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史论文,第四届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专业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9月25日—29日，正值建国50周年大庆之际， 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高校、出版社等研究机构近5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原会长、辽宁大学王荣堂教授回顾和评述了研究会成立15年来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后，进行了理事会的换届改选，北京大学郭华榕教授和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分别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和副会长兼秘书长。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一、世界史分期及教学改革
贵州师范大学的麻光炳教授首先就世界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在分期的标准上有唯经济史观之嫌。经济史观并不等于唯物史观，经济的发展虽然是社会变革的基础和杠杆，但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不是纯经济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身不可能自发地导致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唯有阶级斗争和革命，才会改变社会的性质。因此，在划分历史时期时，不应从经济史观出发，应以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大部类的辩证综合关系作为划分的标准。 再者， 地理大发现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也并非在1500年，而是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对马克思的论述应全面考虑，不可“寻章摘句”，失之偏颇。
河南大学的阎照祥教授认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在历史分期上应遵循相对性的原则，切不可强求一致、统一划分。过去那种把社会形态作为历史分期标准的作法，忽略了历史分期的相对性。各种社会形态的涵义都是不变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亦不以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各种历史时期则不然，没有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内容固定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而只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内容不断变化着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按照我们通行的观念，古代史应是距当代人较久远的社会历史，近代史应是距当代人不太久远但又非绝大多数当代人所能亲身经历的社会历史，现代史则是与当代人密切关联的社会历史。因此，分期应是相对的。致于历史分期的多样性，不仅不会影响历史学科的稳定和发展，反倒说明历史学科的繁荣兴旺。
河南大学的刘波副教授认为，以往用社会形态作为分期标准，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又无法解答社会主义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是全球性的。然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开创了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接着，毛泽东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显然，再用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观”解释这一切，已难自圆其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坚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所不同的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每个民族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首先考虑的是本民族的利益和传统，其次才会对已有的社会形态进行价值判断，最终作出有利于本民族的选择。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其民族长期摸索、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运动是落后国家采取非资本主义方式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特殊方式”（罗荣渠语），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两种社会制度之一。因此，应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
首都师范大学的赵军秀副教授认为，“吴、齐本”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体现了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实现了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接触，殖民掠夺和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资本输出则使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发展趋势，20世纪的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东北师范大学的董小川副教授认为，应借鉴西方国家的三分法，把近现代史分为：现代早期（1500—1789年）、现代（1789—1945年）、当代（1945—至今），并提出教学中应打破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开阔思路，扩大视野。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徐奉臻教授主张按现代化理论，把近现代史分为：传统社会、过渡社会、现代社会。
在教育如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方面，由东北师范大学马世力教授主持、开发的《世界史纲多媒体教学软件》可谓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史教学的发展前景。这套10盘装的软件，收集了大量专业教学中所需的文献资料、名词解释、专题介绍、图片、地图、影视录像、题库等基本素材，仅文字说明与文献资料就达数百万字。与会专家学者观后普遍认为，该软件的开发，使过去以粉笔、黑板、挂图为主的世界历史教学，为多媒体的图、声、文并茂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所代替，加强了学生的时空感和学习兴趣，解决了中国学生在学习外国历史中人物难记、时空模糊、难以接触历史原始资料的困难；同时，使教学信息量倍增，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它预示着21世纪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二、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发展趋势
20世纪末是个多事之秋，苏联解体、南斯拉夫战乱不休、非洲种族冲突不断，民族问题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南开大学的曹中屏教授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当代的产物，民族主义的概念几乎与近代民族的概念同时出现。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一般经由民族意识的萌动而形成，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民族主义萌芽于14—15世纪的西欧。16世纪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日益成为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发动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族运动的思想武器。此时，民族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其基本任务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无不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德、意的统一标志着民族问题在西欧已基本解决。此后，民族运动逐渐转向东欧和亚洲。一战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欧和东欧民族主义的胜利。欧亚大陆产生民族主义的前提条件大体一致，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其发生的基础，尽管形式上是民族的，但其属性是资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所需要。早在近代，民族主义已有了进步与反动之分。一个民族当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始初阶段，或当它在政治上处于受压迫的时期，或者当其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及其民族运动通常是进步的；一个民族一旦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上升为独立的民族，其民族主义在本国内的泛滥会是有害的，这常常会演变成民族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堕落为反动的民族主义。一战，便是大国“超级”民族主义泛滥的结果。
山西师范大学的张跃发副教授认为，西欧的民族国家形成于15—18世纪，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感情基础上，通过对专制君主的敬仰和无条件忠诚表现出来。因为，专制王权对外代表民族国家，对内代表文明、法律、社会秩序和国内和平，这些都是城市商人和农村新贵族所需要的。近代民族国家或近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是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近代民族主义来源于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它是通过对宪法的忠诚，对于按宪法产生的政府的服从，并尽其义务，同时公民享有权利等体现出来的。早期民族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宣扬“君权神授”，后者强调“主权在民”；其主权代表，前者是国王，后者是民选政府；在统治特点上，专制君主权大于法（人治），君主立宪政府依法治国（法治）。了解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及特点，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世界上有两股目标相反的民族主义潮流：民族分离和国家统一。对于民族分离主义应予否定，无限制分离与经济一体化趋势是相悖的，是一种倒退。苏联的解体则是历史的必然，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体系和沙文主义的破产。与民族分离运动并行的是国家统一运动。越南通过战争实现了南北统一，德国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东、西两德合并，中国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收复了香港、澳门，正期待着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南北朝鲜也在积极磋商。这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三、东西文明在亚洲经济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的张德明副教授认为，亚洲经济奇迹是东西文明中积极因素结合的产物，而金融危机则是东西文明中消极因素合流的结果。从积极因素看，爱国主义与商业竞争精神的结合，成为激励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集权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得益彰；仁爱与法治的结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社会环境；儒学尊师重教的思想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结合，为经济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是亚洲经济奇迹之根本。从消极因素看，亚洲国家的落后性与西方国家的掠夺性，造成了世界财富的分布不均，这种分布是亚太国家和地区在进行现代化中不得不依赖西方国家资金的历史渊源，是战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裙带关系与金融投机，造成了行业网、政府、商务活动的合而为一，贪污受贿成风，国民财富被大量鲸吞；而毫无监管的对冲基金更是助长了金融投机。裙带关系、腐败现象与国际金融投机的合流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张劲松副教授认为，东西文明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日本在经济上一直被划入西方发达国家，但却偏居东亚，意识形态也以儒家文化为主。董小川副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早已在鸦片战争时衰落，这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包头师范学院的李凤斌副教授认为，不能从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看一个文明的衰落，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继承和发扬的结果，任何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对《帝国主义论》的评价及其它问题
徐奉臻教授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生物问题，社会的衰亡自然不会像自然界那么明显。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会动用一切力量尽可能地延缓这一衰亡过程，即使现代生物工程也在寻找延缓人类衰老的方法。再者，列宁是人不是神，人的视野和观念会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从来没有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列宁不可能预见到一百年后的今天。董小川副教授认为，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完全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在当时起到了动员民众、鼓舞斗志的作用，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应当肯定。只是我们在教学时应把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切不可忽视历史发展的事实，将其论断绝对化，既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又使我们陷于两难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程西筠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郑宗育教授认为，西方国家一方面强调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另一方面，却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下，大搞民族分离主义活动。这种表面自相矛盾的做法，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用人权高于主权分裂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主权国家；用“一体化”实现对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因此，应对“一体化”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否则会引起思想的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俞金尧副研究员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上，更重要的是加以运用。以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界线，实际仍是传统史学观的反映，注重的是短时段或事件史；应更多地挖掘社会、经济结构等深层次的变化，加强对长时段的研究；另外，应突破传统，扩大研究范围，关注社会问题，诸如民众的生活、妇女、婚姻、家庭、人口、性、环境等问题，使历史更加丰富多彩。
此次研讨会已圆满结束，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世界近代史教学、科研方面的一些不足。首先，从提交的论文数量看较往年偏少（仅22篇）。这虽与近年来科研经费紧张、教学任务繁重有很大关系，但也说明对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其次，论文选题陈旧，许多话题可谓老生常谈，影响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对此，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今后世界近代史研究应开阔视野，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利用新资料，开拓新领域和新课题，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