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实：杜威经验论美学与生态批评的“实用”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论文,美学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076-07
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格伦·A.洛夫在解释其“实用生态批评”时说，“实用”这个术语“对我的诱惑的原因在于它倡导一种话语，其旨在让思想接受物理现实机制检验，人文思维与科学的经验主义的精神相结合，对环境的文字上的关怀应落实到我们在现实世界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中”。对于“实用的”这个词语，他特别指出：“如果这个词语暗含庸俗乏味的实用主义意蕴，那么我希望凭借其重要的生态内涵给予弥补。”[1](P9)尽管洛夫的“实用主义意蕴”“庸俗乏味”之论很不恰当，但认为实用主义具有“重要的生态内涵”却颇有见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的哲学与美学确实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态内涵，并且值得生态批评加以“凭借”并得到“弥补”。对于杜威哲学和美学的生态意蕴，洛夫所主张的“实用生态批评”确实有所吸收和发扬。不过，杜威经验论美学中还有一些被忽视的重要思想可以为生态批评提供启示。将后起的生态批评与杜威经验论美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凸显杜威美学的重要现实意义。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共同理论基础的主题融合
无论是杜威的经验论美学还是洛夫的生态批评，都以其对“实用”的追求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理论关注和实践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所谓“面向现实”，首先是面向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作为人类处境基础的根本现实。正是出于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探寻，它们才以实际地改善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推进人性进步和人类福祉为共同的主题，并体现出对世界的生态思维。
洛夫在《实用生态批评》一书中引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思考都必须是生态的。”[1](P107)洛夫明确表示：“我的目的旨在实实在在地开启一种更具生物趋向的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注之间的关系的生态批评对话。”[1](P12)并认为生态批评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存文学批评学术的惯性，这主要就是早已习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和话语。然而，在第三个新千年这个“环境世纪”中，“任何涉及社会现实与物理现实的文学批评将会涵盖生态的考量”[1](P1)，因而都应该具有生态批评的维度和视角。
对于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洛夫特别强调达尔文的学说，指出：“我对具体的生态学或曰科学生态学即作为生态学基础的进化生态学感兴趣，是与近几十年来人文学科中广泛存在的对科学的漠视，甚至敌视截然对立，这种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世纪以前扭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当反应遗留下的过时的思想残余。其遗风往往遮蔽了这个基本事实——是科学的发展，再加上其学科方法论，驳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愚昧与种族主义偏见。”洛夫还批评了所谓“标准社会科学模式”(SSSM)的预设，认为“生物学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挑战源于达尔文关于人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的认识——他们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身体和大脑都在进化”[1](P7)。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生态学，恰好是杜威自然主义经验论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它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在理论前沿并作为思维的基础，从而呈现出生态关怀上的主题融合。
洛夫对达尔文学说的强调是针对美国的现实状况而发的，因为“美国是唯一的大多数人自认为受过教育而对达尔文思想却不屑一顾的发达国家”。在洛夫看来，“达尔文思想对理解人类文化至关重要，文学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进化理论让我们明白我们何以成为文化生物”[1](P19)。洛夫的这一观念无疑是与杜威相通的。还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杜威就已心仪达尔文的进化论生态观，把达尔文的学说当做自己学术思想的出发点。正如斯蒂文·洛克菲勒所言：“杜威对自然的虔诚以及他的达尔文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样式，在1949年引导他拥护和支持体现在生态主义世界观中的那种精神。”[2](P581)这就是说，在洛夫一辈学者秉承达尔文的引导走进生态批评之前的大半个世纪，杜威在其哲学和美学研究中就已经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出发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因此可以说，今天的生态批评无非是杜威所开拓的思维路径的继续、扩展和深化。只不过洛夫特别强调生态批评的“实用”性，使其跟杜威走得更近而已，他的“实用生态批评”可以看做是杜威实用主义美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延伸和运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贯穿在包括其美学思想在内的全部思想中，使之具有鲜明而深邃的生态思维的特征。杜威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说：“生物的生命活动并不只是以它的皮肤为界；它皮下的器官是与处于它身体之外的东西联系的手段，并且，它为了生存，要通过调节、防卫以及征服来使自身适应这些外在的东西。在任何时刻，活的生物都面临来自周围环境的威胁，同时在任何时刻，它又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吸取某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生命体的经历与宿命就注定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最为内在的方式作交换。”[3](P12)自然与人是不可分的，人生成于自然，并与自然保持整体的联系。他说：“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而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讨论的主要障碍之一。”[4](P10)基于这一观念，具有鲜明生态精神的思维也贯穿在他对社会和人类问题的思考中。
杜威用自己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经验论把自然与人统一起来，这实际上就是生态整体的观念。他认为，人是生存于自己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的经验之中的，而经验“只有在我们考虑到整体的正常经验，在其中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各自都失去了特殊的性质时，才能被理解”。同时，“在一个经验中，在物质上与社会上属于世界的事物与实践通过它们进入了人的环境而变化，而同时，活的生物通过与先前外在于它的事物交流而得到改变与发展”[3](P274)。也就是说，经验中的主客体又是互动共生的，通过人的实践(做和行动)，人和环境都在相互改变着。人对环境的行动形成经验，他既在经验中生存，也在经验中发展。这个具有整体性和内在生成性的经验及其所在的情境，就是一个生态场，当然也是展开生态思维的思维场。
杜威说得好，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的居住地，“文明延续和文化持续——并且有时向前发展——的事实，证明人类的希望和目的在自然中找到了基础和支持。正如个体从胚胎到成熟的生长与发展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样，文化并不是在虚空中，或仅仅是依靠人们自身作出努力的产物，而是长期地、累积性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3](P28)。杜威这一关于文化生成和发展的思想，正是生态批评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洛夫批评流行的“不涉及世界的自然条件和支撑所有生命的基本生态原则的文学教学和研究”，认为它“似乎显得愈来愈短视和不合时宜”。他指出：“如果要按照我们在生物圈中的位置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有意义的教学与研究，多一份实用主义是非常必要的。”[1](P16)洛夫谈到了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立场：“实用主义原理对终极的哲学探讨，‘将有关意义和真理的问题转化为实践问题’”，将其导向“具体、充实、事实、行动和力量”。“依我看，实用主义意识为生态批评的原则提供坚实的基础。”[1](P17)至此，不仅在科学生态观念，而且在现实的实践立场上，生态批评都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走到了一起。
以生态进化论为科学基础建构生态批评的学科理论
追求“实用”的生态批评，要面向现实，就必须把自己的生态思维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上。因此，对科学性的强调特别是对直接与生态思维有关的生物进化论和生态进化学的重视，便成了生态批评科学化的出发地。杜威哲学和美学所高扬的现代科学精神，在洛夫的生态批评主张中激起了巨大回响。
杜威的经验论哲学和美学，是其自觉运用科学成果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进行批判和改造的结果。他对其哲学的“自然主义”标榜，进而把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体现了立足于科学的原则立场。在《哲学的改造》中，他专门论述了“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无论是世界的无限开放性，还是世界发展的无穷可能性，还有经验的工具性和实验性以及自然的连续性，人与自然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人在与环境的作用中进化等，杜威的这些观念都是凭借新的科学成果而产生的。而在各种科学理论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杜威所特别青睐。他再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和自然与人之间的连续性和生成性，并在《艺术即经验》中把人称为“活的生物”，这些都打上了达尔文思想的鲜明印记。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解决自己与环境关系问题和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都建立在对达尔文进化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之上。
生态学用生态的眼光看世界所形成的生态世界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式哲学，而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即洛夫所言：“生态学不仅仅是诸学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专业领域，而且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1](P45)洛夫强调生态批评要以生物进化论和生态学为其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对杜威哲学的科学精神的响应和发扬。洛夫肯定了生态科学家奥德姆关于将生态学看成当今世界基础性和整合性科学的呼吁。与前期生态批评的反科学倾向相对立，洛夫主张把生态批评建立在牢固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倡导建构一种生物学取向尤其是达尔文进化生物学取向的生态批评范式。他说：“如果生态批评立足生态学——也就是，生态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个流行的术语——那么就得接受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等问题。”[1](P44)在生态话语已成时尚的今天，生态学已经成了一个流行语，但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认真对待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对于生态批评(包括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来说，强调生态思维的科学内涵和科学修养非常必要。在这里，绝不是要换一套术语，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一个用生态科学武装、能进行真正的生态思维并生成生态智慧的头脑，即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自我意识”。
正如洛夫所指出的，一些人文学者常常忽视了生命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与生态学，这种情况在弥漫着文化狂躁的当今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洛夫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现代生命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人类危机和转机最为正确的基础，这种意识不仅影响了我们广大教师和学者的工作，而且也影响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我们与生活在这日益狭小的星球上的生命联结在一起。在现代西方知识界的三巨人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中，只有达尔文几乎还没有被文学学者们发掘运用，尽管它的发现在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达尔文和作为其遗产的现代生物学被忽视的教育体制中，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总是持续不断地受到蒙蔽。”[1](P165)在中国，达尔文的学说早在19世纪末即开始传播，后来却遭遇了许多屏蔽和歪曲，唯有“物竞天择”的观念广为流行，以至于被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遭到排斥，而真实的达尔文并不为人所知，被津津乐道的“进化论”也只是一种政治话语。由于科学的、全面的达尔文并未进入国人的视野，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达尔文在中国的受重视程度不仅远不如马克思，甚至还不如弗洛伊德。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并且为了普遍需要的生态思维而补上这一基础课程。
为此，洛夫的见解值得认真对待。他认为，生命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与生态学，“就是生态批评可以找到与自然世界研究之间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并强调：“进化论已经压倒了许多令人愉悦的理论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经受住了如此多的挑战。”“不言自明的是，生态思维——就它要求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考量如何回答诸如有关自然世界及人在其中的地位等问题来看——必须更广泛、更谨慎地研究进化生态学与遗传学、生物文化进化论、进化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基于达尔文主义考量人的行为的其他观念。在这些领域知识的快速爆炸是我们时代的核心思想及社会问题之一，已经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思想的重新整合。”洛夫还告诉我们，有学者指出，由于进化论具有强大的不可遏止的阐释力，以它为基础的理论在二十年内也许会成为主导的观点[1](P57)。洛夫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彰明了达尔文对于生态思维的重要性。然而，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杜威已经把达尔文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并开始建构其洋溢着生态精神的自然主义经验论了。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洛夫根据现代生物学的成果把“进化”与“生态”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进化生态学”概念。洛夫指出：“我们注意到‘进化与生态学’现已经成为生物学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亚领域的标准题目时——我们意识到，不仅达尔文是进化论思想的源头，它也认识到生态学原则与进化发展是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的——似乎很明显，生态批评应该进一步了解科学家所称交错记载了进化与生态的‘生态进化’。”[1](P55)的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生态的，所谓“生态进化”无疑是对达尔文学说核心精神的概括。不过，杜威早就对此心领神会，并在自己的哲学和美学研究中深入阐述了自然与世界永无终结的生成性，阐述了人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共生进化的趋势及其无限的可能性。因此，理解杜威关于自然连续性和经验生成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达尔文的“生态进化”思想，更深刻地理解洛夫所强调的“生态进化”观念，从而把生态思维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
洛夫认为，应该注意那种“社会复杂，自然简单”的观点，因为它“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最大错误观念之一”[1](P24)。他因此强调“复杂的生态批评”，重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因素所造成的复杂性，“不断追问做人意味着什么”这个新问题。对此，杜威早就意识到了。他说：“当有机物的结构更加复杂因而联系到更加复杂的环境时，有机物便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动作来创造各种条件以利于以后采取持续生命过程的动作。这一点既是更加困难了，又是更加必要了。有时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一个行动的正误就意味着生死。环境条件愈来愈矛盾紊乱：它们为了生命的利益，要求采取何种行动，也愈不确定。因此，行为就势必要更加犹豫审慎，更加需要瞻望和准备了。”[5](P173)杜威不仅高度重视自然本身的结构和变化的复杂性，而且对于介乎自然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非常重视，并敏锐地意识到自然和社会之间互动共融的复杂联系。他对自然生态复杂性的认识贯穿在关于社会和人的探寻之中。
进入生态批评领域的人应当明了，生态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而不是用几个新术语装扮起来的时髦行当。“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必须超越人是独特的、地球是供我们享受及任人处置的观念，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通向一种更包容的生态意识。”细胞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说得好：“如果我们要获得进化论上的成功，我们应该构成或成为整个地球的意识，我们是星球的自我意识”[1](P40)。生态批评要具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必须树立生态进化论或进化生态学所昭示的整体性、生成性和实践性等基本观念。而这一切都是杜威哲学和美学生态内涵的重要内容。正是人类生态的这些性质蕴涵着人类改善与环境的生态关系的可能和条件，我们由此才能信心百倍地面对生态的现实，从事改善生态的实践。
用自然化的智慧通过控制的艺术实现生态理想
面对现实的生态问题，人类必须有所作为。在杜威看来，人的活动是不断形成经验的过程，即通过“做”去调适和控制人与自然及环境的关系使之同步和谐的过程。杜威的哲学与美学都是行动的和实践的，对于杜威的这种实践精神，洛夫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他针对生态批评的自我意识问题指出：“当代最有害的自我意识版本也许要算后现代思潮中大量存在的极端主观主义。”“这样的主观主义除了关注我们头脑中建构的事物之外，不会涉及现实和自然，这是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观察中凭常识都会拒斥的唯我主义世界。”[1](P27)后现代主义的唯我主义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违背，但凭着某种惰性或意识形态蒙蔽，却并不一定会遭到拒斥。拿生态问题来说，便存在着一种仅仅把生态改善寄托于头脑中建构的倾向，这在美学和文艺中都能看到。由于对现实生态难题无可奈何，便求助于审美虚拟的补偿，用审美话语建立“诗意栖居”的家园，而“不会涉及现实和自然”。生态批评不能助长这种倾向，而应凭借生态科学的帮助和启示，积极推动生态的实际改善。
通过实际的“做”(行动和实践)去现实地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两者和谐的“效用”，本是杜威经验论哲学和美学的核心内容。在杜威看来，“美感的态度必然倾向于已有的东西；倾向于已经完成的、完备的东西。控制的态度便注意未来，注意生产”[6](P75)。因此，不能满足于“美感的态度”，而应以“控制的态度”去面对生态现实的各种问题，用行动生产出满足人的生态要求的未来。
为此，仅有生态情怀远远还不够，即使具有生态学的科学知识也不够。为了有效地控制人的生态处境，还必须把科学的理性和知识变成实践的智慧，掌握实现生态目的的“控制的艺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进行生态实践，真正担当起人类日益严峻的生态责任。对此，杜威强调：“自称有目的，却忽视实现目的的手段，是最危险的自欺。”[7](P41)如果生态批评要面向现实，追求“实用”，就应当特别关注与实现目的直接相关的生态智慧问题。在此，杜威关于“智慧”的思想对于生态批评便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杜威关于人的能动性观念中，相对于“理性”而提出的“智慧”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对于这样以建设性的形式用于新目的的经验主义建议，我们命名为智慧。”[7](P55)这里的“建设性”和“新目的”共同体现了智慧的实践性品质。在他看来，“智慧是和‘判断’联系着的；那就是说，智慧有关于我们选择和安排达到后果的手段和关于我们对于目的的抉择”。“一个人之所以是智慧的，并不是因为他有理性，可以掌握一些关于固定原理的根本而不可证明的真理并根据这些真理演绎出它们所控制的特殊事物，而是因为他能够估计情境的可能性并能根据这种估计来采取行动。从这个名词的广义来讲，智慧是实际的，而理性是理论的。”[4](P164)有了这样的智慧，人们既可以防止某些后果的产生，也可以促进某些事情发生。显然，如果缺少这样的智慧，那么，任何人类生态的理想势必会沦为空谈。
在杜威看来，“人类追求理想的对象，这是自然过程的一种继续；他是人类从他所由发生的这个世界中学习得来的，而不是他所任意注射到那个世界中去的”[2](P267)。同时，生态智慧的最深根源在自然之中。杜威说：“智慧是自然本身不断交互作用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交互作用总是在进行着的并且产生着变化。离开了智慧，这些变化就是不在指导之下的。这些变化只是效应而不是后果，因为产生后果意味着我们要审慎地运用手段。当有一种交互作用干预进来，指导着变化的进程时，自然交互作用的情景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性质和度。这种附加的交互作用就是智慧。”并强调：“人的智慧活动并不是什么外在地附加在自然之上的东西；它就是自然，这是自然为了更丰富地产生事件而实现着它自己的潜能。在自然以外的理性意味着固定和限制，而在自然以内的智慧则意味着解放和扩展。”[5](P165—257)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它意味着所谓智慧并不是人从外面加之于自然的，而是发生在自然内部的一种交互作用，由此就有了杜威的“智慧的自然化”概念。这种自然化的智慧是深谙自然生态本性和规律的生态智慧，只有这样的智慧，才能赐予人类与生态实践的目的相一致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杜威更进一步说明，“智慧的完善，乃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事情了”[5](P154)。因此，有关生态批评，应当充分理解其间的深刻含义，并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培育这种智慧。
在《经验与自然》中，杜威表达过这样一个极具生态睿智的思想：“忠实于我们所属的自然界，作为它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是多么微弱，也要求我们培植我们的愿望和理想，以致我们把它们转变为智慧，而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许的途径和手段去修正它们。当我们尽量运用我们的思想而把我们微薄的力量投入这种动荡不平的事物均衡状态之中时，我们知道，虽然宇宙在残害我们，我们仍然是可以信任它的，因为我们的命运总是和存在中一切好的东西相一致的。我们知道，这样的思想和努力乃是产生更好的东西的一个条件。若就我们而论，它是唯一的条件，因为它是唯一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东西。”这就是说，既然是自然生成了人，自然为人的生命之母，就应该相信自然是人的生存基础。“要求更多的东西，这是幼稚的；但是如果要求得比这还更少一些，这又是懦怯；期望宇宙符合和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把我们自己跟宇宙分割开来了，但是要求过低也同样是这样的。诚意地提出要求，如要求我们自己一样，就会激起我们一切的想象力，而且从行动中索取一切技能和勇气。”[6](P266)在这段论述中，杜威的生态情怀、生态责任感和对生态智慧的企望溢于言表，而对于人之生态智慧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适当的生态尺度。须知，最了不起的智力之谜，是地球及其滋养的无数生命系统[1](P25)。用生态科学武装起来的生态批评，应当帮助人们尊重和敬畏自然界这个永远的导师，努力去探寻这个“最了不起的智力之谜”。
从经验的审美性质认识和重视生态批评的文学性
面向现实的生态批评，首先应当注意批评对象的文学性特征，重视批评的文学——审美之维。著名生态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在为米克《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研究》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创造文学的动物”，“如果创造文学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就应该认真公正地审视它，以发现它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果有作用的话，确定它对人类的福祉与生存到底起了何种作用，对了解人与其他物种及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提供何种洞见。它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世界的活动呢，还是一个使我们远离世界的活动?从进化和自然选择不可抗拒的观点来看，文学更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呢，还是导致我们的灭亡?”[1](P26)应当说，这正是生态批评兴起和存在的理由。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文学，因而不能轻视其文学性。文学性并不仅仅是审美性，但审美性是其各种性质的轴心。因此，谈到文学性，首先应该关注其审美性。
生态批评的文学——审美之维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然与人的生态存在及关联本身。所谓生态关系，不仅存在于物质和能量的互动交换中，还存在于与前者并存的信息交换和互动的关联之中；对于生态系统的运行和进化来说，信息生态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信息生态中，审美占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杜威从自然和人的活动的节奏揭示了艺术审美性质的根源，论述了节奏的形式表现和能量组织的生态机制及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调适作用。杜威对审美的生态本性的揭示说明，对作为信息生态重要内容的审美的考量，本来就是生态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旦缺失了审美考量的生态批评，那样的文学是不全面、不完整甚至是非文学的。
在杜威看来，作为“活的生物”的人类，必然要在这个世界之内活动，而且为了生存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去适应其他部分。这就要与周围环境有足够的谐调，恢复失去了的与周围事物的同步性。但环境并不能够自动满足生命体的需要，因而会出现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而且，“当一个暂时的冲突成为朝向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更为广泛的平衡过渡时，生命就发展”。在以动物为例说明上述道理之后，杜威又深刻指出：“这些生物学的常识具有超出其自身的内涵；它们触及到经验中审美性的根源。”[2](P13)这就是说，有了“做”，才会有“受”，也才会有两者结合而生的经验。而这个经验的完满和生动则具有了审美性质而成为审美经验，如果进一步达到“一个经验”的水平就可以成为艺术了。在杜威的生态视域下，艺术乃是自然生命发展的顶峰。既然如此，对人与自然和环境关系的审美考量，便理所当然成为生态批评不可忽视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洛夫肯定了埃伦·迪萨纳亚克在《人类审美》中关于人类艺术的生物行为起源的观点，后者将艺术的起源和吸引力放在普遍人性的进化论视野中，认为艺术起源于前文化时期，艺术实践是一种被证明具有进化优势的倾向。“对于迪萨纳亚克而言，达尔文式的以物种为中心的艺术考察‘揭示了审美并不是外加于我们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人之审美与生俱来，是永远难以剔除的人性特征。’”[1](P88)认为人之审美与生俱来，便承认了审美的生态本性。在这里，杜威美学又与生态批评走到了一起，并用其美学思想为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拓展空间和注入活力。这正如亚历山大·托马斯所言：“经验的终极目的是审美。审美标志着经验成为积累的表现与内部价值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因此审美就变成了对于任何哲学理解的最终关怀。”[8](P4—5)生态批评理所当然地应当具有这样的“最终关怀”。
关于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杜威经验论美学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杜威的节奏说启迪我们深入而真切地感受并探寻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经验中的节奏，进而深入认识和真切感受节奏的生命价值。人本来就是在具有节奏的大自然中生成的，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和运动，节奏具有特殊的意义。杜威认为：“人对自然节奏的参与构成了一种伙伴关系，这要比为了知识的目的而对它们的任何观察都要亲密得多，这迟早会引导人将这种节奏强加到尚未出现的变化之上。”“通过舞蹈的表演，用石头凿，用银来锻造，在洞穴的墙上描绘，蛇、麋鹿、野猪的神秘运动具有了节奏，使这些动物生命最根本的本质得以实现。”正是这种节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自然王国中的自由”一样的境界[3](P164)。这样的节奏本来就存在于自然之中，而这也就正是审美价值的客观基础。杜威说，原始人的舞蹈、雕刻和绘画中的节奏使其所表现的“动物生命的最根本的本质得以实现”，那么，这“最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在大自然的生态运动中被赋予的永无“终结”的生成性追求和努力。正是这种节奏，昭示了生命活动和关系的幽微。节奏及由节奏引起的“同步”和“融为一体”，在表现了生命活力的同时还体现了生命的秩序，并且能带给人神秘的宇宙感。在自然和经验中到处都有节奏，所以，生态批评应该深入到这个最幽微深邃的生命层次中去，激发和引导人们全身心地感受和探寻自己生命存在的生态秘密。
其次，杜威关于艺术是“一个经验”的观点向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作为“一个经验”的艺术既与日常经验相联系，又以其完整性、生动性和个性化比日常经验具有更加丰盈充实的生命力度及生成性价值。杜威认为：“一个真正的美感对象并不是完全圆满终结的，而是还能够产生后果的。如果一个圆满终结的对象不也是具有工具作用的，它不久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灰尘末屑。伟大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永垂不朽’的性质就是它所具有的这种不断刷新的工具作用，以便进一步产生圆满终结的经验。”[3](P233)还指出：“审美经验的材料由于其人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而具有社会性。审美经验是一个文明的生活的显示记录与赞颂，是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手段，也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3](P362)由此可见，艺术正是作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工具即手段而具有其独特而重要价值的。既然如此，杜威的这种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像某些论者说的那样“特别是忽视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因是为“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一个哲学根据”了。“实用的”生态批评在重视文学对于现实的实际意义的同时，也应当关注并阐发这种具有终极价值的崇高理想。
再者，杜威关于“人是使用艺术的存在物”的观点启示我们，应重视审美性质在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及其生成进化中的重要意义。杜威说：“那种将人看成是使用艺术的存在物的观念，既是构成人类与人类之外自然之区别，也是构成人类与自然联结之纽带的基础。”[3](P26)艺术的存在证明：“人在使用自然的材料和能量时，具有扩展他自己的生命的意图，他依照他自己的机体结构——脑、感觉器官，以及肌肉系统——而这么做。艺术是人能够有意识地，从而在意义层面上，恢复作为活的生物的标志的感觉、需要、冲动以及行动间联合的活的、具体的证明。意识的干预增加了选择和重新配置的规则和力量。因此，它以无穷无尽的方式改变着艺术。但是，它的干预最终导致了作为一种有意识思想的艺术思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成果。”[3](P26)把人看做是“使用艺术的存在物”，表达了杜威对人的理性、智慧和能力的最高期许，也体现了他希望把艺术带到生活的一切领域，特别是引入改变世界的行动之中的期望。生态批评所面对的文学是极其重要的一种艺术，理应从这个高度去发掘和阐释其对于生命发展的生态意义。
此外，杜威实用主义的理想观强调通过手段与目的一致行动推进现实的生成发展，脚踏实地地实现生命发展的理想，而不是虚悬一个抽象的终极目标。这种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成的理想观，要求直面现实的真实，尊重自然生态生成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使生命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目的的实现都同时也是相信的目的的推进。在杜威看来，“艺术本身是物质与理想间实现了并因而可以实现结合之存在的最好证明”[3](P28)。这种基于经验的生成本质和生产性的理想观，凸显了一种生态现实主义的精神。杜威认为：“任何具有特别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激起一种感觉，觉得所提示的可能性不仅仅超过了实际的现实，而且超过了任何经验中能有效地达到的范围。就这一点讲来，有意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乃是任意做作的，因而也就不成为艺术。”[16](P240)然而，在各种生态书写中，这样的浪漫主义随处可见。联系到杜威对生态智慧和生态尺度的强调，这种生态现实主义的精神显然也是“实用”的生态批评所应当高度重视的。
总之，洛夫主张的“实用生态批评”已经走上了杜威早已开辟的生态思维之路，但杜威哲学和美学中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维成果，还远未得到充分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出于严肃的生态责任感，今天的生态批评毫无疑问应该是实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杜威哲学和美学中的生态思维资源，甚至应该将其作为生态批评直接的理论基础。在面向现实的文化自觉中，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也一定会成为杜威美学展示其生命力和生态睿智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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