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荀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荀悦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早已失传；传世的只有他专为汉献帝所著的《申鉴》五卷和据班固《汉书》改写而成的《汉纪》三十卷。在这两部著述里，荀悦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得以充分的展示。因此，受到历代史学家、思想家的重视。在这里，我们也以此为据，考察一下荀悦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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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自从它产生以来，除了其浓郁的文化意蕴之外，更多的是服膺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荀悦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一开始就看到了历史学的这一特征。他说：“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汉《书》《纪》，其义同矣！”（注：《汉纪·序》。）也就是说，史学就是政治学，你要搞政治，就必须重视史学。
作为政治学的史学，其研究的对象自然是政治，是与皇帝活动密切相关的军国大事，而其任务，首先当是记录和保存这些军国大事。荀悦说：“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注：《申鉴·时事》。）其次，记功司过，彰善弹恶。用荀悦的话说：“内史执其彤管，记善书过，考行黜陟，以彰好恶。”（注：《申鉴·时事》。）最后，研究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有汉一代研究历史发展动因的最重要课题。他把探讨天人感应看作是史学的又一重要任务：“天人之应，所由来渐矣。故履霜坚冰，非一时也。仲尼之祷，非一朝也。……若是王都未见之，无闻焉尔。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礼，保章视祲，安宅叙降，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太史上事无隐焉，勿寝可也。”（注：《申鉴·时事》。）
作为政治学的历史学有哪些作用呢？荀悦认为，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可以进行道德教育，以辅助法制。他说，史学记事是“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注：《申鉴·时事》。）。他著《汉纪》目的是“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懼败”（注：《汉纪·序》。）。
史学可以提供借鉴，为人们的言行寻求依据。他说自己著的《汉纪》就可以使人“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注：《汉纪·序》。）。在荀悦看来，借鉴历史就是执行了“天道”：“鉴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业有尚，天道在尔。”（注：《申鉴·政体》。）
史学还可砥志励气，陶冶情操：“或问厉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乐瞑眩以瘳疾。卫武箴戒于朝，勾践悬胆于坐。厉矣哉。”（注：《申鉴·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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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从其政治史学的观念出发，对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的本质，人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在荀悦看来，历史的本质在于人类自己的活动。他依据儒家的观点，把事物分为天、地、人三个方面，并指出它们各有其“道”，“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也”（注：《汉纪·孝武皇帝纪四卷第十三》。）。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按其内在的规律而进行的。这一内在的规律性，从荀悦多次论说看，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注：《申鉴·政体》。）在这里，“天”“地”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仅是荀悦所处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其真正的本质则在于认识“人”即人类社会，从而来管理社会。“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这里的正就是政治。“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中卷第二十二》。）
荀悦认为，作为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其本质在于“仁与义”。而仁义外在的表现即在于社会有序，“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注：《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内在的表现则是“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注：《汉纪·孝惠皇帝纪卷第五》。）。“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注：《申鉴·政体》。）仁义的实施主要在于内政的确立。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主要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问明于治者其统近，万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乱之本在左右，内政立而四表定矣！”（注：《申鉴·政体》。）无疑，内政之确立主要在于统治者。因此，仁义之实施，亦即历史之正常的发展，对统治者作了极高的要求。第一，要克己无我，以民为本。“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注：《汉纪·孝惠皇帝纪卷第五》。）第二，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注：《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第三，要正确决策。荀悦分析说：“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接下来，荀悦举了历史上很多“同事”由于“异形”“异势”“异情”采取了不同的决策，指出：“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决策之机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不能固守教条，而应审时度势作出决策。
总之，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存亡兴替，主要在于统治者。在《汉纪·孝昭皇帝纪》中，荀悦指出，由君臣构成的统治集团，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
历史的治乱存亡，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所做所为。但在历史发展中，人们自己却不能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因为历史有其自律性。列宁曾说，据说历史喜欢与人开玩笑，你想进入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个房间。荀悦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发展有“三势”：“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荀悦这样说的目的是告诉汉献帝，汉代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即使我辈如何努力，恐怕也与世无补。应早一点做好心理准备：“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此之谓乎？”（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平心而论，荀悦对汉献帝的这些分析劝谏还是客观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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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在历史研究中，在发表自己的政论中，对历史认识论也作了一些独到的论述。
在荀悦看来，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他说：“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注：《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历史认识是人的知识和智慧的源泉。“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注：《申鉴·杂言》。）又，“君子”“审物明辨，故不惑”（注：《申鉴·杂言》。）。
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桀纣”，“尧舜、桀纣之事，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注：《申鉴·杂言》。）。这就是说，人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们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所以，荀悦一再告诫人们要“慎所用”“尽而深览”（注：《汉纪·孝昭皇帝纪卷第十六》。）。
如何认识历史？荀悦说，“以小知大，近取诸身”（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这就是说，历史认识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以小知大”，知微察著。因为历史的发展，“其事皆始于纤微终于显著”（注：《汉纪·孝哀皇帝纪上卷第二十八》。）。在荀悦看来，历史发展的这一特征，是互相影响，互相谴告的。在这里，荀悦用“天人感应”的思想予以解释。“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音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人们从自然现象的变异中可以领悟到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谨慎言行，以避免不利的情况出现。由此，自然现象的变化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向导和指南，透过它，可以把握当时人们历史活动的功过是非。所以，荀悦在叙述前汉历史时，先叙“祥瑞”“灾异”。可见，荀悦是把“天人感应”作为认识历史的方式。论者不解这一点，多加毁誉。不合于荀悦的思想矣！
另一个方式是“近取诸身”即以自己所已掌握的知识去理解认识历史。荀悦在谈到人与历史关系时，说有三种情况，即“三势”，“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怎样理解这“三势”呢？荀悦说，“譬之疾病，有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则瘳者，有不治则不瘳者；有虽治而终身不可愈者，岂非类乎？”又如教育，“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无教化则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终身不可成者。”（注：《汉纪·高后纪卷第六》。）这样，一步一步地推演下去，人们就可以认识历史了。可见，荀悦已看到了历史认识的过程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
荀悦在探讨历史认识过程时，也看到了历史认识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客观上在于时代和环境：“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注：《申鉴·时事》。）又：“夫潜地窟者而不睹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识夏荣。”（注：《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主观上在于史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历史认识出现“虚”、“伪”、“诬”、“罔”：“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
那么，如何排除影响历史认识的不利因素，从而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呢？荀悦认为，主观上，史家要“无简小忌，去淫祀，绝奇怪”，“致精诚，求诸己，正大事”（注：《申鉴·时事》。）。又说：“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这就是说，史家要排除杂念，专心研究人的历史。客观上，就是要树立正确的认识标准。在荀悦看来，历史认识是可以检验的。“夫事验，必若上田之张于野也，则为私者寡矣；若乱之坠于澳也，则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注：《申鉴·时事》。）历史认识正确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理论上要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凡符合儒家思想的，都是正确的；否则都是错误的，应该摒弃。他说：“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注：《申鉴·时事》。）“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他批判一些人不知道用儒家思想评析历史：“博览之家不知其秽，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与苗并兴，则良农之所悼也。质朴之士不择其美兼而弃之，是昆山之玉与石俱捐，则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二是以客观历史实事为标准，检验历史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他说，史家认识历史“必本乎真实而已”。“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注：《申鉴·政体》。）“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去浮华，举功实，绝末伎，同本务，则事业修矣！”（注：《申鉴·时事》。）总之，做为史家，必须“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注：《申鉴·俗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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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在历史方法论方面，不仅作了许多的尝试，而且也作了一些独到的论述。从《申鉴》《汉纪》看，荀悦史学方法主要是历史辩证分析法、历史理论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和历史统计法。
历史辩证分析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它是指史家在分析历史问题时，用矛盾的方法，发展的眼光，“由小知大”，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荀悦说：“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事简则业易定，厌乱则思治，创难则思静。”（注：《申鉴·时事》。）任何事物有不利必有其利，有利也必有其不利。“损益之符，微而显也。赵获二城，临馈而忧；陶朱既富，室妾悲号；此知益为损之为益者也。屈伸之数，隐而昭也。有仍之困，复夏之萌也；鼎雉之异，兴殷之符也。邵宫之难，隆周之应也；会稽之捷，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乱，强燕之征也。此知伸为屈之为伸者也。”（注：《申鉴·杂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相应的“兆候”，只要人们敏锐地去发现考察，就能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剔去荀悦论述中的迷信成份，荀悦的认识方法是很正确的。
历史理论分析法。荀悦把儒家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去分析历史问题。但他又不恪守儒家观点，而是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如在分析土地制度发展时，荀悦说：“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但是西汉时一些豪族地主占田数百公顷，买卖由己。武帝、哀帝多次“限民占田”，都没有结果，王莽又实行井田制，激起了众怒。只有汉光武“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民弱，以防兼并”，“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注：《汉纪·孝文帝纪下卷第八》。）。
比较法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方式。荀悦在历史研究中也多次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而且，他运用比较方法的目的是寻求历史的个性，寻求历史发展的特征，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如“以复六国自为树党”一事，陈余曾建议陈涉这样做，郦生也曾建议刘邦这样做。虽同一事，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对陈涉是“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由此，荀悦认为，在进行历史比较时，应该依据具体的条件而抽演出正确的结论，不应该先有成见。用他的话说，就是“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
历史统计分析法。荀悦治史述事，最长于统计，《汉纪序》开篇说：“凡汉纪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
“凡祥瑞：黄龙见，凤凰集，麒麟臻，神马出，神鸟翔，神雀集，白虎仁兽获，宝鼎升，宝磬神光见，山称万岁，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连理。”
“凡灾异，大者：日蚀五十六，地震十六，天开地裂五，星集于东、井各一，太白再经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
石十一，星如雨二，星昼见三，火灾二十四，河、汉水大泛溢为人害十，河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无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鱼，死人复生，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子，枯生更生，大石自立。”
——这样的统计，对于人们认识西汉的历史概况，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方法在荀悦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种由博求约的方法。“或曰：至德要道，约尔。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约也？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约其说。”（注：《申鉴·时事》。）这也就是说，只有全面地占有史料，掌握各种情况，才能够由博返约。换句话说，只有全面统计各种历史现象，予以概括分析，才能归纳出历史的共性，寻求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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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论述了史料编写的原则和要求，体现了史学发展中史家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荀悦认为，史家研究历史，记存历史，并不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进行研究和记存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史学价值准则的。这些价值准则是“善恶”“言行足以为法式”“立功事”“兵戎动众”“四夷朝献”“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公主大臣拜免”“福淫祸乱”“祥瑞灾异”等等（注：《申鉴·时事》。）。历史上凡是与这些相关的事即可以研究，否则就不用去记存了。荀悦在编纂《汉纪》时，就是以此为自己的价值标准的。他自豪地说：“凡《汉纪》，有法式焉。”（注：《汉纪·序》。）
史料编纂除了有一定的价值准则，而且还有其基本的要求。第一是要真实，“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注：《汉纪·序》。）。第二是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永世作典”（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第三是要“省约易习”“有便于用”（注：《汉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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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荀悦对史家治史的动机进行论述。在荀悦看来，史家治史有五个动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在这里，“达道义”可说就是表明政治思想，“彰法式”即规范人们的言行，“通古今”是传播历史知识，“著功勋”“表贤能”是培养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由此，荀悦认为史学是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事情。“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能奋矣！”因而，史学也是一项永久的事业，“世济其轨，不殒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
综上所述，荀悦不仅编纂了著名的《汉纪》，首创了编年体断代史的先河，而且在史学理论上也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无愧于古代伟大史家的称号。梁启超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的确，在辉煌的中国史学史上，自应有荀悦的一席之地。
收稿日期：1999-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