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压制，第一次把心理学引入社会批判理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表面上似乎留有一些“阶级意识”的因素他把社会性格看作“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7]但事实上，弗洛姆基于人格展开的异化分析已不同于马克思的异化。他将异化解读为人精神不健全，即人因社会奴役而分裂自身、把自己当作外物来感知，也就进一步将社会批判落脚到具体的个人。然而，弗洛姆并未忘记人对奴役的无知觉也是社会对人的奴役造成的，落实到个人精神中的异化仍归咎于社会现实。
弗洛姆指出，这种对奴役的无知觉正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明证。二战后，资产阶级民主成了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借口，本该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理论则成了资本主义维持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人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真实需要，而把社会规定的行为当作自身目的，满足于被严密设计、操控的生产生活而不自知，已然失去个性。弗洛姆的论述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消费、娱乐也是被操纵的，是异化手段之一的观点，几可看作消费社会理论的先声。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此做出了更直观的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事实上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掩盖了政治经济现实，美化了社会对人的压迫，消磨了革命思想。因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必须是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总体批判，如此才能消除异化，实现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总体的人”。这样，社会批判不能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批判，它既要批判现代社会对人的奴役，也要批判人不知被奴役的现实，更要批判人不知对自身进行批判。他批判的是“多面性和无所不在”的人性颠倒，这种颠倒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等明显体现对立的领域，更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总之，在人本主义转向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表现出一种霍克海默所谓的“对流行的常识永不止境的批判和对现实永不妥协的拒绝”的态度，批判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将这种批判渗透进日常生活。基于这种批判，他们发现，要克服人的异化、片面、病态的现实，就需要对整个社会现实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变革。这样，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最终引发了对最全面也最极端的革命策略——“大拒绝”。
四 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高峰：“单向度的人”
在谈论马尔库塞“大拒绝”理论之前，必须先回答谁拒绝、为什么拒绝的问题，这就要回到另一个重要概念——“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政治和经济的管控日益严密，而且文化艺术都蜕变成了以感官享受来麻醉人的工具，甚至那些本该批判现实社会的哲学思维都成了资本主义的帮凶。总之，现代社会被严密管控，时刻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呈现出一种缺乏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结构。
水利工程建设时空跨度大，在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并不一致。如露天高空作业和水下工程作业就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施工环境，因此，加强现场管理的阶段性定位设计非常必要。再加上多种工种作业，人员流动大，存在事故隐患，因此应通过综合性控制手段对工程的质量、安全、成本、工期等分别建立不同阶段的控制目标，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可以看出，“单向度的人”的提出，依然是基于鲜明的社会批判立场，似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相近。不过，马尔库塞更突出了社会被设计的一面，及其对无产阶级认识能力的压制，即“被管理的社会”。若说列斐伏尔等人眼中的社会还是被限定在某个程序性框架中，马尔库塞眼中的社会就已蜕变为一个标准的、公式般的存在。“被管理的社会”中生产与生活、享受与叛逆，都是被预先设计的，物质生活的丰裕与政治参与的放开隐匿了曾经明显的压迫，构成了更高级的奴役力量。
在“被管理的社会中”，白领取代蓝领，工作条件的改善伴随着股权的收益，老板和员工一起追逐着广告上的消费品，政客和选民共同参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似乎就此“消失”。甚至，有限的抗争，如传统的罢工或议会斗争等，也不过是在营造虚假的“自由”来巩固对人的奴役。这样，意识形态无孔不入，“这种虚假意识随着商品的广泛扩散，它所具有的灌输作用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要美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质变。一种单向度思想和单向度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8]
本文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第一，目前对“十二五”规划，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战略的经验研究不足。大多文献都是研究2010年左右的工业企业经验证据。可是考虑到创新政策和环境的变迁，相关研究结果的适用性会存在一定偏差。因此研究供给侧改革阶段创新科技补贴的绩效，能够填补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效果的研究空缺，加深理解科技创新补贴的作用路径。第二，从宏观科技创新环境与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研究相关性来看，当前文献缺乏政府创新补助政策与企业创新联系之间的系统性研究。另外当前文献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稍有欠缺，无法清晰地了解创新驱动战略转变(科技创新补助策略)如何具体影响微观企业的创新行为。
无独有偶，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也是一种否定一切的批判。他尖锐地提出了“同一性”概念，不但对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同一性进行了批判，更指出，同一性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其内蕴的本体论思维意味着主体唯心主义，必然倒向主客体的分裂与对人的奴役。这样，与马尔库塞相比，阿多诺把现实归咎于思维，更强调哲学上的批判，而且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对自身人本主义转向展开反思。
本实验结果与王冬梅[27]等人利用了混合菌群对原油污染的土壤进行了生物修复过程相一致，即在生物降解的前期，菌群对中链、长链烃的降解效果较好；而在降解的后期，菌群对短链烃的降解效果较强.
本文依据办公建筑的实际尺寸与室内物品布置，对该办公室建立了物理模型(图1)，并进行了适当简化，其尺寸为Z×X×Y(长×宽×高)=8 m×6 m×3.5 m，室内有16人，16张桌子.办公室西墙有2个窗户，东墙两侧分别有1个铁质结构和木质结构的门，北墙有1个木质结构门通往另一个房间.室内采用4台机组送风，侧送侧回，送风温度为24 ℃.风口中心距地面2.5 m，风口与地面中心线垂直断面对称分布，以东北侧风口为例，该风口中心距东侧墙体2 m，距北侧墙体1.5 m.详细室内物品规格见表1.
与单纯从生产、社会关系或精神分析角度进行异化批评相比，“单向度的人”更完整明晰地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与社会性格批判或日常生活批判相比，“被管理的社会”更全面深刻地展示了资本统治的技术逻辑。这样，马尔库塞的“大拒绝”几乎走到了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顶峰。但是，“大拒绝”理论拒斥革命实践，甚至没有任何行动指向，只是单纯的一种否定态度，也就日益脱离社会现实，这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了后来“科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复归的原因之一。
围绕南向通道沿线地区、珠江—西江地区、桂广高铁沿线等地区寻找面向越南、老挝及东南亚的往返货源，大力发展过境贸易。在钦州、凭祥综合保税区培育一批具有东南亚、中西亚客源的离岸贸易公司，发展面向这些地区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国际中转集拼与其他配套增值服务，为钦州港增添补给货源，逐步将现有的喂给港发展为衔接“一带”与“一路”沿线地区的区域性母港。
五 人本主义逻辑的终结与新转向
虽然传统的阶级斗争方式或单纯的异化批判不足以取得成效，马尔库塞并未因此放弃反抗。既然在“被管理的社会中”一切对立的力量都被整合起来用以维持统治，那么索性就做出更全面的批判，用纯粹的否定来拒绝“那些现在用来反对人们而保护统治者的自由与繁荣的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9]他主张对整个富裕社会进行批判，拒斥一切既定的东西，以此戳穿社会对人的奴役，释放被制度束缚的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简言之，为了克服人或社会单向度的状态，必须否定一切，对所有既定社会现实与政治理论都进行“大拒绝”。
在阿多诺看来，卢卡奇以来的人本主义转向依然是“重复唯心主义的主客体概念体系”，仍未跳出带来割裂与奴役的本体论思维。概言之，他不同于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来新人本主义对旧人本主义的继承与反思，而是对整个人本主义思想体系进行反思，将其看作同样需要拒斥的意识形态。他不但拒绝本体论，更提出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将这些人本主义的隐匿基础全面否定。
此外，阿多诺不但在意识形态批判上比马尔库塞更为激进，在否定态度上也更具特色。马尔库塞只是坚持拒绝的态度而反对任何行动，而阿多诺则公开对实践与实践的观点加以批判。他认为，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实际上是贬低理论，将实践摆在第一位上，而实践第一的观点正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大资产阶级的纲领”，哪怕是试图以解放生产力来解放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同样要被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到阿多诺这里，在哲学上达到极致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物极必反的状态。一方面，人本主义由批判理论的基础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被指出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人本主义的论证逻辑便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完全放弃了对现实的指导，将一切行动都视作南辕北辙的选择，也就无法指出批判后的道路。这样，阿多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必须重构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实现人本主义之后的第二次转向。
中年人一愣，把钱放回盒子，盖好盖子，仔细观察起钱盒子。“这个盒子怎么了？我当时钱不够，有些犹豫。老贾他当时看我准备买很多，说是若当场用现钱交易，就把这个钱盒子也送给我。”
为了构建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试图澄清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其意识形态开端间的关系；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试图阐明“科学辩证法”，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则试图结合最新社会科学成果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样，就形成了“科学”复归的第二次转向。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展开。遗憾的是，如果说第一转向是传说中怀胎十二个月的天赐神童而过分成熟的话，第二次转向就是不足月的早产儿。随着“五月风暴”等事件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走向衰落，第二次转向尚未完成便走向夭折，只剩下日趋分裂的不同流派在零散地继续进行理论尝试。
这样，表面上科技进步带来富裕，民主政治带来自由，事实上对立被同一掩盖，人被全面奴役而丧失了其“内在向度”即批判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工人阶级仿佛丧失了自己斗争的对象，因为管理技术上的矛盾取代了直观的阶级冲突；人仿佛不再受强制性压迫，因为无处不在并潜移默化的科技、公正、常识等意识形态化的“隐匿权威”取代了直观的统治者。即便有人发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并试图反抗，也会因直接统治者的消失而找不到斗争对象。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2]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3]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第331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8页。
[5]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6]梅洛-庞蒂：《哲学的赞词》，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7页。
维护系统是面向管理员（通常是语料库建设团队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具有一定语料库技术水平的用户，即科研人员）的系统，以便于维护和管理整个语料库的内容。主要功能有文献文本和图像的查询、增删，文献和图像元信息及语法标注的编辑等。此外，该语料库维护系统还拟实现对敦煌文献文本语料的部分自动勘校功能。由于语料库创建时遵循开放性原则，从而增强了该语料库的数据维护性。用户在使用检索系统和输出系统时，可将其使用体验反馈给语料库管理员，以实现语料库的即时维护和管理。
[7]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首先，加强科技人才宏观管理，全口径开展科技人才数据库建设，绘制科技人才地图，摸清队伍规模、结构、分布及产业发展需求，实时监测科技人才发展动态。建立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完善人才流失预警系统，及时跟踪人才发展情况，加强信息统计，对人才流失情况进行分析，制定防止人才流失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1-12页。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的交流系统在不对称情况下，换流器两侧会存在各次谐波，当两侧谐波含量较大时，换流阀的触发及换相过程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其中，交流侧电压影响换流阀的触发和换相过程，直流侧电流也会影响换流阀的换相持续时间，因此需要对不对称情况下换流器交流侧电压和直流侧电流进行频谱分析。
[9]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8)01-010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研究”(13XJJA710001)
作者简介:梁玉春，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乌鲁木齐市，830054。
责任编辑 顾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