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受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1-0035-06
关于名田制笔者曾写过三篇文章，即《名田制浅释》[1]、《辕田制和名田制》[2]、《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3]，对名田制的性质进行过反复探讨，认识也有一个反复变化过程。起初认为名田制是土地长期占有制，后来又认为是土地私有制，最后又恢复是土地长期占有制的认识。但是，对于名田制始于商鞅变法，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名田制就是秦的受田制等认识则是前后一致的。不过，由于史书对于秦汉具体受田数量记载不清，对其实施情况也就难于探讨清楚，故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也只能是推测性的，不能确切地加以说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问世，使我们见到了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颁布的受田律令，知道了各级军功爵制拥有者及庶人的受田宅的具体数量及其他规定，为研究名田制提供了非常珍贵可靠的资料，所以就有条件对名田（受田）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吕后二年颁布的受田、受宅两项律文，这对研究名田制极为重要，故摘录原文作为研究名田制的根据。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项，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公卒、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
以上是受田律文，下面再摘录受宅律文。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
以上所引两条律文，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惟一的，也是最完整的秦汉时期受田、受宅法律文献。根据上引两条律文，再结合《二年律令》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可知汉政府是按六个等级授田授宅的。第一个等次是侯爵级，包括彻侯和关内侯。彻侯因有封国，故无受田记录，但可受一百零五座宅基地。第二个等次是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在这九级中，最高级的大庶长可受田九十顷，宅基地九十座，最低的左庶长还可受田七十顷，宅基地七十座。卿爵级的受田受宅的原则，是等差下降，即每降一级少受二顷二宅。第三个等次是大夫爵级，包括五大夫至大夫五级。大夫爵级与卿爵级受田受宅相比，差距非常大。卿爵最低级的左庶长尚可受田七十四顷，受宅基地七十四座，而大夫爵的最高的五大夫，则猛降至受田廿顷，宅廿，最低级的大夫仅受五顷五宅。第四个等次是小爵级，包括不更至公士四级，受田宅的数量，最高的不更受田四顷，宅四宅，最低的公士仅受田一顷半，宅一宅半，比庶人仅多半顷半宅，略显有军功爵位者的优越地位。第五个等次是无爵位的公卒、士五、庶人，可受田一顷、宅一宅。第六个等次是犯有轻罪的司寇、隐官，可受田半顷、宅半宅。通过以上对吕后二年受田、受宅律文的分析，有两点出乎笔者的意料之外：一没有想到侯爵级、卿爵级、大夫爵级所受田宅数量是如此之高；二没有想到对轻罪犯人也可减半受田受宅。据笔者分析，以上两点都与汉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亟待恢复的客观特殊历史环境有关系，因此亟须把土地尽量分配出去，以利生产。所以在受田律令颁布之后，特别强调拥有军功爵者不幸早死，对于继承门户的后人（一般是嫡长子）仍给予“先择田”的优待，对其他儿子想要独自立户者也尽量满足他们的土地的需要，对于宅基地则有所保留。在这里对于“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要稍加说明；所谓“田宅不盈”的“宅”宇，实是衍字；下文的“得以盈”，是指满额受田，对于宅不够数的，就不能满额受宅；律文的侧重点是保证生产，故土地数量必须受足，而宅基地不足数就要将就一点了。
通过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律文可以肯定地说，卿爵级以上的人都变成了大地主，大夫爵级及小爵的不更、簪褭都变成了中小地主，公士以下的公卒、士五、庶人、司寇、隐官都成了自耕农。过去我说过名田（受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现在看来这些论断基本是正确的。
按照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汉代的受田受宅制也是从秦代延续下来的；但秦代的受田受宅制的具体情况，由于史书失载已难考知，现在只知道商鞅变法时曾制定了“明尊卑爵秩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4]即按爵秩等级的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奴隶和衣服。秦代的军功爵制有赐庶于、臣妾的规定，汉代已无，但秦代的赐田宅数量肯定没有《二年律令》中所规定的多。《商君书·境内》有一条资料说：“能得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这里的“益”字，是指在原来赐田宅的基础上每提高一级爵位，就加赐田一顷、宅九亩。按秦制也是“百亩给一夫”，（注：《通典·州郡曲·风俗》：“按周制步百为亩，百亩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此处所指之亩乃是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如果在百亩的基础上益田一顷，就是二顷了。如此上推，就是得到十九级关内侯，也只有田二十顷，有宅一百八十亩，比《二年律令》的受田宅数低得很多。不仅秦赐田宅数量低于吕后二年的受田宅数量，就是在吕后以后，汉政府也从来没有制定过如此高额赐田宅数量，对此下文将会论及，在此不赘。
历史文献和简牍资料都证明受田制就是名田制，因为受田者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在户籍上必须有名，故受田又称名田，即以名占田之意。名田是按爵秩等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田宅（宅基地，实际也是土地），这也就是刘邦在汉五年五月五日诏书中所说的“以军功行田宅”的真正含意。
刘邦在汉五年五月诏书中曾说：“诸侯子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当所求于吏者，亟与。”又说：“且法以功劳行田宅，令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5]从上引两段诏书文字来看，刘邦对军功爵及“以军功行田宅”之事是何等的重视。据此推断，在汉五年五月诏书颁布前，汉政府就已制定出以军功大小、爵位高低的不同而授予田宅的条文，且已制订出具体实施方案。因为如果没有具体受田方案，刘邦就不会说：“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这样的话。这里所谓的“多满”，是指未从军的小吏满额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反而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如果当时没有制订出具体受田受宅方案，刘邦在诏书中就不可能提出那样严厉的责问。从责问中还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受田受宅方案中，包括了有军功者和无军功者，只是规定对有军功者要优先授予田宅，如不遵守这一规定，就要“以重论之”，即从重处罚。只可惜刘邦时制订的受田受宅方案没有保存下来，但拙见以为它应与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方案相似，甚至可以说吕后二年受田受宅方案仿自刘邦时的方案。因为吕后与刘邦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基本相同，所以两者的方案相似是完全可能的。
吕后为推行受田受宅方案，还颁布很多其他法律条文，其中有一条就是强调受田受宅时有军功爵者的优先原则。
未受田宅者，乡部以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久等，以爵先后。有籍县官田宅，上其廷，令辄以次行之。 ——《户律》
这条律文有两层含意。一是对应受田者，乡政府要根据入户口的时间先后排出一个顺序来，时间久的（指入户籍者）排在前，若是入户口时间相同，有爵者优先。二是把受田受宅者的资料上报县政府，县政府就把已登记在册的田宅，按先后顺序颁授给受田者。
历史文献和《二年律令》都说明秦汉的受田宅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度，即政府一经把田宅授人，在一般情况下就不再收回。因为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还看不到政府有收回田宅的规定，田宅一经授出就归受者长期占有。但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定出种种法律进行干预。如：
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 ——《户律》
这条律文说明，受田宅是一次性的，所受田宅想要送人或出卖宅基地，那就不能再受田宅了。还有律文规定：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 ——《户律》
这是对多买宅基地的限制律文，不许受田宅者超过限额购买宅基地，但允许地方官吏和在中央当官的可以购买房舍。房舍是否包括宅基地，律无明文，看来是有意避开了。还有律文曰：
田宅当入县官，而诈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入田宅。 ——《户律》
这是对冒名顶替骗取田宅者的惩罚律文。所谓“田宅当入县官”，大概是指绝户户的田宅，对于诈代其户者，不仅没收田宅，而且要处以“赎城旦”的刑罚。此外还有更严厉的惩罚。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以所名田宅，它如律令。 ——《户律》
对于本人没有户口，借用别人的户名而占有田宅以及冒名占有田宅者，要判罚为戍卒戍边二年，还要没收非法占有的田宅，这是相当重的处罚。但是，替别人名田宅者，如果能够先自告发，不仅不判其刑，而且还要把他冒名占有的田宅赠送给他。这条律文可以说是宽严结合的典型。从前部律文看，对冒名占有田宅者处罚极严，从后面律文看，对能自首告发者还给予重赏，说明汉政府的真实目的，是把田宅落实在户口上，以便于向名有田宅者征收租税。以下一条律文更能说明问题。
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 ——《户律》
这条律文是承代户口的人买卖田宅，乡政府的田啬夫和吏职人员故意留难不给定籍（登记变更情况），满一天的对责任人要罚金二两。从这条律文来看很明显汉政府是肯定田宅的买卖，但其真实目的是要把田宅的变动在户籍上反映出来，以利于税收。以下几条律文的精神与此类似。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毋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 ——《户律》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买。孙死，其母代而为户，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蘖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 ——《户律》
上引三条律文有一个共性，即都属于家庭内部分割财产问题。第一条律文是说居民有想根据先人遗嘱（先令）分割田产，乡政府要照办，而且要把先令写成三份并记入户籍，如有争议，按券书办事，没有券书，不听。分有田产的人如果还没有独立户籍，也有权占有，到八月检籍时再上户籍。主管者如留难遗嘱，不写券书，罚金一两。第二条律文是说祖父母、父母、子、孙、兄弟、侄子想要互分财产（含土地），一律准许，但要在户籍注明固定下来。以下是举例说明田产占有关系：一是以孝道为原则保护祖父母的利益；二是孙死其母代子为户，但不许虐待公婆，并不许招夫入赘夺取其子的田产（这是保护其孙的利益）。第三条律文是说有人想分父母、子、兄弟、主母（父之正妻）、假母（父之偏妻）的田产，和主母、假母欲分庶子、子的田产，而独立建立户籍的，一律准许。这三条律文都说明汉政府对田产归谁所有并不关心，而是关心田产分割后必须定籍，因为只有“定籍”，政府才能根据户籍上登记的田产数量征收租税和赀税。在此情况下，对政府来说田产所有权并不是第一位的，而田产必须在户籍上登记才是第一位的问题。所以汉政府为了掌握田宅的真正占有情况，非常注意田产分割后的定籍问题，并鼓励田产分割后独立建立户籍，这与军功爵制、名田制破坏后，豪强地主提倡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现念是不一致的。《二年律令》还有对妇女田产的处理律文。
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畀之其财。 ——《置后律》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户后者，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 ——《置后律》
这两条律文所反映的都是作为户主继承人对田产的处理问题。第一条律文是说女子继承为户主后又出嫁了，他的丈夫就要以他的妻子所继承的田宅来顶替他所应得的田宅，如果宅基地不够，也不能再补受。如果丈夫遗弃妻子或丈夫死亡，妻子仍要恢复为户主。妻子如被遗弃，田宅还要归还给妻子。这条律文有保护妇女财产权的含意。第二条律文是说寡妇继为户主，按独生子继承户主的规定授与田宅。如果寡妇不应当继为户主者，而她要独立门户，就要降低受田宅的数量，按庶人的标准受田宅。以上两条律文都说明汉政府对所授出的田宅，还有权干预和调整，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仍进行着严密的管理。下一条律文更能说明问题。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吏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凑）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杂治为臧（藏）□已，辄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其或为作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官恒先计雠，□籍□不相（？）复者，
刻论之。 ——《户律》
上引律文有些词汇生僻，兼有漫漶不清，已难了解其全部含意，但大概意思还是可以理解的。文中所谓“民宅园户籍”，似指居民的住宅簿，田园登记簿，“年细籍”可能是指占有宅园的逐年记录，“田比地籍”《二年律令》的原注认为是“依田地比邻第记录籍簿”，非常正确。“田命籍”可能是“田名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索隐引晋灼曰：“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田命籍”应是登记土地在谁的名下占有的问题。关于“田租籍”，不解自明，那是记录田租数量，是收租税的底账。总之，政府对民户的田宅占有情况的管理极其严谨细密。政府规定以上各种籍簿的副本都要上报县政府，县政府要把各种籍簿分门别类保管起来，并放在箧、匣中密藏，经由县令、丞、官啬夫加印后封存起来。如因某种需要而查看各种籍簿时，要由主管官吏上报县令、丞，经批准后，凭县令、丞印由官啬夫启发，用过后再加印封藏，如违反以上规定，对各主管人员各罚金四两。如有诈伪增减田宅数字，没有得逞者，罚为赎耐。主管官经常事先计算校对，发现与籍簿不相符的情况，就要上报劾弹违法的人。这样严厉的管理制度说明汉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不仅管理严明，而且执法认真。其管理目的当然是为了税收。但在名田制（受田制）破坏之后，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并导致了土地兼并的狂潮迭起，汉政府严密的管理制度也遭到破坏，到东汉初年，连清查田亩的度田措施也无法进行，只好让土地兼并自然发展下去。
在《二年律令》中曾多次提到“为人名田宅”、“所名田宅”的问题，说明名田就是“以名占田”之意，也就是“受田”。这是在军功爵制盛行时，按户籍上的人名和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不同，名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制度，这与后世的“占田制”、“均田制”以官品和男女劳动力等级的不同而分配不同数量土地的情况不同。这是商鞅变法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直到西汉初年吕后当政时，受田的数量可能有变化，但受田的原则没有变。但在吕后之后，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及土地兼并的盛行，按军功爵等级及其他身份的受田制就完全被破坏了。
土地制度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即土地一经确定为长期占有制，必然迅速演变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在吕后之后，文帝、景帝继续施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到武帝时期就出现了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在文帝之前“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这就说明在文帝之前，是小农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到了文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农民出现“卖田宅、鬻子孙”的悲惨景象，及至武帝时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注：董仲舒此语表面上是指秦商鞅变法后土地兼并情况，实际是借秦指汉，反映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土地兼并情况。）于是董仲舒就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6]对此武帝则是采取铁腕手段，用酷吏打击豪强及算缗告缗，迁兼并之徒乱众之家以实关中的严酷政策，才把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压了下去。但是，经过汉武帝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建立的名田制（受田制）却彻底被破坏了。因为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主要兼并对象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名田制下一家受田百亩的自耕农，汉文帝时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若此，尚复被水早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6]在封建社会，个体小农是最脆弱的经济单位，经不起任何破坏性的袭击。水旱灾荒，政府的横征暴敛，高利贷的残酷盘剥，都足以使小农倾家荡产，所以自耕农就成为土地兼并的首当其冲的对象。土地兼并的第二个对象，就是以军功大小、爵位高低而获得大量田宅的军功地主。他们的子孙靠其父祖以军功得来的大量土地，过着世袭和半世袭的寄生生活，最容易腐朽破产。史称军功地主的“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迄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子遗，耗矣”。至孝宣帝时，“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7]钱大昕也说，汉初军功地主之子孙，“虽拥高爵，尚杂庸保之中。”[8]所谓庸保，就是受人雇佣而服杂役的人。军功地主子孙已沦落在庸保之中，说明他们父祖因军功而得到的大量田宅，已被这些不肖子孙变卖一空，他们的土地已被兼并。
根据以上的论证，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出现的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所兼并的土地，都是名田制下的土地，即根据军功爵位的高低及其他身份由政府所授给的土地。这类性质的土地一经兼并，名田制就已名存实亡。汉武帝在对外战争中，虽然对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各级将领仍有封侯拜将之举，并有各种赏赐，甚至还建立武功爵制“以宠军功”。[9]但所赏乃是官职和金钱，以军功受田宅制度并没有恢复，说明名田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在汉武帝之后，经过“昭宣中兴”，社会经济又得到新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在汉成帝、哀帝时期又出现了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比第一次更为猛烈。据《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各地都出现了新的兼并土地的富商大贾和豪强。在四川，“程（郑）卓（王孙）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赀至巨万”；在山东，“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赀五千万”；在河南，“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间，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赀亦十千万”；在陕西，“前富者既衰，京师富人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此其章章犹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贿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扬以田农而甲一州”。这些“郡国富民，莫不运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固齐民之业”。以上引文中所谓“兼业颛利”、“下固齐民之业”，都是指郡国富豪兼并农民土地。此外官僚、贵族凭借权势也都是疯狂的土地兼并者。由于笔者在《秦汉时期三次土地兼并高潮》一文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10]故不再赘述。
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广大农民沦为流民和奴隶，出现了“富豪吏民赀数巨万，而贫民益困”的严重形势。有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看到了土地、奴婢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就向哀帝提出对贵族、官僚、富豪的土地、奴婢占有数量，“宜略为限”的建议。[6]于是在哀帝的赞同下，师丹、何武、孔光等人共同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方案。规定：“诸侯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无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隶过品，皆没入县官。”[11]这个限田限奴方案公布后，产生了一定效果，“田宅奴婢，贾为减贱”，[6]但由于幸臣董贤、外戚丁明、傅喜等当权派反对，哀帝遂下诏“且须后”，此限田限奴方案就无限期拖延下去，而没能施行。对于何武、孔光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我原来认为是相当宽松的，但看到了《二年律令》中的受田受宅律文后，才知道何武、孔光所规定的限田数额远远低于吕后二年授予侯级爵、卿级爵的受田数额，说明何武、孔光并不知道汉初的受田制的情况，也说明名田制破坏时间太久了。
在孔光、何武的限田限奴方案被搁置后，土地和奴婢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王莽在掌权后，为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提出了一个“王田私属制”，宣布：“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12]众所周知，王莽的王田制实质是要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但对于“私属”一般都认为是王莽所新创，现在看到《二年律令》才知道在吕后二年的律令中就已经有“私属”，其文曰：“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算，事之如奴婢。”（《亡律》）从这条律文来分析，从表面看奴隶提高了人格地位，实际仍“事之如奴婢”，说明奴隶的待遇没变，惟一得利的是政府，奴隶改称私属后，要向政府出算赋。像这样的所谓改革，当然要失败了。
王莽改制失败后，引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刘秀借助农民起义推翻王莽政权的威力而建立东汉政权。刘秀虽然也是依靠他的将领和军队建立的政权，并且也有封侯赏官的举措，但以军功爵位高低而受田受宅政策并没有恢复，甚至连以检查田亩数量为目的的度田措施都行不通，东汉已是豪强地主的天下，以军功爵位高低而占田宅的军功地主已退出历史舞台。
在已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中，在讲到秦汉历史时，虽然也有提到军功地主这一名词的，但对军功地主掌权的重要性及阶段性没有说清，同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过去并不知道军功地主有多大实力。《二年律令》中所记载的以军功爵为标志的受田受宅数字，才知道军功地主拥有土地数量是非常惊人的，才使我们把军功地主与豪强地主掌权的不同时期、不同特征搞清楚了，这也就是我写本文的主要目的。
最后笔者想再说明一点，按原来计划对《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本想写四篇文章，其中《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写的也是名田制问题，但文章发表后又觉得言犹未尽，故又补写本文，想把名田制的建立直至破坏说得更清楚一点，这是写本文的初衷。
收稿日期：2003-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