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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5-08-24。 中图分类号：F205；F2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16)03～0363～14 DOI：10.11849/zrzyxb.20150366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矛盾日益突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合理利用是这些矛盾的主要根源，导致资源问题成为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人们意识到不能再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程度都是影响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2015年“两会”期间，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也纷纷提出建议，呼吁加快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并认为这项工作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倒逼机制，破除和扭转唯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3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3月底，国家环保部召开专题会，重新启动绿色GDP研究工作。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首要工作，是进行自然资源核算。自然资源核算是指对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自然资源，在合理估价的基础上，从实物、价值和质量等方面，统计、核实和测算其总量和结构变化并反映其平衡状况的工作[1]。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但是却能为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提供判别标准，是促进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通过自然资源核算，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合理评估，政府能够全面客观地衡量自然资源，准确地了解全国资源利用现状，科学地制定资源开发利用政策。同时，也有利于督促政府领导干部有意识地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确保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 本文力图对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核算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厘清现有的各项研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和已取得的进展，提出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和方法，为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项目的分类、核算方法的选择、资产产权的明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借鉴，为我国分类、分级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1 国内外研究进展 20世纪末，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科学研究机构逐步意识到单纯依靠国民经济核算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局限性，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的研究从此应运而生。 1.1 国外研究现状 1.1.1 核算项目分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能产生经济效益，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这个定义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使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概念几乎等价。作为第一批建立资源环境账户的国家之一，挪威的资源环境核算重点在匮乏能源、渔业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核算。芬兰的资源核算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资源和生态系统上[2]。美国联邦政府在2000年确认了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包括木材、外大陆架石油和天然气、可出租矿物质(固态)、可出租矿物质(液态)、可定位矿物质、矿物材料、牧草地和电磁频谱[2]。英国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包括土地、木材和已探明、可采、可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2]。加拿大的自然资源资产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存量、土地和生态系统3类。其中，自然资源存量包括能量资源、矿产资源和木材资源，而能量资源包括已探明的、可收回的天然气、原油、煤等资源的储量。世界银行把自然资本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全部环境遗产，通过对各种资源在其使用年限内的“经济租金”进行贴现和加总来估算自然资本的价值。在其发布的《国民财富变化：衡量新千年可持续发展》(2011年)中，自然资源损耗的核算包括能源损耗、矿产资源损耗和森林资源净损耗。联合国等五大机构共同编写的SEEA-2012由7个账户组成，包括矿产和能源资源、土地资产、土壤资源、木材资源资产、水生资源资产、其他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资产[3]。 西方国家对自然资源核算的项目分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核算应包括能源和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项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上述资源，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二是根据资源利用数据的可获取程度和资源价格核算的难易程度来确定。 1.1.2 理论方法 在自然资源核算过程中，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尤为重要，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研究成果丰富。 起初，学者们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4～5]。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资源环境状况的不断变化，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认知由无价阶段向有价阶段发展。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背景下，人类开始投入劳动到自然资源当中，自然资源的价值用投入的人类劳动补偿来衡量[6]。部分学者赞同采用效用价值论的观点，即根据自然资源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来确定自然资源的价值[5]。另外，由于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可以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供求论来解释自然资源价值[5，7]。后期，现代自然经济学家提出边际效用论，认为自然资源产品的价格包括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机会成本(又称稀缺性地租)[8～9]。二元价值论反映了自然资源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劳动不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与人类劳动具有同等的地位，一起形成价值的源泉[10]。 概括而言，国外自然资源价值评价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市场法，又称市场比较法，通过比较相近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交易价格来确定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价格，可分为直接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11]。这种方法最简单有效，但是需要有较为发育、活跃的资源市场和可比较的参照物及评估指标[1]。替代市场法，针对不参与市场交易的自然资源，用替代的物品和劳务来确定其价值，如旅行费用法、意愿调查评价法等[12]。 收益法，包括收益倍数法和收益还原法等方法。收益倍数法是较为简单的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影子价格[1]，该方法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运用数学线性规划来确定自然资本的最优配置价格[13]。但是，影子价格法只能静态反映自然资源的最优配置价格且无法表现资源本身的价值[14～15]。收益还原法，基本公式是：
式中：V表示自然资源价值，a和r分别代表净收益和折现率，x代表剩余收益年期[16～17]。 成本法，包括生产成本法、净价法和机会成本法等方法。生产成本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计价方法，根据自然资源价格构成因素和表现形式来确定其价格，可用于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生物资源和野生生物资源的估价[1]。美国经济学家R·雷佩托在机会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净价法来计算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价格[12，18～19]。机会成本法是在无市场价格的前提下，通过估算自然资源的投入成本所牺牲的替代用途收入来确定其价值[20]。 国际组织在自然资源定价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国外普遍认同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是根据国民经济账户(SNA)的附属账户提出的，其核算方法可借鉴SNA[2，21]。SNA-1993建议，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首先选择市场价格法进行资产估价。如果是不能在市场交易的资产，可使用净现值法、生产成本法作为次优选择[22]。Serafy提出使用者成本法也是一种较为常用的估价方法[23～24]。另外，各个版本的SEEA对资源租金的估算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资源租金测定是否准确，直接影响自然资源核算的准确性。资源租金的核算方法主要包括拨付法和间接推算法[25]。 国外学者还对自然资源核算的必要性持肯定的观点，通过研究提出了多种核算理论方法，各种方法有其适应性和局限性(表1)。在自然资源核算实践过程中，根据资源核算项目的目标，综合运用资源核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和延伸。
1.1.3 实践应用 发达国家如挪威、芬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较早开展了自然资源的核算，研究成果显著[26]。1978年，挪威最早开始了资源环境核算，其环境账户以国民经济为模型，作为决策者评估能源交替增长的工具[27]。1987年，挪威国家统计局和能源委员会提交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报告，将自然资源分为实物资源和环境资源两大类[16，28]。芬兰政府建立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框架，涵盖了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随后展开了大范围的环境价值核算研究[27，29～30]。欧盟在总结挪威、芬兰两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NAMEA)[29，31]。1985年，荷兰中央统计局开始进行土地、能源、森林等方面的核算[16]，荷兰是最早提出排放量核算的国家[3]，荷兰的水资源核算主要借鉴了联合国SEEA的框架体系和核心范围[32]。1987年，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表《法国的自然遗产核算》，1989年又发布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如《环境核算体系——法国的方法》[33]。1990年，墨西哥把石油、土地、水、空气、森林纳入到环境经济核算范围，率先实现了绿色GDP[3，29]。1993年，美国建立了反映环境信息的资源环境经济整合账户体系[34]。同期，日本开始进行本国SEEA的构造性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SEEA实例体系，并给出了1985和1990年日本绿色GDP的初步估计[27]。日本设计了环境核算账户(EMA)，以利于其商业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35]。澳大利亚在SEEA-2012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扩展，编制土地账户进行核算[36]。 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行列。1989年，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对森林、石油储量和土壤的资产进行了折旧评估[32]。1996年，印尼完成了本国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账户核算[37]。类似地，菲律宾建立了环境与自然资源核算工程(ENRAP)，1990年，菲律宾建立了包括非市场商品和服务等一切经济投入产出的环境账户[3]。印度从木材生产、碳储量、薪材使用和非林产品收益四方面研究了森林资源价值核算。博茨瓦纳将自然资源核算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工具，目前已在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领域展开了研究[38]。 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是联合国等五大机构联合颁布的SEEA-2003。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构建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1993)，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的附属卫星账户。这是首次把经济核算的资产边界扩大到自然资本，资源核算首次受到国际关注。随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开始研究资源存量核算，德国开始探索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核算。200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专家工作组第一次发布了《环境管理核算的规程与原则》[39]。在总结各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发布了SEEA-2003[40]。这本核算手册由4组账户组成，并分别讨论了具体的核算方法，汇聚了多年来环境经济核算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了核算过程中涉及的核算对象和核算方法[41]。2014年，联合国统计署等国际机构正式发布《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2012)，这是首个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统计标准。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核算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致力于把自然资源核算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研究，建立本国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 1.2 国内研究进展 1.2.1 核算项目分类 目前，对于自然资源的分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广义的资源指一切人类生存、发展、享受所需的各种要素，狭义的资源指取自自然环境且尚未进行深加工的自然资源。一般多数认为核算的对象是狭义的自然资源。也有人认为，资源的不合理开发造成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资源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环境也是一种自然资源[42～43]。 纳入核算范围的自然资源是具备稀缺性、有用性和明确的所有权性的自然资源，又称自然资源资产[44]。《中国自然资源手册》将自然资源资产分为9类，包括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能源资源和其他资源。郝晓辉[45]、丁玲丽[46]认为，自然资源核算范围包括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以及森林、鱼类、水、土地等，核算采取物质单位。潘震宇和高清平提出资源核算大致可以分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和能源几大类[47]。彭武珍根据我国统计年鉴上可获得的实物量数据和我国实物量核算的分类情况，将核算范围确定为矿产与能源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48]。江泽慧在2015年“两会”中提出，广义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海洋、野生动物等生物资源，也包括空气、生态系统等生态环境资源，还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 1.2.2 理论方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批资源经济学者在资源核算理论方法方面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有关自然资源核算理论研究，在我国掀起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李金昌认为，自然资源估价的理论基础是功效论、财富论和地租论[42]。自然资源价值包括其本身的价值和人类劳动投入产生的价值，前者可以根据地租论确定，后者可以通过生产价格定价法量化。胡昌暖在马克思地租、土地价格理论一般原理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我国资源价格的实质[49]。蒲志仲主张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科学认识论，建立科学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探讨了自然资源价值中的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构成，概括了自然资源的价值特性[50]。章铮提出根据边际机会成本确定自然资源的价格，主要包括3部分：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51]。 第二次研究热潮是21世纪初期，特别是我国政府开展绿色GDP研究工作之后，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讨论。高敏雪对国内开展环境经济核算的方法和思路进行初步探索，总结了资源核算的实物量指标，确定了具体的核算标准[52～53]。成金华和吴巧生对现有的自然资源价格理论进行总结，归纳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价格理论，一种是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价格理论[54]。邱琼[55]、向书坚[56]分别对SEEA-2003涉及的经济总量指标和存在问题进行剖析。梅林海和邱晓伟以木材和煤炭资源为例，从效用价值论的角度探讨自然资源的价值[9]。张丽君等采用能值分析(EMA)和物质流分析(MFA)方法，用能值-货币价值对绿色GDP核算中的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定价[57]。 第三次研究热潮的标志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展开了大量研究。在自然资源核算方法上，国内的研究大多是总结归纳国外自然资源估价方法，根据我国特殊的资源状况选择不同的模型，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独创的理论模型。 李金昌[42]对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资金的时间价值加以考虑，提出自然资源价值的计算公式：
式中：
为第t年价值，i、i′分别为平均利息率和贴现率，α、ρ分别为等级系数和资本平均利润率，
为基本租金，A为该自然资源的资金投入，N为收益年限，Q为收益自然资源总量，
分别为供给量和需求量，
分别表示供给量或需求量变化对价格变化的灵敏程度。 丁玲丽[46]认为自然资源的价值包括“现有社会价值”和“潜在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自然资源价值核算模型：
式中：V表示某处自然资源的总值，
分别表示每年投入的货币值和每年取得的收益，m、n分别为投资到确定价值的时间间隔和使用年限，r表示贴现率。 我国自然资源核算也开始实际运用研究，一些学者根据自然资源禀赋选取了不同的核算方法展开实践探索。例如，采用收益还原法计算耕地的价格、用费用价格法计算森林资源价值、用净价法计算矿产资源价格等尝试。在影子价格模型、边际机会成本模型和供求价格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水资源价值模糊数学模型[14]。 1.2.3 实践应用 早在30a前，我国政府部门在自然资源核算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践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建立了环境保护统计制度。198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牛若峰研究员编写了《资源经济学和农业自然利用的经济生态问题》。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同年，国家环保局按照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的理论和方法，对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进行核算，侧重于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研究。1989年，《中国环境年鉴》首次出版。1994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2001年，国家统计局以重庆作为试点开展资源环境核算，为绿色GDP核算奠定基础。2003年，国家统计局试编了《全国自然资源实物量表》，涵盖土地、矿产、森林、水等4种自然资源。2004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与经济绿色GDP核算研究。2005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启动了10个“绿色GDP”试点省市。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13年5月，国家统计局和林业局联合启动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绿色经济评价体系研究，利用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和相匹配的全国生态定位站网络观测数据，对全国林地林木资源价值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核算。2014年10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在北京发布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2015年，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庆瑞介绍说，国家重新启动“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 总体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核算比发达国家起步较晚，自然资源核算的种类、理论方法不够完善，尚未建立标准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核算体系。但是，不可否认，我国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在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过程中已经做出了实质性探索。在借鉴学习发达国家自然资源核算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取得了基础性成果。 1.2.4 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核算的比较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已引起各国政府部门和组织机构的广泛关注。西方国家有关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方法研究比较丰富，20世纪80年代开始，挪威、芬兰、法国、印尼、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已逐步开始本国单项资源核算的实践。自SEEA-1993发布以后，日本、美国、印尼等国家开始构造本国的SEEA。同时，联合国等五大机构积极组织专家工作组寻求一套统一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框架体系。就中国而言，我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起步较晚，核算的理论方法研究成果相对不足，尤其是自然资源的估价方法鲜有创新，2000年以前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学术探讨为主。自我国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开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走向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再次推动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图1)。 2 主要共识与争议问题 探讨国内外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共识与争议，可以在学习西方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确定资源核算分类，完善理论方法体系，弥补实践应用不足，结合我国国情，以便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为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
图1 国内外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研究进展 Fig.1 Research progr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2.1 共识 随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的重要性。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综合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激烈讨论，可以认为初步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在核算项目分类方面，西方许多经济学著作以及我国资源科学文献中提到的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其中，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与能源资源、生物资源等又是研究的重点。自然资源核算项目的确定原则基本统一，一般要求纳入核算的资源要素符合有用性原则，同时又是可以量化的资源要素。 在核算理论方法上，国内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富，取得了较大进展。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方法。尽管我国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方法尚未统一，但是自然资源核算的方法已经达成共识，即先实物量再价值量、先存量再流量、先分类再综合。 在实际应用方面，有关自然资源核算的实践已在国际上普遍展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总结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联合国等五大机构发布了SEEA-2003。自该手册问世以来，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被各国研究学者视为圭臬，广泛追捧。借鉴联合国SEEA-2003的框架体系，结合我国资源环境状况，构建统一的、标准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有利于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2.2 争议 各国的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还在不断探索，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实践应用，都存在一定的争议。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分析，吸取各国研究经验，可以为我国资源核算所借鉴。 首先，在核算项目分类方面，具体需要统计哪些资源，各国国情不同，研究观点尚未达成一致。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应从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两方面进行资源核算，既包括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又包括资源的自然增加和环境保护的增强。但是考虑到资源核算的实际应用，是否对所有资源环境要素进行统计核算还存在争议。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各种指标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在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其次，自然资源核算理论尚未统一、估价方法没有规范模式。以国际标准为例，SNA主要是以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根据效用价值论构建的核算体系。作为国民经济账户的卫星账户，SEEA把资源环境看作生产的基本要素投入来统计，其理论基础还不完善。如何全面认识自然资源的价值在经济学界争议较大。实物量核算相对容易，统计数据较易获取，计量模型较多，其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而价值量核算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仍是自然资源核算的难点。在自然资源价值化的过程中，要考虑资源消耗、环境退化、资源稀缺性等诸多因素，各国在自然资源估价方法的选取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再次，由于各国的地理环境、资源储备、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研究进展程度不一。尽管世界各国都认识到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必要性，但是通过何种途径对接还没有达成共识。突破这一难点，是推动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实践，实现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的关键所在。 最后，自然资源核算的执行标准存在分歧。联合国推荐使用的SEEA没有共识的术语和分类，缺乏标准的核算方法，对各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不足。亟须构建出一套综合的、标准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为各国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加快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步伐。这些分歧都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探索。 3 展望 我国自然资源核算探索起步较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国内外的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确定资源核算项目分类、选择估价方法、资源核算如何应用于实践、建立统一的资源核算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分歧。要顺利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当前探索阶段，为了消除争议，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需要开展。 3.1 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必须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来界定自然资源的核算项目。目前，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源普查每10a或更长时间开展一次，地方往往无法完整地普查当地的数据成果，更不用说有效利用这类数据。 第二，深入研究自然资源的定价方法与标准赋值。由于部分资源环境要素不参与市场交易，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确认其价值，自然资源的价值量核算该选取哪种估价方法还是个难题。已定价的自然资源如水、电资源，其定价方式该如何改革，这是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难点之一。 第三，分类、分级构建不同类型区域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我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地形复杂，区域差异大，如何制定出一套涵盖全国各个区域、统一的自然资源核算标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探索阶段，可以选择简单易行的地区展开核算试点工作。 第四，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负债表的衔接。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既存在关联又有很大的差别，两者需要很好地衔接起来。资源核算如何应用于实践，指导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为我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提供可靠依据，对接方式非常关键。 3.2 解决思路与方案 1)建议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的对象是可控或拥有的、产权明晰的自然资源。可以借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指标体系。我国的GDP核算作为我国经济水平统计指标历史已久，其理论基础、统计指标、核算方法都较为完善，逻辑性、可行性较强，是一套比较成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不能因为强调资源环境核算的重要性，就忽视了GDP核算发挥的作用，自然资源核算是为了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对GDP核算的补充和完善，资源核算体系的设计，要充分利用GDP核算已有的坚实基础，通过不断完善，适应统计的要求，有利于应用和推广。同时，在充分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前提下，研究人员应与统计部门密切沟通，共同确定我国自然资源核算的项目分类、统计口径、计算期限等指标。资源核算范围尽可能包括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还包括资源的自然增加和环境保护的增强。 2)资源核算方法的选择，充分考虑资源要素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根据我国的资源利用状况，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选择不同的经济模型估计。例如，水资源可根据市场需求采取阶梯式定价，煤炭、石油等资源根据其消耗的成本估计其价值。自然资源的定价改革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的方式，从矿产资源、煤炭、天然气扩展到其他资源，如水资源等。要勇于探索新方法，改革与创新并举。 3)为了更好地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地方迫切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开展地方性的专门资源调查和研究。根据各地区的区域特点和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设计不同的侧重点，先分区域，建立单项资源的区域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标准化的价值计量方法，最终形成全国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 4)国家统计局可以从宏观层面设计一套标准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借助各方的力量，鼓励资源环境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共同协作。国家统计局主持工作，确保自然资源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完美结合，保证资源核算的科学性。资源环境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其中，有利于统计指标的确定和数据的收集，增强资源核算实践应用的可操作性。 3.3 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的初步构建 在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之后，本文选取能矿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这4类资源，开始探索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的构建(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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