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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传播史经过千百万年的演进，到了公元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传播工具的又一重大革新——电视的诞生。
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市郊亚历山大宫播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电视节目。正如其中演播的一首名叫《电视》的歌所描绘的那样：电视随着“神秘的电波，从蓝天而降，把迷人的‘魔术’，送到我们身旁”。是的，自那以后，电视这一“独眼怪兽”猛然闯入人类社会，揭开了人类传播史的新纪元。
在电视诞生后的第三年，美国的一位名叫E·B·怀特的作家就曾经预言：“电视是对现代世界的考验，我们通过这个崭新的机会看到了视野以外的事物，从中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前景，或是破坏安宁，使世人再度陷入煎熬难忍的困境，或是灵光照寰宇，福从天来。电视将使我们屹立不倒或使我们沦落，这是可以断言的”。
此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事实上，电视一方面获得了人们许多热情的赞美：“电视进入了社会组织之中，几乎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中的每个人的一部分”；“如果忽视电视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无法谈论20世纪的社会发展”；“电视培育是现代新人形成的条件”；“电视是沟通人与人、人与社会及社会集团之间联系的中介”；“电视是人类视听文化和信息手段在当代的延伸”……
另一方面，由于受各种利益的驱动，电视传播经常离弦走板儿，尤其在西方国家，那些充斥着色情与暴力的电视节目，严重地侵蚀着人们的思想，污染着人们的心灵，冲击着家庭的伦理规范，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公害。为此，电视也遭到了人们的无情斥责：“电视是文化的灾难”；“电视使人沉缅于低下的情思”；“电视是塑造丑陋人的摇篮”；“电视是家庭中的魔鬼”；“电视是家庭生活中的‘第三者’”……
电视的确在向两极分化。但至少从目前看来，电视既不是一无是处的魔鬼，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天使。
在不同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条件下，电视或则灵光普照，或则为非作歹。面对这一现实，对于褒贬不一的电视传播来说，确实存在着如何不断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在社会中充当合格、理想的角色这一现实问题。同时，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各种复杂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电视的迅速发展，在电视系统内部及其与社会各系统的协调关系上，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加上科技的新发展，电视如何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这一切都为开展电视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要求，也为这一新兴学科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
在我国，与遥遥领先的电视传播实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研究电视传播与社会相互关系为己任的电视社会学这个学术领域，至今几近空白。虽然也曾有过一些零星的表述，但作为一门学科，我们尚未为它建构出自身的理论框架，连轮廓也还不甚明晰，致使我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差距逐渐拉大。社会与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呼唤着包括电视社会学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的崛起。
那么，电视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是什么？它与其他相关学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研究与学习电视社会学？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电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一、电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定义。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是此学科区别于彼学科并得以独立存在的重要标志。
电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社会学是一门对人类社会进行总体性综合研究的社会科学。具体说，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1]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之中，那么，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电视社会学的研究中心并非整个社会，而是社会制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特定研究对象存在于电视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的相互联系之中。这就决定了电视社会学与其母学科——社会学在学科系统上的联系与区别。其联系在于二者都着重于研究社会现象而不是别的什么现象（诸如自然现象、生物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等），并透过这些现象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内在规律。其区别在于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之差异。纯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某一特殊领域，而电视社会学则是集中研究电视传播这一特殊领域的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是社会学这一学科系统里的一个特殊的局部。
明确了电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电视社会学是研究电视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
二、电视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与逻辑导向。
逻辑起点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前提，也是建立科学形态的理论体系的基础。比如研究美学，其出发点就是研究美的本质，从“美”这个抽象范畴不断上升到各个具体范畴，从中揭示各种独特的审美关系，展现艺术及其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
电视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作为一个具有哲学概括意味的范畴，信息是电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最简单、最一般、最普遍、最抽象的规定，也是构成电视传播的最小细胞。没有信息，就没有传播。电视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一种方法、渠道与独特手段。考察电视与社会的各种关系，离不开信息及其传播。信息是电视与社会所构成的这一对特殊矛盾的胚芽，由此导致了各种矛盾运动的发展、展开。
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电视因社会的需要而诞生，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经济基础造就了电视，社会赋予电视以生命，而电视在回报社会、为社会环境的建设与发展服务的同时，自身也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电视传播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强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另一方面，电视又受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外在的种种影响。电视与社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协同、相互牵连，它们间的这一交互作用的关系，是电视社会学理论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导向。这一逻辑导向正是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一个反映。
实际上，不只是画面与声音才成就了电视传播，造就与影响电视传播的社会前提及其社会联系同样不可轻忽。探索与电视紧密相连的外部社会系统，也与探索媒体自身及其内部的形式系统一样重要。电视社会学并不专注于电视传播活动过程中的某个具体环节，也不侧重于技术的操作性与实践本身的运作，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更联贯的意识，去认识电视传播对社会的宏观震动和微观影响，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大背景中，捕捉造成和引起电视内在变化的社会动因，力求体现其逻辑的操作性、整体性与系统性。
三、电视社会学的研究任务与基本问题。
电视社会学的研究任务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探究电视在社会中生成、发展与良性运行的规律；二是研究电视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的相互关系。
具体地说，电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归作三大类：
其一，电视本体研究。从学科理论的逻辑起点——信息出发，探讨与电视本体直接相关的信息、传播与大众媒介的一般规律及其社会意义；按学科理论的逻辑导向，着重剖析电视本体的特殊规律，包括通过同其他大众媒介的比较，考察电视的特性（电视的媒介特性、传播特性与受传特性）；在对于电视传播意义重大的社会现象的分析中，研究电视传播活动过程中所包含与体现的社会功能、社会效果与社会职责；把电视置于广阔的社会关系结构中，考察社会诸因素对电视的制约；把电视当作社会中的一个制度体系，考察它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把电视放在社会系统的普遍联系及永恒运动中，探索电视作为系统与过程而存在的生成、发展轨迹。
其二，电视与社会的关系。多侧面地探讨电视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相互关系，诸如电视与舆论、文化、公共关系、社会教育等的关系。
其三，电视与生活的关系。社会生活虽然也包括在社会的范畴内，但更侧重于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日常活动。因而，研究电视与生活的关系也是电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诸如电视与消费生活、流行与闲暇等的关系。
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电视传播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精神价值以及对人、社会集团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影响；探讨电视传播对社会的正负面效应。电视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然而，正如工业革命既造福于人类，又给人类带来了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威胁一样，任何一种历史或文化的进步，都伴生着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在国内外，电视传播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和家庭）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也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何进一步发挥电视传播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这同样是电视社会学需要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
电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电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理论为借鉴，以社会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为手段。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基础。
哲学理论是电视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以这种或那种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研究电视社会学的根本方法，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保证我们科学、客观地认识社会的必要前提。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主观的东西都要以其是否与客观规律相符合为准绳而决定其取舍，以事实检验作为前提和根据，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我们坚持唯物辩证的系统观，全面地、综合地看问题，把特定社会体系及其组成部分的电视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的统一整体，研究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坚持发展的观点，人客观事物永恒发展、不断更新的变化中，探寻其运动的内在规律；要求我们坚持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考察电视传播在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现象时，力求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把事物的内部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动力；要求我们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二、以相关学科理论为借鉴。
电视社会学的研究融合在各个相关社会学科之中，不仅要吸收与自身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传播学与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鉴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美学等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科理论以及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全息论等）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电视社会学不可能建立在无可依傍的沙滩上。它具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渗透性，这种渗透并不是对相关学科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自身理论框架内，以我为主地广采博收，进行超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价值在于经过高度综合的创新。这应该成为从事电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三、以社会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为手段。
社会学研究的方式是指掌握被研究对象的总体情况而采取的手段，主要有社会调查和社会实验两种。社会调查又可分为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等。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是指收集和处理被研究对象的具体资料所采取的手段。这既包括收集资料的方法（如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文件法等），也包括分析资料的方法（如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等）。
在自身力所不及难以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课题研究以从中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就要尽力去收集、考证国内外现有的调查资料、历史档案与研究文献，并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
电视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电视社会学与其他相关社会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曾说道：“学术界并不是一条防水船，不是整整齐齐地分为几个单独的知识防水舱的”。同样，电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界限也不可能截然分割，但它又得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在借鉴多种学科的有关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辟研究电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新领域，藉以建构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
一、电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关系。
电视社会学也是大众传播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大众传播社会学是从传播学中派生出来的。传播学起源于本世纪初期，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兴盛于本世纪后期，是为适应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首先在美国建立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传播学主要研究社会的传播现象，而大众传播社会学则是具体研究大众传播的社会活动与人类社会的诸种关系，它既是传播学的分支，又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大众传播社会学按传媒种类可细分为：报刊社会学、出版社会学、电影社会学、广播社会学、电视社会学等等。按不同传媒之内容与形式细分，还可生出更多的分支，例如可从电视中分出电视文艺社会学、电视新闻社会学、电视广告社会学等。研究大众传播社会学必定要研究电视，但电视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电视社会学则是集中而不是分散地、系统而不是零星地研究电视这一媒介的传播活动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不仅要研究电视传播与其他大众传播在这方面的共性，而且更侧重于研究电视传播在这方面的个性及其特殊规律。当今，在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中，恐怕没有哪个能像电视那样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容量、如此巨大的社会效能、如此深刻的社会影响。鉴于电视传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愈益突出的作用与影响，因此把它单独提出来作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多相性深化与细化的必然。
二、电视社会学与电视学的关系。
在我国，第一部研究广播电视学的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学》于1990年出版，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形成。中国广播学与电视学的研究也正向着深度与广度发展。
如果说广播电视社会学是由广播电视学与社会学“杂交”而成，那么，电视社会学则是由电视学与社会学“杂交”而生成的介于电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电视学是一门文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电视的传播活动及其规律，侧重于对电视的各分支学科与边缘学科（包括电视社会学）从哲学的层面进行总体的概括与提炼。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电视社会学则侧重于一个方面，它以电视传播为中介，把电视传播活动当作一种社会行为，放在社会体系的关系总和中加以宏观考察，着重研究电视与其外在环境及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电视社会学与电视文化学的关系。
电视文化学与电视社会学一样，都是电视学的一门边缘学科。二者关系密切，在某些研究领域互相交叉，难以泾渭分明。然而，二者研究的对象与视角不一。电视文化学重在研究电视文化的形成、发展的特性和规律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是文化学的亚学科。其具体研究范围包括研究电视文化的产生、组成、特征及其演变过程，研究电视文化的生产、消费、传递、控制、增殖与功能，研究电视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文化指令、文化意识、文化冲突，研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等等。显然，电视社会学与电视文化学相比较，前者着眼于传播形态，后者着眼于文化形态；前者重在研究电视传播行为与整个社会的相互关系，后者重在研究电视文化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电视传播活动的，而后者则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电视文化活动的。
无疑，社会学、传播学、电视学及文化学等相关社会学科的某些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电视社会学，但并不能取代电视社会学的研究。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为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但它并没有也不会代替关于社会问题具体研究的科学，其道理是一样的。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日渐深入与开阔，在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科之间既有分又有合。应该说，这是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及发展趋势，是科学兴旺发达的表现。对电视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从中创立电视社会学这一特定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学、传播学及电视学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层次和范围的拓展，是科学的专门化和多样化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
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电视社会学
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把它放在国内外社会学研究进程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发展社会学的教育、科研和应用投入相当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美国为例，1971年美国国会拨给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是三亿零六百万美元，其中仅社会学就得到一亿零四百六十五万美元，超过了经济学，以占33%而居首位。[2]国外大量出现的智囊团、思想库、脑库，都是以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为宗旨的。当今，各个层次、各种门类的社会学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向深度与广度拓展。在国外，某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已多达数百种。大众传播社会学被国际社会学协会研究理事会列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并成立了专门研究委员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向，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随着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逐步暴露，在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的自由纵欲所导致的价值危机、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使西方社会遭到长时期的痛楚。种种宗法关系、固有的社会规范、社会生活状态及衡量是非善恶的传统标准被破坏无遗，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种自我毁灭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诸如所谓的“新英国病”）以及对西方社会制度合法性的“逆反心理”，正如流行病似地广泛流传。如何看待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病根，开出缓解这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危机的“药方”，成为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于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在我国，对社会学的研究曾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建国后，由于受苏联的教条主义及其笼统地将社会学说成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加以摒弃的错误论断和做法的影响，于1952年竟取消了社会学这样一门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学科独立存在的资格，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研究机构被撤消。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需要补课。于是，这门社会科学以解放思想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契机，以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发展动力，恢复重建后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各个领域的社会学研究的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开始了新的更高的追求。
社会学在国内外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对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电视社会学来说，这种社会需要也早已存在，并将日渐迫切。研究与学习电视社会学对我们来说，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一、有助于指导电视传播实践。
电视传播实践离不开具有技术与逻辑操作性的理性认识的指导。电视传播对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说到底取决于掌握电视工具的人。一个有作为的电视工作者不仅要注重技术经验的积累，还需注重理性观念的升华；不仅要善于进行微观的技术性操作，更要致力于对社会生活脉搏的把握，善于作宏观的策划、创意；既要从发挥电视特长的细处着手，又要从历史发展、现实生活、社会需求与民众意愿的大处着眼，把电视节目办得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发展、通达民情民意，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研究和学习电视社会学，有助于拓宽自己在这方面的视野，启发创作思路，增强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性及自身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感，提高电视传播实践的逻辑操作能力，以更好地运用手中的工具，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
二、有助于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当今，我国正处于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大改革、大变动、大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存在决定意识，现实的变革必定引起人们观念的变革，导致新旧观念的冲撞、社会心理的失衡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演化和重建。这一切无疑要对电视传播产生深刻的影响，而电视传播又将强有力地反作用于社会。加强对电视与社会进程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有助于调整电视自身的文化格局与传播战略，运用理性调控手段，扬长避短，兴利除弊，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三、有助于电视理论建设。
电视虽然比报纸、杂志、书籍、电影这些传媒出生得晚，但却一跃而上，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介。然而，同报刊新闻学、出版学、传播学与电影理论相比较，电视理论显得稚嫩而单薄；同电视传播实践的飞速发展相比较，电视理论的研究严重滞后。研究与学习电视社会学，有助于拓宽电视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弥补电视理论在这方面的薄弱环节。当代模糊学把事物对于某一确定领域的隶属度视为降变值，资格充分的典型对象是核心部分，资格不充分的非典型对象是边缘部分，越是边缘部分越具有发展的张力。诚然，“核心部分”对于电视理论的研究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因此而驻足不前。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理论的成熟过程，应该是由“核心部分”逐步向更具发展张力的“边缘部分”拓展的过程。
在我国，电视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以小到大的巨变，近40年的丰富的电视实践是开展电视社会学研究的肥沃土壤。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变革又为电视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这些年来，在各方专家、学者及电视工作者的共同辛勤耕耘下，我国电视理论园地呈现出以往少有的喜人景象，研究成果累累。这一切都为开展电视社会学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我们的任务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与自身的电视传播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社会学。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这一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释：
[1]《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同上，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