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国学家：对经典的修正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学家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美国学家”一词出自弗雷德里克·克鲁斯的长文《谁的美国文艺复兴？》。这是克氏在《纽约书评》创刊25周年的纪念专号（1988年10月27日）上撰写的一篇书评。克鲁斯造用此词，一如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其他新词，意在标识某个领域在其组织原则和自我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克鲁斯提到，“新美国学家”采取种种修正手法，以干预美国学的重建。他们有近30篇文章收在两卷文集里， 另有5部新近出版的个人专著。 （注： The
Americarn
RenaissanceReconsidered: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nglish Institute,1982—1983,ed.Walter Benn Michaels and Donald E.Peas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ssity Press,1985); Ressell S.Reising,The Unusable Past:Theory 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Methuen,1986); 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ed.Sacvan Bercovitch and Myra Jehl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Donald E.Pease,Visionary Compacts:American Renaissance Writings in Cultural Context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 Jane Tompkins, Sensational Designs: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1790-18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David S.Reynold,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 (New York:Alfred A.Knopf,1988);Philip Fisher,Hard Facts:Setting and Form in theAmerican Nove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克鲁斯把这些作者一律冠之以“新美国学家”之名。如其文章标题所示，他以F.O.麦提逊的《美国文艺复兴》一书为美国学公认之母文本，据此评估新美国学家们的著述。虽然在文章的后半部，他要细说种种缘由，但克鲁斯先以如下这段文字解释了他何以要把这些彼此不太相干的批评家们撮合在一个笼统称谓之下：
然而对新美国学家（以及其他众多之人）而言，这[对经典母文本的关注]是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是伪意识，其间所隐含的历史决定因素是需要人们给予揭露的……。现当今，这种对种种绝对论的质疑正在文学研究的各个分支里面展开。它反映了学界内部要唾弃一统体规及各式等阶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新美国学批判的特别情感力量还是来自于它同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如奴隶制、“迁徒印第安人”、侵略扩张、帝国主义等等，以及现今争取平等社会机会的斗争都有着关联。譬如，当一个新美国学家证明象《哈克贝瑞芬历险记》这样一部经典之作是沉溺于对黑人、土著美洲人、女人或其他什么人作固定的“客观具像化”时，一个双重的效应便产生了。首先，所谓的经典开始显得没有从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这样便为扩大其范围、把代表上述那些群体的湮没已久的人所写的作品包容进来做好了准备。其次，这些代表人物在当代的后继者们也有了进入学术对话的理由而不再象从前那样遭到漠视了。总之，新美国学的纲要除了要改变文学系的主导批评风格之外，还要改变文学系的社会结构组成。 （注： Frederik Crews,"Whose American Renaissance?"New Yook Review of Books 35,no. 16(October 27,1988):pp.68-69,70-71,75,81.）
克鲁斯对新美国学家的态度是复杂的，这一点是本段引文以及文章其他地方所体现出来的众多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克鲁斯的行文具有一个双重视角：一方面他是在方向上即将发生巨变的一个领域里的专家，与此同时，凭借以往在该领域里的经验，他又能够看出新方向上的缺陷多多少少都是些人所熟知的错误。克鲁斯曾对纳撒尼尔·霍桑（美国学领域里一经典形象）作过基准研究，著有《先辈罪孽》一书，对于该领域里的规范、有效假说以及自我认识，他是内敛吸收在先的。只要是被不言而喻地信奉着，这些假定便同其他一些不证自明的原则一样，始终免受批判性的检讨。作为美国学领域里研究活动的公认基石，这些假定构成了或可称之为学科无意识的东西：一个美国学家不能既依这些假定行事，同时又对这些假定存有自觉意识，或更准确地说，一个美国学家只要把这些假定说成是未加批判的信条，他也就退出了美国学的领域。新美国学家们把克鲁斯在论霍桑一书里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学标准刻意描绘成一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产物，说其与侵略扩张、恩赐政治以及奴隶制串通一气，这便是背弃了克鲁斯所在领域的基本原则。因为，把文学作品同美国政治的“民族奇耻大辱”挂上钩，新美国学家们便不是在本领域之内而是从一个别的什么地方落笔着意了。克鲁斯顺势一气推理论证，把这一别的地方定在了学院政治、60年代反文化、或赞助性行动部门的领域里。他难以在学院内部为新美国学家的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但是这里的关键所在还不是要把他们往哪里驱赶，而是克鲁斯何以感到有驱赶他们的必要。当然，从普通的学术争端这一过分笼统的领域，到60年代激进主义的实用政治，再到赞助性行动部门这一过分具体的空间，克鲁斯走的这条驱赶之途自始至终都把他之无力将新美国学家安置在一特定学术领域与学界无现成合法位置给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如此，他之所以有驱赶的需要还是因为新美国学家对传统美国学家信条中最最不证自明的（因而也是最难以作批判检讨的）一条提出了质疑，即美国的文学想象是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王国之上的。
克鲁斯扼要地概述了新美国学家的批评。新美国学家们认为美国的文学想象实际是个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从战后自由派反共的民意政纲中发展出来的，克鲁斯仔细地转述了这一点。但是，在准确阐述了他们对自由主义共识所作的批评之后，克鲁斯拒不承认他们的解释对他的研究有任何影响，遂又重新回到了自由主义的共识里。仿佛只是机械地重复他们的话而并不明白话里的意思，克鲁斯在其后的整个行文里针对新美国学家的意识形态批判品评论时，言辞间透出的是自由主义共识里那些不言而喻的假定。他在下面这段文字里把那些假定又给找了出来：
也许，给“美国特性”批评定型的关键人物是写了《自由主义想象》（1948年）一书的莱昂乃尔·屈瑞林。在对美国文学的认识上，此公促成了以明确的文化观代替维农·帕灵顿的社会学观。在帕灵顿看来，美国历史记录的是一系列挣脱充满贵族气息和宗派偏执的欧洲根土的解放，而美国文学林林总总反映的就是这个线性的民主进步的过程。据此，帕灵顿认为我们应该对自身这多样性文学传统中所有体现那个历史记录的成分给予鼓励和扶持。然而，屈瑞林驳斥帕灵顿道，文化“不是一条河流……，其存在的形态是斗争……完全就是矛盾的对立。在任何一种文化里，都会有一些胸怀大部分这种矛盾对立的艺术家。其意义和力量在于他们的矛盾之中。不妨说，文化的本质就在他们的身上”。真正的美国要到由充满“矛盾对立”、思维开阔的头脑所写出的那为数不多的几本书里去寻找。（注：Frederik Crews,"Whose American Renaissance ?"New Yook Review of Books 35,no.16(October 27,1988):pp.68-69,70-71,75,81.）
这段长长的引文构成了克鲁斯论战中的一个重要的关头。在解释了新美国学家的批判之后，他转向了屈瑞林有关帕灵顿的评论。这是以屈瑞林，而不是麦提逊为形以塑造“美国特性”的关键人物了。屈氏在其1946年的评论文章里做过一个区别，划分了意识形态的美国文学和文学的美国文学。克鲁斯在转向屈瑞林的时候，便是不言而喻地援引了屈瑞林的划分法，去做一件多多少少相同的事。为此，他得从屈瑞林的文章里找到有关美国文学和意识形态区别的一个有效的假定，以便借助这个假定可以在新美国学家的著作里找到与屈瑞林在帕灵顿的著作里所发现的相仿的意识形态上的缺陷。这个区别是他论据的关键，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克鲁斯找到的这个区别必须是个不言而喻的假定，是个不证自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嫌疑的原则。
然而，克鲁斯是要不言而喻地寻回这个假定，以便对新美国学家的学院政治建起一个安全的批评视角，而在40年代末著书立说的屈瑞林却是要在美国文学和对他的美国观构成威胁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来。这一变化在出自《自由主义想象》引文的最后一个分句里清晰可见，而克鲁斯却明显地掇而未引。屈瑞林最后一句完整地应该是这样：“不妨说，文化的本质就在他们（真正的美国艺术家）的身上，其标志就是他们不为任何意识形态集团或潮流屈身而事。”（注：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Viking,1950),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克鲁斯在其释义过程中随意就把屈瑞林的修饰句丢掉，这种做法突出地表明了存在于两位批评家之间的差异：一位接受了“意识形态终结”之假说，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原则；另一位则奋力要终止特定意识形态当时对文学的侵犯。因为屈瑞林撰写《自由主义想象》一书时，同代的批评家里有许多已经重新捡起了战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关注。
屈瑞林对文学想象与任何公共世界关系的割裂就是屈瑞林文评的意识形态上的成果，或可称之为框定领域的举动。有此割裂之后，美国文学的读者／作者对于在文学想象与政治问题本身之间寻找联系的态度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经自由主义想象再经验的规范后，读者／作者乐得不去在文学想象与公共领域之间寻找联系，其结果便是获得了屈瑞林套用济慈之语所谓的消极感受力。这种能力在詹姆斯的作品里得到了最佳体现。它既可消解读者／作者要在公共领域实现文学想象的需求，又可使他们体验到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别。而这种认识（文学的潜能因此得以变成明确的行动或特定的所指对象）接下来就会把屈瑞林早先定义为美国文化史之动力的那种矛盾对立（“是”和“不”）内敛于心。运用自由主义想象的时候，一个原本满脑政治的自由派人士可以在其责任义务与能够实现责任义务的场所之间发现间隔。这样，屈瑞林的自由主义想象便产生了两个互不相通的领域——文化的和公共的。在屈瑞林看来，政治所关注的是把美国自由同苏联集权对立起来的那个巨大且永恒的矛盾对立，当美国的读者／作家把注意力从这片“有限”的天地转移到刻画细致入微、变异复杂的高雅的现代主义文化领域的时候，他们便为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为他们真实的自我找到了一个人为的整体。文化空间给了在公共世界里被分割的自我以完整合一的希望，又给在公共领域里没能满足的冲动以无限多的个人场所来实现满足，其魅力便有增无减了，照屈瑞林的说法，这是与公共领域里产生的对这种补偿性满足的需求成正比的。
上面这段简要叙述或可表明，一个自由派人士，一旦在屈瑞林自由主义想象所框定的文化自治领地里构建了自己，便很难认同别的什么自我建构了。克鲁斯就是一个例子：他逐字逐句地解释了新美国学家对自由主义想象的批判，但接下来却拒不承认这一批判有任何效力。当新美国学家们把自由主义想象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来加以批判的时候，他们便表明了在他们自身与美国学家前辈之间存在着的重大差别。在新美国学家们看来，自由主义想象在把文化同公共领域加以想象性分割的时候，便暴露了其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想象性分割使得自由主义分子得以把由冷战共识所释放出的原本是富有威胁性的文化对立当作一个完整自我的消极感受力来体验认识。面对新美国学家们对自由主义想象以及由此构建出来的他自己的批评角色所作的批判，克鲁斯转而求助于莱昂乃尔·屈瑞林的文章，想再行屈氏对当时的意识形态批判所施之法。
在1988 年写下的这篇书评的余下篇幅里， 克鲁斯重复着屈瑞林在1946年所提供的批评用语，有责难之词（“简单化”、“党派隅见”、“说教”、“急于在书本和其政治间的关系上寻求道德确定点”），也有赞誉之语（“优柔不定”、“反讽”、“源于众多修辞策略之溶合与非背景化而来的凝练的暗示性”）。以这些赞誉和责难的批评用语来品评新美国学家，弗雷德里克·克鲁斯的批评主体便是重建在了《自由主义想象》的王国里。为把自由主义想象有效地放进自己对新美国学家的品评中，克鲁斯在劳伦斯·布约尔在《新英格兰文学文化》一书里对《汤姆叔叔的小屋》所作的解读中找到了一个精确的样本。克鲁斯赞同地援引布约尔道，在布约尔看来，《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文学想象具有“一种独立自足的修辞和主题力量”。此外，克鲁斯继续引证道，如果这种想象被“揭穿”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效应，那么它就不能再为人所理解了。（注：Crews,"Whose American Renaissance? "p75.The passage he quotes from Buell appears in 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naiss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9.）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屈瑞林一如斯托夫人拿《汤姆叔叔的小屋》所为，是把《自由主义想象》一书当作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种塑造历史的力量来用的，克鲁斯在此以及在文章其他地方的引证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屈瑞林这种意识形态的手法产生了经久强烈的历史效果，其一是自足文化领域的出现；另一个便是建立起以意识形态终结共识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美国学运动。《汤姆叔叔的小屋》被屈瑞林明确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宣传而非文学的小说。克鲁斯却从布约尔对该书的解释中挪来片言只语确认出了自由主义想象的独立自足性，这近乎是承认了自由主义想象里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关怀。
美国学想象场域里的一场危机
在把他的美国文艺复兴同新美国学家们的分开之后，克鲁斯便大胆重申对其领域的法定所有权了。然而，他并没有行使《自由主义想象》（1950年）的专利特权把新美国学家们从他的美国文艺复兴里驱逐出去，而是以一段令人咋舌的认可文字结束了他的文章：
事实是对过去大约70年前所写的每一部作品，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们得决定谁去谁留。新美国学家们自己似乎注定要成为他们领域里未来的当权派了。关于哪些书最为重要以及怎样研究才最有成效，他们的意见将会是正确的。因为按规定，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正确。这一点他们在不得志的日子里一直是清楚明白的。（注：Frederik Crews,"Whose American Renaissance?"New Yook Review of Books 35,no. 16(October 27,1988):pp.68-69,70-71,75,81.）
克鲁斯说这最后几句话所用之词是他在文中其他地方怀疑不信的，现在用在文章的末尾，便清楚地表明了新美国学家们给他的领域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机。我在前面写下的话，一方面是以新美国学家认为不证自明的词语重建了“克鲁斯”，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把《自由主义想象》的“克鲁斯”给拆解掉了。在把克鲁斯早先的释义建构同这个重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分析便道出了或可称之为发生在美国学想象场域里的一场危机。
我用想象场域（field-imaginary ）一词来指早先曾经提及过的学科无意识的一个场点。这里存有该领域的基本法则——不言而喻的假定、信念、主要词语以及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紧凑的关系。一个领域的专家就依靠这个想象场域来建立他在该领域里的基本身份。而这个基本身份一旦在基本法则上建立起来，就既不能对所用词语进行反思，也不可让这些词语去接受批判性的检讨。相反，想象场域的组织成分是以不证自明的原则存在那里的。
讨论克鲁斯的文章，我自始至终是把《自由主义想象》当作他的想象场域之所在。在此，我要给美国学领域里的母文本列出一个部分清单，这样可以把它的想象场域描绘成仿佛象是再现了一个原始场景似的：F.O.麦提逊的《美国文艺复兴》（1941年）； 亨利·纳升·斯密司的《处女地》（1950年）；R.W.B.刘易斯的《美国亚当》（1955年）；理查德·蔡斯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1957年），哈利·列文的《黑色的力量：霍桑、坡、麦尔维尔》（1958年）；莱斯利·费德勒的《美国小说里的爱与死》（1960年）；马库斯·布尤力的《怪诞的图案》（1963年）；列奥·马克斯的《伊甸园里的机器》（1965年）；理查德·布瓦雷尔的《别处一天地》（1966 年）； 昆丁·安德森的《至尊自我》（1971年）；萨苄万·勃克维奇的《美国哀歌》（1973年）。
这些美国学的母文本给美国学家们界定其作业提供了略微不同的元叙事。但是所有这些书名都假定了一个建立在纯粹可能性之上的王国（《处女地》、《别处一天地》），在那里，一个完整的自我（《美国亚当》、《至尊自我》）可以用能证实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场所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存在差异的一种语言和一组行动和关系（《美国小说里的爱与死》、《怪诞的图案》、《美国小说及其传统》、《美国哀歌》、《美国文艺复兴》），来把美国历史里的主要矛盾内在化（《伊甸园里的机器》、《黑色的力量》）。
如同一个人心灵里的原始场景一样，把美国学想象场域组织起来的景象依赖于它能实现同潜在精神创伤的分离。在克鲁斯的文章里，当新美国学家们或批评这种分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或提出在分离的两个领域之间有一种关系时，源于这原始场景材料的约束力便显现了出来。每当新美国学家们对把文化领域同公共世界割裂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便是在暗中破坏着存在于克鲁斯作为美国学专家的基本身份同这一领域的原始场景之间的（想象性的）关系了。
新美国学家与来自其内外部的新历史主义者们
在把一个历史的语境返还给美国学的过程中，新美国学家在美国学内部发展出了一个叫做新历史主义的分支。新历史主义为新美国学家们建立起一个从美国学的政治无意识里把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些问题还原恢复的意识形态中介。然而，这个中介效能的发挥依靠的却是由上辈美国学家发展出来的那套细读技巧，即他们那可把哪怕是最最没有条理的文本变成一个明明白白统一体的新批评的能力。这样的新历史主义者能够把原始史料（编年史、非官方的回忆录、流行时尚、经济数字、轶事）变成新美国学家所关注的对象，其手法就是重建这些文本与经典作品之间的关系。
在把本可被忘却掉的日常生活里的事物同历史的元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新历史主义者们把细读读者的一项特长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作用力。象细读读者一样，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者们在原本不相干的政治、经济的和历史的材料同美国学的母文本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把美国历史搞得似乎需要一个由细读组成的领域，以此来重建美国的历史。当官方的历史按照新美国学家阅读文本的方式来撰写的时候，那部历史便同细读一样，再也不会继续受制于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或传统主义的历史写作的束缚了。通过从档案材料里读出历史定位所必需的深思冥想，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者们已经实实在在地修订了美国历史的文本性。
正如保罗·博韦令人信服地所证明的那样，一些新历史主义者藉其新发现的对历史的控制力，在文学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方面已是过甚其辞了。（注：See Panl Bove,Intellectuals in Power:A Genealogy of Critical Humanism (No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articularly"Intellectuals at War:Michel Foucault and the Analytics of Power."）其中一个为人所熟知的观点是建立在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之间的类似关系之上的。这种相仿类似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观点主张在一个层面上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因为，即使新历史主义并没有改变专业史学家们的常规做法，也没有给整个文化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但就新美国学家的实践来说，它还是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学这个领域。新美国学家把历史文献和相关的释义建构质询招募进了美国文学的文本性之中，实际上已经将文学作品历史化了。然而，发生了这些历史变化的文化领域仍然还是这相对有限的美国学，如克鲁斯的文章所提道的，是个众多流派蜂起、眼下正处于尤为变动不居时期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新历史主义是巧于在事物间别造新的联系的，缘此，新美国学家们也找到了一条把新兴学科实践同社会或政治解放运动相互联系起来的路数。但是，我所希望阐明的是，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者们在社会运动与其新兴的学科实践间建立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当新美国学家们解读社会运动与其自身新兴学科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的阐释往往是把一个学科实践的结构意义单位变成——以一个完全不同的单位置换前者——一种与基本反映社会或政治解放实践的关系相类似的东西，即一个被压迫集团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当他们从这种相似关系的角度出发（但并不做与学术无关的政治联系）来阐发其新型学科实践的时候，新美国学家们便调动了或可称之为学科建设的意识形态这种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把学科实践上的创新同社会运动对于压迫者的反抗象征性地认同联系了起来。
杰拉德·格拉夫提醒我们，（注：See Graff,Professing 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p.209-225.）在赋予被剥夺了权利的社会团体对平等和公正的要求以学术地位这一点上，美国学步了英语研究的后尘。以前的美国学家用自身领域里的字眼重新界定这些政治要求，从而予以实现，但却又仅仅是在自由主义想象的那一理想化的词藻里面。如艾伦·格罗斯曼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在美国学领域之内的自由化对于减少学院之外的进步政治运动起到了补偿作用。
把母语里的现代文学纳入大学立为一门学科，这种做法显然是与英美政体的自由化，尤其是与当时所发生的妇女解放运动并行不悖的。在无法漠视一个阶层或团体存在的地方，大学往往喜欢给它提供一条走向学术合法性的通道，这样既满足了它对于地位的要求，却也同时排除了它籍以行使统治的手段。 （注： Allen
Grossman
in"Criticism,Consciousness and Sources of Life:Some Tasks for English Studies"in Uses of literature,ed.Monroe Enge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5.）
如果说美国学把自由重新界定为无政治要求之累，那么自由主义想象运用起消极感受力，便就是拒绝给这些要求以任何具体的政治表现了。相反，它把对于妇女权利或黑人权利的要求同自由主义精神应与之割裂的一切其他公共事物都混为了一谈。然而新美国学家的阵营里包括了来自被剥夺了权利的新的政治团体的代表，这便是拒绝把获得的现实政治果实归结为自由主义想象所摆出的象征性的姿态了。对新美国学家们来说，自由主义想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对政治问题的拒斥，它所监控的学术领域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了把这些问题返还到文学想象的战场。
我们已经看到，新历史主义使新美国学家们得以在公共事物与文化事物间把从前被否认存在着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当一个新历史主义者把发生在学院外的一场解放斗争与他在学术领域里正在展开的论战之间的关系昭示出来的时候，学科实践上的教育与投身政治解放运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便再不能说是想象性的了。这些意识到的联系无形中便使公共世界与文化领域间的割裂站不住脚了，并且，如乔纳森·阿拉克所说，它们把“课堂、学科和专门职业这个系列同性别、种族和阶级以及民族这些政治领域”（注：Jonathan Arac,Critical Genealogies:Historical Situations for Postmodern Literary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307.）都联系了起来。
新美国学家与反威统
要了解新美国学家于反抗威统（Counterhegemony ）间的利害攸关所在，我们还需先求教于葛兰西。葛兰西提出可以成功地动员反抗威统的力量来抗拒威统，从而形成活生生的“位置之战”。约瑟夫·布蒂吉格指出，位置之战是发生在体制出现危机阶段，其间，按一种对现实的解释而形成的集体意志，在经年累月的斗争之后，让位于另类的解释。（注：See Joseph A.Buttigieg,"The Exemplary Worldiness of Antonio Gramsci's Literary Criticism"in bounelary 2 11,nos.1-2(1982-83):pp.21-39.）葛兰西认为，在文化出现大变革的时刻， 主流组织原则内含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便昭然若揭，体制危机的根源即在此时，葛兰西的兴趣在于“探究永恒的集体意志到底是如何”从一个“具体幻想”中“形成的”；同样，对于“在社会的”哪个部分“存在着其变革的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这个问题，他也很有兴趣。要成功地推翻威统，反抗力量必须建构出自己的“具体幻象”说，其“现实度和可实现性”将会取得从前身处下层的少数集团的认同，并能够建起对现实的另一种主流的解释，可以变普通的解释之争为某些集团所用。（注：Antonio Gramsci,"The Modern Prince",in The Modern Princeand Other Writings,ed.Louis Marlcs( New York:International Pablishers,1957),pp.169,184,166,174,and 154.）
在对新美国学家所作的这番讨论里，我自始至终论述的是新派的崛起与美国学里葛兰西所说的“具体幻象”（我称之为想象场域间的危机）的更迭变换间存在着的关系。我据此范畴立论申说，乃是因为这个范畴解释了美国学元叙事主题里那引人注目的整合作用，也解释了为什么对这些叙事里暗含的不言而喻的假定的任何反威统的批判会在人的心理上引发出抵触情绪。然而，新美国学家们在把构建其领域的分割原则加以否定的过程中，已经把美国学的想象场域给改变了。他们那新历史主义式解读的原始场景里的政治无意识既体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那被压抑的关系，也体现了这层关系中以前无法得到表现的被剥夺了权力的集团。作为把因否认该学术领域同公共世界存在联系而遭压抑的形象和材料寻找回来的渠道，新美国学家们占据的是一个双重关系的位置。作为文化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纽带，他们既身处该学术领域之内同时又是置身于外。此外，作为被从前的政治无意识排斥在想象场域之外的主体的代表，新美国学家们有责任要使这些缺席的主体在他们领域的过去和现在得到表现。
新美国学家的想象场域是建立在文化与公共世界之间存在关联这一基础之上的，它在原始场景里把文化的材料与政治的材料联系在了一起。在此简要地列举一下新美国学家们的著述便可以表明这种转折了。史密司的《处女地》让位于安妮特·克罗德尼的《国土地貌》和斯劳特金的《致命的环境》；R.W.B.刘易斯的《美国亚当》变成了迈拉·耶伦的《美国化身》、卡罗琳·波特的《看与存在》或亨利·路易·盖茨的《黑色的形象》；蔡斯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以罗索·赖辛的《用不得的过去》收场；罗伊·哈维·皮尔斯的《美国诗歌的连续性》变成了保罗·博韦的《解构诗学》，而勃克维奇的《美国哀歌》则以弗兰克·伦特里基亚的《批评与社会变革》告终。所有这些书名都在其原始场景里恢复了从前被美国学家们所否认的文化材料与政治材料之间的关系。这些重新恢复的关系使得新美国学家们可以把文学作品里被压抑的社会政治语境同外在于学术园地的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当这样的批评趋势浩大的时候，这些联系便可以改变美国文化的威统式的自我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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