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文本细微的声响——细读《老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细微论文,老王论文,声响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道：“贫贱的人，道德品质绝不输富贵的人。”①1984年，杨绛写了《老王》这篇纪实散文，讲述了一个“愧怍”的故事纪念老王。这个“愧怍”，就像一束光，一下子照亮了老王的一生，让我们在同情与怜悯中，对这个孤苦、善良的老人肃然起敬；同时，也对因这个“愧怍”而陷入沉重自责中的作者肃然起敬。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杨绛和老王之间的距离和反差都实在是太大了，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纯美人性光辉的相互照亮，尤其是在那个毁灭人性的年代。 “我们”与老王 1.研读老王对“我们” 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应该主要从“三送”——送冰、送病人、送香油和鸡蛋来体察老王的善。 “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说明“我们家”对老王一向很好。“大一倍，冰价相等”，还“代我们放入冰箱”，可见老王是何等朴实、热心、贴心和细心。“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是同情；一声“钱先生”，是敬重——尤其是在那个文化遭到践踏的非常年代，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是忧虑、体贴；两个“却……”，两个“还……”，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表现出的是老王真诚地担忧与关心着“我们家”，这是纯美的人性之光！“文革”期间，杨绛夫妇被打成“牛鬼蛇神”，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老王却不怕被牵连，不仅没跟他们“划清界限”，还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们，并热心地送钱先生去医院看腿。老王没有把杨绛夫妇当“牛鬼蛇神”看，而是理解、尊重、关怀他们。“烦老王送他上医院”中，“烦”是尊重。杨绛夫妇工资都停发了，居然还“笑着说有钱”，是宽慰。这是同为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的人，彼此用微弱的光相互温暖。一二十个鸡蛋，竟然“多得数不完”，是感动。“强笑”，从杨绛的角度考虑，是很意外、很尴尬、很为难。“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不收似乎不好，收了不给钱更是不妥。（“我”怎忍心白吃老王的东西呢！）“……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联系前文“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这句多出的“是”泄露了老王内心渺茫的期待——渴望温暖和亲情。（老王就是想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他最惦记、最亲近的人！）“只说：‘我不吃。’”（老王想说的怎么说得出口！这是一句诀别的隐语。）一个“赶忙止住我……”，一个“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实际上，“我”那时真的不知道老王的心思。老王攥着那自己已经根本用不着的钱“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把微微的失望深埋在心底，只是为了让“我”坦然、心安，就像“我”“强笑”着接受老王的香油和鸡蛋一样，都是在为对方着想。作者“一再追忆”老王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送来香油和鸡蛋。（老王“站着等我”，等“我”“拿钱去侮辱”他！当时的老王该是多么尴尬啊！）老王对所有人都这样善良。“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这个“欣然”好似一线生机，但真的能让老王“活命”吗？透过“掉落”，我们似乎能看见作者含泪的微笑……从老王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人物身上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芒，还有洋溢着的人情的温暖。 2.研读“我们”对老王 老王，一个如此卑微的生命，然而杨绛和许多“有人”不一样，她是把老王真正当“人”看。老王也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感觉到了一种他从未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老王又老又瞎，“乘客不愿坐他的车”，为照顾老王的生意，“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这句话反映的是“我”的那一份怜悯、同情与善良。没有进去“组织”，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健康，没有乘客——除了“我”和“一位老先生”；没有同情，没有“家”——只有一个“荒僻”“破破落落”“塌败”的住处……这便是“我”与老王“闲话”“闲聊”的内容。从作者静静的叙述里，我们似乎能听到老王沉重的“感叹”——“人老了，没用了”。一个“单干户”，道出了老王“失群落伍的惶恐”。“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一个鄙夷的“这”，一个讥讽的“老光棍”，一个含糊其辞的“大约”，一个无端猜疑的“什么”，一个恶语中伤的“恶病”，一个纯属多余的幸灾乐祸的“掉”，“有人”这是在老王的伤口上再加上一把狠毒的盐啊！作者据实写来，直指人性的黑暗。“有人说”老王“不老实”；“我”说“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好一个“落伍”，好一个“从没看透”，好一个“压根儿没想到”，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本着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淳朴正直、忠厚老实的好人。“……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善良孕育善良，杨绛的善良也影响了她的女儿。“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这是含泪的微笑！还有老李，“什么时候死的”他知道，“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他知道，“埋在什么沟里”他知道。从老李经常代老王来传话，以及老李记得“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来看，他还是很关心、关注老王的。至于不掺杂多少情感的“早埋了”，让人感觉多此一问的“什么时候死的”，还有不问却答的“他还讲……”，以及或许是让老李感到好奇的“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虽然都是底层人的话语方式，但对作为学者的杨绛来说，听后多少有些感到冷漠。老李一句“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顿时让杨绛脑海里映出老王临终告别时的画面，她哪有心情多问？“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她哪有兴趣多问？“埋在什么沟里”，她哪忍心多问？“过了十多天”才问起，她哪还有勇气多问？当然，这些也只能是猜测罢了。 品读《老王》 林筱芳评价《老王》时曾说：“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②《老王》以熟人之间的称谓为题，很明显地点明了作者与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一声“老王”，像老邻居、老朋友……平等，随和，亲切。“他蹬，我坐”，这句“废话”很耐人寻味——两个阶层之间的那种鸿沟，或者说“我”与老王彼此之间的距离，都显现了出来：一方面感激、自责、不安；另一方面又在着意表现这种距离和反差，为下文作张本。“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既然是“闲话”，就完全可以不说，但杨绛还是愿意和老王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由此也为全文打下了“地基”。 “有个哥哥”，让人心一热；“死了”又让人心一冷；“有两个侄儿”，让人心一暖；“没出息”，又让人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此处，两个逗号让语句蕴含的情感有了起伏；将“死了”与“没出息”放在最后，更能凸显老王孤苦无依的悲凉处境。这种表达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短短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的情感跌宕起伏。这样的表达，正是源于作者心中悲悯的平民情怀。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病”不仅使老王身体上饱受痛苦，还给“有人”留下了“话柄”——说他是因为“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在精神上给老王带来了更深的痛苦。这种恶意诋毁，在杨绛的心里，更可见人情之冷漠、世态之炎凉、社会之“更深的不幸”！这，正是杨绛对社会状况的思考。 “……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这是老王在回避“家”字。（老王能有个住处就已经很不错了，哪会有什么“家”啊？）“住那儿多年了”这句无奈的答话，浸透了老王一生漂泊的孤独和凄凉。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怎么可能是“不知怎么的”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多么明显的因果关系！以前“常坐”，现在“不敢乘”，在“乘三轮”被叫做“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不敢乘”自然是因为怕连累老王。此处，只一句“‘文化大革命’开始”，其他都以此轻轻带过，只是为言说内心的愧作。 《老王》中有几处肖像描写看起来很“可笑”，其实一点也不“可笑”，有些甚至是冷静，或者可以说是“冷漠”“残忍”“刻薄”与“不近人情”。难道作者就没感觉到吗？不是！那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写呢？一是客观实情大抵如此，老王病得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杨绛只是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二是近似“残忍”的描写，更能反衬老王隐藏在艰苦环境和饱经风霜的外表之下的人性之美——这样的美更真实，内心美和外表丑的巨大反差，更令人惊心动魄；三是杨绛的情感反应终究不够温暖，这毋庸讳言，但恰恰正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这样的一种态度，才有了“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过来后感到十分“愧怍”——老王的形象已经“镶嵌”在杨绛的记忆深处，杨绛对老王的“残忍”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此处的细腻描写，是在为抒发情感蓄势。 《老王》中有一个细节也很值得注意——“直僵僵”出现了三次，“直着脚”出现了两次。一个“直”字就出现了五次，这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而成？如果是有意为之，难道作者不知此乃写作大忌？仔细分析，一方面，这是老王定格在杨绛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永生难忘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次老王终于站直了——且不必管是不是“回光返照”。（老王终于也算给了帮助过他的人一点微薄的回报！）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只”，写尽了老王的窘迫惨淡与孤苦无依！“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只”，老王一贫半盲，既老且孤，已经够不幸了，够可怜了，可为什么“有人”还要歧视他呢？“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只”，足见老王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朝不保夕！“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只”，暗示了老王贫病交加，已大限将至。“他只说：‘我不吃。’”——“只”，此时老王还要掩饰他病入膏肓的无奈与绝望，让人无限苦涩……读着这些“只”，想象着老王“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怎能不让人无限心酸！老王什么也没有，只有疾病和困苦如影相随，这是怎样的“活命”啊！老王这是在生存线上挣扎！老王就是以这样的状态艰难凄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 也说“愧怍” 如果说《老王》的尾句是全文的关节或旨归，那文末的“愧怍”就是全文的文眼或落点。 1.抱歉——不安——愧怍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虽然“都不是”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但这个回答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心理求证不像几何证明，人心理上的事情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我想他是知道的”，他真的知道吗？从“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来看，从“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来看，“我”应该是不得而知，只是“想他是知道的”，或者说只是愿意这样“想”罢了。 《老王》中，老王的造访占了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文章的中心事件。老王临死前拼着最后一口气送来香油和鸡蛋，但作者却回绝了他作为“朋友”的示好。这件事对杨绛的内心触动和心理影响很大。显然，“用钱侮辱”老王肯定是引起作者“愧怍”的重要原因。《老王》是这样写作者“渐渐明白”的过程的：“我回屋才感到抱歉”——“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由当时的“抱歉”，到后来的“不安”，再到“几年”后的“愧怍”，郁积如此之久，思考如此漫长，说明杨绛的“愧怍”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这种“不安”，其实也是一种“愧怍”之情，而且程度在不断加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情节（“动作”“行动”）就是一个“结”和一个“解”，当中还有“突转”和“发现”。③《老王》的深刻性不仅在于“愧作”的结果，还在于“愧怍”的过程。 2.论者观点例举与纠偏 孙绍振：杨绛在文章里面隐藏着一条思绪的转折：同情、宽容不幸者，是俯视的姿态；而最后的“愧怍”却变成仰视的姿态。④ 黄玉峰：我深深地感觉到，老王和杨绛之间的隔膜之深，难以相通。⑤ 熊芳芳：老师们在解读“愧作”一词时，都是从杨绛自己已经否定了的方面去寻找答案。⑥ 郭初阳等：这“愧怍”之意，大致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对等（不对称）。⑦ 诸如此类的论述，都不无偏颇。如果觉得杨绛应该和老王成为知心朋友，或者对老王亲如家人一样看待，这显然是一种浅读。因为，杨绛就是她自己，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她是特蕾莎修女——她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 为什么是“他蹬，我坐”呢？通常，慈悲的人如果认为自己的人生相对优越，会感觉像欠了别人一样。这份“愧怍”，是对一切生命欠然状态的全力担荷。这才是杨绛，这才是一个有着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愧怍：为自己的“幸运”而“不安”，为他人的不幸而“愧怍”。 一个人，能够做的的确非常有限，但做本身已经足够美好。只读《老王》这一篇难免化不开，读一读杨绛写老王这一类人物的其他散文，会丰富我们的理解与阅读体验。比如，《顺姐的“自由恋爱”》中，作者是怎样与之相处的呢？“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留她“在我家过节”，“为她加了工资”，还“额外多给”，还给她写状子，替她上诉，花钱给她治病，“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⑧……毋庸置疑，从更开阔的视野认识一个人、一件事，会更客观，更接近于实际。由《老王》中的“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可以看出杨绛一家在老王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然而，有人却据此批评杨绛。这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误解了作者。（“我”难道真的不想去看望病重的老王吗？）要知道，杨绛被下放干校是在1969年到1972年。再看“我们从干校回来”，显然老王病重正值“我们”在“干校”期间。 3.错位——复位；失衡——平衡 解读任何文本，读者都要做文本和作者的知音。或许，在老王看来，他是一个名声不大好的车夫，而杨先生是大知识分子，却不嫌弃他，肯坐他的车，这是在照顾他。不仅如此，杨先生还与他叙闲，这更是看得起他……或许，像老王这样一个在贫穷中依然保持尊严的人，临死前最后一次拜访作者后多少有些遗憾。（她给我钱，原来我们还这么生分啊！）也或许，在老王看来，杨绛应该收下他的礼物，问候他的病情，用其他方式给他相应的回报，而不是用钱——朋友式的反应或许是老王所期望但又不敢奢望的，所以杨绛付钱给他时他才只是默默地接受。 从杨绛的角度看，老王当时的样子的确让她“害怕得糊涂了”，于是才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与老王就是普通的朋友，以至于忽略了老王的感受，付钱给他。其实，杨绛心安与否完全取决于生命尽头的老王对她的态度。（你若知道“我”领受谢意，那“我”还能释怀；你若怅然若失，“我”心上就不安，就会愧怍不已！“我”没有尽心竭力、尽我所能去帮助你！对你的“侮辱”，“我”更是永远也无法挽回！） “他蹬，我坐”，“我们夫妇散步”，“没多问”，“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他钱”……还有“降格”“镶嵌”“僵尸”“破布”……这些冷静的叙述，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却表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显然，在作者内心，她还不是把自己看作老王的同类。她对丈夫“默存”的尊称，就是潜意识中自我身份的认定。不可否认，教授和人力车夫天然的异质，天然的“隔”，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闲话”“闲聊”，两个“闲”字已经写得再明确不过了。作者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坐车”“散步”“闲聊”的生活与老王的境遇作比较，暗扣的正是“愧怍”。 《老王》中，杨绛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老王表现出彻底平等的态度。杨绛的冷静，或许有些不该，但在她的心中老王应该只是一个熟人，或者说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至于老王最渴望的是情感的慰藉，这也是人之常情。或许，在老王心中，杨绛夫妇是他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类似他的亲人，因此才会错了意。总之，《老王》中“我”与老王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异，是一种情感定位上的相互错位，以及对这种错位的幡然醒悟。 读《老王》，与其斤两毫厘地计算所谓的“情感收支的不对等（不对称）”，还不如说这是情感的错位或失衡更确切些。不谈老王去世前对此作何感想，单就杨先生为此而“一再追忆”“捉摸”“想”，并为此“抱歉”“不安”“愧怍”，这份心思就让人肃然起敬！ 如果老王死而复生，他对自己和杨绛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有个重新的定位：正常的年代，是一种普通的熟人关系；非常的年代，由于同是弱者，彼此间加深了解后便滋生了同情，从而互相温暖，互相关爱；而且再也不会奢望（或许老王有这个心思，或许没有，但不管有无都是无条件的，都是不求回报的）那种不现实的类似亲人的关系。《老王》中，通过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杨绛最终觉得自己的行为侮辱了老王。假设老王死而复生，杨绛对老王的态度肯定会向她认为的老王期望的方向调整，但对她和老王关系的认定则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也许她认为这种定位也不是最好的定位，但对老王来说是一种复位，对杨绛来说更是一种更深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复位。“我”和老王都是善良人，却始终囿于社会阶层的隔膜，相互之间的交流始终没有跨过这道坎。说到底，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位、失衡，是由其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等决定的，更是动乱的年代扭曲所致。这样看来，《老王》的结构图式便是“平衡——不平衡——平衡”，而且写出来、写的过程和作品本身也是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一种救赎——作者想通过写作使心情平复一些，内心好受一些。 4.“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的背后 读《老王》最震撼人心的是“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揣摩《老王》中几处几乎是重复的对老王形象的描写，暗示性的语言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老王行将就木。此时，“我”怎么会木然不觉或浑然不知呢？“凭这位主顾”老王真的“能维持生活”吗？真的“可以凑合”吗？就算“能维持”与“可以凑合”，老王还会有能力一直花钱吃药吗？两个“不知”，表明老王已经贫病交加。（老王哪还有什么活路！）一个“总不见好”，表明“我”对老王的关心程度。“我吃惊地问：‘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这两句，好像都是在明知故问。“我害怕得糊涂了”，“害怕”是出于本能，或许是真的，因为老王毕竟不是作者的亲人，但“糊涂”却不见得。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写这句话时是多么心虚，多么言不由衷，开脱、掩饰、辩解的意味很明显。但这正是《老王》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不是矫情，而是谦卑，更是真诚！此处，作者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一个做了错事等待接受惩罚的可怜巴巴的孩子，甚至于把自己当作罪人或是凶手——正是这个句子直逼人心，才让“愧怍”无处藏身。 在老王最需要“亲人”关怀的时候，“我”却情不自禁地小退了一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没有给予他临终的关怀。文中作者的自责之意显而易见。“我害怕得糊涂了”的前文是“我忙去给他开了门……”，可自始至终“我”都没去搀他一把；“我害怕得糊涂了”的后文是“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这更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接着，作者又直白地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是啊，“我”的确不能想象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家的！杨绛就是这样真实，这样善良！难道这还不能得到老王（若他地下有知）、读者和作者自己的宽恕吗？也许，善良的老王当时也不会责怪杨绛的无心之举吧！《老王》最震撼读者的，就是这种深藏不露的写作技巧。 5.“幸运的人”和“不幸者” 《老王》中，老王无疑是“一个不幸者”，但“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吗？“‘文化大革命’开始”，“知识越多越反动”，杨绛夫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看成“牛鬼蛇神”，关牛棚，扫厕所，戴高帽，受批斗……那是一个冷酷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动弹不得的时代，那是一个“把自己降格为‘货’”的非人的时代。对杨绛一家来说，不幸更多的是一种尊严被无情践踏，以及精神上的非人凌辱，她也是一个“活命”的人，而且她的这种“活命”，所受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比被无数次用柳条抽在身上更痛！这怎是老王所能深切理解和感受到的：老王是无知无识的物质痛苦，而杨绛夫妇却是异常清醒地处在精神炼狱；老王没能进入“组织”，而杨绛夫妇则被“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这是一种“更深的不幸”！ 杨绛的女婿（钱缓的丈夫）因为不愿意无辜诬陷别人，被逼上吊自杀。“文革”期间，有很多人惨死。而“我”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所以作者才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文革”结束后，杨绛重获安宁，但她并没有停留在一己之悲欢上，而是完全忘记自己的付出，忘记自己的辛酸，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不安”“愧作”，这尤其感人肺腑。在非人的岁月里，在非常的年代里，自顾都不暇，杨绛已经做得够多够好，本该心安，不该“愧怍”，但她还是“心上不安”，还是“愧作”不已。这是一个更不幸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一颗怎样善良和高贵的心！ 杨绛和老王都是不幸者。在被命运流放的日子里，活命的他们——两个本不处在同一世界的人，在那段疯狂的岁月，一样卑微，一样落魄，一样艰难，彼此牵挂、同情、关爱、照顾、尊重，用真情相互慰藉和取暖。这种彼此之间的温情，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是多么弥足珍贵！这是疯狂岁月里的热血和肝胆！这是永不泯灭的人性之光，不管怎样的时代，也不管怎样的境遇！杨绛和老王，都活出了高贵的生命，都活出了苦难中的尊严！ 苦难和不幸足以毁灭人，但也能净化人，促使人思考苦难，直面苦难，担当苦难。但是，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谁又该对这苦难负责？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巴尔扎克也说：“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⑨杨绛用她那如椽巨笔，拷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只要人性尚存，人们之间就有温情存在，社会就有希望！ 6.追问写作目的 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中曾写道：“人生的价值在于修炼灵魂，在于完善自我。”⑩ 爱因斯坦也说过：“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关于“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老王》的初稿是“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作”。杨绛作如此改动，正是出于愧怍：“幸运的人”比“多吃多占的人”含义更深更广，作者的反思也因此更深更广。 杨绛之所以要一再追忆老王，也许是感觉自己的善良远不如老王的那么纯厚，觉得自己和他相比，应该有愧怍之情，便产生一种特别想倾吐的创作冲动。于是，“几年过去了”，她又把自己送上灵魂的祭坛——“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鲁迅语）。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这是人性的至善与至美，这是生命最本真最炫目的华丽！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郑重关切，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精英对灵魂的拷问！ 杨绛先生在《老王》中敢于解剖自己，表达对自我的反思，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个反思迟到了几年。尤为值得敬畏的是，杨绛先生还敢于如此客观地写出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替一个未曾充分反省、忏悔的时代，树立了人类良知的标杆！ 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写道：“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11）《老王》中，如果说“用钱侮辱”是乌云，那“愧怍”就是一道金边。 “据老王自己讲……”就是老王自己说，这更有苦涩的意味。我们从中读到的是老王没有任何怨言——没有怨恨社会，也不责怪他人，更不深责自己的亲人，反而隐含着些许自责和愧怍。由此，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内心的隐痛，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老王，一个“进不去”“组织”的“单干户”，“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后来，“取缔”又革了老王的“命”。“……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好在，老王还没有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不然会死得更早。“组织”“取缔”，不由让我们反思：是什么一手导致了老王的惨死？要回答这一问题，得看文本，而且孤立地看某一个细节恐怕不行。对老王这个不幸者，该愧怍的应该是当时的社会，还有那个时代。“北京解放后”，老王本应该受到政府帮助和救济——对待弱者的态度体现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老王是残疾人，善良，靠辛勤劳动还不足以生活得好和有尊严，怎么说当时的社会都难辞其咎。 《老王》中，作者平和温婉、隐忍朴淡的叙述启人深思——这正是杨绛作品讲述艺术的魅力，也是一个学者的良知。《老王》中“看起来无阴无晴”的文字，不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莫大讽刺吗？杨绛用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具有不蔓不枝的冷静，比起那些同时代的“伤痕文学”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更发人深省。 文本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杨绛的《老王》继承与借鉴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但有所发展与创新，而且内涵更丰富更深刻。杨绛不会直接暗示、强调她所表达的，但我们要善于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从她朴实的文字中感悟文本的真义。读《老王》这样的“浅文”，对读者的理解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因为，《老王》已经超越政治，超越时代，超越当下之意。 百岁老人杨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12）这是一位多么有智慧、多么有悲悯情怀、多么有历史使命感的老人啊！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的百岁老人，真诚的心灵反思，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那些善良的人，爱得越多，愧怍也就越多——这个世界，也因这位百岁老人的愧怍，让多少曾被遗忘的珍贵涅槃。 ①⑩杨绛.走到人生边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8. ②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5（5）. ③陈中梅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9. ④孙绍振.贴近发现“愧怍”的自我[J].语文学习，2007（4）. ⑤黄玉峰.我教《老王》[J].语文学习，2007（4）. ⑥熊芳芳.语文：生命的，文学的，美学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8. ⑦郭初阳.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 ⑧杨绛.杨绛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2. ⑨[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 （11）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 （12）周毅.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N].文汇报，2011-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