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台湾经济的边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论文,台湾论文,格局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1-0071-08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或曰区域经济整合，存在“功能性”和“机制性”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地区内部贸易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在本地区内部进行，后者则是指通过区域的制度性安排（协定）促进区内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前者倾向于描述市场机制下区域内部市场的自然整合，后者则强调借助政府的协商、谈判功能，对区域市场整合加以人为制导。因而一些西方学者又称“功能性”一体化为“区域化”、“机制性”一体化为“区域主义”。[1]
（一）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东亚经济的功能性一体化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是，在此期间东亚诸国（地区）经济起飞时序的错落有致，区域内部相互贸易、投资快速增长，以及区域产业分工模式的形成和深化等，“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无疑都是东亚经济功能性一体化结出的果实。然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机制性”建设不但滞后于其“功能性”一体化，而且远远落后于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迅猛发展潮流。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10+3”、“10+1”合作框架的确立，东亚经济的“机制性”一体化才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以“10+3”为主渠道，以“10+1”等多样化合作为务实发展的东亚区域经济整合新格局（详见表1）。
表1 东亚区域经济“机制性”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确立时间
性质
成员 发展目标
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2年1月 FTA协议
东盟十国 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
关税减让、自由贸易
“10+3”合作1997年12月 合作论坛 东盟与中、 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
日、韩
合作为先导，推动各个领
域合作的全面展开；最终
目标：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日韩自由贸易协 2000年9月 FTA协议 日本、韩国 减少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
定
实现零关税。并开展农业、
科技、旅游、人力资源开
发等多个领域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 2001年11月 FTA协议 中国、东盟 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
贸易区
（10+1合作） 由贸易区
日新经济伙伴关 2002年1月 FTA协议 日本、新加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系协定 坡 便利化；建立伙伴关系和
合作
日本—东盟自由
贸易区 2002年11月 FTA计划 日本、东盟 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大湄公河开发合 2002年11月 国际合作 中、越、缅、 开展能源、交通、电讯、
作 开发 老、柬、泰
环保、旅游等多个领域
六国 的互利合作，实现地区
共同开发，逐步消除边
贸壁垒
注：此表由笔者根据最新资料整理而成。
（二）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新特点
1.多层次、多样化发展。表1中所列东亚地区内部主要的区域性、次区域性以及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其中有松散的“对话”、“论坛”形式，有已经签署并按照时间表推进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有酝酿中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它们构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多样化发展框架，代表着东亚区域经济“机制性”一体化演进的方向。这些新兴合作框架与图们江流域开发、新柔廖成长三角等早期政府协议，以及APEC、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等跨区域合作（后两者虽非纯经济意义，但经济合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一起，赋予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新特征。
2.发展步伐加快。东亚经济的“机制性”一体化虽然起步晚，但一经“破题”[2]，即呈迅猛发展势头。自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达成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后，“一石激起千重浪”——中国与东盟“10+1”的务实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东亚经济整合的步伐，此后的2002年可谓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东亚区域内相继签署了《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计划，以及日本和东盟就10年内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等。目前，东亚还有一系列处于洽签、研议中的双边自由贸易提案（如日本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之间；新加坡与韩国之间）。另外两大亮点是中、日、韩三边合作和大中华经济圈整合：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的推动下，中日韩三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可望出笼；《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被解读为启动“大中华经济圈”的起点，《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已经签署。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紧密经贸安排虽然会因台湾当局的政治问题有所拖延，但经济融合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扩张，而且体现在“质”的提升，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最为突出。事实上，AFTA从1993年1月1日启动以来，一直处在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从开始提出时的15年框架经过多次加速提前到了2002年。现在六个老成员之间已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其余新成员也在按照时间表实施减税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印尼巴厘岛第9次东盟峰会上，东盟各国领导人又签署了《巴厘第二协约》的宣言草案，声明于2020年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蓝图，届时东盟10个成员国将整合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以及一个货物、服务和资金自由流通的单一市场。这些迹象表明，东亚经济的“机制性”一体化，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推进方面，都经历着迅猛发展的过程。
3.更加注重“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综观东亚经济现有机制性整合框架，大多数属于FTA的性质，但其合作领域却远远超越了传统FTA范畴，除货物贸易、投资便利化外，还延伸到服务贸易、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表明缔约方更加注重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而谋求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
4.政经互动态势初露端倪。政治联盟与经济合作互动发展可以说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动态。实际上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在政治联盟基础上推进经济合作发展的典型实例。另外两个新案例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2003年10月印尼巴厘岛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同时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3]，表明双方政经互动关系的确立；中、日、韩三国为保障三方经济合作的深化，也于同期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为促进中日韩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些动态表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有政治承诺为基础，在政治伙伴关系的护航下，将获得稳步、快速的发展。
（三）“机制性”一体化将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无论从内部要求、外部环境，还是从发展势头来看，东亚区域经济将进入“机制性”一体化发展的繁荣阶段。首先，从内部要求看，随着20世纪90年代东亚“雁行模式”解体[4]，东亚经济增长的传动机制宣告终结，原有基于“雁行模式”中技术、产业逐级传递“顺势而为”的功能性一体化受到冲击，区域市场因而面临分化和重组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机制性”建设，借重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制度框架，以及技术、金融等更广泛领域的合作安排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以提高整个地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证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为东亚经济体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外部环境分析，面对西欧、北美自由贸易集团化发展的强劲势头，东亚诸经济体最有效的应对之策就是组建自己的自由贸易集团，利用区内资源和市场优势谋求区域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因为，只有以“机制性”一体化为实质的区域自由贸易集团化，才能够保证区域内投资、贸易自由化，才能使域内经济资源突破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制约，在市场规律导引下实现优化配置，也才能够形成有法律契约保障的区域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性建设整合区域力量应对全球化的冲击——这也是东亚经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
最后，就发展现状和特点而言，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遵循了理性、灵活、务实的原则，体现出多层次、多样化板块竞相发展以及政经互动等特色，这些特征对于克服东亚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合作障碍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折射出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的强大生命力。
总而言之，东亚经济一体化由“功能性”向“机制性”的迈进不仅是东亚内部经济体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依托，而且是东亚经济应对全球化挑战、追逐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必然要求。作为区域经济整合的必然规律，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繁荣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台湾经济边缘化的危机
上述东亚经济整合的多样化板块中，包括了除台湾之外的所有原属APEC中的亚洲经济体，台湾如果继续其游离于外的态势，最终会成为东亚自由贸易板块中的一块“飞地”，因发展空间缩小而导致经济边缘化，也就是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格局下台湾经济存在边缘化的危机。
（一）由市场空间缩小导致经济边缘化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带来两种效应，一为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on)，一为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前者是由于区内贸易壁垒的拆除，使成员间相互贸易量增加，从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正向效应；后者则基于“区内贸易优先”原则而不是“比较优势”原则，能够导致成员与区外非成员之间既有贸易链条的断裂。因而贸易转移效应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负面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是同时存在的，两者对于区内成员而言有利有弊，但对于区外经济体而言则都意味着负面冲击。因为无论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导致的区内市场扩张，还是由贸易转移效应导致的既有贸易链条的断裂，都会对区外经济体产生贸易排挤，致使其市场空间缩小。
综上所述，东亚经济的机制化整合，对以东亚市场为重心的台湾经济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
表2 台湾的东亚贸易格局单位：亿美元；%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总额 比重总额比重
总额比重
对外贸易总额 2883.2 100.0 2300.9
100.0 2431.3 100.0
东亚诸国（地区） 1502.6
52.1 1185.951.5 1333.9
54.9
AFTA*板块 382.5
13.3
305.413.3
320.7
13.2
“10+1”板块* 706.1
24.5
605.026.3
730.8
30.1
“10+3”板块*1386.6
48.1 1090.947.4 1123.4
46.2
中、日、韩板块
1004.1
34.8
785.534.1
918.5
37.8
CEPA板块 439.6
15.2
394.617.1
504.8
20.8
资料来源：此表系根据台湾关税总局资料(http://www.moeaboft.gov.tw)整理而成。*东盟十国对台贸易以东盟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为主，故以东盟六国数据代替。
按照东亚经济未来整合趋势，将台湾的东亚市场划分为几大板块，见表2。可以看出：(1)东亚市场在台湾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比重高达50%以上；(2)AFTA、“10+1”、“10+3”、中日韩、CEPA等板块各占一定份额，共同支撑着台湾对外经济的半壁江山。表2所示格局只是松散组合状态下各贸易往来的加总。而这些板块未来的自由贸易整合势必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导致台湾在东亚市场贸易份额的减少。
其一，无论是即将建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已进入谈判阶段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未来远景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都是以区内成员间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宗旨的，其结果是增加区内贸易流量，提升区内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区内各经济体的福利水平。相关研究证明了这一点。[5]台湾游离于上述区域一体化板块之外，则无法享有区内成员间的贸易、投资优惠，这意味着台湾制品在东亚市场竞争力的削弱，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福利水平的下降。
其二，东亚自由贸易诸板块的整合势必在扩大区内成员之间贸易的同时，引发区内成员对于台湾贸易的削减，特别是存在可替代性竞争的产业领域，这种效应将更加明显。台湾有人研究指出，东盟提前降税时程对台湾产业具有“有限”的排挤效应，认为岛内以东盟各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部分产业，如纺织、电子电器、机械及其零组件、钢铁及化学制品等，“初期或可能因不得适用‘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而致竞争力略受冲击，惟影响不大”。[6]这是乐观的预估，我们姑且给予认同，因为东盟内部的互补性贸易并不发达，对台湾主力产品的替代性不强，故届时由“贸易转移”所导致的对台湾经济的排挤效应可能不大。但我们知道，东盟自由贸易区只是东亚自由贸易进程的一个里程碑，综观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演进情势，在时程上应是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10+1”（未来也可能出现与另外两个“10+1“，即“日本—东盟”、“韩国—东盟”三路并进的局面）、“10+3”（中、日、韩—东盟）的循序推进；在覆盖面上不断扩大，逐渐把东亚13国全部纳入其中。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时程的推进和空间的扩展，与台湾具有贸易竞争力的韩、日、中国大陆，将挟自由贸易优惠在诸市场板块取代台湾现有之优势地位，使台湾制品在东亚的市场空间缩小。
除了上述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转移效应外，台湾还将无法参与自由贸易区内部信息科技、电子商务协调，以及发展信息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并且其吸引外商投资的优势也将受到冲击：一方面，自由贸易区所签订的对各成员的投资保护及各种投资贸易准则，有利于成员间的相互投资；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内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将增加区域内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结果将是，外商对台追加投资减少，甚至将转移投资至自由贸易区内，以符合享受优惠所要求的“原产地规则”。经由上述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台湾经济边缘化决非危言耸听了。
（二）由产业分工地位演变导致经济边缘化的可能性
沃勒斯坦(I.Werllerstaing)在其“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中，按照发展程度的不同，把世界划分为核心(core)、半边陲(semiperiphery)、及边陲(periphery)三类不同地区。他认为半边陲地区的存在，可使核心地区与边陲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的严重程度减低，同时也可提供一个发展机会给边陲地区去转型为半边陲位置，而半边陲地区也可有机会转型为核心位置。因此，所有在世界体系内的地区都会因它们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体系内进行上下流动(mobility)，并获取不同的位置。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看东亚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格局，具有下述阶段性演进特征：其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以日本为基轴（核心）、“亚洲四小”为中间（半边陲）、东协与中国大陆为周边（边陲）的经济传动关系[7]；其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期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其“市场磁吸”效应改变了以往东亚经济以日本为基轴的垂直带动模式，代之以“平轴互动”模式[8]（中国作为一个轴心，带动东亚地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发展，从而在东亚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成为一种互利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结构、产业共同体）。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台湾由于其所处的“承上启下”地位而日益陷入“上压下挤”的窘况。
再从全球生产链角度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网络与低价电子信息产品时代的来临，以低价竞争策略为诉求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使整个国际电子信息产业链发生重组。由于台湾电子信息产业采取低成本代工制造的经营模式，在这次全球产业重组中面临着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等更低成本地区的挑战而渐失优势。这种趋势对于以电子资讯产业立身的台湾经济而言，其危机性是可想而知的。据台湾《台湾日报》2003年4月11日报道，台“陆委会”蔡英文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参与国际分工可初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欧美国家，其供给、需求防卫有一定的程度主导全球化的过程；第二类为新兴工业国家；第三类如中国新兴开发的市场。这三类的国家……在产品的供应链上或在生产链是有垂直分工的情况出现的，且在同一个阶层的国家也有所谓平行分工的情况，这三类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垂直分工，很多人都担心，位于中间层的国家有一天会不会直接跳入第三层，而在国际上的经济合作就变成第一层与第三层的合作，第二层就被取代掉了。”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对于自身经济边缘化危机的体认和担忧。
事实上，由全球和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演变所导致的台湾经济边缘化危机是明显的，而且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整合的推进，有雪上加霜的趋势。因为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基础、“10+1”为驱动、“10+3”为最终框架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整合推进，在实现区域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具有提高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功能，有利于增强区域内国家（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从而显著提升其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些意味着东亚经济版图内既往竞争均势格局的改变，对于东盟与中国大陆这些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无疑是获得由“边陲”上升至“半边陲”的契机，而对于台湾来说，则意味着由“半边陲”下滑至“边陲”的可能。能否遏制这一趋势，保持台湾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既有地位，有赖于其正确、有效的因应之道。
三、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防范边缘化危机的最佳选择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由“功能性”向“机制性”的迈进是经济全球化下区域经济整合的大势所趋，而就现有多样化板块整合格局而言，其对于游离于外的台湾经济具有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的不利效应，而且这种不利效应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其程度会随着各板块内部以及各板块之间整合的深入而加剧，结果是导致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因此，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有效的因应措施，是防范边缘化危机、促进台湾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对此，台湾学者探讨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推动产业升级以摆脱由该市场（东亚区域市场）整合所带来的替代效应；(2)鼓励产业加强全球布局，建立全球分工体系；(3)针对欧、美、东亚（含大陆地区）三大板块之区位条件及需求，研拟“营运中心”之发展策略，并尽速实施。(4)利用各种机会参加各种国际经贸组织。[9][10][11][12]实际上，上述因应措施能否取得预期实施效果，关键在于以两岸经贸关系协调发展为基础的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是防范台湾经济边缘化危机的最佳途径。
（一）两岸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两岸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大陆同台湾之间经济整合并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两岸在贸易、投资、产业分工合作诸方面相互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经济互赖程度的日益增强，而且意味着以贸易、投资协定或其他组织形式为规范的制度框架的构建和完善。
虽然迄今为止，两岸间没有缔结任何正式的经济协议，没有直接畅达的经贸沟通管道，甚至存在台湾当局“戒急用忍”的政治封堵，但两岸经贸交流仍然兴盛不衰，日益频密。据统计，两岸间接贸易额2002年已达446.7亿美元，至2002年底累计达2679.3亿美元。目前台湾为祖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大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两岸经济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台湾外贸对两岸贸易的依存度已达到16.5%，而大陆自台进口也已占大陆进口总额的13%。2002年祖国大陆新批准台资项目4853家，合同台资金额67.4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9.7亿美元。截至2002年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57万个，合同台资614.7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31.1亿美元。[13]目前，台资在大陆吸收的境外投资中排第四位，如果加上经第三地（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的转投资，台资在大陆吸收境外投资中应列第二位，约占吸收外资总额的20%。此外，由投资带动的产业内贸易构成两岸贸易的主流，两岸在产业转移、承接的互动中，已逐渐形成了以垂直分工为主、兼具水平分工特征的互补性产业分工格局。两岸这种基于资源互补优势的产业分工合作虽刚刚起步，但其在促进台湾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大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显示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两岸经济联系业已十分紧密，并显露出功能性的一体化特征。两岸经贸往来的丰硕成果和上升趋势，说明了两岸经济具有明显的资源互补优势和广阔的互动发展空间，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并最终走向机制性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关系的必然发展趋势。顺应这一趋势，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首先是开启两岸直航，然后以此为契机推进两岸经济更深层次协作，以实现两岸经济资源优化配置为目的建构协议性经济合作框架等），不但是提高两岸福祉的要求，而且是台湾经济融入区域整合浪潮、重振经济竞争力、防范经济边缘化危机的最佳选择。
（二）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融入区域整合浪潮的便捷通道
便捷，即方便快捷，意味着“经济性”和“效率性”。
首先，经济资源的互补优势，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地缘、文缘优势，使得两岸经济合作不仅可以互利互补，而且能够享有交通运输便利（在“三通”实施前提下）、较低的“跨文化”磨合成本，从而具有低成本、高收益的“经济性”。
其次，两岸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台湾产业“全球布局”的效率。“全球布局”是岛内学者提出的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台湾产业发展策略，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拓展台商经营实力是其目的之一。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吸纳外资最多的地区，成为跨国资本集聚的“世界工厂”，客观上为全球产业、技术、管理模式的对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台湾经济要实现“全球布局”，不但不可以忽略大陆这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空间，而且应该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借此一方面获得大陆腹地的有力支撑，一方面利用大陆市场平台有效拓展经济空间。
最后，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融入区域整合浪潮的最佳途径。如果说经济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主体性运作有使民族国家界限模糊化的趋势，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以民族国家为结构单元的板块整合，则凸显出主权国家的谈判功能。在这种情势下，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的经济体，要融入区域化浪潮，利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管道是最佳选择，互利互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能够保证台湾企业在有大陆参与的区域一体化板块中，享有与大陆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
（三）两岸经济一体化有利于重振台湾经济竞争力
依前文分析，台湾经济边缘化指台湾经济面临市场空间缩小、产业技术“中介”地位丧失两方面的风险，其症结在于核心竞争力缺失以及区域市场空间萎缩的问题。按照台湾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的“微笑曲线”，台湾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以制造加工为主的附加值环节，而且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受到低成本经济体的竞争。要摆脱“低成本竞争”的陷阱，台湾经济必须致力于重塑核心竞争力，努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爬，争取在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行销、服务等领域有所作为。在这一过程中，两岸经济一体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各依优势、分工合作、互惠互利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台湾可以利用大陆的腹地资源从事低附加值的制造流程，而集中岛内资源从事研发、设计和行销、服务，如此，等于在两岸合作的平台上、利用两岸的资源优势提升台湾的竞争力。
再看台湾经济面临市场空间萎缩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在技术和市场上过分依赖美国和日本，缺乏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开始推行经济“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实施“分散市场”策略。以“南联、西和、北进”为契机，台湾投资及贸易重心逐步转移到亚洲地区，特别是祖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但是，由于台湾当局总是在其经济发展策略上掺加过多政治考量，在与大陆的经贸合作上，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每每以政治企图干扰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迟迟不开放两岸直接“三通”，使两岸经贸合作不能享有地缘优势，不能突破政治藩篱向更高层级——机制性一体化迈进。
如今面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的挑战，台湾经济要融入区域整合的浪潮，防范由市场空间萎缩导致的边缘化危机，走两岸经济一体化之路是其最佳的选择。两岸经济一体化具有经济性和效率性，是台湾经济融入区域一体化浪潮的便捷通道，这条通道不仅可以整合两岸资源优势重塑台湾经济竞争力，而且能够使台湾经济尽快融入区域一体化，实现其“全球布局”的产业扩张策略，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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