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上清皇帝第一本书”新探--翁同和抄写读后_翁同龢论文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迹论文,一书论文,上清论文,读后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龢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龢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注:见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8月初版。), 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注: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7月出版。)。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 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较早刊行《上清帝第一书》的是《救时刍言》,此书序文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十月”,署“桂林冷风热血斋谨序”,谓:“自顷余过友人家,得有南海康孝廉祖诒奏议书策诸稿,观其所作,已在前数年时矣。”查康有为于1894年入京会试,7月(六月)返粤,8月(七月),余晋珊劾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请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乃于11月(十月)游广西,住风洞,“寓桂林凡四十日”,此书即刊于是年。接着,1896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录有《上清帝第一书》。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康有为书牍》等也都登载。后来,上海有正书局发行《康南海遗稿》,内有《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和批件(以下简称“康本”)。我在编录《康有为政论集》时,曾据《南海先生遗稿》中的《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参校《上清帝第四书》各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8年8月,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蒙孔祥吉同志赠以《晚清佚闻丛考》,其中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9月又去常熟, 参加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学术讨论会,蒙翁氏后人翁万戈教授赠以《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看到了翁同龢抄件影印件(下简称“翁抄”)。发现“翁抄”是从康有为奏稿摘抄而成,两本内容虽有详略,但“康本”还是可信的。

“康本”原文共十五叶,每叶左、右各十行,每行约25字,除去不少抬头、空格外,共约6000字。“翁抄”用松竹斋十行纸,每叶左、右各十行(第一叶写成十一行),每行约28字,共约1500字,仅有“康本”的四分之一,正如孔祥吉同志所说:“二者内容详略有明显差异”;孔同志还举出三例,说是“康本”有“刊落”,“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录如下:

比如,康氏在论述中法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列强交迫之危局时,《遗稿》称(注:《遗稿》指《南海先生遗稿》,即“康本”,下同;又下引文中着重号均为孔祥吉所加。):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翁氏《第一书》摘抄本则作: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其一已在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得罗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又如,《遗稿》所刊《第一书》谓:

“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矣。”

而翁氏摘抄本则谓:

“英一日而举缅甸,与我滇仅隔怒江之夷,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今乃作衅焉。”

再如,《遗稿》所载《第一书》在论述须慎声色之防时云:

“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

而翁氏摘抄本则云:

“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将裁,血气未定,宜慎声色之防。”

翁氏不惜气力,对康氏第一书详加摘抄,但是,无论如何,摘抄本只能比康氏原呈字句减少,而绝不可能任意添加,上引三段文句中大多数加点的字句,在《遗稿》中都刊落了,我以为这些地方都是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的明显证据。至于在个别词句方面,《遗稿》所刊《第一书》之改动痕迹更是枚不胜举。(注: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

经过校阅,发觉孔祥吉同志所举,即“翁抄”原文旁加点的,都是“康本”原有,而经删除的,“翁抄”则是未经批改修删之本。加点处的增改,是经沈曾植“手批”增改的。

《南海先生遗稿》封面下有“沈寐叟手批”字样,首叶又有“《南海先生遗稿》,并沈子培先生批,门人徐勤敬题”题署,知所收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是经沈曾植批改的。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钦用主事,观察刑部,签分贵州司行走。1888年,康有为上书吁请变法,沈曾植曾参与其事,并手批奏稿,这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中,有明确记载:

“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

说明沈曾植对《第一次上书》“实左右其事”。沈曾植去世后,康有为在《哭寐叟四兄哀辞》又说:

“戊子初上书,变法树齿牙,先生助相之,举国大惊哗,恼传下刑部,纷来求衅瑕,君力劝括囊,金石穿幽遐”(注:崔斯哲:《南海先生诗集》卷一五《游存庐诗集》。)。

可知沈曾植对《第一次上书》“左右其事”,并“助相之”。经查沈曾植手批的“康本”书眉和正文中确有不少眉批、批点、修改,如上引孔祥吉同志所举三例,就分别有沈曾植的批改。为了弄清“康本”、“翁抄”的源由、异同,有必要将“康本”中的沈曾植手批(下简称“沈批”)以及修改情况作一说明。

“沈批”大体有如下几种批改,其一是有关上书格式:

例一,“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第53页)(注:所注页数,据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沈氏在“彝”氏旁加三个圈,并提行抬头。

例二,“臣到京师,见兵弱财穷”(第52页),眉批“京师应抬头”。

例三,“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旧,圣德之美,愈越今古”(第56页),沈氏眉批:“祖□□□宗,似宜三格,提行另列,但以下屡述,篇幅已长,占行太多,□酌之。”

其二是以为原稿语气轻重不当,或“称法不妥”的:

例四,“上有土木之工,下盛赏花之宴”(第52页),改为“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此后各本照此改。

例五,“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而能□晏保全者也”(第53页)。眉批:“此意太说烈,与本旨不甚相应,须显揭一二句”。改为“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此后各本也照此增改。

例六,“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将裁,血气未定,宜慎声色之防”。即前举孔祥吉同志所举第三例,改为“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第60页)。

其三是有关避讳、称谓的,如:

例七,“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崩,皆非常之大灾也”(第52页),改为“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崩”,旧称皇帝死为崩。《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用“崩”,不妥,故改为“倾”;“非常”,改为“未有”,语气也较轻。

例八,“奉天根本之地,山涌川溢”,改为“奉天大水,山涌川溢”(第52页),“根本之地”删去。

例九,“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栗震悼,率群众痛哭戒誓”,改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众,痛哭戒誓”(第52页)。“悚栗”改为“悚惶”,语气较轻。

其四是事实出入,内容修改的:

例十,“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其一已至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第54页)。沈批:“两事恐系一事,穆哈喇即□哈尔也”。并将“其一已至伊犁北之穆哈喇”删去。以后各本亦无此句。按:此即前引孔祥吉同志所举。

例十一,“英一日而举缅甸,与我滇仅隔怒江之夷”(第54页),沈批“苦隔怒夷,今无此隔矣”,并改为“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此后各本同。此即前引孔祥吉所举。

例十二,“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法无攻我之心,未足言战也。”沈批:“已开仗,此二语似可删”,“康本”据以删去(第55页)。

由上可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是经过沈曾植批改的,今传“康本”,即经过沈的批改。这是因为沈曾植旅京日久,任职刑部,熟悉掌故,对官场习俗自较康有为了解;沈曾植又精研历史地理,对边疆领域亦曾潜研,因而看出第一书的事实出入。今传各本,基本上是根据沈曾植手批本印布的。康有为说他“左右其事”,并“助相之”,确是事实。

问题是,经过沈曾植批改的“康本”,和翁同龢摘抄的“翁抄”关系又是如何?为什么“翁抄”又有“康本”已经改动的事例?

上面谈到,“翁抄”仅有“康本”四分之一,那么,翁同龢是在什么章节加以删节的呢?我看大体下述两种情况:第一是议论、举例较多,酌存要点,或全部删节。如“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一段(第55页),仅存“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数句,其余删去。又如“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至“尤宜妙选仁贤,…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第56—59 页), 共1360字,删存“伏惟皇太后忧勤”、“皆列圣所经营也”,以及“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等不足70字。下面对如何“变成法”、“通下情”的具体措施也仅摘要点。

第二是叙述国内危急,危言耸听的,如“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至“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以日夜忧惧也”(第55页)一段,全部删去。前面一段,虽大多札录。但末后“金田之役,将复起矣”(第54页)则删去。

由于文字删节,有时大段删除,在删除字句中也有略增几字,以便连接的,但不涉文义。

至于上引沈氏批改后的“康本”和“翁抄”删存部分,他们之间的异同,则从上举十二例中,除例一至例三,属于格式;例五、例九、例十二,“翁抄”删去外;尚有例四、例六、例七、例八、例十、例十一为“康本”原有,而经删除的,“翁抄”则是未经批改修删之本,前引孔祥吉同志所举例六、例十、例十一即属这类情况。例四也是如此。而例七则“地震山崩”,也改作“地震山倾”,而“皆非常之变也”,“非常”二字却没有改为“未有”。例八,“奉天根本之地,山涌水溢”也删去“根本之地”四字,与“沈批”的“康本”同。既然“翁抄”、“康本”的异同,主要是就沈批“康本”缮录,其中虽也有未经改动的,那可能是缮交翁同龢时没有按照“批改”,稍后康有为又略有增损,或以为不必改动。一般说来,还是主要依据“沈批”缮呈翁氏的。

本文所以不惮烦地考查“第一书”,只是为了说明康有为后来没有“改删”,《上清帝第一书》是可信的;“翁抄”据以摘录,不仅可以证明沈批“康本”之可信,而且还有其特殊意义。

翁同龢将《上清帝第一书》摘录,反映了他对《第一书》的重视,心目中对康有为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有为本来是崇《周礼》、尊周公的,他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以周公为“有德有位”,以六经为“周公经纶之迹”,渴望有“以时王为法”、“颁行天下”的政典,也渴望能有扶助成王那样的周公其人(注:见拙撰:《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在第一次上书时,曾对在朝大臣,多方奔走,寄以厚望。

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时掌户部,康有为曾托盛昱上封事代递。《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有记录,以为“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

对曾任军机大臣、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康有为也两次上书,用了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希望“闻尊主庇民之略,俾足副沧海大塞之观”(注:康有为:《与潘宫保伯寅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大声疾呼:“失此不图,后虽欲为之,外夷之逼已极,岂能待十年教训乎?”指出“感悟之法,在一二元老面对直陈”(注: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

他向吏部尚书徐桐上书,“陈大计而责之”,望其“牵踞痛哭,感悟上意”,“忧国如家”,“翻然图治”(注: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光绪十四年,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50—51页。)。

他还向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以为祁“以大儒总台纲”,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注:康有为:《上祁子和总宪书》,光绪十四年,抄件。)。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康有为预期的效果,位处高位的既没有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康有为且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据说,潘祖荫“垂接颜色”,“教以熟读律例”(注: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祁世长“雅不善西法,门下士有愿为总署司员者,公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康有为请屠仁守、盛昱交祁,祁又以“患鼻血请假”。以顽固著称的徐桐,更以“狂生见斥”(注:康有为:《与徐荫轩书》后康有为亲笔注语,见《康有为政论集》,第51页。)。袞袞诸公,“龌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难也。

只有翁同龢,看到《第一次上书》后,态度和上述诸人完全不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十月二十六日”记(注:据《翁文恭公日记》“十月二十六日”两见,而二十七日无,此应为二十七日,因二十六日已记“伯羲来未晤”。本日又记“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来”云云,知盛昱两至翁处,应为“二十七日”。):

“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

知《第一书》是托盛昱提交翁同龢的。“成均代递”,“成均”,古代称大学为成均,唐高宗时,改国子监曰成均监。后人亦称国子监为成均。翁同龢看到《第一书》是十月二十七日,而《第一书》上于十一月初八日(注:据《南海先生遗稿》,原题“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后改为“初八日”。),也就是说,在《第一书》递送前十天,翁同龢已经看到,并予摘抄。他之所以摘抄,当然是对《第一书》的重视,并经他核阅后再行摘抄的;他看到的折稿很多,偏偏对《第一书》亲自摘抄,可见其重视程度。至于摘抄的目的,无非是录以备忘和准备有机会向光绪面呈。此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为光绪看到,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当与翁同龢看到《第一书》,对康有为留下印象,进行密荐有关。

至于翁同龢虽然摘录《第一书》,却没有代递,孔祥吉以为“未递《第一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康有为上书前没有取得同乡京官的印结,与清代上书体制不合,故未能代递”。这是可信的。翁同龢日记中所说“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也是他没有代递的另一考虑。只要看《翁抄》中对一些语气激烈、危言耸听的未曾抄录,即其例证,说他是“保护之不敢上”(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也并不为过。

“翁抄”的发现,预示着翁同龢对康有为留下深刻印象,并为日后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准备了条件。

《第一书》是在中法战后草拟递送的。当中法战时,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等“清流”指斥时政、震动朝野,但随后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以“失败”谴责,“清流”随之解散。

1887年,光绪“亲政”,一些官僚、文人、名士不满后党腐朽,以拥帝相标榜,其中有过去的“清流”,也有“清流”游移观望,主张“旧学为体”的。“清流”有升沉,人员有变迁,翁同龢竭力接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发展为帝党。帝党中的沈曾植、黄绍箕、盛昱对“第一书”或者手批,或者代递,“实左右其事”,自然对翁同龢发生过影响而心仪其人,加以垂青。这与甲午战后,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是有关连的,从而在北京强学会成立时,帝党的主要成员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黄绍箕都列名参加。沈曾植且有“正董之名”(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藏;又汪大燮于同年十月初三日《致汪康年书》谓其原为“总董”。)。等到强学会被劾,封禁事起,他又有“图复意”(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腊月二十七日。)。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又主报务。至于翁同龢,则强学会筹议时,梁启超曾往请谒。《翁文恭公日记》中也有关于强学会的记载,如“申正归,沈子封(沈曾桐)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注:《翁文恭公日记》卷34,第124页。)。他和陈炽、沈曾植、 文廷式经常联系,故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称:“康南海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5页。)。

至于上海强学会,帝党列名的主要人员有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张謇等。

强学会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的政治团体,翁同龢曾予支持,帝党骨干也分别参加,手批《第一书》的沈曾植且有“正董之名”,可知《第一书》对翁同龢及其为首的帝党深具影响。因此,“翁抄”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翁同龢和戊戌维新的关系。那种只看到避免贾祸,自行改缮的《翁文恭公日记》,说翁同龢与变法无关,是不符合事实的。

“翁抄”是看到沈曾植手批后的《第一书》的,经过“翁抄”和沈批“康本”的考核,也可证实《第一书》的可信性,康有为没有“改删”。同时,从翁同龢的摘抄中,也可观察翁同龢认为《第一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什么地方只需录其要点。

翁同龢摘抄手迹《上清帝第一书》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也证明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迹还是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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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上清皇帝第一本书”新探--翁同和抄写读后_翁同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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