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工对城市社会适应状况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市论文,民工论文,状况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民工群体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前期研究着眼于民工整体、国家、社会及政策制定等宏观方面，主要研究民工潮本身的特点，产生原因、规模、分布、流动、发展趋势；民工对国家、社会产生的消极与积极影响及政策层面的应对；如何阻止或疏导民工的流动等。而近期的研究更为强调民工的个体感受及主观能动性，多从中观、微观层面入手；内容主要有民工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民工群体的分化、以及民工与市民的关系、对城市的融入等。
笔者将目前涉及民工适应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两个视角。第一，着眼于城市民工群体本身，研究其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相应的行为取向；或把其细分为若干子群体，探讨各子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如对民工子女、女性民工、新生代民工的研究等。第二，着眼于民工所在社区或聚集地，如对浙江村、河南村、安徽村或新疆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结论大多认为对城市社会适应度较高的民工只是一小部分，多数民工无所适从。
那么，以上结论是否普遍适用？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城市，这里的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度是否有所不同？这些是本文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为此，笔者专门进行了访谈与问卷调查。首先，笔者于2004年初完成了10份个案访谈，访谈对象的职业涉及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店员、建筑工人及国有单位的员工，其中既有20岁刚过的新生代民工，也有接近五十岁的一家之主。笔者力图通过扩大个案差异来获得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入的资料。其次，笔者通过随机与偶遇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100份问卷调查，并使样本在性别比例、婚姻状况、职业分布、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特征尽可能符合总体情况，以便具有更高的代表性。
笔者对本文主要概念的界定如下。“民工”主要指目前仍保留着农村户口而不具有所在城市（镇）的户籍、且在城市（镇）以非农业方式谋生的农民。这一定义强调以下几点：当事人持有的仍是农村户口；目前在城市生活居住，不包括在城市之外的其它地方如三峡等地打工的民工；以非农业的方式谋生。此外，笔者把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不包括高中毕业）的民工排除在外，因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民工极少，与其他民工也有很大差距。我们力图通过这样的界定来更为准确地了解一般民工是否适应城市生活的普遍而真实的情况。对于“适应”，笔者借用朱力的界定，即对民工来讲，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使他们在行动和心理方面不断调整，就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继续社会化、也是适应城市的过程（朱力，2002,6）。关于适应的内容与层次，我们也借用朱力的划分，即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它们依次递进、相互影响。
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对经济层面的适应状况
民工对城市的经济适应主要是指民工的经济状况与市民经济状况差别的大小。差异越大，说明民工的适应度越低。经济状况的主要衡量指标有收入水平、住房状况、消费支出的比重等。
1.经济收入
收入水平是决定民工在城市生活状况如何的最基本因素，是衡量民工经济层面适应度的最重要的指标。此次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被访的在沪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的月收入情况为：300元以下占8.2%；300元至499元的占18.4%；500元至999元的占43.9%；1000元至1499元的占22.4%；1500元至1999元的占2.0%；2000元以上的占5.1%（本次调查反映的是2003年的情况，下文中未注明来源的数据俱出自笔者的调查）。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在沪民工的月收入主要在500元到1000元间，70.5%的民工收入在1000元以下，在1500元以上的仅为7%。而上海市2001年在岗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815.0元（年平均为21781元——《上海统计年鉴2001》），2002年上海职工平均年收入为19473元（月平均为1622.75元。参见《社会》2003.10:12）。考虑到民工还会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乡，可以说民工可支配收入与上海市民相比差距更大，这是民工在经济上适应度较低的根本表现。
2.住房状况
住房条件是民工生活水平、经济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反应。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沪民工在城市的住房状况大致如下：有64位被访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中，占65.3%；其余为18人居住在“自己租房中”，占18.4%；12人“与他人合租房屋”，占12.2%；3人居住于“亲戚朋友处”，占3.1%；仅有一名被访者回答“自己买房”，占1.0%。
谈到住房条件，个案M对笔者说：我和老婆、儿子住在南陈路东边（上海北部城郊结合部）的一个院子里，租了两间平房，一间住人，一间做厨房，还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月房租160块。
而个案Z某一家（妻子及两个孩子）都在上海。他这样对笔者描述自己的住房情况：我大儿子在南大路那边一个学校的食堂干活，就住在那边。我还是住在学校食堂提供的宿舍，六个人一起住。我老婆和小儿子在祁连山路那边租了平房住。
在建筑工地干活的L某说：我们6个人一间，住的条件还可以。就是热水供应不及时，根本不够用，得偷偷的用热水器烧。
个案小徐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租的是农村的房子，属于很烂的那一种，一个月八十多块钱什么都没有，水是自来水，没钱只能住这样的。”；“我现在在祁连山镇租了房子，房租一个月八百多。两室一厅，全装修的，煤气、热水、家具都有。我和我姐一块住。
问卷及访谈资料说明了民工住房方式是以单位提供的宿舍与租房为主，至于一些建筑业民工所谓的单位提供的住处只是工地上的棚户或未全部完工的楼房。住所设施普遍比较简陋，整体状况与市民住房状况相差很大，而且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住房方面的差异也是民工区别于市民，不适应城市的重要表现。
3.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被访民工对问卷中“占您支出前四位的项目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统计结果来看，其支出的项目排位依次为“食物”为82.0%；“往家寄钱”为53.0%；“人际交往”为50.0%；“交通”为42.0%；“住房”开销为28.0%；“娱乐”为27.0%；“学习技能支出”为24.0%；“进行各种投资的支出”为7.0%。
一位姓彭的被访个案说：一天的生活费要7-8元，而且伙食还不好。一个月至少要300元生活费，一个月除掉生活费还剩600-700元，一般都是寄回家。
姓万的被访民工则更详细地介绍说：我平时也没有什么花费，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花钱很少的。上海的消费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够好，一个月一千块钱家里用用也差不多了。我乡下的家里造了一幢两层楼，花了四万多，借了一些钱才盖起来。像我前几年没房子，一般都把钱攒下来，现在房子盖好才稍微松动一些。家里的条件比以前也好一些，至少有房子住了。
可见多数民工的主要支出是食物、寄钱回老家、人际交往和交通，仍以生存消费为主，消费层次较低。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的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依次为：食品(37.94%)、娱乐教育文化服务(13.00%)、居住(10.32%)、衣着(10.05%)、交通通讯(8.61%)、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8.27%)、医疗保健(6.47%)、杂项商品与服务(5.3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21页）。相比之下，城镇居民食品支出的比例较低，娱乐教育文化、衣着的支出比重较大。这说明相对城镇居民而言，民工们更偏向生存型消费。民工的生活水平较低，仍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主，学习新知识、技能，进行投资的意识与经济能力很弱，从而也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社会较低的适应度。
以上三个方面的一些数据表明，在沪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对经济层面的适应度较低，这一层面的不适应会对他们在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产生很大的影响。
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对社会层面的适应状况
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体现为民工的生活方式及他们与市民间的互动。与居民的互动是民工获得城市生活特性的重要途径和条件；而在生活方式上具有明显乡土性，且与所在城市的市民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的民工，由原有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是其适应城市的重要表现。衡量其社会适应的主要指标有闲暇时间的安排与社会交往。
1.闲暇时间的安排
闲暇时间的安排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从被访民工对此次调查问卷中“您空闲时如何打发时间”问题的回答来看，排在前六位的选择是：看电视、报纸或听收音机(70.4%)、逛街(41.8%)、睡觉(35.7%)、找人聊天(32.7%)、下棋打牌(28.6%)、学习其它技能(26.5%)，其它还有去娱乐场所娱乐(19.4%)、做家务(14.3%)。
前述的那位L某对笔者说：我不爱打牌，没活时就聊天，也很少去市区，偶尔也去感受一下上海的风景和繁华。不舍得去看电影，无论多少钱的电影都不舍得。
而那位姓彭的被访个案则有些不同，他说：对我来说没有业余时间，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出去逛。我比较内向，不抽烟不喝酒，没事就出去看看。来上海我除了打工之外，还想看看大城市，学点技术。去学校学专门的专业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在工地上多学点技术，很想学点实用的技术，专门做一种职业。
已在上海开始做小生意的小徐说：我空闲时间一般就是看书上网，最大的爱好还是上网，除了电脑没什么爱好。去网上看一些电脑方面的最新消息，就是看书也是关于电脑的，整个活动差不多都与电脑有关。以前朋友多还经常出去玩，现在这里朋友少就很少出去玩，而且时间长了联系比较少了，只是发发短消息。以前上班很轻松，加班还有加班费，无忧无虑的。现在自己做生意很烦，有空时就想在家里看会儿书。
从问卷及访谈资料可以看出，民工的娱乐方式基本上是自我消磨时光或群体内部的娱乐，很少涉及城市种类繁多的娱乐项目，不需要什么消费支出，是节俭和实用的结合；也较为单调，不具备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民工娱乐方式的选择受其经济承受能力差、劳动时间长及强度大的限制；与其文化水平有一定关系，缺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城市消费项目不熟悉，缺少相关引导。这都是对城市生活较为陌生，适应度较低的反应。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部分民工很注意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学习，有很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
2.社会交往
民工与市民的交往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城市，形成对城市的认同及归属感，并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可以用民工与市民的交往状况衡量民工在社会层面的适应度。
朱力指出，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表现出内倾性与表层性的特征。内倾性指他们的交往对象多为同乡或从其它地区来的农村人；表层性指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多只涉及利益关系，缺少感情上的交流（朱力，2002.6）。笔者的调查结果也清晰地反映出了民工与市民交往的局限。在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状况”的问题上，只有一位被访者回答与市民“交往很多”，占1.0%；有6位被访者回答与市民“交往较多”，占6.3%；26位回答与市民交往“一般”占27.1%；36位回答“交往较少”，占37.5%；27位回答“交往很少”，占28.1%。
那位已开始做点生意的个案小徐说：我没有什么很好的上海当地人朋友，我认识的上海人（年龄）一般都比较大，有家有业，一般不会和我关系很好。我对上海人印象不太好，觉得他们都很罗嗦，也懒得和他们交往。我不会和上海人做很好的朋友，只是一种普通的交往。我教他们做技术，他们就教我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交流。
而一位生意较顺利的个案张某说：我们经常来往的老乡就有四五十个，其他还有很多。除了经济上的来往，就是在一起说家乡话，感觉过瘾，什么话都能说出来。像我们都在外地谋生，谁能保证不出什么事情，外人不会帮助的，老乡总是会解决点事情。我们老乡圈子内比较封闭，但并不影响我们做生意。我们也和本地人交往，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都有，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认识了，但交往不深。我觉得上海人太猾了，处理一般事情时就能感觉到，但上海人有个好处是他不害你。
以上调查结果反映出民工与市民之间的联系较少，民工缺少向市民学习、扩大知识面、认知城市规章的平台，从而反映了民工社会层面较低的适应度。
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对心理层面的适应状况
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与在原有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状态是否协调，对民工适应城市生活来说，可以量化为民工对其与本地人是否平等、与城市关系的认知及自我定位，本文欲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分析。
1.民工对其与城市关系的认知
调查显示，22.7%、25.8%的被调查者分别对所在城市取得的各种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和比较自豪，感到一般的为28.9%，只有15.5%、7.2%的被调查者对所在城市取得的成就感到不太自豪，或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这说明大部分民工认识到了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并为自己的劳动成果骄傲。但是，分别只有1.0%、4.1%的民工认为他们留在城市较为容易，21.6%的民工认为他们留在城市的难度一般，34.0%、39.2%的民工认为他们留在城市较困难或很困难。同时，表1反映出民工并未认识到城市发展与个人经历间的关系，即不认为城市发展了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大影响。
表1 被访民工对城市发展与个人经历关系的认知
项目
频数（个）
有效百分比(%)
关系很强 7 7.5
关系较强 10 10.8
一般
40 43.0
关系较弱 23 24.7
关系很弱
13 14.0
总计 93 100.0
综合这三组数据，可以发现这样的矛盾：民工知道他们为城市做出了贡献，但并不认为自身和城市有很大关联，也知道他们留在城市不太可能。这实际上反映出了民工对所在城市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和态度。说明了民工认为他们与城市之间只是单向度的奉献关系，即他们为城市发展做了贡献，但城市没有或较少给予相应的回报，甚至对他们持排斥态度。这也说明了民工对城市较低的适应度。
2.民工对其与市民区别的认知
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强、归属感越强，就越倾向于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平等。反之，当民工认为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差别很大时，就说明了心理上对城市的不认同。
同样是那位小徐说：上海人和外地人还是有区别的。上海人首先在上海这地方比外地人吃香，他们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外地人好，学历也比外地人高，工作比外地人好找。外地人不好找工作，正因为这种情况，外地人自己做生意、开店的机率大，我觉得比上海人大，因为上海人找工作比较简单。我接触的上海人都说找份工作做做算了，不用那么烦。自己开店还要担风险。正因为外地人工作不好找，工资低，没办法，想方设法去开店。
个案张老板说：我周围的店主要是外地人开的，上海人开门面的少。如果上海人自己租房子开店，挣得少就划不来了，像我们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也还过得去，如果是他们挣这么多就没办法混了。上海人思想保守就保守在这里了，老觉得自己是上海人了不起。就像我们老家说得：他们在家里吃的糠，出门都在嘴皮上抹点油。在家里抽两三块钱的烟，出门就必须抽好烟。上海人就这个毛病。前两年我刚来，看到上海人很奇怪哩。现在上海的外地人多了，有些开放了。以前上海人从来都不打工的，现在的上海人有扫马路的，干保安的。像这附近三四十个保安我都认识，他们很牛的。其实保安有什么啊，像我们老家那边保安是经常挨打的，就是挨打的东西。这边的保安很凶的，一个月拿四五百块钱就觉得很了不起了。而且他们对上海人不凶，就对外地人凶，老觉得外地人把他们的饭碗抢走了，他们不考虑别的就考虑这个。他们为什么这么保守，主要是环境大好了，如果处在我们这种环境的话，就不得不什么都去做了。
就做生意来说我觉得和上海人比我有优越性，最起码的一点是我们比他们能吃苦，我们晚上能熬到两点，他们就做不到。上海人也有优势，就是社会关系广，这是我们的弱点。但社会关系能带来一顿饭，别人不可能因为关系天天来吃饭。
我们再结合问卷调查中被访者对“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区别”的认知的统计结果（参见表2），便大致可知，不管民工认为上海人好或坏，比他们强或比他们差，都说明了他们认为自身与当地市民还是有不小的区别，不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这种区别就反映了民工在心理层面上较低的适应度。
表2 被访民工对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区别的认知
项目
频数（个）
有效百分比(%)
区别很大
33
33.3
区别较大
32
32.3
一般
19
19.2
区别较小
11
11.1
区别很小
4
1.0
总计
99
100.0
3.自我定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后，民工是否就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呢？调查显示，15.8%的民工认为自己一定不再是农民，6.3%认为自己可能不是农民了，22.1%的人搞不清楚自己是否还算农民，24.2%、31.6%的人分别认为自己可能是农民或一定是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的还是占了一半以上。
对于将来的打算，一位在餐饮业打工的被访者说：我还没仔细想过。如果将来政策变动不让我在这里干了，我还是想干老本行。可能回江西开个小饭店，还是要搞饮食业，或者去酒店里炒菜。还是回家乡好些，一来在上海打工成本大，二来我也不想冒这个险。自己做饭店要动脑筋，我也不太想动脑筋，我这个年龄了（32岁）喜欢稳定一些，如果有地方干还是不想自己干的。
对这个问题被访的个案Z说：我们一家人（老婆、两个孩子）都在上海打工，但都是临时工不是正式工，正式工领的工资还是高。现在是干得好老板叫在这里继续干，干得不好老板就叫回去了。虽然一家都在上海，也不打算将来就住在上海。前几年在家盖了房子，以后还要回去。现在也没想过什么时候回去，如果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了。现在在老家还有三亩地，我们家就我老婆有地，我和我孩子都没地。将来回去了也就指望孩子。
张老板说：将来就要看现在的发展情况了，像我们老乡也有发展到几百万的，也有混得不行就回家的。不能说每个人都混得好。但也能过得去。混得好与不好的对半吧，混得最好的没几个，混得回家的也不多，一般的都差不多。混得回家的一般都是自己立场不稳定，就说亏了钱以后还是可以挣的，做生意哪有不亏钱的。他们就觉得亏掉了回家算啦，家里的被窝暖和啊。像我就不算大好，现在的想法就是在上海干着看，还能干几年算几年，亏了还能再挣，毕竟还年轻。混得好就继续混，混得不好就回家孝敬父母。真的老得干不动了再回家，没有考虑得太长远。如果家里有地还是应该回去，但我们都没地了，回不回就无所谓了。只要环境允许就一定会待下去，不会因为个人的原因离开。
通过对以上民工对其与城市关系、市民区别的认知及自我定位的初步的考察，笔者倾向于认为在沪农工在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度尚不高。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沪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度还较低，适应度较高的只是一小部分。对这一现状的把握有利于探索提高民工适应城市社会、改善生存状况的途径与措施。不过本文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如对民工适应度的研究只是泛泛展开，对其中许多特殊现象未作深入分析；也未涉及民工不适应城市社会的原因、改善这一状况的具体措施等，这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