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50—70年代；文章讨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经典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作品等级价值的评定，评定所依据的标准，评定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和“经典”问题相连的文化冲突等。
近100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其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 得了新的动力。”(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6年，第45—47页。)这一描述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在这些年份中，1949、1966和19 78，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它们可以看作 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左翼”政治、文学派别试图建立 一种以阶级属性作为基本表征的新的文学形态；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就是这种努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讨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经典重评，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将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它们主要是：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和重评遇到的难题。
一
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经典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像50—7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在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意义，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或危害的作用，被强调到极端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当代对经典审定十分重视，有时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自然，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出现那种审定、确立经典的专门机构，也不可能制定一份有关经典的确定的目录。在1949年以前，经典秩序的形成，分散在学术部门、出版、报刊和政府相关机构中进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情况得到延续，但“分散”的状态受到控制，出现了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的权力中心。它对文学经典的审定，主要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注：毛泽东在50年代初干预了胡适、俞平伯等对《红楼梦》的阐释；50年代末，在当时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诗人李季的艺术成就受到质疑时，冯牧等撰文加以制止，而当有的报刊(上海《新民晚报》)在“大跃进”中刊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后，《文艺报》立刻做出反应，刊出主编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的头条文章，以阻止全面颠覆经典的思潮的蔓延。)
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方式之一是，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对一种规范的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相信另外时间从未有过。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后，《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获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 确定，(注：在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经典”性程度是有区别的， 如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较高级别，而作家出版社则主要出版未经“经典化”鉴别、 还难以确定的作品。)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因为这一时期 ，出版社为国家所控制，在出版选题上，将会制定总体上符合所确立的经典秩序的计划 。图书市场上的利润因素也会得到考虑，但这一切都在不得动摇这一秩序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将40和50年代作比较，在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都可 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5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学“范本”(注：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说，中国文学应“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许多优 秀苏联作家作品，……是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见《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的 苏联现代作家作品，出版上取得优先的地位，而西方20世纪的现代作家作品，则受到十 分严格的控制、筛选。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 ·S·艾略特等的作品，50年代以后不再刊行。这是对可能会动摇经典秩序的“非经典 ”作品的封锁。有的“封锁”并非针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依据标准，某一作家的作 品会被分别对待。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例，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 》、《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便不再印行。这种对某些敏感的“非经典”的 “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的方法。
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这包括对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 读者阅读习惯的直接“矫正”、引导。后者如丁玲对喜欢巴金、张恨水，而不喜欢解放 区小说的读者的批评、劝导，(注：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 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2卷11期，1950年8月25日。)冯至关于如何看待欧洲表现 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古典作品的论述。(注：参见《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 主义和个人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这种直接引导，也常以“读者讨 论”的方式展开。50年代“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注：1951 年底在《文艺报》上进行。见《文艺报》第5卷第2期，1951年11月10日。)对巴金《灭 亡》、《家》等的讨论，对《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讨论，(注：这些讨 论，见1958—1959年的《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都是如此。6 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 作，也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这一目的。(注：文革前的60年代，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一般都有由译者或相关学者撰写的前言， 讲解该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题思想，及它的“积极意义”和“时代局限”等， 以引导、规范读者的接受方向。)
第四，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这些也属于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环节。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因此，在“当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文学决策阶层的紧要工作之一，便是筹划、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编写、审定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新文学史大纲。1949年和1950年，《中国人 民文艺丛书》(收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品100多种)(注：新华书店1949年开始陆续出版，开 始署周扬、柯仲平、陈涌主编，后来改署“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和《新 文学选集》(两辑共24种，收1942年前已写出成名作的24位作家作品)(注：茅盾主编， 开明书店1950年。)相继面世。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学 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是重要一项。这一 大纲，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彼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编写指导原则。1954年，臧克家主编了《中国新诗选》。“鲁郭茅巴老曹”的 “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完成。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 ，在周扬主持下全面展开。其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 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上 述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体例上(作家是否设专章、专节， 是否在目录中出现，占有多大篇幅等)，都有精心设计，从而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 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注：在文革后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 文学和中国文学卷中，“经典”的次序、等级，一方面也体现在这种体例的严格设计中 ，如条目区分为大、中、小条，字数的限制，是否配以照片，照片的数量和内容等。)
二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涉及的范围广泛。从时间上说，有古典作品和近、现代作品；从国别、地域而言，有中国和外国，以及外国的东西方等的区别。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和处理上的紧迫性，不是同等的。比较而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 学和西方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被置于较为紧迫的位置上。 这种紧迫性，根源于它们与中国现实政治和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以及 当代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建构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很明显，鲁迅、胡适的经典地位问题， 与王维、陶渊明、李煜和《长生殿》、《琵琶记》(注：这些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评 价问题，50年代都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新建设》、《文学评论》等 报刊上，进行过讨论。)的问题，在当代并不是同等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在 当代的紧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这些作品本身，而是它们所牵连的中国现代政 治、文学问题。有些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判定，在一个时期里处于紧张状态，如毛泽东的 诗词、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因为这些“经典”成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某些西方 古代和现代作品在重评中的紧迫性，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西方文学可能对当代政治和 文学权威地位构成的侵犯和损害，是文学权力阶层(也是经典监督机构)所十分警惕的。 (注：1951年，《文艺报》编辑部指出，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存在相当普遍的严重脱 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表现为“只喜欢空谈《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而轻 视“新的人民文艺”，“把西洋古典作品看作第一等的文艺，人民文艺是学习它之后产 生的第二等的文艺”，应开展对这类“欧美资产阶级意识”的批评。见《文艺报》第5 卷第2期。冯至在反右派运动中说，大学里的不少右派分子，常“窃取”欧洲古典作家 的作品和言论(列举的有莎士比亚、服尔德、拜伦、雪莱等)作为进攻的“武器”；“值 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苏联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窃取武器的，则非常稀 少”。《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虽说50—70年代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其经典重评有着统一的特征，不过， 在这一时期里，也呈现不断调整、变动的状态。在政治、文学形势发生变化、文学权力阶层认为需要调整知识前景和文学取向时，“经典”的标准和构成的空间和自由度，也会发生或加大或紧缩的张弛的运动。在1956—1957年的文学“百花时代”，废名的小说，戴望舒、徐志摩的诗选，何其芳的《预言》、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得以出版。有的刊物发表了波特莱尔《恶之花》的选译。(注：陈敬容译《译文》，1957年第7期。)50年代，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确立了他们的经典地位，但这一地位在文革激进思潮中，却受到削弱和“颠覆”。(注：江青等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中，提出对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比较优秀”的 “革命文艺作品”不能“盲目崇拜”，认为萧洛霍夫是“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要开展 对《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的批判。后来，报刊也发表了批判文章。)
在当代这一时期，文学经典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冲突，主要是不同的文化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的摩擦。由于“左翼”之外的文学派别、作家在当代已失去参与决定文学走向的资格，在经典问题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大体上是在“左翼”内部展开。(注：有时候， 原来不属“左翼”的作家、批评家也会发出一些抱怨，如1957年，若干研究英美文学学者批评当代过分评价苏联文学，而对西方文学价值重视不够。但这些声音一般来说，对经典的重评并不具影响力。)最主要的冲突，表现在周扬、邵荃麟等与胡风、冯雪峰之间，也出现在后来周扬与江青等激进派别上。胡风、冯雪峰对五四、对中国新文学性质的理解，显然与毛泽东、与周扬等不同。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注：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自然会更重视如胡风所说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的作家作品，也会更重视与这一流脉有渊源的新文学创作。在50年代中期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中，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理论家(胡风、秦兆阳等)，在经典等级上，实质上是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看得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高。(注：参见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社会主义时代的 现实主义》等文。)不过，周扬等虽然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 道路》的文章，但是，当文学派别的冲突暂时得到解决的时候(1957年，丁玲、冯雪峰 成为“反党集团”被清除之后)，他们表达的文学理想，其实与胡风等的主张相当接近 。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被看作人类文艺史上的“高峰”，是他们 所要创建的新文艺的蓝图。(注：参见周扬《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1958年11月22日 在北京大学的讲课稿)、《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6月16日)。)因此，在 文革中，这便遭到主张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彻底决裂”的文艺激进派的批判，说 “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 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 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红旗》1970年第4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周扬等也愿意继续维护其地位，虽然当代提出的古代文化的评判标准常常威胁到这种地位。(注：列宁的两种文化的论述，毛泽东有关以对待人民的态度来判断古代文化的进步、落后或反动的标准，显然不能用来支持王维、陶渊明、李煜、李清照诗的经典地位。)他 们通过组织一系列的针对陶渊明、王维、李煜、《琵琶记》、山水诗等的讨论，来寻找 继续保持其地位的理由。
在文学经典的重评中，文本的阐释趋向是重要方面。经典秩序的变动，可以表现为某一过去不在经典序列的作品的进入，或原来享有很高地位的被从这一序列中剔除。也可能表现为某一作家的一组作品在次序、位置上的改变。但也可能是作品的经典地位并未受到怀疑，其构成经典的内在价值在阐释中却发生很大转移和变易。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批评中，《呐喊》显然比《彷徨》更具积极意义。(注：在国外的汉学家中，也存在这样的评价的分歧。如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彷徨》有较高评价，而 捷克学者普实克则认为，比起《呐喊》来，《彷徨》的“战斗性和艺术独创性都稍显逊 色”，“反映出某种衰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第211—245页。)当时《野草》被看作是鲁迅还未完成转变时思想苦闷的产物，而80 年代则因其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性，而被有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品 之一。在当代这一时期，《复活》被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只能位居其后：这种排列，相信不为许多国家的文学评论界所认同 。(注：但据韩国学者白乐晴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复活》也被文学界 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他认为，这表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对待西方经典上 的“自主姿态”。见《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的韩国视角》，中国文学 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因为在当代，托尔斯泰最主要的价值是对“旧世界”的揭露 和抗议，而《复活》显然最能体现这一评价。(注：1960年，在北京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 0周年大会上，茅盾所做报告的题目是：《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伟大的批判 者》，《文艺报》1960年第21期。)五四以来，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经典地位在 不同时期都相当稳固。但是，在50年代初和在文革时期的阐释中，对其面目的描述和价 值认定所发生的变化，现在看来令人讶异。对鲁迅的阐释更是如此。
三
文学经典秩序的确立，自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它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人们一般认为，当代这方面的标准，来自毛泽东的《讲话》和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内部事实上存在多种文化构成，因而，标准、成规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单一，更不是那么稳定。
在文学的情感、审美和认知、劝诫等功能的认识上，当代强调的是后者，并特别突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紧要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最为快速、直接地制约经典秩序的状态。在对西方、俄苏，以及现代中国作家作品的选择上，首先体现的是这一尺度。以现代西方作家为例，曾是，或曾接近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法国作家艾吕雅、阿拉贡，在50年代初的中国得到较为积极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属于和平、进步阵营，其创作加入了革命事业。(注：参见罗大冈《艾吕雅诗抄·译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把德莱塞、法斯特(在他宣布脱离美国共产党之前)、马尔兹，而不是福克纳、海明威看作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决定性因素也是作家的政治倾向。当然，苏联文学中的另一线索，如阿斯塔菲耶夫、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排除在苏俄文学经典之外，根据的也是这一原则；这也与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步调一致。不过，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对待古典遗产上的包容性，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经典秩序的确定，也带来影响。(注：最重要的例子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举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推动这些“世界文化名人”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宣传、评析。他们有拉伯雷、何塞·马蒂、契诃夫、亨利·菲尔丁、阿里斯托芬、果戈理、密茨凯维支、席勒、安徒生、孟德斯鸠、雨果、迦梨陀娑、陀思妥耶夫斯基、萧伯纳、关汉卿、杜甫、海涅、易卜生、布莱克、哥尔多尼、密尔顿、朗费罗、彭斯等。)
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虽然卢卡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颇为尴尬，(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卢卡契常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他一度担任匈牙利纳吉政府的部长这一事实，加强了中国革命文学界对他的反感。)但在这一尺度上，与他关于“整体性”和“典型性”的理论有关。由此，既画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限，也廓清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依照这一尺度，“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其思想基础是“非理性”，“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的盲目力量，抬到首要的地位”，拒绝“概括和典型化”，只表现了现实的表面现象、碎片，无法达到对本质的把握。(注：参见茅盾《夜读偶记》，《文艺报》1958年连载，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单行本。)因此，“现代派”文艺在当代这一时期被坚决拒绝。在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虽然有对于托马斯·曼的成就和局限性的分析，却看不到有关同一时代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加缪、萨特等的评述。三四十年代认同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学者，他们在当代如果要取得“话语权”，前提是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这也是他们思想进步的证明。(注：徐迟 对1957年穆旦诗作流露的“现代派”痕迹提出批评；冯至对他的《十四行集》作了自我 批判；袁可嘉、王佐良在60年代初发表了揭露、批判艾略特等的文章。)对于“本质” 、“历史规律”，当代认为主要为阶级斗争和重大事件所体现。因此，表现阶级斗争的 “重大题材”，在经典秩序序列中，理应占据首位。在这种尺度下，茅盾自然是比老舍 更重要的作家。(注：普实克和夏志清都认为，老舍对“个人命运”更为关注，而茅盾 则更关心“社会力量”的冲突，“个别人物的奇异命运只有在服务于表现社会问题的范 围内才使他感兴趣”。但夏志清推重的是老舍，普实克推重的是茅盾。)而京派小说家 和张爱玲等在40年代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的美学，也必然受到抵制。
在当代经典价值评定中，还可以指出另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尺度，它们和上面谈到的构成问题的各个方面。比如，经典的次序的判断，必须考虑作品对读者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情况，教育作用的大小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化阅读”被强调和提倡。从这一点出发，与当代读者生活更贴近的作品获得较有利地位，(注：在50年代，《文艺学习》等刊物曾组织“表现与我们的生活离得较远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的讨论。在当代，现代题材具有更高的等级。)带有消遣、娱乐功能的“通俗小说”等文类受到排斥。出于相同的考虑，作品在表现上的明朗、清晰，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晦涩、难懂、含糊不清等不仅是风格学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文本“政治”的问题。“陌生化”技巧、文本的“多重编码”所产生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总是受到质疑和警惕。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无论在方法和尺度上，都留下若干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新秩序的确立者。前面说到，对有可能危害到新秩序的“非经典”的“封锁”(不予出版，文学史不予评述)，是维护新秩序的有效方法。但问题在于，“封锁”如果绝对化，也会导致政治和文学的决策层(及其研究机构)的“闭目塞听”，使他们对新秩序的论述缺乏依据和说服力，也有可能使新型文学的创造粗陋化。作为一种弥补措施，对某些受“封锁”的“非经典”，会以作为参照的“资讯”的对象，在“内部”出版发行，按照严格规定的阅读范围加以“分配”。这就是当代的所谓“内部出版物”。(注：50—70年代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书刊，种类繁多。涉及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在文学方面，除一部分古典作品(如《金瓶梅》、《十日谈》、足本的“三言二拍”)之外，主要是现代西方、俄苏作家作品。如茨维塔耶娃、爱伦堡、西蒙诺夫、叶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的诗、小说、散文，以及《恶心》、《等待戈多》、《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作品。)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它其实又培育了“颠覆”新秩序的力量和知识。(注：文革中的“地下诗歌”的作者和“新时期”最早进行文学革新的思潮，都从五六十年代的“内部出版物”中受益。)
在50—70年代，文学经典的另一难题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冲突。民族化、大众化是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文化战略。周扬等人的响应，使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 剧《白毛女》等在当代进入了革命经典的序列。但事实上，以西方经典为目标的“文艺 复兴”理想，是周扬等人的主导意识，这导致了这方面冲突的持续不断。
最为重要的难题在于，周扬等当代文学的决策者，他们并不愿意如后来的激进派那样，对中外文学遗产采取断裂的态度，但他们又要建构“新的人民文艺”(“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而且后者还应该处于更高的级别位置上。于是这种新文艺经典，就不得不经常面临成熟的、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经典遗产的巨大压力，使新的经典的确立和稳固性总是成为问题。他们用以“捍卫”新经典的方法，“积极”方面是反复宣布经典确立的新“成规”(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乐观主义等)，“防御”的手段则诉诸“时间”的限制，把出现睥睨一切旧经典的辉煌，放置在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注：这是当代为新的经典辩护并减轻文学遗产对新文艺巨大压力的通常方法。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茅盾的《夜读偶记》、姚文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时代的新文学》，以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都从题材、人物、历史信心、乐观精神等方面，指出“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过去的文学无法比拟的。同时又“防御”性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诞生时间还很短，“怎么能拿衡量几百年、几千年中所产生的东西的尺度来要求几十年中所产生的东西呢?”“社会主义文学一定能够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结晶化的程度上很快地赶上并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标签：文学论文; 周扬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当代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彷徨论文; 复活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