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主要包括哲学实践、政治实践和生产实践三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都离不开哲学对于世界的解释。哲学实践以哲学对于世界的新的解释为前提和理论批判标准，政治实践以哲学提供的理想为目标，而生产实践则是在哲学的整体视域之中被考虑，被看做是实现哲学意义上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实现途径。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不是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单纯经验的行动，而是哲学的世界化。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 哲学世界化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名言常常被人们误以为马克思是在说用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必要。甚至有人认为，思想成熟期的马克思的学说是经验的、志在改造世界的实证科学，与那些据说是空谈抽象词句的哲学无涉。然而，像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居然会认为哲学不重要，这不是一件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吗？
一、哲学实践：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初次出场
马克思最初关注的实践是哲学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本性是实践的。哲学对世界的整体做理性的把握，而一旦哲学做到这一点，它必定有实践自身的冲动，要求在现实世界实现哲学所发现的理性的原则，这就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P76)的含义。以古希腊哲学为例，在体系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出现的就是像伊壁鸠鲁哲学等希腊化罗马哲学的以实践哲学为根本取向的哲学。同样，在黑格尔的体系哲学之后，出现的是注重实践的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而从体系化的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总是以自我意识为鲜明的特征。这就是说，世界的哲学化是从纯粹客观的角度来看的，即世界通过哲学被意识到了自身的本质、成为思想中的应当。从主观方面来看，哲学并不能自己实现自己、自己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离不开个别的自我意识即哲学家。“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1](P76)这其实就表明了哲学的实践目的和实践方式。就实践目的而言，哲学实践既是要“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也是要发展哲学，而其实践方式则是理论批判。“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1](P75)哲学实践通过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使人们意识到现存世界的非本质性。而作为批判依据、标准和目的的哲学对于世界的把握，本身就是一种应当且是对于世界本质的解释，不过这是一种积极要求实现自身的应当，是一种要求成为现实的对于世界的解释。马克思这里主张的其实就是思想启蒙。而一旦哲学从理论体系成为面向未来的实践标准和目的，哲学本身就得到了发展。实践的哲学本身就是对于仅仅作为理论的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但是，无论如何，哲学的实践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对于现存世界的整体做出的理论把握、解释，并且，是以个别的自我意识即哲学家为中介的。同时，哲学实践使得哲学成为实践哲学，它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前提条件。
从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他自觉地贯彻了哲学的实践要求。马克思除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宗教进行理论批判外，在《莱茵报》时期，他也针对诸多的现实议题进行了理论批判，比如书报检查问题、婚姻法问题、林木盗窃法问题等，内容集中在新闻自由和立法问题上。在对于现存事物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在不断吸收新的哲学理论，完善自身的哲学理论，对已有的哲学理念进行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预设了对于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预设了一个感性的个体与其类本质相统一的理想的世界。这一预设同样表现在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得很明确，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哲学批判的一部分，是“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2](P220)。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告别费尔巴哈的类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同样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自己以往哲学信仰清算的结果，是马克思的哲学实践。
时下，简政并节制政府支出，无疑乃当务之急。发达国家的行政支出可能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中国大约在20%以上。这么高的行政支出是不是必要？是不是用得都合理？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政府机构很臃肿，机构很多，好几套班子，领导干部一个正职，七八个、十来个副职，人浮于事。多年来未能解决，常常是精简了又膨胀，“庙多神多，香火钱多”，诸多政府支出不尽合理，压缩空间很大。
总之，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哲学批判，也都是有理论前提的。这个理论前提就是马克思所要求的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的合乎理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哲学理念，是对于世界的解释。这一新的世界解释最终在《共产党宣言》中被明确地表述为自由人联合体。
二、政治实践：为实现哲学对于世界的新的解释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P166)如果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排斥哲学、排斥理想的，这显然是大错特错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运用的“共产主义”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大约一年写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2](P311)可见，共产主义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是一场现实的而不仅仅是思想之中的运动，其目标是略带有费尔巴哈哲学色彩的向社会人回归从而实现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批判分别以均分财产和政治权利平等等经验性对象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思想。事实上，从哲学实践转向政治实践，并不是放弃实践之中所蕴含的哲学提供的新的世界解释，而只是马克思为实现哲学世界化的目标所作的策略性的调整，或者说，是马克思自身思想的深化。
在此背景下，为了提高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早期诊断效果，对尿液 α1-MG、β2-MG、TRF、mAlb和 Cys-C 进行联合检测。其中α1-MG由人体的肝脏和淋巴细胞合成的糖蛋白。正常情况下α1-MG存在于人体各种体液和淋巴细胞膜的表面，但当人体出现异常情况时，如肾小球的过滤能力不足、肾小管吸收α1-MG能力降低时，可导致α1-MG升高。因此α1-MG可用于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小球早期损伤的判定指标之一。
恩格斯指出：“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4](P1003)离开哲学理念的引导，空谈马克思“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蔡元培的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浙江师范教育所做的许多开拓性工作在浙江师范教育史、中国师范教育史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而且，现存的办师范的一些理念、样式、做法在许多方面仍保留了蔡元培的遗产。
马克思在早期将哲学世界化主要寄期望于思想的启蒙，其主要的承担者显然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但是，《莱茵报》时期的实践挫折表明，这条路走不通。挫折促使马克思反思自身的理论前提，这一反思的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几部作品上。马克思所运用的理论武器就是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和主谓颠倒的研究方法。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将人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个体，但仍然失之于抽象。更何况，马克思将自我意识、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还未彻底摆脱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但是，当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是思维与肉体统一的感性的个体、人的本质是类存在的看法，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将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时，一切就都变了。这不仅是说人的本质还包含感性、意志等因素，也不只在于指出人的本质不仅体现在思想、意识上，而且体现在人的本质的对象性存在上。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由此得出这个现存社会历史世界的基础是感性的、社会化的人的活动的看法。因此，马克思认为，现存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表现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由此使得个体在私人生活即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原子化和自私自利化，而类生活体现在抽象的政治生活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实现个体生活与类生活的统一，或者说实现哲学所期待的理想的世界、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使现存世界发生总体的、彻底的变革。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就像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一样[2](P214)。而与思想解放不同，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推翻私有制的实际的革命运动。就此而言，《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现实性的理解与后来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强调的是这一运动感性活动的特征。但这一强调并不以放弃哲学为代价，反而是以哲学对于世界的新的解释为前提。
三、生产实践：实现哲学理想的条件和路径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受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发，马克思关注的实践是人类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似乎马克思此后的研究主要是解释现象背后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律，从而关注的是经验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于是，像抽象的实践概念之类的哲学问题就被摒弃，至少是不再关心了。这种观点忘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并不是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是现存世界的感性基础，也是人的异化的产生地。因此，要探讨异化何以发生，就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性的研究。鉴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市民社会的理论表现，对于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就等同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见，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建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的经济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始终是在一个整体的哲学视域中审视生产实践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实践不仅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而且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唯一路径。
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生产，以维持和再生产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而且，随着人的发展，物质生产的领域还会扩大，因为需要会增加。但这一领域永远属于必然王国。人们所能达到的自由就是尽可能地合理调节人们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将其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以最小的消耗、最文明的方式进行生产。“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5](P929)全面发展的个人是历史的产物，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P112)。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也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普遍交往。由此，人的全面发展才可以成为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以妨碍人的自由发展为根据，说明生产方式变革和革命的必然性。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同样是从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前提的角度，来考察生产实践。
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实践的作用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而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现实的路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为，从本质上说，劳动是自我肯定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通过劳动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获得了自我确证；通过劳动，劳动者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自然界，生产出一个合乎人的类本质要求的和谐的人化自然。因此，劳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体的物质需要，获得个体的幸福或者体现人的创造性，劳动还能够使人类更加相互依赖，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生成的历史。“正像一切自然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P326)所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人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2](P320)。如果将这里具有费尔巴哈哲学色彩的“类存在”变换成“社会存在”，则马克思的思想就会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也和不久之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P140)照应起来。这里所强调的“人类”绝不是自然存在意义上的个体的集合，而是哲学意义上类存在或社会存在的理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更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P556-557)问题在于推翻工人为生产过程服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适当条件下，生产过程会“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7](P563)。而且，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也是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7](P561)。对于马克思来说，通过劳动、生产，人不仅获得了物质产品，而且全面地发展了自身的能力。
综上，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实际地改变世界的行动，关注的是“实践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仅有对于现实的关注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找到改造世界的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承担者，从而能够使得改造世界的实践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排斥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哲学，恰好相反，无论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哲学实践、政治实践还是生产实践，都离不开哲学对于世界的解释。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不是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单纯经验的行动，而是哲学的世界化。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6-0087-03
收稿日期：2018-05-22
作者简介：潘中伟(1972-)，男，河南杞县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BKS101)。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