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杜甫与汉魏六朝诗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益多师论文,汉魏论文,杜甫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杜工部集》，可以看到杜甫对于汉魏六朝文学，真是再熟悉不过，如数家珍。举凡有影响诗人，几乎皆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他如此重视汉魏六朝文学，是因为在他看来，“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①，“汉魏”诗歌“近”于“风骚”经典，即使当代最优秀诗人(在杜甫之前，就数卢照邻、王勃辈了)都难以超越。在汉魏六朝的大量文士中间，杜甫对于曹植、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几位更加心仪，这在他的诗文中颇多表露。 先看曹植。杜甫在天宝七年所作《奉赠韦左丞丈廿二韵》中有句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甫以诗赋为范围，将扬雄、曹植选定为自己的比拟对象。在此杜甫首先自诩“下笔如有神”，真是自信满满。不过同时也赶紧申明，他并非目空一切，还有两位人物被他所看重：扬雄、子建。为何在前朝千百文士中特别推出此二人?杜甫自有其标准。在赋的领域，汉代赋家众多，按照刘勰的说法，其代表性作者就有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枚皋等“十家”②。杜甫单单拈出扬雄为鹄的，大概是他看重其“恬于势利”“好古而乐道”③的行事作风，而司马相如等其他赋家尽管名气更大，却难免“势利”之讥。至于诗的领域举出曹植，应该是众望所归，没有争议的。在杜甫之前，早就有谢灵运将曹植誉为“八斗”高才，锺嵘《诗品》对曹植更有“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④的推奖，这些杜甫应当熟知。所以他这里说自己的“诗”与曹植相“亲”，也是对前人评论的附和响应。杜甫关于曹植的言论，比较重要者还有“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⑤。这里将“文章”与“经术”列为两大领域，而曹植被尊为“文章”领域的“壮”者。此外他还多处说及“曹(植)刘(桢)”，说他们二人如何如何优秀杰出，“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杜诗详注》卷一六，第3册，第1441页)、“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杜诗详注》卷一三，第3册，第1122页)、“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解闷十二首》之四，《杜诗详注》卷一七，第4册，第1513页)等。“曹刘”并称，在当时评论界颇为流行，但是“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诗品·总论》，第2页)，史上也早有定评，所以杜甫“曹刘”之说的重心，无疑在曹植身上。 归纳起来看，杜甫关于曹植的言论主要在“亲”“壮”二字上，这是他评论曹植的两个“关键词”。“诗看子建亲”，意思比较明了，它不是在分析曹植或自己的文学风格或特点，而是表达他对曹植诗歌成就和地位的正面肯定，是从历史视角描述自己与前代文豪的关联性。与曹植这样的大家相“亲”，这里传达的主要是一种心情，希冀自己在诗歌领域庶可进入“周孔”“龙凤”的档次。关于“子建文章壮”，从传统的理解角度看，“壮”是对宏大刚强、劲健有力风格的形容，而这一点也正是曹植所喜爱的风致。曹植曾褒扬吴质有“君子壮志”⑥，又曾赞颂历史人物“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汉二祖优劣论》，《曹集诠评》，第151页)，他还多次以“壮士”自居，如《鰕
篇》中指斥“燕雀”苟安，标举“鸿鹄”高飞，说“……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这个“壮士”就是他自己。《白马篇》中又以“壮士”形容胞兄曹彰的勇猛果敢。后世对于曹植文风的评论，也有赞之以“壮”的，刘勰就说过：“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文心雕龙注释》，第148页)锺嵘说的“(陈思)骨气奇高”(《诗品》上，第20页)，“骨气”意思与“壮”相通，刘勰评陈琳便是“壮有骨鲠”(《文心雕龙注释》，第227页)。至于杜甫自己，也以“壮”为贵，他说过“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遣兴三首》其三，《杜诗详注》卷六，第2册，第494页)。所以杜甫说曹植“壮”，不妨理解为他在这里进入了诗歌风格评论，它显示着杜甫的风格爱好和取向。不过这个“壮”字还只是一种粗略的陈述，一个宽泛的风格术语，是“泛风格”“大风格”。要之，“亲”和“壮”这两个字，前者主要用以表示对曹植文学成就和地位的总体性钦慕和亲近，后者则包含了对曹植诗歌风格的解读和赞美。 杜甫与曹植，时代暌隔，在身世和经历上差异明显。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曹集诠评》，第110页)，青少年时期深受父宠，在邺城过了十多年浮华公子生活；黄初之后，又因他与兄长魏文帝曹丕和侄儿魏明帝曹睿的矛盾，处境骤然跌落，虽贵为王侯，却过着十多年被严厉压制监视的窘迫日子。这些都是出身于文士世家(或者文官世家)的杜甫难以体验到的。曹植前期那些斗鸡走马、驰骋游乐的诗篇，杜甫虽也有类似作品，却难望其项背；而曹植后期诗文中所描写的那些困蹙苦难，与杜甫后期的生活状况表面略有些接近，性质却完全不同。曹植的困顿来自不久前发生的权力角斗失败和现实的政治挤压，而杜甫的苦难则主要是社会战乱动荡情势下，文士阶层失去了体制保障和经济基础，以致四处流落、生计无着。曹植的“忧生之嗟”⑦，含有很具体的政治背景，而杜甫除了不可控的社会战乱大环境外，并无具体的政治纠结情由，基本上是个人命运所致。所以两人鲜有共同的社会和生活体验，彼此的人生没有多少“近似性”或者可比性，很难激起思想情绪上近距离的共鸣。所以我们看杜甫的诗，基本上不言及曹植的具体生活及情绪，而只是着力涵咏“诗看子建亲”或者“子建文章壮”。曹植是诗歌史上的标志性存在，特别是经过六朝文士的品鉴推赞，已经具有经典地位，是文人心目中的崇高榜样。杜甫的这些言论，主要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他的内心抱负和文学愿景。 再看陶渊明、谢灵运。杜甫写有“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杜诗详注》卷三，第1册，第247页)等诗句，这是说两位在作品内涵方面清净高洁，不同流俗，能够体现出“风骚”的格调和韵致；这是很高的“推激”。在另一篇七律中杜甫更写道：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诗详注》卷一○，第2册，第810页) 诗中说自己立志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真想学到陶、谢的高超手段，能够与他们一起“述作”并且“同游”。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杜甫表示他对于“陶谢手”的佩服和仰慕，明确地置他们于诗坛偶像地位。另一方面，杜甫表示不仅在“文章”和“诗”的层面，而且在人生方式上，他愿与之“同游”。在这篇《短述》诗中，杜甫说出了自己心仪陶、谢的双重理由。 关于前一重理由，无疑非常正当，陶、谢两位在六朝文坛上，各领风骚，创造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奇迹，获得了广泛的尊崇，杜甫想学“陶谢手”，这是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至于后一重理由，则含义很深，且颇复杂，需要略作分析。先看杜甫希望以什么方式与陶、谢“同游”?对此他曾写道“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杜诗详注》卷一，第1册，第69页)、“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杜诗详注》卷一○，第2册，第803页)，杜甫笔下此类诗句不少。诗与酒，似乎是他与陶、谢特别是陶渊明之间的“同游”桥梁。不过杜甫毕竟不是酒囊饭桶，他是要通过“诗”与“酒”的融通，达到“宽心”“遣兴”之目的，这是精神层面的“同游”。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一八则说“放意于杯酒，故寻陶令。祈心于遐年，故访葛洪”，意思略同。无论“宽心”“遣兴”或“放意”“祈心”，都表明杜甫所说之“游”，绝非停留在诗酒留连，更非游戏、游乐人生，而是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方式。杜甫在另一处写得更加清楚了：“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有适。”(《石柜阁》，《杜诗详注》卷九，第2册，第717页)这是明确说出他认为陶、谢两位“优游”“放浪”的生活方式，通向了“自由”和“适性”的境界。他同时有憾于自身已届衰老之年，仍然“未自由”，不能进入“性有适”的佳境。所以，杜甫所说的“游”，其目标直接通向“自由”“适性”人生境界，这也就是庄子所演绎的“逍遥游”之“游”。 关于“自由”，杜甫不止一次咏叹过：“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晦日寻崔戢李封》，《杜诗详注》卷四，第1册，第296页)、“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杜诗详注》卷九，第2册，第781页)等等，说的都是人生优游自在之境。关于“适性”，前人也早有论述，西晋张载曾说“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⑧；南朝江淹尝谓“人生当适性为乐”(江淹《自序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3178页)，杜甫自己也说过：“我生性放诞，难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杜诗详注》卷一二，第3册，第1013页)要之人生就应当顺应自然，此之谓“适性顺情”。这些意思，究其本，皆不出老庄思想体系。庄子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⑨“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庄子集释》，第323页)又说：“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庄子集释》，第336页)“性”是“素朴”的自然状态，而人类行为殉名殉利，或者殉家殉国，皆属“以物易其性”，是“伤性”而不能“适性”。所以杜甫“自由”“适性”之说，是他企慕老庄自然人生哲理的明白表示。 要之，杜甫深深钦慕陶、谢，基本内涵就是他的人生观中，充满着对“自由”“适性”的自然生活的向往。与他对曹植在文学成就领域的敬仰相比较，这里更加具有比照自我人生的针对性，以及求得精神共鸣的意愿。正因为如此，他言及陶、谢的场合，实际上数量更多，更常见，在他笔端，时不时要带出一、二句“陶谢”如何如何来。例如“推荐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时如按县，不得慢陶潜”(《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925页)这是说陶渊明是他为官摄事的榜样。又如时逢重阳节，他就写“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复愁十二首》其十，《杜诗详注》卷二○，第4册，第1745页)，贫穷时自恨“无钱”饮酒赏菊，又想起陶渊明。又“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逼侧行赠毕四曜》，《杜诗详注》卷六，第2册，第468页)这里所写“方外酒徒”，也是指陶渊明，陶曾对来访的地方士绅说：“我醉欲眠，卿可去。”⑩ 不过实际情形并不这样简单。首先看陶、谢两位的生活状况，并非如杜甫所形容的那样“自由”“适性”。谢灵运其人，虽出身名门望族，却不幸正值晋宋政权易替过程中，他作为旧贵族势力重要成员，与刘宋朝廷新贵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他多次卷入权力斗争漩涡中，迭经失败，最终连性命都未能保住，所以“自由”“适性”与他基本不沾边。至于他的山水贵游，尽管轰动当时，流誉后世，也不过是他对政治前景失望下的一种自我放纵而已，表面上“适性”，实际上掩饰着无奈失落心情。陶渊明生活的前期，饱尝了“冻馁固缠已”“志意多所耻”(《饮酒》第十九首)的体验；后期遂决心“归田园居”，实现了“逍遥自闲止”(《止酒》)，他是最接近于“自由”“适性”境界的一位文士。但他生活中遭遇的艰辛，他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物质损失，也很巨大，以致他自己都说“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第十五首)。他做到了“委穷达”，很不易；但“深可惜”三字，则透露了他放弃“素抱”志尚的深深遗憾。 至于杜甫本人，他真的愿意抛弃世俗生活尤其是功名追求，去做一名“方外酒徒”，从而实现与“陶谢”“同游”吗?从杜甫的毕生行止看，他仕途不顺，道路坎坷，甚至颠沛流离，但他始终怀着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置身于现实社会的激流之中，尤其是他的士大夫功名意识十分强烈，忠君爱国观念根深蒂固，“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志，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诗详注》卷四，第1册，第265页)“廊庙志”是他的“物性”，岂能轻易改变?他根本不可能进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阐述的“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这种三“无”境界，与他的现实生活态度实在距离太大，所以他诗中咏叹赞美陶、谢二位的“自由”“适性”境界，愿与之“同游”，只能理解为他在困厄于时俗境遇又难以解脱之际的一种想象空间和自我宽慰。 杜甫对于陶、谢也偶有微词。其中对于陶的一则批评尤其值得关注，他在《遣兴五首》(之三)中写道：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诗详注》卷七，第2册，第563页) 这里认可陶渊明之“避俗”，但说陶颇有怨恨贫乏“枯槁”生活之语，所以未能真正体现“达道”精神；又牵挂儿子成长，写《责子》诗等，也不能算“达生”。杜甫如此评说陶渊明，个中应当说多少存在误解成分。杜甫说陶“颇亦恨枯槁”云云，事实上陶渊明诗中虽然写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11)等困乏情状，但这些都是其生活真实的描写和感受，他的主观态度是“甘贫贱以辞荣”(《归去来兮辞·序》，《陶渊明集笺注》，第460页)，“恨”不能说没有，但程度并不严重。他在实际生活中“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集笺注》，第502页)基本做到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感士不遇赋》，《陶渊明集笺注》，第431页)对于贫困生活，过得相当豁达。他也并无刻意追求“达道”或“达生”的意图，陶诗中也看不到“达道”“达生”等自我标榜字样。其实这里也许正反映出杜甫与陶渊明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差异。杜甫以“放浪”来形容陶的作风，也未得要领，未免失当。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陶渊明集笺注》，第460页)，生活中用不着故作“放浪”姿态。“放浪形骸之外”，是王羲之《兰亭集序》(12)里所渲染的门阀贵族“名士”生活境界，与陶渊明这样的贫士不相干。 杜甫对于陶渊明的一些误解，有着人生际遇和态度方面的原因。两人都生活贫乏，体味着人生艰辛，我们很难判断杜甫与陶渊明实际上谁更加贫苦一些。但可以确定的是，杜甫在诗中写及贫困拮据生活之处比陶渊明更多，感叹也更加强烈。从根本上说，陶渊明的穷困是他为了追求“自然”生活而主动放弃体制利益的结果，因此他基本上能够做到达观，“甘”于贫困现状；杜甫的穷困，则是他遭遇社会战乱动荡而无奈失去体制保障的后果，这不合他本人的意愿，因此遗憾及苦恼更多。杜甫与陶渊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人生志趣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和隔膜，所以杜甫殊难完全理解陶渊明，他的某些看法掺杂了误解和想象的成分。 其实关于“达生”云云，那是谢灵运的标榜境界：“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谢灵运《斋中读书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第1169页)，“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谢灵运《初去郡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第1171页)在生活享受条件方面，谢灵运比陶渊明优裕得多，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优游”二字是十分适合于谢的；“放浪”一语对谢而言则更恰当。然而谢灵运在真正的放达洒脱方面，却比陶渊明差得远，他对功名利害的得失颇为萦怀，相当计较，也正缘此，他的人生结局也比陶渊明悲惨，可以说他的“达生”之论，竟成为一种反讽式的标榜。杜甫看不到此点，他关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的批评，把本来是谢灵运的问题，错安到陶渊明头上了。当然这仍然不影响杜甫对陶渊明的总体尊奉态度。 再看庾信。杜甫在一首赠友人王维的诗中曾写到他，说“共传收庾信”(《奉赠王中允维》，《杜诗详注》卷六，第2册，第454页)云云。这是正面的比喻，意为王维文学才具高超，堪比庾信。他又曾赞美庾诗的风格：“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杜诗详注》卷一，第1册，第52页)“清新”之目，不见用于前贤诗论，是他的独家创新，日后流传，影响甚广。杜甫对于庾信的综合评价，还见于《戏为六绝句》之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898页) 按照《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二的解释：“文章而老更成，则练历之多，为无敌矣。”而“凌云”之句，便是正面赞美其笔致高远，意气阔大；这是从风格角度出发，对庾信作出评价。后二句批评“今人”，未能尊重“前贤”，“后人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898页)。庾信离盛唐时代不远，文学上的影响比曹植、陶、谢更直接、更巨大，所以杜甫作此诗，专说其“文章”。 不过杜甫对于庾信的关心和亲近，从本人生活体验出发的因素更多。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乱之后，杜甫过着多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其间所撰诗中，写及庾信者明显增多。而其内涵，大多与自身悲苦经历相关。如他写“庾信哀离久”(《上兜率寺》，《杜诗详注》卷一二，第3册，第992页)，便指庾信久离故里而著《哀江南赋》，据《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四赵注云：“其(庾信)所以哀者，以金陵瓦解而窜身荒谷，公(杜甫)自喻也。”可见相似的苦难身世，使得杜甫对庾信作品倍感亲切，他在这里既咏庾信，亦以自喻。“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杜诗详注》卷一七，第4册，第1499页)，说出了他感动于庾信诗赋作品，主要原因在于“平生最萧瑟”，这种“萧瑟”生活是自己亲历着的，所以他是“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诗详注》卷二三，第5册，第2094页)。当然，这种哀伤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这一点对于心怀忠君忧国观念的杜甫也很重要，《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六所称“庾信有《哀江南赋》，哀伤同之，则皆所以忧国也”，一语道出诗中写的是双重的哀伤，因此也令诗人分外痛心。也正因此，杜甫对于与庾信其人有关系的事物，都给予格外的关心。如他送人至江陵，便不止一次提醒说那里有庾信旧宅，“荒林庾信宅，为仗主人留”(《送王十六判官》，《杜诗详注》卷一八，第4册，第1595页)、“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三，《杜诗详注》卷二一，第4册，第1843页)，牵心挂肚，念念不忘，似乎那是杜甫自己的旧宅。由此见出杜甫对于庾信，有着一种从切身体验中滋生出来的深厚的亲切感。他从与庾信类似的多蹇人生中得到共鸣，既“哀伤”个人命运，又感叹皇朝倾覆，既“忧生”又“忧国”，这里有杜甫人格的深度反映。 不过杜甫与庾信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两人皆有“家国之痛”，但庾信是在南北分裂背景下由南朝前往北朝当官的，无论其具体情由如何曲折无奈，对他而言都存在一个效忠于谁这个重大伦理问题。庾信无法回答他的“国”是哪一个?于是他的“家国之痛”，实际上只有一个“家”字，只有家园、家乡之痛。这个致命伤，使得庾信在所有作品中一方面诉说着无限身世悲痛，一方面却尽量回避那个“忠”字，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有着浓厚忧国忧民思维惯性的杜甫，对此不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杜甫秉持着“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900页)的宗旨，也可能出于他性格上的“厚道”，放过了这个伤口。他咏叹庾信，主要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说“庾信生平最萧瑟”等；他的赞美之词，也主要着眼于诗赋之事，既赞云“老成”，又誉为“清新”，还有“暮年诗赋动江关”之类，很少提及“国”的问题。所谓“江关”是什么?同样是含含糊糊，这与杜甫本人的写作习惯完全不同。 以上缕述杜—曹、杜—陶谢、杜—庾三层关联，也就是三条线索，构成了杜甫与汉魏六朝文士众多关联中的主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杜甫的文学追求、生活状态以及人格境界。所以不妨说，杜甫与曹、陶、谢、庾这几位前朝文豪的隔代精神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本人的“三维”立体形象。 杜甫与汉魏以来文士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总的来看，这是他主动向前贤“亲”近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他自身文学成就及人格塑造不断提升的过程，起了一种正面的作用。对此他自己曾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谁先?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四、其五，《杜诗详注》卷一一，第2册，第900页) 杜甫对于古今优秀作者，并无厚薄之区分。只要是“清词丽句”的创造者，皆在他的鉴照之内。当然，他对古人也不是良莠不辨，照单全收，而是有相当的取舍标准，因为他明白，不能步“齐梁”文士之“后尘”。他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是以“风雅”为高标，“别裁伪体”，区别精华糟粕，决定取舍。这里他又使用了一个“亲”字，不过这次他所“亲”的对象已经是“风雅”，可证他的“诗看子建亲”，实在是一种高规格的经典式推奖。而末句“转益多师”云云，正是他对待曹植、陶渊明、谢灵运、庾信等前贤的做法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点上，元稹说得极为准确，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诗详注·附编》，第5册，第2235页) 下面要通过一个文例，来考察杜甫面对汉魏六朝文士，在自己的写作中是如何贯彻“转益多师”主张的。先看他的《石龛》诗：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石龛》，《杜诗详注》卷八，第2册，第687页) 本篇作于乾元二年(759)，正值安史之乱第五年，当时两京失守，朝廷西窜，生民乱离，社会遭到极大破坏。杜甫本人刚失去“左拾遗”之官，流亡到了汉中地区，心中充满忧国忧民的焦虑，以及对自身前景的迷茫。诗篇前二联写乱军猖獗；三联写地理气象，气氛怪异；四、五、六联写看到民众辛勤伐竹，制箭以供前方军用；末联写乱军对民众国家的祸害。全篇主题写战乱时局之人民困苦，然而本篇在写法上与曹操《苦寒行》竞颇多相近相似之处，令人惊奇：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麋。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13) 此篇为曹操建安十一年(206)征伐并州刺史高斡时所撰，主要内容是描述行军途中道路崎岖，气候恶劣，人困马乏，而作者以周公自居，既同情军士艰苦，又充满胜利信心。应当说，两位诗人，时代迥远，身份地位，颇有不同。两篇诗歌的主题互不相干，只是题材上都与战争有关，自然环境都恶劣，仅此而已。然而，杜甫诗作无论意境或词句，皆与曹操之诗相仿佛，如杜诗中“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等，与曹诗“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所写略同，杜诗“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与曹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也内容接近。而所写气氛情调，竟也出奇相类，皆突出一个“悲”字：杜诗在唱“悲歌”，曹诗则在作“悲”“诗”。总之，在意境营造和遣词构篇上，杜诗皆规步曹篇，迹象明显，两者存在相当深度的关联性，是不能否认的。这里不能说杜甫在刻意模仿或抄袭，但说他学习或者借鉴曹诗，则是毫无疑义的。需要说明的是，杜甫对于曹操其人，也颇存敬仰之心，似乎史上早有的“奸雄”之类看法对他并无多少影响。他在名篇《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今尚存。”(《丹青引》，《杜诗详注》卷一三，第3册，第1148页)在杜甫看来，“割据”归“割据”，但曹操其人仍不妨列为“英雄”，尤其是作为割据军阀的曹操竟能够做到“文采风流”，影响长存人间，令杜甫倍加钦服。此案例是否可以证明，杜甫在“转益多师”方面，真的用了许多实在的工夫，他在汉魏六朝优秀文士那里获益匪浅?还需要说明的是，杜甫本篇诗作，历来不但未受到指摘，还颇获好评，如唐元竑说：“秦州同谷纪行诸诗，妙有剪裁，句意俱练，色浓响切，无浮声，无冗语，殊胜夔州以后。晦翁论甚当。如《石龛诗》‘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而接云‘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截然便住。他诗或亹亹更数十言，此以剪裁胜也。”(《杜诗攟》卷一)与曹操诗最近似的上半篇，也曾被评论为具有创新品格，《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六即称“此诗起句连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其实这“连四‘我’字”的“新格”里，同样也有着曹操的影响，《苦寒行》中“我”字也用了三个，只是没有“连四”而已。可知《石龛》之诗既“师”法曹操昭然有征，同时又是成功创新的佳篇。这样的作品，在杜甫集中不在少数，而曹操也远不是杜甫最重要的“师”法对象。 严羽曾评论杜甫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14)此文例表明，他就是以这样“转益多师”的方式，“集”了包括汉魏六朝诸多优秀文士在内的“大成”! 注释： ①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三：“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其中“劣于汉魏近风骚”句，颇有岐说。钱谦益曰：“卢王之文，劣于汉魏，而能江河万古者，以其近于风骚也。”然“卢王”既已“劣于汉魏”，又何谈“近于风骚”?老杜心目中“风骚”绝不可能低于“汉魏”也，故钱说不可取。本文理解此句，用周振甫说：“即使王杨卢骆操笔作诗，不如汉魏的诗歌接近《诗经》《楚辞》。”(周振甫《谈“历块过都”——读杜甫论诗绝句札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③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83页。 ④锺嵘《诗品》上，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页。 ⑤《别李义》，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册，第1826页。 ⑥曹植《与吴质书》，丁晏《曹集诠评》，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第147页。 ⑦谢灵运语见《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之八，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册，第1184页。 ⑧张载《酃酒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册，第1950页。 ⑨《应帝王》，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4页。 ⑩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传·陶潜》，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2288页。 (11)《怨诗楚调》，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8页。 (12)王羲之《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609页) (13)《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 (14)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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