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内人口问题及其成因概观
——《东方杂志》的近代日本观研究
陶海洋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 从《东方杂志》相关文章可见,近代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秉赋缺陷是在国际竞争中技术相对落后。但由于政府实行鼓励人口生育等不当政策,导致国内人口增长很快。而日本政客常常又以所谓的国内人口问题作为对外扩张的借口。日本推行不断对外扩张的政策,特别是动辄发动战争,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缺陷加剧了国内人口问题等矛盾,恶化了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 《东方杂志》;近代日本;人口问题
近代日本为推行对外扩张战略,常常夸大所谓的国内人口问题,而且长期没有适宜的政策加以缓解。《东方杂志》内有相关文章,揭示了近代日本所谓人口问题的真相。梳理这些文章内容,有益于深入了解近代日本不断发动战争的内在思想根源,及其逐渐深陷损人不利己发展道路的迷误。
一、 近代日本工业化及其秉赋缺陷
近代日本自走上工业化道路后,国家经济曾经取得发展却存在诸多秉赋缺陷,在当时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缺陷则是技术相对落后。
近代日本缺乏的主要原料,一是衣食原料,日本棉花、羊毛,全部依赖从朝鲜、中国进口,但日本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棉花、羊毛,十之七八多转化为工业品,并输入中国市场,以致中国虽是日本的原料进口国,对日贸易却年年出超。二是燃料,日本每年约需煤炭2 500万吨,但国内仅能提供35万吨。三是军械原料,日本不仅不能自给钢铁等,有些金属材料完全依赖进口(1) 梦飞:《日本天产物不足之隐忧》,《东方杂志》16卷11号。 。有人根据1920年及以后几年各国的统计年鉴,比较了近代日本的土地、人口、进出口贸易、食品等原料来源、工业生产以及国民精神状态等基本国情。其中,日本对外贸易多处于入超状态,“输入超过输出,是日本最可恐惧的常态”。其输出额虽然在当时世界上占第八位,但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年输出总量不过14亿元,而美国仅纽约港一地一年输出量就达65亿元。日本山林面积占全面国土面积比例很高,达44.7%,由于当时木材逐年减少,只能依赖进口。日本当时的人口密度可算是世界第一(除了香港等特殊地区),虽然鼓励海外殖民,但殖民人数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少。日本是粮食不足的国家,每年输入的谷物、糖及水果、酒类、食杂物等在2.2亿元以上,但输出食品仅0.75亿元,入超达1.45亿元。由于缺少牧场用地,因此缺乏牛马等肉食来源。尽管日本人常以鱼类弥补肉类的不足,但牛马等耕畜不仅是肉食来源,更是补助人力的重要工具。日本严重缺乏铜、煤炭等工业原料,工业发展受到限制。日本的“国富”(按:指国民生产总值)当时为世界第十位,但人均额则不如俄罗斯、挪威等国的一半(2) 冯次行:《日本在世界的地位与其危机》,《东方杂志》21卷16号。 。
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日本曾抓住一战时机,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优厚利益。时人看到,日本“深究他国人嗜好,而输出之工业品能风行各地”(3) 佚名:《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东方杂志》3卷10号。 。尤其是在大正四年(1915),日本对外贸易呈现空前盛况,有大量现金流入,政府与日本银行当时保有现金达21.78亿圆,比大正三年的3.41亿圆是在增加了六倍以上。1916年10月到1917年10月间,日本外债减少了0.47亿元(外债总数合计13.48亿元),政府追加的1.67亿元国债也顺利发行(国债总数合计26.4亿元)。1915到1917年三年间,日本的国际贸易出超分别达5.671 939 41、3.710 402 08、1.758 570 59亿元,国际现金则亦由流出变为流入,分别为流出0.2亿元、流入0.72亿元、流入2.28亿元。日本国际贸易的出超,又以抢占中国市场为主,中国则深受其害,国际贸易与日本呈反向状态。到大正六年末,在三年零五个月中,对外投资总计7.532 228 64亿元,其中对华各类借款的投资为0.811 796 2亿元。1917年底,出超达5.67多亿元,现银流入则达2.38多亿元。其中对华货物输出3.8多亿元,而从中国进口不到1.9亿元。正如时人所说,“若就工业论之,日本工业发达之迅速,尤至可惊人。欧美各国,极数百年之改革经营,而后有今日工业之盛,而日本则于数十年,一跃而追及之,考日本出入口贸易总数,未及三十年中,增加至十五倍,今日日政府苟无侵略亚洲大陆之野心,而获得亲善之实际,则其在远东之商业地位,将超过英美,而牢不可破。现在日本建造战舰军械,已不必仰赖舶来之材料,商船之踪迹,已遍世界各地。日本久为债务国,而至一九一五年,竟一跃而为债权国,在国外投有一万二千万元之外债,欧战发生以后,日本所获之战争利益,尤不可限量焉。”(4) 罗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日本》,《东方杂志》16卷6号。另可参《日本对华放资之统计》,《东方杂志》15卷8号;《日本之经济近势》,《东方杂志》15卷6号;吴心水:《日本复兴事业与经济界之现状》,《东方杂志》21卷11号,等。
钻具组合:CK306B定向随钻扩孔钻头×0.48 m+120 mm(1.75°)单弯螺杆+(331 mm×310 mm)接头+88.9 mm无磁钻杆(1根)+120 mm MWD短节+(311×310)接头+挡板+88.9 mm无磁钻杆(1根)+88.9 mm斜坡钻杆(20根)+旁通阀+88.9 mm加重钻杆(45根)+88.9 mm斜坡钻杆+127 mm钻杆。
另据1924年中国海关调查,外人在华人口约320 829人,其中,日本198 206人(约一半在满洲)、俄国85 766人(多为来华“避难”)、英国14701人、美国8817人(另据美国国务院1926年调查为12 000人)、葡萄牙3 657人、德国2 733人、法国2 715人,其他则为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人。当时中国人口约444 653 000人,其中约10 277 000人生活于条约商埠,约占总人口的2.5%。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约为15亿金元(1926年),进口为7.793 25亿金元(1924年),进口相比1915年增加了119%,其中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为3.587 25亿金元。1924年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分别为,日本35%、美国21%、英国19%、法国4%、德国4%、其他17%(5) 倪文宙:《外人在华利益的调查》,《东方杂志》24卷7号。 。
但近代日本与西方工业强国相比,长期存在技术落后等竞争劣势。有人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也模仿西方社会有了铁路、轮船、电报、银行、保险等事业,但经济生活中模仿多于创造。“凡文明国所当有者,几尽有之,然此由于摹仿力之发达,而全无少许创造力,足以表见于社会。其民间之衣食住及万般之生活习惯,仍毫无进步。以上各种文明事业,无非纯然摹仿欧美,因此之故,该各事业所需之物料,多半取之于欧美,其所费既大,其所得自有限制,而日本之农工业等,依然在极幼稚之时代,一切悉照旧法,未尝加以科学之新方法,施用新器械,组织大公司了,故其经济遂永不能发达。且非日用必需之奢侈品,由欧美输入日本甚多,日本人民竞购用之而不足,且于国内仿造之,以致此等奢侈品之价目大跌,而日用必需之物,反日益昂贵。”(6) 高劳:《日本之生活难》,《东方杂志》8卷6号。
在1934年日本进口的重要商品中,小麦、豆类、油类、硫铵、羊毛、石炭、铁矿、铣铁、铣钢、铜、铅、木柴、油槽、机械等分别计0.41、0.51、0.41、0.14、1.9、0.47、0.19、0.26、1.47、0.28、0.17、0.4、0.42、0.5亿元。因此,日本依靠棉织品所赚的外汇,就可以挽回一年中进口的全部小麦、豆类有余,或是全部油类、琉铵、铁矿、铣铁、铜、铅、机械等八九种军需物资(8) 孙礼榆:《日本的纸币膨胀政策》,《东方杂志》31卷3号。另可参小默:《日本市场战争的新倾向》,《东方杂志》32卷2号,等。 。
日本主要通过夺取英国市场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海上棉业帝国。一战前,日本的市场最远只能到达中国东北与华北;一战时期,取代英国在中国华中地区的市场;战后,则沿中南半岛南至安南、暹逻、马来亚,并到达荷印、菲律宾、缅甸、锡兰、印度;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日本在远东市场获得绝对优势地位。在战前其纺锭就达1 200到1 270万枚、布30到40亿码,其中,一半以上销往国外市场。
通过和1123(3)工作面高位钻场单孔、高位钻场整体及高抽巷抽采效果进行对比,考察定向钻孔单孔及整体抽采效果。
在万国纺织联合会公布的棉花消费统计中,日本自1930年后一直占第二位,其中,1930到1931年度占世界的11%,1931到1932、1932到1933年度分别占12%,1933到1934年度占13%,1934到1935年度占15%。而在纱布贸易上,1910到1913年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为纱46%、布66%,日本的份额为纱16%、布2%。而到1927到1929年间,英国占的份额转为纱46%、布44%,而日本的份额则变为纱6%、布15%,到1933年日本布销量超过英国(参下表)。
好学校的保障是有良好的学校文化。学校应该有鲜明的教育个性:给你一部历史让你翻阅,给你一种文化让你感受。教育的目的,不光是教学生挣到面包,而且要让学生品味每一口面包的香甜。这就需要有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学校精神。“自豪、努力、成才”就是广州五中的价值观,它的内涵是:我自豪,我是光荣五中人;我努力,我与五中共发展;我成才,我为五中添光彩。我们正是用这种人文情怀激励师生奋进。
表1 英日两国棉布输出量比较表(1929到1937年) (单位:百万方码)
据当时万国纺织联合会公布的纺织设备分析日本在世界纺织业上的地位,1931到1934年为第七位,1935年为第五位,1936年为第三位(仅次于英美两国)。另从当时国联所编纤维工业生产指数看,当各国纺织业均受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之时,日本纺织业恢复最快。以1929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00,日本在1930年为94,1931年为99,1932年为105,1934年为126,1935年为136。而在同时期只有德国在1934年达到107,并很快回落,而其他国家均在100以下。
英国人C. Overell在20年代末曾统计与对比了日本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说明“在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口的增加虽然很快,但与之同时并进的经济幸福之增加则尤快。这个分析并不是说日本人民的经济地位现已充分的满足,而达到无可再要求的地步。但它确能证明日本的遣送人民出国,在经济上实在找不着相当的理由”。说明日本所谓的人口问题,并非象其在国际上夸张宣传那样严重(13) [英]C. Overell:《日本的人口问题》,《东方杂志》25卷18号。 。
在传统出版向知识服务时代的转型中,国外一些大型出版企业走在了前列,可以为国内专业出版行业的转型提供参考。
日本在当时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的主要是棉纺业,其成功在于“最初能致全力以经营根本的棉业也”。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现代棉纺业开始起步,主要通过购买新式机器、建立纺纱厂,并改良品种、提升技术等,不仅纺纱量不断上升,产品品质也不断提高,成为日本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产业。但到1913年,每千锭纺纱用棉为690包,到1916年则为551包,相比于印度350包、英国不到77包,技术差距很大,但其主要产品粗布却颇受中国市场欢迎。制造更为精细的纺织类货物是世界经济的一种趋势,英国当时占有领袖地位。日本在1906年进口棉织物超过250万金镑,到1913年则降为100万金镑。进口货物主要是精制品,为当时国内所不能制造者。出口的大宗货物为斜纹布、绒布及各种普通洋布,质量还不精美,但价格低廉,形成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相对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一战时期,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棉纺品约计5 000多万两,占中国进口棉织物总量18 000万两的近三分之一(7) 陈师经:《日本棉业近况》,《东方杂志》15卷8号。介绍日本国内工业发展有另如:《日本王子抄纸部记》,《东方杂志》3卷10号,等。 。
日本的海外贸易在当时世界贸易总量中占比一直不大,且技术劣势一直存在。但凭借廉价的劳动力、生产资料以及国内货币贬值政策,不断扩大海外市场。西方强国因此曾多对日本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输入等手段。到1931年12月日本放弃金本位后,廉价产品出口额迅速超过英国,即使在经济危机的大势下,日本大企业通过降低国内工资的方式依然获得了利润。日本当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获得一定的出口优势,但出口主要不是重工业产品,而是廉价的纺织品、皮鞋、帽子等。到1932年8月间,日本在印度、荷领南洋群岛等地出口额开始超过英国。日本的倾销方式还在东欧及英国本土等获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受经济危机的冲击,殖民地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受生活条件所迫,日本品质恶劣但价格低廉的产品依然有一定市场。日本则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工资,获得这种优势。以1929年11月到1931年10月相比,日本的绢丝、棉制品、羊毛、化学制品、钢管、人造丝生产成本指数,分别仅为英国等强国(100)的53.5、36.3、45.8、24.4、57.2、53.6。日本因输入大量军需品以及原料,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不断扩大的入超状态。自1929到1933年,日本每年国际贸易入超月均约500、700、1 800、1 300、6 700万元。尽管当时许多报纸渲染日本经济表面的“繁荣”,但事实上日本重要商品如煤、生铁、钢铁、铜、石油等产量在总体上都维持在1929年的水准上。时人认为,日本当时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对其自身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一旦圆暂时安定,或者纸币膨胀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非但没有利益,反而发生障害的时候,国内市场极端低下的购买力,一定使经济情势陷于破局的恶化。”(9) 孙礼榆:《日本的纸币膨胀政策》,《东方杂志》31卷3号。另可参小默:《日本市场战争的新倾向》,《东方杂志》32卷2号,等。
二、 近代日本所谓人口问题的成因
近代日本常以国内所谓的人口问题作为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从《东方杂志》相关文章中可见,到20世纪20年代中,日本社会表面上确实存在总人口消费需求与本国土地资源产出之间的矛盾,但这一矛盾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主要是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及思想引导所致。
近代日本因国内大米不能完全自给自足,抢米风潮曾多次发生。其中,针对1918年的风潮,时人指出,明治三十五年前日本稻米基本自给,因人口约3 500万人,而每人一年消费稻米约为一石,而日本当时的总产量为3 500万石。但此后,人口激增,但稻米产量却无法满足需要。当时一反步(按:日本土地计量单位)桑园一年收益有200元,蔬菜则有120元,但稻米只有82元。时人认为,日本政府当时仅以限制稻米价格的方法应对,是不明白风潮的根本原因,至于输入荷兰、朝鲜等地大米的做法也有害于国家,日本只有讲究自给自足才是正确的办法(10) 高劳:《日本米风潮中之日人言论》,《东方杂志》15卷10号。 。
有人专门分析了日本人口问题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认为观察一国人口问题的要点,“在一国的供给力之若何、而不在人口实数之多寡,在增加迟速、而不在全国平均密度之大小”。日本在1860年以前,由于国内战乱频繁等原因,全国人口总数一直在3 000万以内,据1846年的统计为近2 690万人。但明治维新之后,人口增长极快, 1888年近3 800万,1895年达4 227.62万,当时死亡率为约2%,而出生率则达世界第一。自明治维新开始到大正十四年的55年间,最低出生率为明治十九年的0.42%,最高为明治四十四年的1.46%。自大正十四年到昭和十年间,每年新增人口为90万到100万人,平均出生率达1.3%。到1925年人口总数达5 970万,其中当年新增人口达87.5万,而1926年新增则超过90万人。日本最著名的关东平原1913年时为2 700平方英里,居民540万人(东京市区除外),每平方英里约为4 000人。日本粮食以大米为主,按每年每人消费一石一斗零五合半[合5.5甫修尔(Bushel),按:今译为蒲式耳]、人口增长100万计,每年每英亩产量计七石六斗三升半,则每年需要新增耕地2.5万到3.5万英亩。事实上,日本耕地不可能满足此数。
时人认为,近代日本社会人口所以增长过快,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治维新后新思想输入。“国中领袖迷信增加人口,为强国之根本,鼓吹提倡不遗余力,以造成大家庭为爱国、为忠于天皇之风,传播全国,影响所及,人口激增”。据统计,日本1872年的出生率为1.7%,但到1924年已达3.38%。二是各种实业的发展。因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土地自由买卖制度,航海恢复以与各国通商等,国内工商业得到发展。三是政府实行鼓励人口生育政策。近代日本政府曾实施过多项促进国内发展的措施,另如发展农业、提倡工业、改变食料、奖励移民等。其中,日本本部全部面积为14.7万平方哩,其中当时耕地面积约占15.6%。因政府发展农业,使可耕地占总面积比例不断提高,其中1887年达11.8%,1903年达13.71%,1913年达14.37%。但这种增加尚未满足增长人口的需要。节制生育本是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根本方法,但到1923年左右,这种思想在日本却被认为是一种危险思想而加以禁遏,其处置严厉程度可等同于共产主义思想。因日本政府鼓励移民时间较晚,因此不惜以邻为敌,其中1875年以占领的库页岛从俄国手中易得千岛群岛,1876年从中国夺得琉球群岛,1895年后夺得台湾等,1910年吞并朝鲜,又从俄国取回库页岛,1919年后夺得德国在太平洋诸岛的管理权,在五十年内土地面积增加一倍,而日本犹不满足,并在东京设立殖民地博物馆、移民学校等,教授移民地的语言、风俗、资源等经济状况,外务省还设置移民社等(11) 黄厦千:《日本之人口问题》,《东方杂志》26卷9号。另可参李立侠:《日本人口增加之极限》,《东方杂志》33卷6号。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虽然国内财政、经济明显捉襟见肘,但依然装腔作势,谓足以应对长期战争,以欺骗国人。由于战争抽调大量农村劳力,日本农村出现“丰年无衣歉岁无食”的现象。
到1929年,日本全部产业工人中三分之一以上为棉纺织工人,全部工业产值中也有近三分之一为棉货出品,而全部外汇收入中有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靠棉货输出。以1934年为例,日本当年进口棉花及少量纱布计值7.1亿元余,但输出纱布及少量棉花计值5.9亿余元。从表面看,似乎日本入超,但其间,日本的棉织品另有国内消费达3.2亿余元,说明日本棉纺业在总体上该年净赚1.74亿元,后1937年赚得更多,达2.58亿元。
美国人Walter E. Weyl 通过考察日本人口增殖的历史与现状,认为日本由于特定的宗教与风俗之故,人口增殖很快,造成对外扩张成为国内主流意识。虽然面临地价昂贵等社会问题,日本国内民众却对人口增殖多抱乐观心态,其政治与工商业“向外冲动,如病狂热,不能自己。推彼之意,今日人口之增殖,既如是其速,救济之法,舍扩张领土发展工商无他道,而扩张领土、发展工商,不可不有多数之国民以从事之。故奖励人口之增殖,尤为最要。以是日本今日之种种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遂皆与其人口问题互有因果之关系”。认为日本20世纪的这种人口国情,与英国19世纪类似,但其对外扩张道路已与英国当初的海外殖民面临完全不同的环境,特别是面对人满为患的世界及强国的压力,因此必然会遭遇各类困难(14) 罗罗:《日本之人口问题》,《东方杂志》15卷7号。 。有人看到,日本由于人口密度高(以平地面积算)、生殖力强,再加上土地产出率低、对外贸易竞争力弱(因原料等多依赖进口),因此民众多以确立殖民政策为急务。尽管一度对华表面上不再用以前的侵略政策,“而从所谓亚细亚民族的提携的假亲善政策上做起”,加上当时美国采取排日政策,因此日本全国上下多以中国为其理想的殖民地。有人因此认为日本政府应正视自身发展条件,而不应自我膨胀。“将来日本陷于食粮不足的状态,乃是必然的运命。就职难、生活难、人心险恶、思想混乱的现象,弥漫在日本的全国。再加上震灾的压迫,过激主义的宣传。在强悍国民这方面,就造成了一般杀伐的气象,在安分守己的国民这方面,渐渐地多倾向于厌世虚无的思潮。你想在一小部分贵族把政的国家,在国本贫弱、租税繁重的国家,在人口过剩的国家,既发现了以上所述的种种不好的现象,那么对于这个国家的前途,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吗?”“我很希望同文同种的日本人,把国际形势和己国情形,真实地考察一下,勿要再立在睡梦中,糊里糊涂摆一等国的态度,来欺凌我们,欺凌同被他人侮辱的亚细亚民族!”(15) 冯次行:《日本在世界的地位与其危机》,《东方杂志》21卷16号。另可参唐轶康:《日本人口过剩与对华政策》,《东方杂志》21卷15号。
1938年4月,英国《社会学评论》有文章指出,日本所谓的人口问题已经影响到政治观念形态,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根本上不能成立。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人口数量是不准确的,只有到1920年后日本才有现代意义上的户口调查。日本在18到19世纪上半叶,一直没有向外扩张的计划,而那时的人口统计也是不完整的。当时日本所谓的人口增加,其实是统计方法改进后出现的结果。同时,由于19世纪后半叶日本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加上日本政府鼓励生育,这才是当时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日本放弃这种鼓励政策,则生殖率必然降低,也无须担心所谓的人口过剩问题(16) 吴文晖:《日本人口发展之统计的分析》,《东方杂志》35卷18号。 。
日本一直在国际上夸大其人口问题,如1927年田中内阁甚至通过了“人口食粮问题解决案”,其中竟然规定日本在三十年内将投资27亿元,用于奖励移民殖民事业。目的在于向欧美列强表明“日本人口过剩,非得寻求殖民地不可,若果英属殖民地和美国不肯接收日本的移民,则不得不允许日本向中国发展”。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借口(17) [英]C. Overell:《日本的人口问题》,《东方杂志》25卷18号。另可参金通艺:《日本之人口问题》,《东方杂志》30卷10号,等。 。当时日本政府甚至通过收买的方法欺骗国际,其中如美国《现代史杂志》驻东京通信记者Burton Crane就讨论了日本工业化的进程,认为日本社会当时虽然也面临生产效率、失业等问题,但发展态势比欧美国家优越。“当前无论有什么问题,日本的前途是不黑暗的。这国家已曾显出过合作的大容量,这容量又起来了……预给日本的未来的岁月以可喜的允许”(18) [美]Burton Crane:《日本之新精神》,《东方杂志》28卷1号。 。
三、 战争政策加剧国内发展矛盾
另有人分析了日本国内经济制度性的缺陷及对人口问题的影响,认为30年代的日本“帝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达135人,其中本部每平方公里达175人,可耕地每平方公里达940人,已耕地每平方公里达1 111人。日本本土尚有可开垦土地,但多处于荒废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缺少资本的缘故。在日本当时佃租制度下,佃租一般要占收获的一半以上,肥料等成本又占其余部分的大半,而且无论丰歉及受灾情况,佃租统一以亩数征收,否则必须借贷抵补。因此日本一般农民当然无力改良土地,而富农与小地主或放高利贷,或投资于小规模的中商业,大地主也无意于解放农民与改良土地。同时,日本工业除了纺织等少数行业外,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很弱。日本军阀在口头上宣称,占领“满洲”可使日本农民获得土地等,但实际对外扩张的利益多为三井、三菱、大仓、住友等巨户霸占,“以日本侵略的结果,富者可以更富,而一般民众更其陷于水深火热”,时人因此认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只会导致所谓的人口问题“日见严重而决不能减轻”(12) 王成组:《人口与侵略》,《东方杂志》34卷9号。 。
普通弹力绷带小手套在固定过程中需要将患儿的大拇指分开,手背和其余四指被固定在绷带手套中,每天在护理人员检查过留置针情况后,弹力绷带手套便会自动粘合,在更换敷料时,护理人员需要将绷带小手套整体取下,更加好更换后在重新固定好[3]。
日本高桥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桥龟吉曾为军阀张目,认为日本农业人口向来过剩,不仅能够应付战时应征,而且后方军需工业等亦应付有余;认为日本女工在处女时代即曾充任女工,战时自然能够由甲种转入乙种职务、由不急转入急切工作;认为日本女工能够吃苦耐劳,足以补充战时人员的不足。战时日本紧缺矿工近10万,而高桥则辩解说,日本水电发达,全国发电量的六成以上靠水电,因此矿工也不是问题。至于对营养重要的肉类来源,这是岛国日本无法解决的,但这些人又辩解说日本主要依赖鱼肉,而日本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只要少量的人力就可获得充足的肉类。
用定量方法确定抗菌药的MICs。这些MICs提供细菌对抗菌化合物的敏感性的估计值。MICs应该用标准试验方法1、2、3、4[肉汤和(或)琼脂]测定。MIC值应根据表3中提供的标准解释。
据1933年日本陆军省的调查,当时抽调的兵源计1 095 750人,其中45%为农民。军需人员总数,如果加上后方人员在内,则约达310万人。与1937年相比,1938年日本的农业减产状态为,谷米3.7%、小麦1.02%、大麦8.1%、裸麦14.0%、柑30.7%、苹果3.9%、3.7%、棉12.3%,等等。日本在十多年前曾号称产米过剩,而减产完全是农村壮丁被抽调导致的。
双向DC/DC变换器按结构类型可分为非隔离型和隔离型两种。隔离型双向DC/DC变换器结构复杂、电力元件多、控制复杂导致成本较高,功率密度较低,不适用于船舶的复合储能装置中。在非隔离式的Buck型拓扑、Boost型拓扑、Buck-Boost组合型拓扑三种拓扑结构中,Buck-Boost结构具有较小的电感和较低的开关导通损耗,效率也比另外两种更高,更符合纯电动船舶复合储能装置的需求,故选用双向Buck-Boost型变换器。双向DC/DC变换器匹配超级电容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压输出,与动力电池并联供电时,能够有效减少环流问题。
由于战争导致劳动力不足,日本国内企业因此多方招募,怪招迭出。先代以女工,女工不够后又寻求幼弱生徒,甚至从前线回来的伤兵也成为企业竞相“礼聘”的对象。依据日本1937年4月18日颁布的《入营者职业保障法改正法》,规定伤兵进入工厂,雇主必须加设设备,以防止灾变、疲劳等。而高薪聘用伤兵,尤其军需工业争抢工人最激烈,必然导致雇主不惜降低生产成本。自1936到1938年,日本工厂增加的雇佣工人分别为259.7万人、293.3万人、328.8万人,其中又以军需工业增加最多。可以说明,日本国内因战争面临着人力资源的危机。
日本当时全国总人口约7 125万人,按照当时的计算,有人说其兵源可达649.4175万人,除去后方人员,净可得兵源430万人。前日本陆相田中则认为可达300万人。根据日本当时的兵役法,17到40岁者须随时应召。按此兵役法,日本“征集”入营及参战者指20岁到40岁的人,而“召集”者则包括现役、归休兵役、后备役、补充兵、国民兵等总和。根据日本人野依秀市所说,当时日本已经召集了150万人,其中的三分之一未有生产方面的工作,而召集的最多人数可达300万人。可以说明,日本当时能够召集的兵源数应约为300万人。
自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后到1939年5月,日本伤亡人数就达86.45万人。按照日俄战争期间的一年半中的伤亡情况,日本对华作战以后的一年半中,至少死亡36.666万人、负伤79.584万人。这主要由于兵器的发展,导致伤亡人数远超过当年日俄战争。这一点,当时日本伤痍军人会副会长蒲穆中将曾承认,此次战争死伤“自更惨烈”。当时东京方面的消息称阵亡人数超过50万以上,也说明了伤亡的严重。
小战告捷,士气大振,躲在家中的老百姓也出来庆贺。就在这当儿,胡人送来木盒,盒内装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是张家猛。秀容月明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巢城失守了!梨友一直没露面,是打巢城去了,张家猛受不得言语相激,出城作战,结果中了埋伏,落马而死。梨友夺了巢城,分兵驻守,自己又赶到桂州城下。
从日本国内对伤亡将士的赔偿统计看,据村野银行调查,1938年日本生命保险公司赔偿费达549万元,帝国生命保险公司赔偿费达416万元。在统计死亡的77%的人员中,竟有60%是阵亡。日本当时有各类人寿保险公司33家,资本总计2200万元,这两家公司占420万元。因此,日本1938年一年的伤亡保险费合计应达4 800万元。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日本国内金融业的破产,另一方面说明对华战争阵亡的惨烈。因此,即使按照野依秀市所说,在召集的150万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未有生产方面的工作,而战时就抽调了生产人员100万人,这是后方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应付前方战事的无奈之举。
校方利用自身科研和理论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提供科研技术攻关、理论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和支持;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育培训处、继续教育学院与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煤炭企业联系较多,可以为企业提供促进合作的机会并为企业免费提供一些参加煤矿安全等方面培训学习的名额[5-6]。
战争不仅导致前方死伤增加,后方人员同样如此。如1938年1到9月份,日本后方民众死亡计96万,比1937年平均月死亡率高了7%,1937年全年死亡为120万,而同时期日本的出生总数只达1937年的90%。“论其因果,无非因穷兵黩武致民不聊生,乃得此果。换言之,即因战争之刺激与压迫,而引起社会不安,致国民之生机萧索,故人口日降。”由于战争导致日本出生人口的下降,其中自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日本减少出生人口每月约2到3万人。与1924年一年出生199.8万相比,1938年出生192.8万,成为日本自1919年以来最低年。按照一战欧洲人口恢复的情况,欧洲战前在1911年人口总数为4.55亿,而到1921年才达到4.53亿,后到1923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这还只是宏观状态,而德、俄两国因死伤最剧,恢复到战前水平至少要24年时间。而日本的人口现状可以说明,“所谓‘长期战争’‘长期建设’甚或谓‘以战养战’终成梦呓耳!”(19) 黄霖生:《日本能长期战争么——日本人力资源的检讨》,《东方杂志》36卷24号;龚树楷:《日本财政经济的现势与前途》,《东方杂志》33卷11号。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划院调查官美浓口时次郎于东京《商工经济》发表“时局下之劳动力需给问题”文章,分析了日本劳动力紧张的状态,其中,尤其熟练工人紧缺,日本政府虽设立多处养成所,但熟练工人一般都要5到10年时间,不可能短期速成。而工科学校毕业生严重供不应求,求与供之间的倍数分别为,机械工科毕业生5.1倍,金属工科4.6倍,应用化学科3.8倍,电气工学科3.5倍,电气化学科4.0倍,采矿冶金科3.7倍。同时,日本各地的职业介绍所,一是过于集中于东京等大都市,农村则相对稀疏,二是农村的职业介绍所还存在严重地方保护色彩。另外,由于战争影响,许多工商业被迫停业,但失业者又因年龄等条件不合于军需工业需要,往往几千人应聘最终录用者仅数人而已,因而又存在大量失业现象。由于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日本军工生产因此降至无可挽回的境地(20) 李众荣:《战时日本之劳动力不足问题》,《东方杂志》35卷23号。另可参黄霖生:《日本战时金融的破局》,《东方杂志》38卷22号。 。
因日军深陷中国战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政府在国内竟然进一步采取奖励生殖政策及统制劳动力的极端措施。当时日本面临所谓的人口危机,主要表现为数量减少与质量下降。从数量看,对照1935与1930年的人口统计,全日本版图(按:当时包括侵占地朝鲜、台湾)内人口下降了122.835万人,其中日本国内下降了94.3983万人。从质量看,1937年日本国内神经病人达90 995人,每万人就有12.77人;而1926年则为60 409人,每万人有9.98人。这种心理疾病患者占总人口的2%以上,上升率超过了国内生殖率的4到5倍。日本在医学发达、卫生设施全备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更无论全面侵华战争后死亡率的提升。
据蒋百里研究,当时日本壮丁体格合格率逐年下降,1925、1932、1935、1938年的不及格率分别为25%、35%、40%、48%。而当时又以学生的体格为最坏,其中,与职业兵役不及格的程度相比,大学生的不及格率最高,其次为高等专门学校,再次为中小学。壮丁体格不合格率高,严重影响到日本陆军的质量。据当时苏联军事专家的研究,当时日本达到军事年龄的有6 494 175人。据当时德国的经验,战时至少需要三分之一留在后方,因此日本在战时最多能征调的兵源不超过430万人。因中国团结抗战,日本必然难以持久维持(21) 薛正斗:《战时日本研究》,《东方杂志》36卷10、12号。 。
鉴于所谓的人口问题,日本政府也知道人力资源高于一切。因此,1939年8月成立了人口问题研究所,1940年5月1日颁布了《国民优生法》,1941年1月22日内阁通过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而要解决所谓的人口危机,需要了解其原因。日本当时所谓人口危机加剧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国内人口大的趋势使然。按照日本人上田贞次郎博士的说法,日本当时的出生率,已经进入低下阶段,这就决定了其人口总量难以超过1亿,达到8000万时则不再可能增加。同时,生育妇女数量的减少也决定了婴儿产出不多,即使死亡率降低,也无法抵偿。二是侵华战争的影响。根据日本当时的国势调查,1935年全国男子共34 734 133人、女子34 520 015人,其中男比女多214 118人,但到1940年全国男子比女子只多17 712人。这主要由于很多男子被送往中国战场。当时日本政府为防止外人知悉这种人口锐减、国力动摇的信息,竟不发表人口动态。三是结婚过迟。日本在1925到1935年间出生率为3.493到3.163%之间,其中下降之数计有40多万婴儿。据1938年的调查,日本当时男子结婚一般在38.389岁,女子在24.414。青年人在大好青春之时很多都独守空帏或鳏居自甘。四是已婚者生育过少。据当时有关调查,日本人认为最适合生育的女子年龄,50%的人认为在19岁,40%的人认为在20岁,30%的认为在24岁,而仅20%的人认为在27岁。由于女子的性成熟旺盛时生育能力强,过了这个时段则必然渐渐减低。
2.1 提高时间利用率农业生产的各环节都受时间的限制。农业机械若在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工作量,除合理使用农机具和合理选择速度外,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时间利用率,要将空运转时间降到最短,尽一切努力提高纯作业时间。这就要求生产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农机具要检修彻底,技术状态完好:定机车、定农具、定作业地点、定人员:搞好土地规划,消除田间各种障碍物等,这些都是减少机车空行时间的有效方法地块的长度对时间利用影响也很大。
当时奖励人口生育的政策,据称目的有四,一是防止人口老化,二是保障人口数与质在各国之上,三是确保国防需要的兵源,四是确保有“指导”东亚各国的能力。从中可见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政府希望在19年间使人口总量从73 114 308人上升到1亿以上。奖励人口增殖更具体的规定,莫如1941年实施的《表彰优良多子家庭办法》。当时的表彰条件规定,一是一对夫妇嫡出子女十人以上,二是子女(含六岁以内)无死亡者(但因参战或灾害死亡者计算在生存数量中),三是子女身心健康(但因参战等损伤者计算在健康之内),四是父母、子女均品行良善且家庭坚实。依照该条件,1940年5月1日后开始调查,共选定10 622个家庭,并在11月3日“明治节”予以表彰。从受表彰的家庭看,一是都市家庭少于农村,农村占六成五以上;二是中流家庭多,占六成以上,而上流家庭则最少;三是母亲分娩年龄在20到25岁者占半数以上,15到20岁不满才占四成七强。因为出生后还需要教育,为防止增加经济负担,日本厚生大臣在表彰会上表示,受表彰家庭中子女不能进入中等以上学校者,可按照《多子家庭子女学费补助办法》予以资助。时人认为,日本要解决所谓的人口危机,单靠奖励等措施还不够,应从根本原因上寻找解决方法。日本政府为战争增加兵源而奖励人口增殖的办法,与解决人口危机背道而驰(22) 黄霖生:《日本战时人口奖励方策》,《东方杂志》38卷15号。 。
1943年3月6日日本众议院决议增强战力案,其中有云“基于宣扬八纮一宇之大义,击灭英美,建立世界新秩序,乃皇国之使命,为谋实现真正举国一体之国家总力,特集中于战力之增强,确立必胜不败之体制”。日本第82届临时议会决定了“企业整备”案,据5月28日东京广播消息,其内容主要是“合理化”配置生产要素,“凡属非战时必要的工业,皆予以调整,并将由此所得的劳力、资料、电力、资金等,全部倾注于战时必要的工业”。据6月16日伦敦路透社电,日本当时搜括劳力的举措,包括提高矿工工资,延长飞机制造等战时工业劳动时间,封闭妓院2 300家强迫妓女从事生产,封闭1 500家小店铺强令店员从事军火及农田劳作,政府机关任用妇女为劳役,封闭学校强令教员从事生产,等。但效果均不明显,如日本妇女向来职业多“不是日本战时所急需的事业”,在“企业整备”案之后,就业妇女只有微量增加。1926年日本妇女的就业指数为100,到1937年战争爆发后则为100.6,而到中日战争最激烈的1941年反而倒退到90.3。在日本统治者美化这种所谓的科学管理前景同时,时人却认为,“瘦弱的母牛挤不出更多的物来,那是可以断言的”(23) 宋斐如:《日本“劳动力新编制”的暗礁》,《东方杂志》39卷16号。 。
1.2.2.2 质谱条件。EI离子源;电离电压:70 eV;离子源温度:230 ℃;四级杆温度:150 ℃;GC-MS接口温度280 ℃;扫描范围 20 ~ 450 Amu。
时人因此认为,日本所谓的人口问题及相关的粮食问题,完全与天灾等无关,而是“人事促成的天诛,在这样的情形下没有解救的办法,有的也只能停止战争、减少混汤的局面”(24) 章臣允:《日本米慌之剖视》,《东方杂志》37卷8号。另可参龚德柏:《日本食粮问题的剖视》,《东方杂志》38卷15号;李立侠:《日本最近之米谷问题,《东方杂志》31卷18号,等。 。二战结束后,由于海外侨民及军队遣返,加上自然增殖,到1947年10月1日,日本人口总数达78 627 000人,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6%(25) 王詠劼:《日本的土地改革》,《东方杂志》44卷12号。 。
从近代日本自身发展过程看,明治维新曾使日本赢得发展的先机,甚至一度被视为东方国家的发展榜样。但日本长期不能正视自身秉赋缺陷,不仅无法在短期内超越西方强国,更以所谓的人口问题作为不断向外扩张的借口,结果反而加剧了这种缺陷。《东方杂志》相关文章述评的这段历史教训,当为日本后世政治家所鉴,更当为所有当国者所戒。
注释:
① 《东方杂志》1至44卷,商务印书馆1904年至1948年间发行。
② 《“东方杂志”总目(一九○四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陶海洋:《〈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Overview of the Internal Population Problem of Modern Japan and Its Causes ——On the Modern Japanese View of The Eastern Miscellany
TAO Haiyang
( College of Maximum,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jiang Jiangsu 212003,China)
Abstract : From the articles i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we can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endowed defect of modern Japan was backward technology which mainly existed in international during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competition. On account of improper policies including childbirth encouragement, the modern Japanese population size grew too fast. In the meantime, modern Japanese politicians excused so-called internal population problem for invasion and extension frequently. The policy of invasion and expansion of modern Japanese government brought about the fundamental flaw of national strategies which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ternal population size and resources, deteriorated modern Japanese inter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Eastern Miscellany ;modern Japan;the population problem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53(2019)03-0001-0009
收稿日期: 2019-05-05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东方杂志》与民国时期文化人的日本观研究”(16LSB004)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陶海洋(1969—),男,江苏靖江人,江苏科技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喻世华)
标签:《东方杂志》论文; 近代日本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