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实践美学”：前进还是倒退？——对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的理论走向，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近年来，因兴起于所谓“实践美学”之后而被称为“后实践美学”的“生命美学”或“生存美学”为一些学人所看好，以为是对“实践美学”的“超越”而孕育着美学走出理论困境的生机。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实际意味着对美学理论走向的选择，即是在“实践美学”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还是向后倒退？对此，不能不有所思考。
一 “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论美学”之辨
在50年代中期的论争中形成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几个主要学派，都曾把“实践”作为自己的某种理论基点。不仅朱光潜曾从实践中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内涵论证其美是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且蔡仪也曾从生产实践的规律阐释他的“美在典型”论。但是，人们并不把这些观点称为“实践美学”，而是特定指称李泽厚的以实践为世界本体因而实践是美的根源的观点。显然，把这种观点泛泛地称为“实践美学”并不准确，而应称之为“实践本体论美学”。这是因为，从“实践”出发考察审美活动的美学，以其对“实践”的理解不同而见解分歧，甚至相互对立，比如马克思的美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美学，就是“实践美学”中的一种，而它同所谓“实践本体论美学”就是大相径庭，不可混同的。
在马克思的启示下，从实践来揭示种种美学之谜，特别是审美和美的本质之谜，这对于中国当代美学，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选择。这一选择使许多人自觉地把审美活动置于实践的基础上或系统中来考察，使美学理论的面貌为之一新。也正是由于选择了这个决定性的理论基点，美学才得以努力面向实践，开始从“玄学”向“实学”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实践美学”可说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在这个主潮中，声势最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它甚至被当作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权威解释而为人们所接受。从70年代末起，面对诸如自然美等问题上未能自圆其说的批评，持论者曾着力于对“人化自然”的全面性的阐发来予以补救。 在美的根源问题上， 80年代初曾有过针对“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执马克思的观点加以阐释的驳难，其理论矛头直指“实践是美的根源”即实践本体美论这一要害。但是，这些批评都未能对其理论优势有所触动。到90年代初，还从实践本体论的主体论引申出“告别革命”这样立意于世纪性总结的命题。除开上述批评外，80年代末以来，先后有针对其“理性积淀”说的“突破”论和针对其“实践本体”说的“超越”论，并最终在“生命美学”或“生存美学”的名义下汇合，以“后实践美学”的旗帜张扬非实践的理论取向。
所谓“后实践美学”，意在“超越实践美学”。在我看来，被称为“实践美学”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确实需要超越，但不是抛弃“实践”，用“哲学”代替历史唯物主义，或用“生存”取代实践来实现超越。这些“超越”论开出的药方之所以不妥，首先是因为它们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失误号错了脉。应当说，“实践本体论美学”也好，还是其它“实践美学”观也好，在取得不少具有真理性和富于启发性的思维成果的同时，都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理论迷失。比如，流行的“主客观统一说”也声称从“实践”立论，但其对实践的理解却基本上是黑格尔的思路，即把实践只是理解为精神的活动，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对实践所作的质的规定的。如果说马克思的美学也可称之为“实践美学”的话，那么，它应当是唯物主义的实践美学，而不是任何其它的实践美学。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既超越了一切唯物主义，也在扬弃中吸取了唯心主义的合理因素。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不同，实践唯物主义把实践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的即物质的活动，是人将自身本质力量（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仅要以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为对象，而且活动的主体也是物质运动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精神存在是以其物质存在为基础的。显然，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却又不止于此；它还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它的对象也不只是历史，而是以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自然史为对象的。在这个系统性的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居于主导性地位，也正是它赋予这个新世界观以崭新的整体色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实践的尊崇而将其抽象化和至圣化，不仅不能看到实践作为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必须以物质存在为前提，而且不能从实践对自然进行反观，因此也就不能全面理解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今天，以“后实践美学”的“超越”论所造成的理论反思为契机，对“实践美学”特别是“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失误进行冷静的思索和探讨，尽力找准症结所在，对于实现美学在世纪之交的真正超越，是至关重要的。
二 正确把握实践和美学之间的中介与切入点
传统的美学是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或理论引申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不例外。中国当代美学已不只是哲学的美学，但其主导形态还是哲学的。勿庸讳言，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时，往往疏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原态理论的深入领会和全面把握，而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流行甚至片面的阐释为中介，并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美学研究时又缺乏自觉的中介观念，因此常常陷于哲学原理向美学理论的直接演绎和引申，“美的客观性即美的物质性”的论断即是十分典型的一例。忽视或回避审美活动的特殊性，缺少中介转换和过渡，也就势必造成哲学介入美学的切入点上的错位。
作为当代中国美学主潮的“实践美学”各派，都不约而同地直接从实践中去寻求对美的本质的解答。实践当然与美的本质有关，因为实践决定并表现着人的本质，而美的本质又决定于人的本质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显然，在实践与美的本质之间，首先有“人”这个中介，进一步还有“审美”这个中介，因为美的本质是相对于人的审美需要和由此发生的审美活动而存在的。在这里，对实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人的本质的哲学阐释尽管异见不少，但各种分歧甚至对立的见解在互补中呈现出的整体面貌，已足以形成基本的认识。然而，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点，也是美之为美的本体追寻，却在于对“何谓审美”或“审美何为”这个问题的实证的考察之中，而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哲学所能直接回答的。用实践不能直接说明审美的特性，正如用饮食活动不能说明认识活动一样。审美活动作为人体验和享受自身应然本质的一种生命活动，应当具有其自身活动方式上的原生特性。只有对这种原生特性有所认识，不仅实践与审美，进一步实践与美的本质的关系，才能得到较为真切的把握。“实践本体论美学”从实践中推论出美是自由的形式，其中的“自由”虽然可从实践获得本质定性和具体内涵，而“形式”却是没有根柢的理论独断。不仅“实践主体论美学”是这样，可以说立足于形式的整个美学都是这样。美和审美为什么离不开形式？万事万物皆有形式，美和审美的形式有何特性？美和艺术的形式难道仅仅是作为形象和符号而成为生命意义的载体？美和审美的形式引起美感的秘密何在？形式的感性动力作用的生命根据是什么？对于美学必须予以科学回答的这些问题，是不能直接从实践，也不能直接从哲学得到解释的。如果美学总是满足于哲学的“玄思”，而不对审美活动作科学的研究，“审美”这个根本范畴就永远只是一个黑箱，美学理论的体系就只能像现在许多理论著作那样，陷于“审美”、“美”、“美感”等范畴的循环互释，美学自身的自主地位和存在权利也会因此遭到根本上的怀疑。应当看到，面临世纪之交，无论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都已显示出揭开“审美之谜”的理论征兆，已经出现了一批前沿性成果。即使是所谓“后实践美学”，也有意作出努力，来解开这个关乎美学自身命运的整体性和前提性难题。
不能直接从实践推衍出对审美活动和美的本质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实践同美学无关。实践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本质性和基础性的内涵，同审美和美的关系，至关重大，至为密切。不过，这种关系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生，不应被理解得那么直接。从实践与审美的关系说，正是实践才使动物的“原美感”活动提升为人的审美活动，使之成为人的主体性活动，成为一种审美“关系”，并且实践还深刻地制约着审美活动的演变和发展。从实践与美的关系说，正是实践才使动物的美提升为人的美，才使美不再局限于物质世界而在精神世界开放得更加绚丽灿烂，才给自然性的美赋予了社会的人的内涵，才使美的自然生成进入美的自觉创造，使美的规律得到自觉的把握和充分的实现。“实践本体论美学”断定实践是世界的本体，也是美的根源，把自然事物的美一概视为社会性的美，或者将自然美都看作人的本质通过意识在精神上对象化（实即拟人化、人格化），或者把自然美由于实践而能够为人所欣赏看作是由于实践的“人化”而变为美，这种观点断然否定美在整体上所应有的先于实践或外于实践的物质的和自然的（天然的）本原性，显然不符合审美发生学所揭示的事实。
否认或轻视人类审美活动的生物性前提，把人类审美活动独断地同动物“原美感”活动隔绝和对立起来，可以说是美学自掘根基、数典忘祖的虚妄，也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高度统一的精神。达尔文对动物美感的描述和阐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对人类审美的生物基础的肯定，都不为我们的主流美学所正视。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被从具体语境中割裂出来并抽象化，使其陷于与“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所曾遭受的同样无本无源的理论困境。实际上，人类的劳动实践乃至人的社会性，都有其生物性前提即自然基础，就连人类的劳动实践本身，也不是一朝一夕突然获得的性能，而是动物在漫长的生命活动中习得和积累起来的。人的实践之所以能按美的规律建造，不是因为只在实践中才存在美的规律，而是因为美的规律被人所自觉地掌握；美的规律是先于实践的。可以说，如果大自然中本不存在美的规律，就不会有自然向人的生成，就不会有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离开自然本体和自然规律片面地高扬实践，把人的以对象性联系为基础的主体性抽象地加以扩张，必然导致唯意志论和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唯人论”）。对于这种观念及其实践，自然界的报复已引起全球性的关注和忧虑。世人瞩目的生态问题，提醒人们千万不能忽视大自然作为人类生命根基的地位。在西方一些明智的学者看来，生态学乃是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是寻求美学的现代化意义的一个重要契机。生态学启示我们，实践不是美的根源，只有自然界运动中隐在的美的规律才是美的根源，同时也是实践之所以能创造美，乃至实践本身之所以美的根源。
从思维结构上说，“实践本体论美学”只看到人与自然之间以实践为中介的共时态关系，而没有去注意凝聚于共时态中的历时态联系；只看到人通过实践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事实，却并不在意自然界在其自身运动中生成为人这一过程。马克思关于“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 的观点所包含的哲学视野被忽略了。马克思的自然哲学作为生成哲学，同后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一致的。在这种整体性的生成哲学看来，实践作为自然生成为人的关键性环节，当然也是体现人的自觉能动的生成性的最高生命形式。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从揭示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到重视自然辩证法（晚年恩格斯）和人类学研究（晚年马克思及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列宁）、坚持实事求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正体现了要把人的能动实践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原则精神。人的主体性，首先在于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客观实际，并努力按客观规律实践。而实践本体论则导致实践决定一切，甚至实践可以随意“创造”历史的结论。凭这样的实践去创造美，就极可能脱离美的规律，以随心所欲的形式上的自由取代真正的自由，致使审美价值的审视和判断也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什么“创造”都可在实践至上的名义下被冠之以“美”，被视之为“美”，如果任其张扬，美学自身也必然随之消解；即使还有被称为“美学”的话语喧嚷，也不过是没有价值灵魂的应景的包装和媚俗的辩词。
“实践本体论美学”在哲学思维结构上的局限，使其陷于“目中无物”的片面，这才是它的症结所在。无论是要“超越”它还是“发展”它，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高扬实事求是精神的时代，都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应当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美学观，从自然生成哲学的总体去全面认识实践的内涵和本质，从而也全面认识人的本质，并由此寻求实践哲学与美学之间的必要中介和切入点，不然，我们的美学理论难于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 不能离开实践唯物主义去认识“生命”和“生存”
所谓“后实践美学”主张以“生命美学”和“生存美学”来“突破”和“超越”“实践美学”，理由是：实践只是部分，生命存在是整体；实践只重群体性、物质性、理性与现实性，相对于人类生存应有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超现实性等乃是异化，等等。这些看法，在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批评中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误解。如果对此不予明辨，那末，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超越实际上会滑向对实践唯物主义美学的背离。
首先是实践与人的生命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的生命观看来，实践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内容和具体表现。离开实践，就不能认识人的生命的本质。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到处使用“生命活动”的提法。他说：“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2〕“一个种的全部特性、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4〕在马克思看来， 审美活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一种以美为对象、以获得美感享受为目的的活动方式。马克思的实践观实际上包容和体现着他的生命观，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生命观〔5〕。 这种生命观揭示了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生命本质和内涵。倘若实践的主体不是活生生的生命，实践又从何谈起。何况又正是实践，才把人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使人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生命美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人的生命，而这离开了实践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的生命活动当然不只是实践，但实践却是其中最重要最本质的部分，是使人的生命同动物的生命相区别的决定因素。在人的生命中，实践是一种“普照的光”，把自己特殊的光彩投射到人的生命的其他领域的各个方面。应当说，时至今日，我们对实践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还远未深透全面，就要贸然把它从“生命”中排除，回到对所谓生命本体的直接观照，未免过于浮躁。试想，没有实践内容的生命本体，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存在呢？由观照这种生命本体而生的美学，还够得上“人学”的品位吗？
其次是实践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无论“突破”论者还是“超越”论者，也无论是他们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批评还是对实践本身的评述，都秉承流行生命哲学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倾向，把实践只是看作理性的，因而实践美学也只是理性主义美学。这种对实践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意，而是对其根本精神的误解。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是理性的，但它首先是感性的，因为实践唯物主义本来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是人的本质感性地对象化的活动，而人的“全面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包括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6〕。 在谈到人的需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地肯定了吃、喝、性行为等基本需要的地位。马克思还强调人的感觉和感性的丰富性，“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他还说：“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本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8〕“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9〕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从自然生成的， 它首先是一个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必然有其感性的生命冲动和活力，这正是实践之所以可能的本体性条件。人的实践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发展，就因为感性生命活力的驱动，并不断丰富和修正生命的理性秩序。如果实践没有常醒常新的感性品格，它也就不可能成为推动认识（理性）前进的动力。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主要的就是要高扬实践的感性品格，以保证认识的真理性和生动性。显然，把实践仅仅看作是理性的，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唯物主义精神，而倒退到黑格尔那里去了。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人性观都贯穿着生成哲学的内涵。实践是人性生成的动力和手段，而生成又是一个不断调节、跃迁、进步的过程。因此，就既需要旺盛的活力、鲜活的感性、不倦的欲求，也需要清明的理智、有序的思维、坚定的意志。马克思曾把古代希腊人看作“正常的儿童”，相对于理性未萌的“野蛮的儿童”和感性偏枯的“早熟的儿童”，其基本特征正在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恩格斯所批评的“德国性格”，显然是感性生命活力虽然敏感却并不旺盛的人，而他赞誉为“真正的人”的挪威市民，则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优化平衡。马、恩的生命观在他们的现实主义主张中，在他们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肯定和对典型人物的具体要求中，都表现出来。这说明，他们的美学思想正是以这种生命观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求从实际出发，以感性为认识的基础，肯定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感性上的无限丰富性和生动性，强调认识必须适应现实的变化，要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开放性和批判精神，也都闪耀着这种生命观的光辉。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观等同于旧的理性主义，显然并不正确。既然如此，对实践作唯理性的或理性主义的阐释，因而造成美学上引申的失误，这决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如果以为放弃“实践”论对美学的干预就能使美学实现“超越”，这种“超越”就只会是严重的理论倒退。正在走向新世纪的美学如果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首先需要的应当是对实践所具有的生命内涵进行全面的考察，准确把握实践唯物主义生命观同其他生命哲学的本质区别，真正站到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肩膀”上去。
至于实践中个体性与普遍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现实性与超现实性（或理想性）相互统一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实践要成为真正人的活动，就必须是为他的，从而具有社会性，因此，个体性中也就必然包含着普遍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0〕而创造性的实践，必定要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个性特色，并极大地仰仗于个性品格及其活动的偶然性。即使在劳动分工十分严密如“科层制”这样使人的活动片面化的今天，也是如此，不然实践就不可能不断改进和更新。有各种各样的实践，但不是一切实践都压抑个性、拒绝精神、阻碍对现实的超越。在实践中，人不仅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超越着动物性，而且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超越着个体性，而且在与自我的关系上超越着旧我。正是实践的这种自觉的超越性，才使人成为一个真正主体性的生命存在。那种把实践鄙俗化的观点只属于费尔巴哈，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降到费尔巴哈的水平。
四 使美学陷于自我幽闭的非实践功能论
所谓“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非难之一，是说后者把审美活动的功能狭隘化和浅表化。这种观点认为，实践尽管是审美的现实基础，但在人的生命中并不具有本源性；实践只是生命内容的一部分，而审美系于生命存在的整体；实践虽然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获致自由，因为自由只能由精神上的超越获得。这种观点注意到了实践同审美的区别，力求摆脱把实践简单地引入审美，用实践直接解释审美（如用实践中的成就感、满足感解释美感之类）的偏向，纠正把审美的功能仅仅局限于直接为实践服务的狭隘观念。如此等等，对于流行的“实践美学”中客观存在的弊端和失误，其针对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应当予以重视。但是真理有它的尺度，须知跨过真理半步就会陷于谬误。
对于人的生命所具有的人的本质而言，应当说按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是具有本源性的，因为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的生命活动，就没有人的生命表现和存在。尽管审美活动的原生机制在于生物即已存在的节律感应这种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11〕，但是由于实践，一方面这种节律感应发生了质的跃迁，被赋予了人的内容、形式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主导内容所具有的更加丰富生动的节律形式，使之成了人类审美活动的重要领域。实践并不在审美之外。实践唯物主义美学出于其实践性品格，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实践领域的审美关系，并自觉地给实践活动的美化以帮助。现代美学的一个伟大进步，就在于向生活实践的靠近，劳动美学、技术美学、教育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以及政治美学、科学美学等的兴起，就是美学走向实践这一趋势的生动体现。中国的美学必须坚持这一取向，更深入更广泛地面向生活、介入实践，使我们的实践更符合美的规律，更具有精神超越的韵味，不仅美化生活，也美化人本身，从而把真正的幸福感带给实践的主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实践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基础的和主要的内容。实践活动的美化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是量上的扩展和丰富，而且有助于对生命整体质量的提高，还有助于审美价值观的校正。
把实践的生命意义仅仅局限于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这种认识就更是狭隘和肤浅，竟然把人类的实践降到了动物觅食活动的水平。人之为人，主要在于精神上的成长：一方面，功能性的精神因素如智慧、知识、经验等，使之能认识和运用规律；另一方面，价值性的精神因素如政治、伦理观念和社会人生理想等，使之在人性生成方向上有所选择。实践离不开精神，而精神也在实践中生成和拓展。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他还批评了那种仅仅把宗教、政治和艺术与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的活动”的观点〔12〕。人类的实践并不仅在于物质生产，还包括社会斗争（对现实社会关系进行调节的活动）和科学实验，这些活动从总体上正是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与自我的矛盾，其中无不以精神因素占着主导地位，也无不表现出丰富多采的精神景观。除了解决物质产品的匮乏外，实践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它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生成人的精神世界，并为人的解放和真正的自由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必要条件。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各种实践及其发展，人既不能争得在自然面前的自由，也不能争得社会关系中的自由，更不能争得自我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即使个人由于精神力量的超拔而能在物质的困境中实现心灵的自由，也离不开个人和社会的实践所提供的必要条件，并往往以压抑和降低现实生命要求为代价。
当然，尽管实践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生命内容和水平，但毕竟不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全部，何况由于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而在实际上还存在着的种种与人性相悖的事实。这就决定了不仅要在实践领域的美化上下功夫，还需要通过审美追求精神领域的生命自由体验，对实践中的偏枯与缺憾加以弥补和调适。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多，这个问题已愈来愈为社会所关注。美学应当着力于对实践和闲暇两个领域中审美文化的互补和互动，更全面地介入人的生命存在。
离开实践去追求精神自由，本来是老庄到禅学的主旨。它们作为一种自我精神调节和释放的方剂，确实能发挥某种心理平衡和心灵抚慰的作用。但是，他们在高扬感性的同时实际上压抑和拒绝感性的冲动，在理性疏导中泯灭了理性的真实精神，结果是阻遏了生命的创造。把精神自由仅仅寄托于审美的幻觉，让审美陶醉所心许的“自由”取代对真正自由的追求，这种乌托邦化的美学不仅失去了其最深厚的生命源泉和现实依托，也模糊和失落了根本的价值取向。我们在这种美学中看到的不过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即从对现实实践的无奈无措而回到席勒的美学救世主义的乌托邦；甚至连“救世”的追求也没有而只是满足于“玩世”与“醉世”，这无异于走上一条自我幽闭之路。当今中国大地上正在掀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潮，既空前地鼓荡着人们的感性生命活力，也在深刻地调适和变革着人们的理性生命秩序，生动地体现和印证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生命精神。我们的美学如果自甘于“边缘”上的“清高”，那就不仅是理性的迷失，更是感性的萎缩。
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在呼唤把历史引入文学本文即历史本文化的同时，也要求把文学引入历史，即本文历史化。其间固然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对文学的实践性要求。这种对形式主义的超越所呈现的美学意向，对于我们这里的“超越”美学不啻一种清醒剂。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在20世纪中期选择的“实践”这个理论基点，而决不能在“突破”和“超越”的名义下予以抛弃。现在需要的是回到实践唯物主义生命观和美学，才能真正超越“实践本体论美学”，把美学实实在在地推向前进。
注释：
〔1〕〔2〕〔3〕〔4〕〔6〕〔7〕〔8〕〔9〕〔10〕〔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5页、51页、53页、53页、80页、82页、107页、126页、159页、84页。
〔5〕详见拙文《马克思人学生命观论略》，《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7年第2期。
〔11〕详见拙著《感应与生成——“感应论”审美观》，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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