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重要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最初是指“三个代表”要求，发源于建党理论，不少人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定位为建党理论或执政党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而执政党建设理论无非是建党理论的延伸。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构成了三大理论成果。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作是建党理论的延伸，也就很难说是一种理论创新，谈不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了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大理论成果，首先就要证明它是一大理论创新。
一、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时间很短，可谓突飞猛进，以致许多人感觉它是建党理论的延伸或邓小平理论的补充，也就谈不上理论创新。仔细思考可以发现，它确系一大理论创新，其产生和迅速地形成一套理论体系，是符合理论创新规律的。
这里讲的理论包含科学和哲学。理论创新是一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规律同物质生产规律有个显著不同之处，物质生产总是循序渐进，在和平时期，总是呈匀加速式前进。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迥然不同，有时缓慢前进或长期停滞，有时突飞猛进。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局面，理论高潮迭起，形成了中华文化之源头。之后的一千多年进展缓慢，而到了宋朝又出现一次理论繁荣时期，号称第二次儒学复兴。欧洲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出现一大批思想家，理论达到高峰，之后停滞了一千多年，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理论再创高峰。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是跳跃式前进的，17世纪末牛顿力学达到了物理学高峰，之后200年时间进展甚微。20世纪前30年，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具体到某个学科说来，也呈跳跃式前进，如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就提出了超导理论，几十年研究进展甚微，到了1987年一举突破难关，理论突飞猛进。
理论创新的源泉有二：一是知识积累，二是社会需要。知识积累是个渐变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质变，引发理论创新。而知识又来源于实践，故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本源。社会需要主要是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促使人去回答，从而成为理论发展的动力，也是理论创新的一大源泉。上述两个源泉单独起作用，其推动力较小，而两个源泉交汇在一起，会产生共振，推动力特别大，能引起创造力大爆发，出现一次理论的大创新、大繁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知识积累已达两千多年，同时又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产生了诸多新现象、新问题，促使百家去思考，出现了百家争鸣和理论的大创新、大繁荣。孔子创立儒学，对当时“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一套治国方略，司马迁称之为“祖还尧舜，宪章义武”，集两千年文化之大成。16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也是两大源泉交汇的结果。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生产力落后，知识积累量少，社会的变化缓慢，往往几百年时间才能显示出变化，从而理论发展也很缓慢，往往几百年才能出现一次创新。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社会变革加快，两大源泉同时加大，使理论创新也大大加快。
两大源泉都是理论创新的客观条件，同时还要具备主观条件。首先要有创新意识。除此以外，创新理路也甚为重要。创新理路指理论发展的路径，这一路径同战争的路径恰好相反。古往今来的军事进攻大都是先攻外围，从薄弱环节突破，理论发展的路径，则是从核心突破。如量子力学的创立，起于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论，回答了微观客体的一个本质属性即量子性问题，这正是量子力学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的创立，首先是回答了一国胜利的问题。列宁于1915年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在一国取得胜利，这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可见，量子力学和列宁主义的创立，都是走的核心突破的理路。
理论创新如停留在核心突破的位置，就不能发展为理论体系。而要创立一套理论体系，在核心突破之后，紧接着是向四周辐射，论及有关的领域，这就是扩展论域，但这个论域有一定的范围，无限扩大，会淹没理论体系的特色。
理论的发展呈跳跃式，知识积累和社会需要是理论创新的两大源泉，创新的理路是突破核心，扩展论域。以上为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同样遵循一般规律，但也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的源泉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是实践性，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就是时代问题，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一大源泉。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是创立的时间特别短，并在短的时间内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可从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得到解释。
理论的创新本来就不是循序渐进，而是跳跃式前进的，在短期内出现飞跃式发展，完全符合规律。理论创新有两大源泉，“三个代表”思想有丰富的源泉，推动力特别大，因而能在短期内形成理论体系。“三个代表”思想是一套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其知识积累源于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始于1949年，此前在根据地建立政府，也是执政。中共不同于苏共的一点就是，苏共是一跃而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中共则是先在根据地执政近20年而后在全国执政。局部执政经验，有些也可用于全国，如统一战线在延安边区政府推行，解放后在全国推行，统一战线是革命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大法宝，而苏共就没有这一法宝。解放后，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执政，在毛泽东领导的27年中，主要精力放在执政实践并围绕执政而建立理论，1956年和1957年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篇著作的主题，就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建设，而是一种执政实践活动。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理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可以看清，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这套理论是论述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是一种执政论。古往今来的执政者，包括共产党在内，最基本的职能是保持社会稳定，这是执政的一条普遍规律。而继续革命理论作为一种执政论，正好违背了执政规律，自然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执政的探索重点在政治领域，他经常讲“政治挂帅”。当时人们将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当时的执政方针。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热衷于进攻大城市。有“会师武昌、饮马长江”之说，不可否认，进攻大城市就是当时的革命方针，同样不可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一个时期的执政方针。进攻大城市的革命方针失败了，转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此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错了，就转向经济领域。邓小平对执政的探索重点在经济领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建设方针，而是共产党执政方针在经济领域内的体现。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而是执政的基础，古往今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是这样认识的。孔子谈及为政之道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又提出“富而后教”。历代主政者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可见，发展经济，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向来是执政的首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正是世界经济较快增长时期，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甚快，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拓了执政的新局面。从长远看，共产党执政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就包含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有50多年乃至70多年的执政经历，有正反两面的执政经验。历经第一代奠基，第二代开拓，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知识，这就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打下了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变化特别大，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出现了多极化。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局部战争反而增多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来临。文明冲突加剧，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加剧。短短十几年中，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同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世界上有些长期执政的老党下台或解散。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大的变化，正经历着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并积极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在经济体制上，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包括国际和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历史经验证明，每逢社会发生大变革时，必然伴随着理论的大繁荣，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都经历着大变化，时代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需要理论作出回答，社会需要召唤理论的发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与时俱进精神，为理论创新创造了主观条件，在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了。由于知识积累甚为丰富，社会需要特别迫切，时代呼声格外高涨，这一理论的来势可说迅猛异常。正应了厚积薄发这句古话，因为积累得很深厚，所以在短期内形成了很大的爆发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遵循理论体系产生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从核心突破。当代共产党人的核心问题在党内，核心突破就是以建党理论为起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列宁和斯大林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革命和专政的对象是敌对阶级。共产党人一向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未设想过已经执政的共产党会下台。毛泽东最先考虑到党内会出现问题，可谓深谋远虑。到了20世纪90年代，果然是问题就出在党内。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就是从建党理论入手。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老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1](P72)
“三个代表”思想从建党起步，而建党一向是围绕着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历史任务而进行的，而且党的实践活动又决定于其历史方位。
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有三种类型：革命党、执政党、在野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只有革命党和执政党两种。如土地革命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共产党是革命党，而在根据地就处于执政地位。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领导的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是当时中央政府承认的，它就是执政党而非在野党。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是两类实践活动：革命实践和执政实践。因此建党围绕两类实践活动而进行，不存在孤立的建党活动和建党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从建党理论起步，其论域就要扩展。革命理论已由毛泽东思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进行了50年到70年，执政理论在马克思主义150年发展史上是个薄弱环节，从建党理论起步之后，顺理成章向着执政理论扩展。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执政党之后，在实践上沿着如下三条途径前进：一是担负执政任务，二是扩大执政基础，三是提高执政能力。在理论上也是沿着此三条途径前进，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
共产党成立后，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是革命，革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和文化建设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共产党人只提“一个代表”。成为执政党，经济和文化建设成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由“一个代表”扩大为“三个代表”正是为了担负起执政任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建党理论扩展为执政理论的决定性一步。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党章，明确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七大制定的党纲称作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直沿用到党的十五大，都是讲的一个先锋队。十六大制定的党章把党的性质确定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之所以从“一个先锋队”扩大为“三个先锋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为担负起执政任务而扩大执政基础，这是从建党理论扩展为执政理论关键性的一步。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并从五个方面界定了执政能力的内涵，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相应的有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这里讲的形势、市场经济、局面、法律制度、全局，都是执政的客体或者说执政环境，所谓提高执政能力，就是执政主体调控客体的能力，论域就由主体扩大到客体，包含了执政的各个方面，由建党理论扩展为执政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路是由建党理论起步而扩展成为执政理论的。这套理论体系同其他科学体系一样，是由一系列的科学范畴、概念、命题和话语构成，它以执政为核心范畴，用此范畴分析和描述执政实践而形成话语系列。大量使用领导、建设、发展、改革、体制、法制这些话语系列，这是继承的部分。同时也创造出新话语，这些话语全是从执政衍生出来的，主要有执政党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掌握执政规律，防止执政危险，发挥执政优势，依法执政、执政兴国、执政为民、执政之基等等。以执政为核心范畴建立的话语系列构成了执政理论的结构，其功能集中体现在理论的命题上，执政理论的核心命题（主题），就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回答这一命题。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2](P579)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主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思想路线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早已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出并继承下来，江泽民同志的新贡献是提出了与时俱进。他在2002年5月31日讲话中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是为了充分估计世界发生的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可见，与时俱进是围绕执政而提出来的。江泽民用的话语，继承了老的，新的话语则都围绕执政而展开。如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早就讲过，共产党执政规律则是新提出来的。在三大文明建设中，政治文明建设是近年来提出的，而政治文明是执政的核心。以往常讲党的领导，民主法制建设，江泽民从执政的高度来论述，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至此可以证明，“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范畴是执政，由此衍生出一套概念、命题和话语系列，论域扩展到执政的各个方面，其主题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因而属于执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是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初步形成了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执政学说。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为执政学说的重大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端于建党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包含有建党理论。共产党是革命实践和执政实践的主体，是建设的领导力量。建党理论的论域限于实践的主体，带有局部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论域贯通革命和建设的全局，也就可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同样道理，“三个代表”思想只有发展成执政学说，才能贯通执政的全局，才能成为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恰恰没有停留于建党理论，而是向执政理论扩展，形成了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执政学说，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把党的理想目标和执政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先进性和政府施政的现实性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一道理，指出：“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不断朝着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胜利前进指明现实途径。”胡锦涛同志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0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已经昭示了立党为公的崇高宗旨。在执政条件下，只有执政为民才能体现立党为公，只有立党为公才能实现执政为民。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法理上回答了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在理想目标上坚持先进性，在执政实践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这就有效地解决了先进性与现实性的矛盾，从实践上回答了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初是对党员的“三个代表”要求，属于建党理论，发展成理论体系，便超出了“三个代表”要求，超出了建党理论。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同意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上边讲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都属于执政实践活动，其理论成果都可纳入执政学说范畴。用其他理论框架都不能全面概括，如外交事务，民族宗教和“一国两制”等内政事务，显然属于执政事务，同建党本无关联，用建党的理论加以解释，仍要通过执政这一环节，走一条曲折的理路，用执政学说来解释，就是一条直通的理路。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用于指导一切执政事务，这实际上是将它作为特定概念，对这一特定概念，有的解释为建党理论，有的解释为建设理论，上述定位都不能涵盖“三个代表”思想的论域。有的解释为哲学理论、“三个代表”总结论，则是不着边际。执政学说可以涵盖这一体系的论域，诸多理论上的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80年战斗历程的总结，据此人们将其归结为建党理论，我们将其定位为执政学说，岂不将革命和执政的两段历史割断了，对此要加以解释。
首先，本文所讲的并非一般的执政学说，而是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执政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从1922年二大通过的党章开始，历届党章都有代表人民利益这一条，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执政学说，就包含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也就不存在割断历史的问题。第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仍然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胡锦涛同志倡导毛泽东讲的两个“务必”，就是有力的证明。第三，以执政学说定位和命名，符合科学规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套新出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定位和命名基本上有两条规则：一是人名法。如牛顿力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都是用人名法。二是成果法。一套理论体系包含的内容可能很多，但只能是根据其最新成果命名。如量子力学可以说明一切物理现象，宏观领域早已由牛顿力学解决了，量子力学的新贡献是说明微观领域即量子，因而命名为量子力学。20世纪新出现的相对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等都是根据成果法定位和命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说明党80年战斗历程，但其新贡献是说明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活动规律，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据此即可定位为执政学说。将其归结为建党理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新成果或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基，100年前由列宁创立并由毛泽东加以发展的。邓小平说：“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的。”[3](P44)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P602)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5](P39)毛泽东和邓小平说的建党是指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江泽民同志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建设上，其理论创新也在于此。
世界上政党的兴亡盛衰是常有的事，江泽民同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执政党身上。他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很明显前一个“最大”是继承来的，后一个“最大”才是创新。至此不难发现，“三个代表”思想关于建党的论述，有些是继承前人的观点，只有关于执政党的论述才是创新。将“三个代表”思想归结为建党学说，也就将其创新意义淹没了。把建党学说扩展到执政党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建党理论的一项内容，但不能将它归结为执政党理论。
执政与执政党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大得多。执政党是主体，其理论的论域也只限于主体。执政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主体（执政党）调控客体（政府和社会事务）的过程，执政学说的论域包含主体和客体，自然包含执政党理论在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域，起点是执政的主体，又扩展到全部执政系统，也就不应将其归结为执政党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对比便可一目了然。
毛泽东思想是一套革命理论，其论域涵盖革命的主体（革命党）和客体（革命事务），当然包括革命党理论。毛泽东思想是立足于革命而论述革命党，以革命实践检验革命党，将毛泽东思想归结为革命党理论，就是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同样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套执政理论，其论域涵盖执政的主体（执政党）和客体（执政事务），当然包括有执政党理论。这套理论是立足于执政而论述执政党，以执政实践衡量执政党，其主题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由此衍生出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结为执政党理论，等同于将毛泽东思想归结为革命党理论，是以局部取代整体，也就不能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