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白同盟与一体化理论解读_卢卡申科论文

俄白同盟与一体化理论解读_卢卡申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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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总统在莫斯科举行了两小时会晤,对俄白一体化的进程问题进行磋商。会晤后,普京向报界宣称,两国一体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白俄罗斯可以“7个联邦主体(即行政区域)”的形式并入俄罗斯。如果双方同意按此种方式建立联邦制国家,可于明年5月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可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返回首都明斯克后立即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以这种方式并入俄罗斯,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并未到此结束。8月21日,卢卡申科重申:“建立俄白联盟国家不能使白俄罗斯丧失国家主权,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把白俄罗斯分成几部分,然后使其并入俄罗斯。”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双方又出现如此大的分歧,不能不引起两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

普京为何突然“提速”俄白一体化

普京为何在这时突然对俄白一体化突然“提速”呢?自启动以来,俄白一体化进程一直是“纤纤作细步”。特别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国所遭受的惨剧抱以道义上的同情,对美国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争给予了支持。更重要的是,各大国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全面合作的轨道。(注:郭学堂:《大国关系进入合作期》,《环球时报》2002年7月25日。)在这一背景之下,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与叶利钦时代大相径庭,即使与普京执政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各种迹象都表明,普京所推行的是“务实性外交”,以是否维护俄国家利益作为检验对外政策的标尺。

正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俄罗斯在发展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上随着“9·11”事件而走上快车道:“9·11”恐怖事件之后,普京是给布什打电话的第一位国家首脑;美国的反恐战争打响后,俄罗斯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如开放空中走廊、允许美国使用中亚的军事设施、组织救援等,甚至俄罗斯至今也没有急于敦促美国离开中亚。美国打击塔里班战争结束后,俄欧、俄美关系的发展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俄罗斯与美国在莫斯科签署了

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并发表了美俄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声明;北约19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罗马宣言》;欧盟—俄罗斯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等等。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牵动着美欧俄关系的敏感神经。因此,有评论认为,俄欧美的这些举措,标志着冷战时期“相互为敌的北约与俄罗斯已成为伙伴”,欧洲—大西洋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冷战时代已全面终结”。这些景象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西方和俄罗斯仿佛已经成为“一家人”了。

对俄白联盟的发展前景,俄罗斯对自己兄弟也采用了同样的标准,更多地从经济角度来审视俄白联盟。为此,俄罗斯曾提出修改俄白联盟条约,试图取消从2005年起实行统一货币等条款。

然而,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普京为俄白联盟“提速”的倡议不能不令人费解。此间舆论分析说,克里姆林宫立场的“转变”主要是一种外交策略。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然而,人们注意到,普京走出了旧的敌对营垒,与西方领导人共同“埋葬冷战”,但北约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和扩大。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进一步缩小。“9·11”事件后,俄与西方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但这毕竟是以俄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无力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为了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谋求更大战略回旋余地,争取西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承认它的市场经济,俄罗斯不得不作出一些无奈的选择。所以,连美国《新闻周刊》都认为,普京也在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综合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也为了消除国内对现行外交路线的不满以及增加俄罗斯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普京仍然觉得合理地支配这些已经掌握在手的筹码(如独联体、俄白联盟,以及朝鲜、古巴等),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再有,在经历了“9·11”事件以来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之后,普京开始显露“强人本色”。其举措不仅包括频频与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改善关系,如不顾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和“倒萨”攻伊的叫嚣而与伊拉克签订金额高达40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此外,俄罗斯还与伊朗进行核能合作。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普京近期在对俄罗斯国际新战略作重大调整。俄白联盟问题自然也属于其战略调整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从国内情况来看,俄罗斯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普京的心头之隐,即延长总统任期。对这一问题,亲普京的人一直主张延长总统任期,反对派则以宪法为盾牌坚决反对这一违背宪法的做法。而普京本人,只是表示“在现有的总统班子下,宪法不会被修改”,对总统任期这一敏感问题讳莫如深。正如一些评论一直所持的看法,俄白联盟问题无疑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方便。由此可见,普京骤然使俄白联盟升温可能还有他的个人政治打算。

起伏不定的俄白一体化进程

俄白两国从别洛韦日闹“分家”到今天,特别是自1999年签署联盟国家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时有起伏,联盟国家的进程更是发展曲折。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更有现实的利益。

众所周知,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在明斯克市郊的别洛韦日签订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宣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式“分家”,几乎同时,苏联解体。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无法割断两国间传统的经济联系,尤其是俄罗斯一直想主导独联体,提出了在原苏联版图上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设想。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白俄罗斯虽对俄罗斯的“盟主意识”有所警惕,但还是对此表示赞同。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仍然采取挤压和削弱的政策,俄罗斯独立初期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宣布失败。北约东扩的日益紧逼,对俄、白两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俄、白两国都感到自我孤立的危害和共同地缘政治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俄白建立联盟国家的进程始于1996年4月,当时两国签署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共同体条约》,1997年4月两国又签署了建立俄白联盟的条约和联盟宪章,1999年,双方又将联盟关系提升为建立俄白联盟国家。叶利钦与卢卡申科开创的联盟构想,在普京执政之后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在建立俄白联盟国家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两国的共同意愿,但在推进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白俄罗斯的单边行为。联盟条约的内容本身就决定了联盟国家今天乃至未来的曲折发展的命运。条约规定,建立联盟国家的目的是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发行统一的货币,实行统一的社会政策,形成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经济空间虽已初见成效,但发行统一的货币,双方歧见纷呈。至于实行统一的社会政策和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则由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相去甚远,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另外,条约还规定建立联盟国家的目的之一是“发展独联体”。这就使俄白两国在实施条约时不得不考虑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态度。而独联体内部的变数相当大,特别是对独联体具有较大影响的乌克兰就一直持消极的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罗马宣言”的签署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即“20机制”)的成立,使俄罗斯在北约中成为拥有发言权的“非正式成员”。俄罗斯尽管仍然反对北约东扩,但在这一问题上已明显变得不像以往那样强硬,换言之,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如芒刺背。要知道,俄白联盟隐藏在经济利益之下的初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衡北约。既然威胁的作用力减弱,抗衡威胁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俄白结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也使两国曾经共同致力建设的联盟国家笼罩阴影。进入8月中旬以后,俄白联盟进程在普京的时间表中骤然提速,但与此同时,两国在如何建立联盟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却进一步加深。从普京的倡议来看,与其说是“提速”,不如说是普京把“皮球”踢给了卢卡申科,在“道义方面”解脱了自己。

对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变,白俄罗斯既表示非常失望,但在两国一体化政策上做了较大的让步,表示在未来联盟国家中不谋取否决权,同意对《俄白联盟国家条约》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不主张恢复苏联(注:在建立俄白联盟国家这个问题上,白俄罗斯是积极的推动者,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甚至把推动这一进程当成他执政期间的一大政治目标。早在1991年12月,当白俄罗斯议会对用独联体取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投票时,卢卡申科是唯一投反对票的议员,所以,在俄罗斯有不少人认为卢卡申科如此积极推进两国一体化进程有恢复苏联的野心。),等等,但是,俄白联盟仍然是在冷落中艰难发展。

俄白一体化的理论解读

俄白联盟虽然从叶利钦时代走到了今天,曲曲折折地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一体化理论可以对此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什么是“一体化”?卡尔·W·多伊奇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研究一体化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所谓一体化就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推进强势的和传播颇为广泛的并能确保其居民之间的变化长期和平进行的共同体意识、机制与实践”。(注:Karl W.Deutsh,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57,p.5.)多伊奇指出,一体化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共同体意识。而所谓共同体意识就是指集团内的个体相信他们之间至少已有这样一点达成了共识,即共同的社会问题必须且能够通过和平变化的程序得到解决。从历史基础来看,俄白联盟不乏共同体意识,俄、白两国都是斯拉夫民族,有着共同的斯拉夫文化和共同的东正教信仰。文化、民族和宗教上的同源性为两国重新走上一体化之路提供了人文基础。这就是说,俄白联盟的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今天,根本不需要进行专门培养。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俄白两国在苏联解体后破镜重圆的基础。另外,北约东扩使俄白两国都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合作解除共同的外部压力是两国共同的愿望。因此,北约东扩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给俄白共同体意识增加了“凝聚力”。也就是说,现实的外部力量使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在苏联剧变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基础和现实面临的威胁,使俄白两国再度走上一体化的道路。

自由主义的一体化理论强调,有了共同体意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建立一体化,共同体意识只是建立一体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建立一体化和一体化发展的前景主要看一体化的动因和条件。就动因而言,自由主义提出了利益自决说,认为建立一体化的功能性组织的动因在于满足需要和实现利益的需要以及对互相竞争的利益进行管理的需要;现实主义则提出了国家偏好说,认为成员国内部的政策目标、国内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成员国可以互相适配、并且能通过合作得到最好的促进等决定了国家的偏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隐含着利益的因素,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利益集团的作用,而现实主义着眼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忽视了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的现实,它不可能放任任何利益集团把竞争的范围从国家扩散到国际;现实主义把一体化作为国家利益聚合的结果,但它把经济利益作为惟一的决定因素,显然也有失偏颇。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实现一体化的动因,但国家利益是多维度的,最基本的内容是安全、经济和价值。(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从俄白两国的情况来看,在西方挤压下,两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由于民族、文化、宗教的一致性,两国也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但两国在经济利益和部分政治利益上却存在较大的不一致。尽管两国政府曾经积极地推进过一体化进程,但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白俄罗斯都有不少反对者。在白俄罗斯看来,国家主权来之不易,他们对俄罗斯曾有的扩张主义更是余悸犹存;在俄罗斯方面,俄多数人虽不反对与白俄罗斯加深一体化,但并不赞成把两国的关系发展到近似于一个国家的程度,特别是有人担心这样会冒恢复苏联的危险。这是因为,在成立苏联时,出于防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需要,列宁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的利益作了一些限制,所以苏联成立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影响,而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几乎主要依赖于俄罗斯。正如后来评论所说的那样,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无异于“奶牛”的作用。所以,俄罗斯内部不少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近些年来,更有人一直不断地提醒俄罗斯政府:如果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不考虑客观现实,草率地建立俄白联盟国家,最后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俄白两国关系。

双方的分歧不仅反映在国家利益上,还反映在建立什么样的一体化形式上面。多伊奇把共同体分为两种发展道路:合并共同体和多元共同体。合并是指两个或更多原本独立的单位正式联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在合并之后形成某种共同政府。这种共同政府可以是单一制的,也可以是联邦制的;多元共同体则保持各自政府在法律上的独立。(注:转引自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第41页。)根据联盟条约的内容来看,最初两国的一体化形式可能是建立多元共同体,但是,最近情况来看,俄罗斯已不满足于多元共同体的一体化了,而是想以合并的形式来建立俄白联盟国家,即要白俄罗斯以“7个联邦主体”的形式并入俄罗斯。这显然又不是“苏联式”的合并,因为,俄罗斯不会接受旨在恢复苏联的任何想法,但也不允许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上出现一个超国家机构。对于普京的设想,白俄罗斯显然不会接受。白俄罗斯对此有许多评论。白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列昂尼德·扎依科指出:“普京显然提出了一个难题,这对于卢卡申科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是可怕的。”白俄罗斯前政府总理伊万·巴什科维奇也认为,卢卡申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普京的建议,因为那将意味着自己的权利被剥夺。甚至,在俄罗斯也有这样的说法,俄罗斯社科院欧洲所独联体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福尔曼指出,在未来的国家中卢卡申科将没有任何地位,普京的宣言意味着取消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民族。卢卡申科明确表示,“建立联盟国家的前提是俄白两个国家将保持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仍然主张在俄白两国的一体化进程中建立多元共同体。

那么,俄白两国是否有条件建立多元共同体呢?根据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建立多元共同体需要三个条件:主体价值的互适性、组成单元间的感应性和单元行为的相互可预测性。主体价值是指与政治决策有关的主要价值,感应能力是指对对方的需要、信息和行为不诉诸武力地、快速且充分地作出反应的能力。(注:Karl W.Deutsh,et al.,Plo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57,pp.66—67.)毫无疑问,前两个条件俄白两国是具备的,但关于行为能力的可预测性,从双方关于如何建立一体化的分歧来看,双方发出的信息对对方而言都是难以预测的。而这一条件在建立共同体过程当中尤其重要。另外,约瑟夫·奈对建立多元共同体问题提出了结构条件和认知条件,在提出的多项条件中,他强调一体化的组成单位之间的匀称和一体化收益的平等分配。(注:转引自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第153页。)没有这两个条件,一体化就难以建成。从组成单位的匀称度看,俄罗斯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白俄罗斯无法相比的;军事上,俄罗斯拥有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力量,白俄罗斯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经济上,尽管俄罗斯在90年代严重滑坡,但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出低谷,论经济实力,白俄罗斯只有俄罗斯的3%,而且白俄罗斯至今还没有摆脱经济转轨的危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俄罗斯。所以,两国不是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类国家。而白俄罗斯想以多元共同体的形式来建立一体化组织,谋求与俄罗斯同等的地位,显然有些自不量力,俄罗斯是断然不会同意的。既然两个力量不均衡,那么,在未来建立的一体化组织中,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体化的收益分配必然偏向于有实力的俄罗斯一边。而白俄罗斯由于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必然要求对一体

化“重新签约”,要么对一体化进行制度创新,要么退出一体化组织。总之,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使建立“联盟国家”的进程受到很大的制约。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俄白联盟并不会因为双方目前的分歧而夭折,无论俄白哪一方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俄白联盟仍然有较大的发展情景,只是发展进程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步履艰难。再说,既然白俄罗斯一直积极推进这一进程,又鉴于白俄罗斯所处的政治经济困境,不排除白俄罗斯最后作出更多的妥协,从而有利于联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这还要看普京使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既能够消化白俄罗斯的现有“包袱”,又能够使内部反对联盟的政治力量无话可说。因此,俄白联盟国家究竟能否发展到更高水平,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不管怎样,俄白联盟的一体化,必将对未来欧亚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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