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关系”何以可能？
——关于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的案例考察
刘 杰 李国卉
摘要： 在社区治理话语体系下，需要树立社区研究的 “主体视角”，对基层社区场域中的多元主体加以关注。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在当前的治理实践中处于对社区居委会的依附状态，从而造成了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困境。案例分析表明，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 “伙伴关系”的建立是破解社区治理内卷化困境的关键所在。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定位的转变、单位意识作用下的情感化工作以及伙伴双方的积极互动与资源交换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 “伙伴关系”的形成得以可能。
关键词： 社区治理；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伙伴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社区研究的传统视角
“社区”的内涵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共同体”意味。滕尼斯从情感、传统和共同的联系等方面来分析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将社区界定为“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是在共同体里的生活”①。国外早期的社区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沿袭“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呼应着西方社会“国家无涉”的传统。一直到20世纪末，西方国家兴起了“社区复兴运动”，主张在社区治理中构建“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关系，“国家无涉”的传统在社区研究中逐渐被突破，社区研究开始被置于“国家—社会”合作的视野之中。②
自1930年代引进“社区”概念以来，社区研究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议题。国内学术界早期的社区研究沿袭了西方的“共同体传统”，但这一传统在转型期的社区研究中逐渐被“异化”。国内学者关于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的研究有着三种不同的视角，包括功能视角、解放视角和底层视角。功能视角下的社区研究普遍将社区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解体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③解放视角下的社区研究认为“社会本身蕴含着足够强大的力量”，“只是这种力量被强势的国家给抑制了”，因此这一视角的核心关切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力量的解放”。④邓正来是底层视角下的社区研究的典型代表，他将市民社会理论引入城市社区研究中，认为社区内部可以以民主为凝聚力，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互动。⑤
需要指出的是，三种不同视角的社区研究皆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单位—街居”体制向“单位—社区”体制转型的语境下，政府机制占据支配地位，社区研究大多置于“国家治理单元”的话语体系下。但是，人们逐渐发现，政府机制在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中并不是万能的，而需要居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社区研究不仅需要“国家治理单元”的话语体系，还需要“共同体传统”的回归。
（二）社区治理时期“主体视角”的确立
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对社区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在官方文件中明确了社区的“共同体传统”。我国由此开启了社区建设的进程，非正式、非政府的力量和组织开始进入社区的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大以后，“社区治理”开始进入官方的正式文件中。2013年民政部颁布《关于加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形成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主导，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业主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这标志着中国社区服务的治理范式得以初步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区治理”话语体系下，政府的支配地位逐渐被多元治理主体所取代，社区研究进入“国家治理单元”与“共同体传统”兼顾和平衡的时代。
当前社区研究的三个视角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旨趣，即专注于社区场域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调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转型期社区“政府主导”的运行逻辑。而社区治理的突出特征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其参与主体包括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等。更重要的是，在社区治理时期，社区的主体性进一步觉醒。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区治理的实际，在当前的社区研究中树立“主体视角”，对基层社区场域中的多元主体加以关注，着力于社区治理多主体之间“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
到了宋代，民间养狗已为常见，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宠物市场，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开封府的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市场上还有猫粮、狗粮出售：“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鳅；养鱼，则供虮虾儿。”
注释：
（三）主体视角下的“伙伴关系”
在理想状态下，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能够实现利益调和，进行联合行动，以发挥各方力量，共同解决社区存在的某一社会问题的互相平等和尊重的关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往往因为资源依赖等因素而形成依附性关系，造成了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困境。如何破解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困境，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尤为关键。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武汉市Y社区意外地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平等合作，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不仅能够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而且能够在实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实现地位平等、相互信任、利益互惠、风险共担，即建立了所谓的“伙伴关系”。
学术界关于“伙伴关系”的研究分散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但对其内涵的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即认为“伙伴关系”表现为行为主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实现共同目标⑦，有着信息共享、分担风险、分享利益等特征⑧。由此，笔者对“伙伴关系”作出如下定义：伙伴关系是一种组织间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基于互惠互利原则，在互相信任的前提下建立的共同开展工作、共同承担风险的承诺。
后来，关之琳的乳罩倏地落了下去，快得像闪电一样，我连什么也没有看清，镜头便一转：瓦蓝瓦蓝的天空下，笔直的高速公路上，车群如蚁。
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Y社区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于其中表现出来的社区居委会与该组织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回答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伙伴关系”有着怎样的表征？“伙伴关系”建构的条件和逻辑是什么？这种“伙伴关系”的适用情境又有哪些？
二、个案介绍及“伙伴关系”的表征
（一）Y社区的资源禀赋条件
Y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老旧开放型社区，社区内居住的大多是原铁路局退休职工和家属。在人口特质和结构方面，该社区为原铁路局单位社区，下岗失业人员、“两劳”释放人员、残疾人等占社区人口比重较大，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社区总人口的17.7%。在公共设施方面，房屋老化，供电、供水、供气、排水管网等设施老化。2014年武汉市实施社区惠民项目以来，社区公共设施日益增多。在住宅结构方面，危房多，平房多，房屋产权复杂，所有权与管理权不配套，没有物业公司，很多房屋长期无人维修，安全隐患多。
因在人员构成、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社区在引进物业公司这类盈利性企业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该社区除了两栋新建楼房封闭式院落引进了物业管理，另一个封闭式院落内的两栋楼房组建了业委会之外，其他地方的治安、卫生等方面的管理和维护工作都要由社区承担。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4名，加之来自基层政府的行政压力，工作运转不堪重负。为了改变现状，该社区在实践中从组织居民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着手进行公共活动空间的打造。2013年社区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青少年科普活动中心，为社区的老年人和青少年提供了公共活动的平台，并逐渐形成了腰鼓队、柔力球队、合唱团、太极队、书法队等文艺团队和义务巡逻队、文明劝导服务队、物业维修服务队、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等十余支志愿服务队。
三是社区共同体的打造与新公共性的构建。主体视角下的社区研究需要注意“国家治理单元”与“共同体传统”的兼顾和平衡，社区共同体的打造是“协同治理”逻辑下社区治理的终极目的所在。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打造“温情脉脉式的共同体或许在短时间内能起到一定效果，但打造一个将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更为妥当”⑯。在当前社区主体性进一步觉醒的时代大背景下，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伙伴关系”的形成，迫切需要在尊重社区居民自身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共同努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治，促进社区新公共性的构建。
二是单位意识向社区归属感的转型。学术界对单位意识主要持批判态度，认为单位意识是社区归属感形成的主要障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应该将单位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对立看待。单位意识和社区认同虽然在空间上有所交叉，但却分属于不同的空间场域，它们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具有明显的互构性，我们不能以砸碎单位场域为前提来建构社区场域。⑮在当前单位体制逐渐消解，作为替代机制的市场体制尚不完备，社区在人们生活中越发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引导单位意识向社区归属感转型，注重发掘两者之间的互构性，充分发挥单位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正面效应，将单位意识渗透到社区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中，着力培育和维系社区“伙伴关系”。
针对学科创新性强,知识更新快的特点,需要向学生讲明如下的理念:课堂上学习到的科学知识和观点可能会过时,但是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可以受益终生的[7]。在纳米材料的教学中,相比具体的知识,教师更注重教会学生如何自己查阅最新的文献和科技资料,如何使用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对接收到的知识进行分析和理解。而课程全英文的教学方式,亦能引导学生突破语言关,阅读英文科学著作和最新的英文文献资料,真正带领学生进入纳米材料科学最前沿的“知识殿堂”。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它是Y社区唯一一个在区民政部门注册为社会组织的团队，具备独立法人地位，其服务类型在该社区隶属的街道是独一无二的，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培育该社会组织的过程中，Y社区居委会一直有意识地营造与其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在该组织形成和运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其独立自主发展的措施，积极推动该社会组织建立实体法人地位进而与社区进行合同制合作。
Y社区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是该社区最典型的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垃圾桶、垃圾车、公共桌椅、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的清洗工作。它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二）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如此温柔》的音乐非常优美和温暖，确实“很温柔”。旋律流畅如歌，西洋浪漫曲的风格。例1中前八小节是引子，旋律在右手，左手的伴奏织体是分解和弦，速度是慢板。第一段音乐（A段）的伴奏织体变成了优雅、缓慢的圆舞曲和声。右手的旋律诉讼着温柔和发自内心的真情。速度标记是“慢圆舞曲”。
Y社区居委会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双方在进行合作的过程中频繁地互动，并且在互动中不断增进了解。在日常的互动中，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涉入程度比较高，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交往也比较频繁，双方彼此的了解程度原本就比较高。而这种了解的增进则主要体现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中，如抗灾抢险、防汛工作、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入户登记等就成为增进了解的良好契机。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还经常组织服务队成员进行团队建设活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就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社区志愿服务的设想与服务队的成员们进行交流，同时听取成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阶段是独立发展时期。“零距离”志愿服务队在清洗一段时间的垃圾容器之后，街道方面不同意补助名单上出现居委会工作人员。为了维持垃圾容器清洗工作的长期性，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社区居民共同退出，形成了以门栋长为主、党员骨干和群众自主报名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团队。社区的垃圾容器清洗工作由社区居委会全部承包给这个团队，社区给予每个队员每次10元的补助，用于购买手套、清洁球、洗衣粉等清洗物品。这个团队也正式从综合性的“零距离”志愿服务队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发展、有专门工作内容的组织。
第三阶段是正式化、组织化时期。由于该团队表现突出，Y社区在2013、2014、2015年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中均取得良好成绩。Y社区于2015年4月将这个组织正式注册，组织的运营更加规范化。为了保证社区垃圾容器清洗工作的长效性，社区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签订了服务购买合同，由该团队负责辖区100多个垃圾容器、100多处休闲桌椅、7处健身器材的清理和维护工作。
（三）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与社区居委会“伙伴关系”的表征
在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区居委会与其积极互动，逐渐形成了“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表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共同目标。一般来说，在不同组织的合作关系中，不同参与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但是要达成合作关系，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对于Y社区的居委会和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来说，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其共同目标都是实现社区环境的整洁和卫生，推进社区治理。
二是地位平等。目前，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和社区居委会已经基本实现了平等对话。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能够单独承担责任，同时在人事和财务等方面具有比较大的自主权。社区居委会通过购买服务来维持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合作关系，并对服务队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形成一定的外部约束。
听了这个问题，陈校长笑呵呵地说：“陈校长可当不了未来三十年的校长喽！但是我可以作为老校长畅想一下学校的未来。在未来，学校乘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会在添置校园硬件设备、打造校园课程空间、提升教学质量及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也希望不仅仅只有校方的努力，还需要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参与，使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可以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一流的学校，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
三是互惠互利。一方面，社区居委会为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提供组织支持和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通过组织活动，缓解社区环境卫生压力，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三、“伙伴关系”形成的条件与逻辑
影响“伙伴关系”形成的因素比较多，共同的目标、互惠互利、信任和依赖、资源投入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⑨Y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伙伴关系”形成背后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定位的转变、单位意识作用下的情感化工作以及伙伴双方的积极互动与资源交换等。正是这几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才使得Y社区“伙伴关系”的形成得以可能。
（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定位的转变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定位的转变是“伙伴关系”构建的关键所在。社区行政化是社区治理内卷化困境的重要表现，社会各界对城市社区行政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社区对政府的高度依附、社区工作内容的行政化以及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的科层化。Y社区居委会在营造“伙伴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充分利用其“行政体”的定位为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提供支持性资源（包括场地、资金等显性资源和制度、权威等隐性资源）；妥善处理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奉行“社区是居民的”理念，对于支持性资源敢于放手让社会组织使用，使得社会组织在内部运作上具有比较强的自主性；在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利用其行政化的一面进行合同管理，对社会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调控。这样一种定位使社区社会组织可以看到与居委会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和预期效果，建立起组织成员对于“伙伴关系”中居委会角色的合理预期和信任。
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社会组织与带有行政组织色彩的社区居委会平等地位的建立是不断协商的结果，其中主体间的信任是关键。Y社区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被注册为社会组织并且争取到独立法人资格，是其确立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平等地位的根本所在。“伙伴关系”中主体间的信任不会自动出现，信任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各个主体会通过在不同主体互动中所体现的行为逐渐修正彼此的期望。⑩在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培育和成立初期，Y社区居委会无疑是比较重要的推动者和支持者，而社区居委会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建立平等和信任关系的过程则主要体现在日常实践中。
社区书记作为社区内的政治精英，其是否具有超前意识在社区治理中是非常关键的。Y社区的Z书记2011年左右开始在Y社区工作，她在处理社区问题时主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经常到居民家里走访，对居民的需求比较了解，因此在居民心目中树立了比较好的形象。Z书记特别注重居民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通过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召开每月一次的党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让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将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告诉大家，并组织居民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除此之外，她在平时的活动中也特别注意社区能人的挖掘和起用，敢于放手让居民处理自己的事情。Z书记作为社区的政治精英，其具有的超前意识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独立发展以及“伙伴关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单位意识的作用与情感化工作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单位意识作为一种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和带有封建性的落后观念被学术界广为批判。一般认为，单位意识是指人们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基本观念，它表现在单位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之一。⑪但是，如果我们从“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体系的脉络中去分析单位意识的内涵与作用，可以发现单位意识是一种单位人对国家和单位的高度归属感，“单位意识与中国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结构体系，并激发出超强的内聚性，对于克服中国社会的涣散性，发挥了重要作用”⑫。
Y社区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国企退休职工及其家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团队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归属感。Y社区的居民积极进行社区参与，实际上发挥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社区的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精英，大多都是当年各个单位的活动积极分子，退休之后依然保留了在单位时积极奉献、服务群众的习惯。以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为代表的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居民退休后发挥余热的场所，社区居民也表现出对于社区的强烈归属感。同时，与社区居委会的不断沟通也使得居民意识到社区在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愿意与居委会合作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裴宜理在关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的研究中提出了“情感工作”的概念，认为基于情感而发起的动员使得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的事业中去”⑬。在单位意识的作用下，Y社区居委会充分运用情感化的工作和动员方式，发挥居民之间以点带面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营造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氛围，在居民中渗透“社区是我家”的理念，不断吸引更多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同时也不断为居民开拓新的服务领域，为他们发挥作用提供平台。
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队员由大量社区精英、骨干构成，在服务队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对社区的单位意识被移情到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这一社区社会组织中，并在不断获取荣誉的过程中得以内化和强化。队员们不断向社区居委会传递“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是值得信赖的”信号，并通过实际行动不断向社区居委会强化这种认识，使得社区居委会意识到这支队伍可以承担更多社区公共服务，因而决定将更多的事务委托给这个组织。这种情感化的工作和动员方式对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与社区居委会之间“伙伴关系”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伙伴双方的积极互动与资源互补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定位的转变是“伙伴关系”形成的关键，单位意识的作用与情感化工作是“伙伴关系”形成的基础，双方的积极互动与资源互补则是“伙伴关系”形成的重要保障。
第一阶段属于萌芽期。在2013年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时，Y社区在上级城管部门卫生检查中垃圾容器方面扣分比较严重。为此社区尝试了多种解决办法，最初试图通过11位环卫工人包片进行清洗，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效果并不好。由此，社区居委会提出由社区的门栋长、党员骨干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进行清洗，每位参与人员清洗一次发放10元补助。当时社区有一个综合性的名为“零距离”的志愿服务队，垃圾容器清洗工作即属于该志愿服务队的工作内容之一。每次清洗工作的发起都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电话通知，参与人员中党员骨干的年龄都比较大。
资源互补是Y社区居委会与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伙伴关系”形成的重要保障。Y社区居委会方面的资源主要体现在组织支持、经费支持和人员调配等方面。在组织支持方面，Y社区居委会帮助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进行注册，并且不断推动其发展为民办非盈利企业，获得独立法人地位。同时，社区居委会会在社区层面对服务队志愿者进行表彰，也会在节日活动时邀请志愿者参加，给予志愿者一定的外部激励。在经费支持方面，社区居委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服务队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每年向服务队提供18000元经费，资金来源是惠民资金项目。在人员调配方面，由于工作性质和人员年龄偏大等问题，服务队经常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人员不足的问题，在人员补给方面经常需要社区在开茶话会、听证会或者年度总结大会时进行动员。
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方面的资源主要是组织成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提供环境卫生服务方面，而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组织成员对于社区普通居民的辐射带动作用上。在人力资本方面，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工作对于没有物业进驻的Y社区来说无疑大大减轻了居委会的工作量，改善了社区的公共环境。垃圾容器清洗服务队的成员虽然每个季度能得到160元补助，但是这与实际消耗量相比其实远远不够。成员们很多都是因为奉献精神和相互感染坚持下来，对于其中很多人来说参与服务队的活动是在追求一种自我实现和社区和谐。在社会资本方面，自该组织成立以来，成员依据就近原则进行排班定组。一方面，服务队成员可以在平时对清洗对象周边的情况进行观察和处理；另一方面，这些人员的工作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周围的人，产生以点带面的社会效应。当社区社会精英走向社区的公共舞台，获得公共身份，成为社区新的治理主体时，社区也不再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日益获得了利益联结和公共交往的稳固性的支撑，建构了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居民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⑭
四、结论与讨论
不同于以往社区研究的功能视角、解放视角和底层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体视角下的社区研究侧重于社区内部自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和建构。Y社区的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社区治理时期社区对“共同体传统”和“国家治理单元”两者的兼顾和平衡，这符合当前社会各界对于社区定位的基本共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Y社区“伙伴关系”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情境因素，即Y社区原为单位大院，社区居委会书记的超前意识及社区居民的单位意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当前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将这一在特定情境下形成的“伙伴关系”在主体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普适化。对此，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社区居委会书记本身。在社区治理格局中，社区书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效。需要注意的是，从2000年民政部提出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以来，社区建设时期的第一代社区书记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首先，这一批社区书记大多原为国有企业职工，有着国有企业单位化生活经历，单位意识较为浓厚，有着较强的责任心。其次，这一批社区书记大都是21世纪初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时期的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公益岗位招考进入社区工作。虽然当时补贴非常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窘境，同时社区书记的身份亦能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群体非常敬业。第三，这一批社区书记大多有基层生活和工作经历，对于底层社会生活有着较深的感受，能很好地融入社区居民，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群体的存在和努力，为中国的社区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代社区书记陆续退休，社区书记面临着新老交接或青黄不接的局面，这使得社区治理时期“伙伴关系”的形成与推广面临新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产妇产后出血护理中实施优质护理，能够有效控制出血量，减少并发症发生，同时，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学校应该建立科学、公正、公开的教学督导评价系统，使广大教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通过教学督导，学校可以了解每位教师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及时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帮助其总结经验，进而提高教学水平。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载体、以能力为目标等，对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有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本研究在数据完整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后续计算中可通过以下方法进一步完善改进，一是优化平台数据组成，更加细化数据以更完整统计油耗与碳排放；二是延长数据样本周期，可更好的计算出行的季节性、特殊性等；三是整合多平台数据进一步校正排放计算结果。
2）从自身特点出发，鼓励务实的求职心态。高职大专生求职过程中心态要平和，根据自身的实力确定就业期望值，尽快转变就业角色，主动接受市场的选择、竞争和考验。不要期望一次就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愿意从基层工作开始，逐步提升职业岗位。正确看待和处理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坚持先就业后择业的原则，纠正学生好高骛远的错位思想及“猴子式”的跳槽行为。
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参与主体，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其内源性特征和本土化实践取向更契合社区自治的组织化需求，因而被更多地赋予了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后主体补缺的角色期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提倡“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明确提出将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作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对象。与此同时，多部委联合推动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发展社会组织来实施社区营造、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界围绕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开展了深入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可能是委托代理关系，也可能是合作关系，还可能是兼具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关系。⑥
①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② 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③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航海通信基建工程前期工作主要是指开始施工前的投资决策、规划设计、深化设计、招标管理四个阶段，对应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书）、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招标文件四项内容。
④冯仕政：《集体行动、资源动员与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研究中“解放视角”的反思》，《新视野》2017年第5期。
⑤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
旅游纪念品高度同质化，确实是个普遍问题，甚至有人编段子调侃，“到景区买旅游纪念品还不如去义乌，那里应有尽有”，“义乌人民出去旅游一定没啥意思吧，毕竟纪念品都是从你们那儿拿货的”。
⑦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诂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
⑧⑩ 李辉、李向阳、孙洁：《供应链伙伴关系管理问题研究现状评述及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8年第2期。
⑨ A.Tallontire，Partnerships in Fair Trade:Reflections from a Case Study of Café Direct，Development in Practice，2000，10(2)，pp.166-177；赵辉、田志龙：《伙伴关系、结构嵌入与绩效：对公益性CSR项目实施的多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6期。
⑪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⑫⑮ 田毅鹏、王丽丽：《转型期“单位意识”的批判及其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⑬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⑭ 刘晔：《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价值链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价值链管理主要包括：（1）价值链管理的基础，企业中哪些因素为企业创造了较高的价值。（2）企业中的要素都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这其中有关人力资源的问题是在管理系统中应该用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和如何去评价。（3）如何处理价值分配的问题以及分配的方法是什么等。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企业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研究——以广西中小企业为例 ………………………………………… 莫锦萍（1/11）
⑯ 刘杰：《从行政主导到福利治理：社区服务的范式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新视野》2016年第5期。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三治合一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2019ZD001)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19）11-0123-05
作者简介： 刘杰，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湖北省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9；李国卉，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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