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谁来保卫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来论文,社会论文,郑永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律的目标应该是“扬善抑恶”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
郑永年：什么叫社会呢？一个人不叫社会，三个人以上叫群体，群体要想生长在一起，就需要道德。没有道德的群体不叫社会，没有道德个人是生存不下去的。
《新周刊》：道德国度却面临着道德危机，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我觉得是中国没有处理好经济改革跟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政策上，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不分。经济领域应该提倡市场经济没问题，要提倡市场化、提倡竞争，有竞争才能节约效率，才能进步。但是社会领域不一样，社会领域应该保护起来。
如今的中国，该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却高度市场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民工问题，这些方面都没有处理好，我们缺少社会保护的很多机制。
道德就是做好事，做好事也必须受到保护，如果做好事受到惩罚——哪有这样的法律体系？法律的目标应该是“扬善抑恶”，若把人善的一面给去掉了，人恶的一面反而会被催生出来。
《新周刊》：这种道德危机在近年来的中国，是怎样的演变轨迹？
郑永年：它不是突然出现的，也绝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情况。有人怀念过去的时代，但我不认为过去的时代就有道德，那种所谓的道德是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是阶级性的。道德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应该以人为首。
《新周刊》：你关注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社会已经进行到了哪一步？
郑永年：道德危机并不是说发生在哪一天哪一年，但根本原因就是商业化。市场经济是需要的，但同时我们没有把社会保护好，滥用市场原则到社会生活领域，以至越来越厉害。
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货币化了
《新周刊》：为何“不敢救死扶伤”，已成为一种集体心态而非个体情绪？
郑永年：引用孟子说过的一段话：“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说的是：如果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该不该拉一把？这是人性。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小孩受伤了没人去救，司机撞了人不救，后来的司机还要继续碾上去——这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完全是杀人犯。
在小悦悦的这件事上，有两个司机的问题，有18个路人的问题，还有救人以后风言风语的问题——动物为了生存下去还会互相帮忙，人却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为什么我们连本能的东西都没有了呢？就是以钱为本的结果。一个社会，若任何事情都以金钱来衡量，看到小孩被撞伤，大家都担心家属告状、担心赔钱。这就是社会以钱为本所导致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货币化了。
《新周刊》：“钱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中，产生着怎样的矛盾？
郑永年：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人都是最终的目的。钱也好，权也好，都是工具。钱要为人服务、为社会服务。我们现在本末倒置了，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目的，人反而变成了工具，这就错了。
我们为什么叫人类社会？因为人的价值是最至高无上的。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人要为钱服务，钱的价值比人的价值更高。人摔倒了、受伤了，甚至死了，都没有人去帮忙，考虑到的就是钱。多少年来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从前也发生过——打捞尸体的人因为钱不够，所以不捞；医生也一样，钱不够就不看病，甚至可以手术进行到一半就不做了。这样的德行，如果放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不做是要受到惩罚的。
《新周刊》：人心的日趋冷漠和缺乏社会安全感是否也存在一定关系呢？
郑永年：冷漠和缺乏安全感，也是货币化的结果。什么都以钱来衡量，现在不要说外人之间不帮忙，就连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日趋货币化。一旦任何事情都商品化以后，人本身就丧失价值了，整个社会将会被冲垮。道德不可能自上而下，社会要自救
《新周刊》：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中国社会信任已濒临解体”？
郑永年：现在看来，这个社会的成本很高的，大家都活得很累。虽然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了，可幸福感呢？贪官不幸福，没有贪污的人也不幸福；有钱的人害怕穷人，穷人仇官、仇富。
《新周刊》：八年前的一篇专栏里，你就曾说过：“穷人有穷人的怨气，富人也有富人的忧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形吗？
郑永年：若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社会正义，人人会忧虑。有权有势的富人不把穷人当成人了，你还希望穷人来尊敬你吗？不可能。这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新周刊》：在人人疾呼社会共建的现在，你认为正确的调理之道是什么？
郑永年：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社会建设，谁来建呢？你希望有钱人来建吗？你希望有权的人来建吗？你希望知识分子来建吗？在所有社会关系都利益化的时候，共建的主体是谁呢？该叫谁来建设呢？还是那句话，立法者应该好好反思，要全社会来共建。
《新周刊》：个人能做些什么？
郑永年：自上而下所能做的就是法律，道德的重建是全社会要来做的，最重要的是进行公民社会建设。道德不可能自上而下，社会要自救。发展并非只是GDP
《新周刊》：在你出版的新书中，提出了“保卫社会”这个概念。为何急需“保卫社会”？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保护机制？
郑永年：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在写这一系列的文章，因为我看到中国社会缺乏保护机制，现在更是越来越体现出来了。有钱有势的人更应当思考这件事情，今天大家同情的是一个穷人的小孩，但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富家子弟身上呢？说不定有人会觉得大快人心。中国社会现在就是这样，谁会同情有钱的人？谁会同情有权的人？
《新周刊》：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发展也成为坏的发展”？
郑永年：发展并非只是GDP，光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发展，就会成为坏的发展。贫富分化很厉害，这样的发展肯定不行；以钱为本的发展，也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要讲发展方式，这非常重要。
《新周刊》：现在是我们开始进行自我救赎的时候了吗？
郑永年：对了，谁也不要靠谁。有钱没钱的，有权没权的，都要自我救赎，该是每一个人都思考的时候了。社会也要自救，个体要自救，知识分子也该反思了。
不要把这个社会理想化，在钱、权和社会三者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社会是要被保护的。为什么西方法律体系要强调收入分配、要遏制权力滥用、要完善税收制，要发展SEM（中小型企业）——这都是保护社会机制。为什么要让穷人看得起病？为什么要有社会保障不让穷人饿死？这些都是保护社会的。
《新周刊》：这个世界会好吗？
郑永年：我不知道。但每次这种事情发生，总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并不是人性都没有了。我想，老人倒了以后，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扶的，也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发生这种事情都是同样的遭遇。我相信人性还是有光辉一面的。
（郑永年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采访/丁晓洁，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