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动态CGE分析_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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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受到严峻的挑战,日美等国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由此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合理性的研究层出不穷,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Robert.Mundell(2003)指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至少将产生六大影响:首先将给出口带来极大的危害;第二,将使中国通货紧缩面临更大的压力;第三,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第四,降低中国企业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第五,出现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坏账的可能性增加;第六,人民币升值将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Krugman(2003)指出,除非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否则没有任何用处,但显然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现在的中国不能接受的。Mckinnon和Schnabl(2003)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会导致人民币不断升值,从而使国内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林伯强(2002)、施建淮和余海丰(2005)研究了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错位的测算问题;万解秋和徐涛(2004)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张曙光(2005)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成本—收益;何新华、吴海英、刘仕国(2003)借助结构型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对人民币升值在宏观经济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结论是,人民币升值将会产生清晰可见的J曲线效应,升值会带来明显的通货收缩压力,从长远看,即使人民币升值15%也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危害,最后的政策结果表明,渐进式升值优于瞬间大幅度调整;涂永红、承列(2002)以综合的名义有效汇率波动为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进行敏感性分析,他们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能提高其对外的综合购买能力,有利于增强我国从全球获取资源的能力;刘艳辉、张静、汪寿阳(2003)从正反两面探讨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才是主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出口增长受制约;不利于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升级;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不利于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范金、郑庆武(2004)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其主要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还可以改善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象;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升级,但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对GDP的影响不大;耿伟(2006)利用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了1992年1季度—2003年1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所考察的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升值是适应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所必须的,升值不会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廖国民、郑东(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汇率短时期小范围变动对经济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汇率长期或大幅度变动对经济没有大的影响。

总体看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就业、货币政策实施等方面;但对提升产业结构,增加经济总体存量水平是有利的。大部分学者都一致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并且短期内小范围的升值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上述研究多基于传统的单方程计量回归模型,对于目前逐渐溶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而言,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应用一套综合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由抽象的理论形式转变成一个可计算的实用模型。它借助方程、变量以及经济系统的真实数据,用模型语言复制出现实经济系统后,可全面定量分析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CGE模型的一般均衡框架使它能描述多个市场和机构的相互作用,可以估计某一特定的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整体的全局性影响。因此,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合理选择。

Sherman(2003)较好地综述了汇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中的作用,是“实际”变量、“宏观变量”还是“金融变量”。Rod et al.(2006)利用动态CGE模型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人口、生产率、开放程度等)引起的实际汇率的变化,系统地分析中国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Rosensweig and Taylor(1990)运用CGE模型研究泰国的外资与内资组合问题等。Kim和Moon(2001)尝试利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韩国工业结构与外汇储备问题。其基本模型框架基于ORANI-F,并对国内产业的供给函数进行重点区分,刻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特征,模拟了不同汇率条件、不同利率条件下的韩国经济发展状况。历史模拟结论表明韩国工业基础建设薄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Maldonado et al.(2006)将外汇储备的预期损失率作为外资投资的风险因素,内生化处理外商直接投资,分析巴西在不同自由贸易区下(ALCA与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整个分析是建立在“normal”时期,即不存在外汇风险的时期。建立货币金融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灵活分析不同的汇率制度,适用于汇率政策处于转型期的研究,如Alan(2001)的博士论文。该文运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阿根廷的汇率政策、资本控制和经济的稳定性。在汇率政策方面,该文分析了固定汇率政策和浮动汇率制度两种情形,而这两种汇率制度在模型中的实现方式是外汇储备与汇率变动的内外生的互换。其中,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相互作用是通过银行借贷实现的。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在外生金融冲击下都能有条件地减少对阿根廷宏观经济的冲击。国内方面,刘元春、钱宗鑫(2006)建立了加入金融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人民币汇率升值方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魏巍贤(2006)改进了Devarajan(1994)的1-2-3模型,引入了汇率变化影响机制,研究中国名义汇率升值2.5%、5%、10%、15%、20%时对中国宏观经济、部门的影响。该模型在以国内价格为基准价格的条件下,构建了名义汇率变动决定方程,模型求解通过实际汇率与贸易平衡的内外生变化以实现。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国内关于研究汇率升值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只能比较静态分析人民币升值前后的经济影响,不能动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未来每年的经济影响。比较静态分析建立在经济结构变迁不大的基础上,而中国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结构变化大是近年来发展的主要特点。因此,建立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汇率问题将更有效率。

本文首先利用Edwards模型计算真实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没有局限于理论上的测算,而是在Edwards均衡汇率测算结果的基础上采用MCHUGE模拟自2007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采用逐年累进冲击的方式对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对外产业经济的变化;然后从宏观到微观进行了详细模型结果分析;并最后给出本研究的结论。

二、基于Edwards模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测算

当前,人民币均衡汇率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和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单方程协整模型,本文采用Edwards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测算。

Edwards模型是一个关于小型开放经济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时间限于两期,分别表示短期和长期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社会中存在可交易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模型内部均衡定义为所有非贸易品市场出清,这是一种静态的均衡。若一国经常账户余额的贴现等于零的跨期预算约束能够满足,则达到了外部均衡。外部均衡意味着经常账户余额同长期可持续的资本流动是相一致的,这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上述两个条件确定了唯一的均衡汇率。Edwards模型实证分析的核心就是过滤掉名义汇率变动以及货币、财政政策的改变对基本面造成的影响,以此来确定均衡实际汇率。其基本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为实际有效汇率,FUND为基本面因素向量。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可操作性,结合逐步回归的结果,与均衡汇率测算相关的变量有:BEER一国均衡汇率;TOT贸易条件;OPEN开放度;GEX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FR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

本文根据IFS 1981到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对这期间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进行拟合,其方程为:

用Eviews进行趋势外推,测算出未来20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可以看出按照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不存在重大系统性冲击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从2012年起基本稳定在6.9820(直接标价法)。

三、构建用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分析的动态CGE模型

当今世界比较流行的CGE模型主要有三种:一是世界银行在80年代推出的一套名为“一般代数模型系统”(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简称GAMS)的软件,以求解大型经济数学模型;二是美国的国家国际商业委员会(USTIC)与Purdure大学合作开发的基于美国经济的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系统;三是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开发的基于澳大利亚经济的大型CGE模型ORANI和MONASH,其中MONASH是由澳大利亚国家政策中心牵头开发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其目的主要是进行政策的预测和模拟分析,在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经济政策分析和制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CGE模型研发的参照模本。本文采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和湖南大学联合开发的MCHUGE(Monash-China-Hunan-University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这是一个以MONASH模型为基础的基于中国经济的大型动态CGE模型。由于充分借鉴了MONASH模型先进的建模方法和采用了专业配套软件GEMPACK进行数据处理和求解计算,该模型可进行细化为57个产业部门的动态分析,得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各方面丰富的结果。

MCHUGE(Monnash-China-Hunan-University-General-Equilibrium)模型是一个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单国多部门动态CGE模型,由一个包含十几万个方程的方程组体系以及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参数构成。该模型以澳大利亚Monash大学COPS中心开发的ORANI为蓝本,包含57个产业部门、3种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和6个经济主体(生产、投资、家庭、政府、国外、库存)。对应于CGE模型的3个新发展方向:模型动态化、引入金融因素和刻画不完全竞争,MCHUGE通过引入资本累积、金融资本(债务)累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这三种跨期链接将模型动态化;在金融因素方面,引入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投资收益率并刻画了国际收支平衡,将实际汇率与进出口价格、实际GDP价格联系起来,使得汇率真正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价格信号;对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MCHUGE假设其为完全竞争结构,每个产业生产一种产品或服务,不同产地同一商品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本模型采用的数据库是GTAP第六版中国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年3月澳方根据新近公布的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其中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性和政策分析的有效性。MCHUGE模型主要包括生产模块、需求模块、流通模块、贸易模块、价格模块等(赖明勇、祝树金,2006,2008)。

整个模型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模型的总体框架

其中长方形中的变量代表外生变量,椭圆形中的变量是内生变量。是模型预测的基年(base year)和终年(final year)期间由于资本存量变化产生的投资变化。是模型预测的基年和终年期间由于GNP变化产生的储蓄变化。所有其他变量都是终年的值。U惯性是指在GNP和资本存量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净对外负债(NFL)的变化。

模型分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部分包括生产决策、国内最终需求、国际贸易、价格、市场出清、总量定义等6大模块。由于静态部分的主要原理及方程同大多数CGE模型类似,故在此不再冗述①。相比之下,MCHUCG模型的优势在于它的动态部分,动态部分将前后两个时期相应的静态CGE模型进行了跨时链接,从而实现对未来进行较好的预测模拟和政策模拟。MCHUGE模型跨期链接主要体现在资本的累积、金融资本(债务)的累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三个方面。这三种跨期链接体现了模型的动态化,具体形式如下:

(一)资本的积累

资本的积累是通过投资扣除折旧实现的,以确保资本供给。资本供给是通过将资本增长率作为资本预期收益率的逆逻辑函数而实现的(Dixon和Rimmer,2002),这里的预期收益率根据静态预期决定,因此意味着投资者形成其收益率预期时只考虑当期的租金和资产价格。主要方程如下:

模型中资本的积累过程不仅体现在投资的追加上,而且也反映了资本的折旧。投资需求由投资回报率决定,而资本回报率取决于资本形成后在下一期可租赁的预期价格、下一期预期资本形成价格、当期资本形成价格及其利率。在MCHUGE动态模型里,可以对资本的预期投资回报率采用两类处理方式,一类是静态预期,该假设要求资本税在当期不会改变,而资本租赁价格与资本形成价格将随通货膨胀率一起变动;二类是理性预期,该处理方式采用更为科学的假设,即利用代数逼近的处理方式使得资本的预期回报率等于实际回报率,其中实际回报率是由资本需求曲线和资本供给曲线共同决定。

图2 资本的动态调整

图2说明了模型中资本增长的动态调整过程,A曲线为资本增长由投资预期投资回报率决定曲线,其左边界为资本折旧率,B曲线为预期投资回报率由资本增长决定曲线。设定初始点为A,在这点上预期投资回报率为负,投资减少,由于存在折旧,资本下期倾向于负增长,平衡到达B点,B点对应的资本负增长导致预期投资回报率增加,反映为点C,点C对应的高投资回报率使得下期资本增长加大,平衡到达D点,如此往复,最终平衡将到达G点,此时为资本供给与需求平衡。

(二)金融资产(负债)的积累

由于在宏观经济中一国的赤字和债务水平往往受到特别的关注,模型中考虑了不同时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变化。模型中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积累采用了如下形式的跨时链接:

金融资产和债务是MCHUGE动态模型中第二类跨期链接,它具体包括了经常项目赤字(包括相关的净国外负债)和预算赤字(包括相关的政府赤字)。下一期负债(赤字)由当期负债(赤字)在下一期的折现价值、负债产生的利息以及新增债务等决定。

图3 劳动力市场动态平衡

(三)劳动力市场动态调整

在大多数CGE模型中,一般假定通过工资变动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最终达到劳动力市场出清。而在短期模拟中,一般假定工资是粘性的,工资不会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允许非意愿性失业来达到均衡。在本模型中,我们采用一种折衷的办法,使得工资在短期中是粘性的而在长期中是灵活的。这主要通过如下跨时链接方程来实现:

其中,W是实际工资率,LTOT是就业水平,标有下标f的变量W和LTOT代表在没有政策冲击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确定的工资或劳动力就业的值。没有标下标f的变量W和LTOT代表在政策冲击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确定的工资或劳动力就业的值。F为政策冲击函数,即在发生失衡的当年赋予其一个函数值,以后各年其值则为零。α是一个正参数。滞后调整在MCHUGE动态模型中主要应用于劳动力市场上。与以往的大多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不同的是,MCHUGE动态模型中并不要求工资的调整在当期必须立即出清劳动力市场,它采用一种更为科学的假设,即一个外生冲击导致的工资当期变动,所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将进行逐步调整而不是立即调整,最后通过工资的逐步变动吸收冲击对劳动力市场失衡的影响。图3给出了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动态调整过程。劳动力市场平衡初始于劳动力需求D曲线与劳动力供给S曲线的交点上,此时雇用劳动力和工资的预期与实际比值为1,即为相同,假定劳动力需求增加,即D曲线向上平移,此类变动的结果导致了实际工资和雇用劳动力大于预期,根据模型的动态调节机制,下期雇用劳动力倾向减少,工资倾向增加,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平移,最终S曲线到达,此时雇用劳动力与预期相同,工资增长,到达新的平衡点。

四、模拟场景的设定

(一)模型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增加相应的政策模块,来定量模拟和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及效应。

(二)闭合条件

在政策模拟(名义汇率变动模拟)条件下,闭合规则将不再采用名义汇率作为基准价格(Numerical Price),这是因为此时如果名义汇率变动仍引起所有内生价格以同比率变动将失去研究的意义。为了研究的方便,模型将采用名义工资作为基准价格,同时假设实际的税后利率内生,这使得对名义汇率变动的研究成为可能。

在劳动力市场,假定实际工资率外生,并存在滞后调整。一般情况下并不考虑内生的技术进步,因此技术水平外生。在资本市场,短期内难以形成行业投资,即限制了资本的流动,但长期资本可以根据行业的回报率形成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在政策模型中,放开了资本流动假设。同时内生化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单位资本的边际资本收益与边际成本之差。就业、技术与资本存量共同决定了收入法计算的GDP。

事实上,收入法GDP应与支出法GDP相等②。支出法GDP将包括消费、政府支持、投资与贸易。政策模拟中,假设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是同比例变动,居民消费则由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决定(GNP-储蓄)。因为是研究名义汇率问题,所以将放开政府对经常账户赤字比例的控制,即进口与出口完全内生化。投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资本的需求,采用投资与资本的比率方程,但新增的国外投资还将受到汇率的制约。

(三)模拟场景的设置

MCHUGE中的汇率传导机制如下:

p0realdev=p0cif_c-p0gdpexp(8)

pf0cif_c=p0cif_c+phi (9)

其中,p0realdev表示实际贬值,p0cif_c表示以本币计算的进口产品与劳务的到岸价格,p0gdpexp为GDP平减指数,pf0cif_c是以外币计算的进口产品与劳务的到岸价格,phi为名义汇率。其中,pf0cif_c和phi为外生变量。

当进口产品与产品价格高于本国所有产品与劳务的价格时,本币发生实际贬值,因此p0realdev定义了一个实际汇率;以外币计算的进口品到岸后经过汇率折算后得到以本币计算的进口品到岸价格。

MCHUGE模型中定义的汇率phi是名义汇率,并作为模型的计价基准numeria存在,若单纯对其进行冲击,一则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现状,二来使得整个模型的价格基准发生改变。同时,起实际汇率作用的p0realdev为内生变量,不能进行冲击。这里我们对pf0cif_c进行冲击,因为汇率的变动使得进口产品折算本币价格时发生变动,进而引起整个一般均衡系统价格的变动,导致原有均衡的打破,使经济向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过渡。

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结果,以2006年12月15日的外汇交易牌价计算,从2007到2012年,人民币总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为14%。我们拟定了两个模拟场景:(1)2007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不进行干涉,经济实现自然增长,并以此为基期;(2)2007至2012年人民币以每年2.32%的速度使人民币真实汇率上升至均衡汇率水平,以此作为政策模拟,分别分析这两个场景下的模拟结果,并进行比较,以得到政策模拟相对于基线值的偏差,即政策效应。

五、模拟结果分析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

根据上面分析的结果,我们对人民币以每年2.32%的速度升值得到实际汇率p0realdev的变化趋势(见图4)。

从图4中可以看出,当冲击进行至2012年时,累计实际汇率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14.04%,充分释放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政府对人民币汇率不再干涉,汇率稳定在6.9822本币/美元,与趋势外推的结果一致。

图4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2007-2012(直接标价法)

(二)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

从图4至图11可以看出,自2007年起至2012年中国政府用六年的时间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每年2.32%的速度对人民币进行人民币升值,在这6年里,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并没有出现经济紊乱和就业恶化。6年内,中国的实际GDP保持持续增长,但增长幅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短期内,GDP增长速度由从2007年的0.35%增加到2008年的0.49%并保持到2009年,但从2010年起GDP增长速度放缓,到2012年仅为0.09%,说明长期内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不大;实际消费、政府支出、净出口均有所增长,特别是居民实际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增加,极大地带动了GDP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由2007年的0.02%上升到2012年的0.63%;此外,中国的贸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居民消费指数下降,实际工资增加,总的就业水平增加;与此同时,伴有投资的下降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减少,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后资本租金相对于GDP平减指数有大幅的上涨,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品升高,从而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减弱。

图11 实际工资与就业总水平的变化:2007-2012(单位:%)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现状和产业经济的影响

总的来看,人民币升值后贸易条件改善,出口相同数量的商品能够换回更多数量的进口(见图9)。贸易条件在模型中的方程为:

Toft=Pg/P3tot(10)

其中Pg表示实际GDP价格指数,P3tot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品价格降低,使得P3tot下降,故而贸易条件改善。同时模拟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2年的人民币升值使得6年间中国进口数量增长了9.56%,同时出口数量增加了26.43%。这是因为,本币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品价格相对便宜,对于同种产品,人们更倾向于购买进口产品,从而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减少,造成本国供给的相对增加,形成“有利供给”大幅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刺激了出口(见图12)

人民币的小幅度持续升值虽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但对各产业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从各产业的产出水平来看,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受益的产业有:电力设备制造、服装制造、皮革制造、航空运输、海运、肉类食品加工制造和纺织业。

从樊氏分解的结果来看,这些产业中电力设备制造、服装制造、皮革制造和纺织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出口的增长,这三个产业生产的产品中用于出口的部分分别占到总产出的62.4%、46%和71.3%;而航空运输、海运和肉类食品加工制造业的获益主要来自于国内吸收能力的增加。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居民消费指数的降低,从而刺激了居民的消费,从表3可以看出,6年期间居民消费增加幅度由2007年的1.44%上升到2012年的9.92%,极大的拉动了国内吸收,使得肉类食品加工制造业的产出水平增加。而航空运输和海运的大部分产品是提供运输服务,随着进出口的大幅增加,对流通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相反,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产业有:建筑、车辆及零部件制造、交通工具制造、采矿、林产品。其中,建筑业的萎缩是由投资需求的减少导致的。

模型中资本的边际产品有明确定义:

MPK=rental/Pg (11)

即,资本的边际成本是资本租金与GDP平减指数的比值。人民币升值后名义利率增加,意味着本国资本的收益率增加,从而使得资本的租金提高,导致了资本的边际成本上升,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少使用资本,从而投资减少,社会资本存量下降。建筑业中62.73%以上的产品用作投资品,投资的下降使得建筑业受到严重冲击。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车辆及零部件制造和交通工具制造这两个产业由于受到进口替代效应的作用,产出大幅下降。

同时,采矿和林产品属于初级产品出口型部门,虽然人民币升值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有利供给”降低了出口价格,但作为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其原本利润空间就很低,加之进口产品的降价,价格优势不再明显,产出受到严重影响。

六、结论

本文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并结合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业经济的影响,重点研究了现阶段CGE模型在汇率研究中遇到的两个主要问题:均衡汇率的确定和汇率在一般均衡系统中的地位,得到如下结论:

(一)根据Edwards均衡汇率模型,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但是以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外推发现,到2012年人民币汇率将稳定在6.9820(直接标价法)。

(二)在进口产品到岸价格的外生冲击下,人民币的小幅度渐进式升值引致了一般均衡体系中的内生机制发生作用,从而达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释放。

(三)从2007年到2012年人民币年平均2.32%的小幅度渐进式升值是可行的,是中国经济可以接受的。6年内,中国既成功释放了14%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又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这期间中国的实际GDP保持持续增长但增长幅度有所减弱,到2012年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09%,说明长期中本币升值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居民实际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增加,极大地带动了GDP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由2007年的0.02%上升到2012年的0.63%;贸易条件改善;居民消费指数下降,实际工资保持逐年增加,从2007年的0.22%上升到2012年的1.84%;同时长期来看,总的就业水平也保持增长的态势。

(四)然而也应看到,短期里,升值对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影响有限。但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对于调整一国外贸出口结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在未来6年内,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如木材、采矿等将受到负面影响,产出和就业水平都有所衰退;而中国的传统出口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等将不会受到影响,继续保持出口的增长;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进出口增加使得流通行业,如海运、航空运输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注释:

①读者可参考相关文献:赖明勇等(2006):《国际多双边、区域经贸协议对产业的影响研究》,湖南大学中澳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赖明勇、祝树金(2008):《区域贸易自由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应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Peter B.DIXON and Maureen T.RIMMER: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for Forecasting and Policy,North Holland,ISBN:0-444-51260-8.

②虽然在统计年鉴中,支出法GDP与收入法GDP并不相等,但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而言,它们应该是一致的,所以需要对原始数据库进行调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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