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中小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关键问题。前几天，我在浙江的绍兴、温州、台州等地作了些调查研究，与当地企业家和领导同志探讨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今天，我想把这一个星期看到的、想到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有关问题提出来，与各位交换意见。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今年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保持社会稳定，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不能希望国内外环境改善得很快，很可能环境的压力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样的形势？我想主要有这样3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处在经济周期的低谷上。市场经济有许多好处，但是也有自己的缺点。缺点之一，是经济增长上下起伏波动。从1992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高速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到1992年下半年，出现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以及经济气泡的生成。针对这种情况，从1993年夏天开始，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膨胀。应当说，治理通胀的工作是做得相当好的，到1996年冬天就逐渐实现了“软着陆”。在市场经济里，当抑制通货膨胀取得成效时，通常会发生银根过紧、需求不足的情况。这是因为通过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有个时间上的滞后期：要抑制通货膨胀，要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把总需求压下来，当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显现的时候，往往力度已经过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需求不足的时段，经济出现萧条，甚至衰退。这是难以避免的，1997年的经济正好处在这个阶段上。从1992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是改革以来历次通货膨胀最严重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动手治理晚了一年左右，这就要求紧缩有很大的力度。1994年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按零售物价指数计算是22%，按消费物价指数计算是24%。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外国人普遍认为难以压下来，但我们顺利实现了，而且增长速度没有太大的降低。改革以来前几次抑制通货膨胀，到物价涨势被抑制住的时候，一般增长率会到零。这次经济增长没有大的滑坡，但确实出现了需求不足、销售不畅和速度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进入了决战的阶段。决战的胜利会给为我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从短期看，却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我们从80年代改革的初期阶段就采取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当成功的改革战略，这就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只做一些小的改良，而不是采取大的动作。1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加主要靠的是非国有企业。把我们的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去，从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等方面着手。
按邓小平同志的想法，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实现国有经济的系统改革。但因种种原因进行得不顺利。真正把改革重点放到国有经济上去的是1992年的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要在国有企业里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的十五大决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这样，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改组就全面展开了。
国有经济虽然从改革以来比重在下降，现在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不占优势，但是它运用的资源量还是大部分的。在国有经济改革和改组过程中，要对国有经济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各种弊端加以处理，就给整个国民经济增加了负担。例如，国有经济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它在东欧叫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在中国叫大铺摊子、搞重复建设。于是，很多资源投进去了，却没有产生效益，只形成一些富余的低水平的生产力；很多劳动力投进去了，大量的是在职的隐蔽失业。这些问题都要在改革和改组中处理。纺织业最先暴露出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整个国有工业中都存在。1986年我们在规划“七五”期间的改革时，就估计到在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中有1/3是富余劳动力。原来准备在“七五”期间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加以解决。后来在1986年10月取消了原定的配套改革计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实现改革后，企业要求提高效益，把这1/3富余人员放到社会上去，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80年代的办法，维持国有企业呢？我看是不行的。在80年代初期，稳定国有经济主要靠给企业财政补贴。随着改革的深入，到80年代中期已经不能再用财政补贴维持国有企业了。当时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就是用银行来接替财政，由国家银行用贷款形式给国有企业以补贴。我们有些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说得很明白：我借钱的时候就没有想还。银行是国家的，企业也是国家的，保证工人不失业是国家交给企业的任务，为什么要还银行的钱？这样就出现了银行不良贷款不断积累的问题。据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披露，目前中国各银行不良贷款占贷款余额的25%，其中已经肯定无法收回的呆账占2%，逾期2年以上的占3%。而且现在银行自有资本充足率，大大低于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8%的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当然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家银行，实际上不会破产。不过，大量的不良资产积累会使银行资信下降。国际评级社对我们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们考虑到我们的银行是国家银行，不会破产，所以没有把我们发行的债券级别降到很低的地步。如果一个国家的资信评级降到“垃圾债”的级别，对我们从事国际融资将非常不利，甚至弄到连利息都付不起。所以，虽然我们在安排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的进度和方法时要注意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可搞得太急。但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决不能像以前那样拖着不加以解决了，越拖会越被动。
从东亚金融危机可以看到，深层经济结构中的隐患必须及时消除，否则如果出点什么事的话，那么，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走一个大的弯路。中国积累起来的问题和东亚发生危机国家存在的深层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幸运的是，因为我们从1993年夏季开始的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工作和1994年开始的宏观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货膨胀被抑制，经济气泡有所缩小，国际收支情况大为改善，所以，我们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站住脚根。然而根据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改组决不能再往后拖。
解决国有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得先做“减法”，后做“加法”，而且在近期内主要是做“减法”，这样，势必增加宏观经济的困难。
第三个原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抵抗住了去年7月开始的东亚金融风波冲击，没有陷入危机，但是不容否认，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是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去年12月，中央的经济领导部门已经预计到由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本国货币的深度贬值，我国商品的竞争能力会相对降低。因而出口会受到些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出口滑坡。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问题的估计还是有所不足：第一，当时没有估计到，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最大影响在于有关国家由于经济衰退所引起的进口购买力严重不足。单靠提高退税率，增加出口信贷等办法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亚洲出口的大幅下降是靠对美、欧出口大幅度增长弥补的。单纯靠这种办法维持出口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加剧。所以，看来我们在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广泛开辟新市场、实现出口多元化等方面还要多做努力。第二，对东南亚危机会迁延多久的估计不足，认为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就能结束，现在看来，东南亚国家的问题还很多，一、二年解决不了。要恢复东南亚经济的蓬勃发展，没有3年、5年还不行。那么，我们要作长期的打算。
上面讲的3个因素，造成了我们今年严峻的经济环境。早几年我们还是卖方市场，现在变成了供过于求相当严重的市场，于是增长速度下滑，企业亏损增加，就业状况恶化。从去年12月开始，中央采取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来增加需求。这些措施在方向上是正确的，执行上也没有大的失误。但从上半年经济运转的情况看，已经采取措施的力度还不够大，拉动有效增长的作用还不够明显。目前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
二、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有效率的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我们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扩大内需，其中着重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据国家计委计算，如果今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以上，就可以保证8%的GDP有效增长。
从上半年的实际情况看投资大约只增长了13%，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增长了7%。这就是说，下半年需要大大提高投资力度实现9%的增长，才能实现全年增长8%的计划指标。这里我要插一句，对于今年8%的增长率指标，报刊上似乎强调得有点过分了，好象完不成8%，就会天下大乱了；而只要完成8%，就会一切顺遂。其实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速度而在效率。实现8%并不难，难是难在没有水份和有效率的8%。而且只要有效率，7%也可以，这比没有效率的8%可能更好。当然，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可能实现有效率的8%，所以进一步增加需求还是必要的。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能不能保证绝大多数项目都是有效益的。在目前投融资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投资。而且拉动增长的要求愈是迫切，计划审批的尺度就会愈松，甚至要求银行降低放贷标准。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上一些无效项目。而如果无效项目上得太多，就会造成新的一轮通货膨胀的基础，使不良贷款增加和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最近，《人民日报》刊登了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讲话，表明政府在增加内需拉动增长上，将更多地采用财政手段而不是金融手段。我觉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看来，在增加内需的过程中金融手段不能用得太多太滥。适时调节利率，使实际利率降低到合适程度以便刺激投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防止不加分析地批评银行“惜贷”，更不能要求它们降低贷款标准。我们从1993年开始进行金融改革。1996年开始见到一些效果。到了1997年，在硬化信贷预算约束方面出现了好的苗头，这就是各银行的信贷额度没有用完。它说明银行贷款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经济核算的利益，经济约束有所加强。可是如果我们今年在增加内需上过分地运用金融手段，银行放松贷款标准，将会使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点金融改革成果毁于一旦。采用财政投融资的方式，用财政纪律控制，可能会好一些。当然，如果主要靠财政投融资来增加内需，也会造成只做“可批性研究”而不做可行性研究、“跑部钱进”等计划经济下的老作法死灰复燃。而且这样大的增加内需的任务，光靠政府用财政手段来背，是很难背得动的。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除了要从需求方面着手，努力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还要在供给方面作出努力，激发企业的活力，启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从理论上讲，就是除了要实行。“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大需求政策外，还要实行“供应学派”式的激发企业活力和投资积极性的政策。
现在我对这两种理论观点作一点说明。
从30年代到70年代，当市场经济出现经济停滞或衰退时，人们通常从需求方面着眼，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使之得到缓解，也就是说，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来加以处理。凯恩斯主义是1929年大危机以后形成的一种经济思想。它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总需求不足，因此，为了缓解危机要靠政府运用财政金融手段来扩大需求。在凯恩斯主义以前，罗斯福和希特勒就用了扩大需求的办法，来改善危机笼罩下的美国和德国经济。前者的具体办法是搞公共设施建设，以工代赈，修桥铺路，营造森林；后者的具体办法则是开动印钞机，用赤字财政扩军备战，使德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凯恩斯对这一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市场经济经常会发生需求不足的问题，当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尖锐化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需求，弥补需求的不足。战后除德、日两个战败国以外的主要西方国家采用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在二十几年时间里避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后即使出现过几次经济停滞，在采取增加需求的措施以后，也很快得到了克服。反之，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则用紧缩政策来加以缓解。可是到了70年代，也就是美国尼克松和福特总统当政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滞”与“胀”两症并发：一方面经济停滞，另一方面物价上涨。显然，无论是增加需求还是减少需求都治不了“滞胀”的疑难杂症。这时候出来一种新的理论，叫做供应经济学。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是经济状况决定于需求状况，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观点提出，经济状况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供给的状况，也就是企业是否具有活力，有没有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他们进而认为，“滞胀”之所以发生，是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由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环境钝化了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扩张性的赤字财政必然要用高税收加以弥补，而高税收（当时美国所得税税率高达40%-70%）又会挫伤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供应经济学主张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刺激企业的积极性方面。针对美国的情况，重点是实行减税。1981年就任的里根总统采纳供应经济学的主张，任用赞成这种政策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往后共和党当政的10年中，大体上采用了这种政策。回过头来看，共和党的政策在减少赤字和治理通货膨胀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
方面却有明显的成效。许多人认为，90年代美国重新夺回在汽车、电子等工业的霸主地位，80年代经济调整和企业竞争力的加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特别明显的是电子工业方面，美国的领导权本已被日本夺走，但现在日本的电子工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远远落在美国企业的后面。人们也许认为，美国的电子工业就是靠INTEL、微软这样的大企业支撑的。其实你到那儿看一看，在硅谷和其他地区，成千上万家在竞争中顽强拼搏、极富活力的中小企业，它们才是美国电子工业力量之所在。美国通信电子技术能把日本甩得很远，在很大程度上归根于这些中小企业。
回头来说我们自己的问题。针对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我们应当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增加需求的政策，但光靠这一手不行，还应当同时实行“供应学派”式的激发企业活力、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第一，在出现供过于求时片面强调增加需求是会出毛病的。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议论，认为买方市场是一种对企业不利的市场状态，最好大力增加需求，直到转回到卖方市场，企业又可以过舒服日子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想法，有的是认识上的问题，有的是利益上的问题。例如有些因炒房地产、股票而被套住的人就赞成凯恩斯主义，因为全面放松银根，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就涨上去了。但是，这样做会带来消极后果。我们的许多企业提高效率、增强活力这一关并没有过，如果片面强调增加需求，又会回到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状态，企业的竞争力也不可能得到提高。第二，全靠政府投融资拉动需求，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很难背得动。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要增长15%以上，今后3年基础设施投资要达到7500亿美元（合6万亿人民币），光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为了实现这一点，也需要启动民间的积极性。现在民间资本是有的，问题是怎样把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由它们去调动民间资本用于投资。
美国搞供应学派的政策时，刺激企业积极性的主要措施是减税。目前我国预算内的税收不足，不能再降。但减轻企业负担还有相当大的余地。这就是在预算外征收的各种费用。目前费大于税，企业不堪重负。所以财政部把今年的一项工作重点规定为“费改税”，是十分正确的。当然，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除了减轻企业负担，需要做的、可以做的事还很多。
企业活力的发挥，对于大企业和对于小企业有很不相同的情况。目前国有大企业还处在创建新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即使改制实现，没有个3年、5年也很难完全活起来。但中小企业的情况不同，过去几次在爆发通货膨胀后调整经济时期，都出现增长速度减慢，甚至零增长的情况。但几乎每一次都是从中小企业开始复苏的。就拿1989年—1990年的那次衰退来说，从1989年第四季度开始，政府采取了“贷款启动”的政策，大规模地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第四季度一个季度把全年的贷款用掉了，但国有企业还是“启而不动”，用贷款买进原材料进行生产，产品卖不掉放在仓库里，资金又压在那里了。这样一次次重复。1990年说要启动最终需求，给国有企业大量投资，效果仍然不好。但就在这里，非国有的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经过激烈竞争的考验和优胜劣汰的筛选，优势企业开始活跃起来。到1991年一些地区中小企业的情况已经相当好了。所以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讲话，新的高潮就很快到来了。
三、中小企业怎样才能具有活力
中小企业要具有活力和发挥活力，需要具备企业内部机制和外部经营环境这两方面的条件。我们先看内部条件。
企业具有活力的首要条件，是建立在经过明晰界定的产权基础之上。这一条件对于不少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说还没有完全具备。目前一些地区的“放小”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一些复杂问题解决得还不那么妥善。不过在我们浙江，特别在我刚刚去过的台州、温州等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地区，进一步发挥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升级、开辟新的市场和增加出口等方面的潜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我这次调查收集到的情况看，目前抑制企业潜力发挥的因素存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应当说，我们这个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很成功的，例如通过专业市场活跃流通，打开销路，带动千千万万个小企业的生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展战略适合于国有经济仍占优势的卖方市场条件；现在情况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企业的路就会越走越窄，甚至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过去我们处在普遍的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处于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在不愁女儿嫁不出去的地位上，并不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去满足群众的需求；所以几乎所有产品都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质量还过得去，中小企业价格低廉的产品是不愁没有销路的。于是就弄成一种粗制滥造大路货，靠价格低的优势取胜的传统。现在市场的情况变了，从原来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变到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竞争大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再接原来的路子走下去，企业只有靠降价求生存。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使一些企业用偷工减料的方法来降低成本，一些企业利润愈来愈薄，直到完全无力进行技术更新。这样下去，弄得不好会把整个行业搞垮。我在一路上一直在看台湾生产力（率）中心领导人石滋宜先生写的一本讨论企业经营战略的书：《世纪变革》。我十分惊异地发现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它们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过同样的历程。当时台湾不少中小企业家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只要一种产品能赚钱，谁都想挤到这个领域里去，靠自己的产品成本比别人低在竞争中取胜。石先生认为这种思路不对。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不要想在同一个市场上比别人做得“好”，重要的是要比别人“特”。这就是说，要掌握自己的专有技术，创造自己与众不同的产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并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和增加产量。换句话说，要有市场细分的观念，因为任何一种产品的市场不是笼统的，而是细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小市场。例如低压电器每个品种都有高、中、低档之分，而且同一档次的产品还会有各自不同的特性。我们的中小企业一定要避免同一行业的许许多多企业挤在同一个市场里，要做到“小而专”，“小而特”，以具有自己特点的产品为自己开辟市场。如果乐清柳市的一千多家低压电品厂都能针对不同顾客的特殊需要，创造各具特点的产品，就能改变现在这种产品结构雷同，犹如千军万马涌向一架独木桥的恶性竞争状态，形成在波澜壮阔的大河上百舸争流的有序竞争局面。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现在的企业体制和组织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我感到目前有些企业家和基层领导同志对企业组织形式的认识似乎有个误区，就是认为所有的企业都要向现代大企业升级。其实合适的企业制度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各有适合于自己情况的企业制度，而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专指现代经济中的一种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以为所有的企业都要向现代公司的方向发展。这种认识是不确切的。我们知道，现代公司是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其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主要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股东，即使是股东，也不是大股东。在学术界，人们把现代企业制度定义为由支薪水的经理人员（即香港人所说的“高级打工仔”）经营管理的多部门公司。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搞成现代公司的。一般说来，它只适合于采用所谓“福特生产方式”的大规模工商业。至于目前在西方国家大量存在的高科技企业，由于“人力资本”起着主要的作用，大多数是由发明家自己或加上参与投资的风险投资家当老板。在初期阶段，高科技企业的主要形式是个体业主制和合伙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改组为公司，而且很少有几家最后成为上市公司。像微软、网景(NETSCAPE)等公司上市是很晚的。所以，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是否优越，就看它能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过去开创时期那种作坊式的制造业组织，显然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市场形势，需要及时加以改变。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还是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由它们自行决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不是具体地教企业家怎样经营企业，而是把相关的知识传输给企业家，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选择什么形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关于企业制度，还有另一种认识误区，就是把“集团”看作公司制的高级形式，稍大一点的企业都要力争使自己成为集团公司。中国的“集团公司”既不是具有产权集中的特点的公司，也跟英国式的由母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集团公司或日本式的松散联合的企业集团不一样。中国式的集团公司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殊产物。租地小农户充斥的中国历来缺乏所谓“法人文化”，不善于运用有严密规章制度的科层组织去组织大生产。在中国，大型组织通常采取多级化的形式，靠把产权切块，每一级给一份产权实行“分封”的办法来维系。改革中出现的企业承包制，后来的企业集团和当前的集团公司都有这种特点。集团公司采取所谓“多级法人制”，违反了现代民法的一些基本理念：所谓“法人”是指具有和自然人相同的民事能力和民事责任的团体；而这里的“自然人”，又是指的具有所谓自然权力的独立个人。可是在多级法人制下，“二级法人”、“三级法人”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权利。这就好象在中国过去宗法制社会中的情况，一个人虽然已经成年，但只要父亲仍然在世，他就仍然在人格上从属于家长，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多级法人制”的好处，据说是可以靠这种财产安排来“调动”各成员企业的积极性。但在事实上，它往往像中国旧时没有分家的大家庭允许各“房”设立自己的小金库，有自己的“私房钱”那样，造成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现代经济理论所说的“激励不兼容”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设计激励体系时必须考虑激励的兼容性问题。这就是说，既要调动下级组织或个人的积极性，但又要保证调动起来的积极性符合上级组织的目标，否则就会“调动”起积极性来挖自己的墙角。这种分级、多级法人制违反了企业组织学基本原则。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的说法，凡是缔约各方应负的责任在合同上能写得清楚的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缔约企业之间的平等交易来实现。这样做，最能调动缔约各方的积极性来完成互补的活动。而对于各方应负的责任在合同上写不清楚的事情，只宜于放到企业内部来，在一个行政权威的指挥和管理下来完成。否则的话，就会发生独立的产权所有者之间相互侵权，相互要挟，无穷无尽的扯皮、摩擦等问题，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多级法人制就是容易在这里出问题。我在乐清听一些集团公司的老总说起，在他们公司的核心企业和成员企业之间就存在这类摩擦。例如因为共用一个品牌，成员企业往往用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损公（集团公司）肥巳（成员企业），而且屡禁
不止，屡教不改。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发生这种问题的根源不是个别人的思想品质问题，而是制度安排有缺陷。
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集团公司的形式把许多个体户联合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进步。但是把多级法人制固化为一种制度，我总担心它的消极面会愈来愈突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大百货公司“包柜台”做法的后果看出来。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有调动每个包柜户积极性的好处，但它同时使各个柜台都倾向于卖价高利大的同类商品，而价低利薄的针头线脑没人卖的现象，浪费了许多营业面积，使大商场的整体优势不能得到发挥。总之，我觉得不宜于普遍推广多级法人制的集团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
四、政府应当做哪些工作
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活力，光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政府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呢？
1.进行十五大精神的教育，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共识
党的十五大明确规定：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必须通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虽然这些论断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把所有制分为三六九等，国有经济入正册，集体经济入另册，非公有经济不入册的旧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在我们浙江这样比较先进的地区，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包括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家在潜意识中往往把自己看成二等公民。对他们的明显歧视也许不存在，但总还是另眼相看。我听说有的银行对私营企业贷款要加息，这就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资信好、还款能力强的企业利息应该低，贷款风险大的企业利息应该高，这跟所有制没有什么关系。
2.努力为企业开辟通畅的融资渠道
目前中小企业缺乏通畅的融资渠道，是一个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通畅，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和政策问题。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的通知。应当说对它们的歧视问题在原则上解决了。二是中小企业有一些天然存在的弱点，例如资信差、还款无保证，如果不在这方面做出一些特殊安排，银行对它们发放贷款会有很大的顾虑。人民银行的《通知》提出了四项办法：联保，互保，设立担保基金，建立信贷保险制度。温州的同志们认为前两种办法不大可行，后两种办法正在进行试验。我们应当多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告诉我，台湾在早期也有同样问题。他们的办法是让中小企业在借款时就开一张签上到期日子的还款支票，同时严格票据法管理，如果开空头支票，除了罚款还至少要坐6个月的班房。
我们在企业融资上的另一个毛病，是融资方式单一，主要靠信贷融资。看来，还要开通股票融资、债券融资等其他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大部分不可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但应当考虑设立“第二板块市场”进行“场外交易”。前几年有的地方做了一些试验，也出了不少毛病，以致去年决定原则上关掉。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一方面堵漏洞，另一方面采取疏导的方法，存利去弊，为企业开辟证券融资渠道。一种建议是开放柜台交易。还有一种建议是改造B股市场，更多地开放给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在外国蓬勃发展，但在我国发展很慢，几乎没有，需要有更多的试验探索。最近温州市把基础设施，公路捆起来以H股的形式在香港上市，这是一种可以广泛运用的项目融资方式。公共基础设施通常被看作准公共物品，认为应当由政府投资。事实上，这种准公共产品项目，只要有收入来源，就可以组织成为一个企业。由业主向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
3.整顿市场秩序
现在市场秩序十分混乱。欺行霸市、诈骗行为盛行。这使人们把设厂经商视为畏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现在要从两方面作出努力：第一是政府设定市场规则和严格执法。目前假货太多，各级政府有不小的责任。好多地方政企不分，当地政府很难公正执法。第二是要完善市场组织。完善市场组织需要讲究方法，例如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的行为能够得逞的主要原因，是所谓“信息不对称”，即消费者不可能掌握与销售者同样多的信息。所以，改善市场状况的一种事半功倍的办法是用自愿组织消费者协会方式加强市场信息的弱势一方。我们过去所采取的办法，例如“反暴利法”等等似乎没有掌握住要点和打中要害。一些官方组织的消费者协会甚至帮助信息的强势方面来骗信息的弱势方面（消费者）。在改善市场状况方面，行业协会（商会）也能起很好的作用。西方的商会有它的一套行规，你如果专门搞邪门歪道，它就不承认你是它的会员，要纪律处分。
4.减轻企业负担
现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需索之重，使企业怨声载道。目前预算内的税收不足以支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减税没有多大余地，但费大于税，已成为企业沉重负担。所以无论如何要下决心进行费改税改革，大量减费。
5.政府要在组织教育、提供信息方面加强服务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思路，好象政府管的事愈小愈好。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太全面。目前的问题一方面是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是该管的事没有管。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迫切需要管理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发展情况、世界市场的供求情况等。如果每一家都搞，成本太高，必须由社会组织来负责。可以是政府，可以是社区，可以是行业协会。我看日本的每一个小城市都有一个科技馆，提供所有小企业共同的资源，各级政府和同业工会都应帮助企业提供各种有关企业发展的信息，帮助企业解决各种困难，满足需要，尽到我们的责任。
在这方面，民间商会也可以起很好的作用。这次调查我有一个收获，就是商会的作用，在温州很有启发。商会，我们叫中介组织，这种叫法大概是从工会之类的组织演变而来的，这种叫法不妥。商会应是企业家的组织，保护企业家自己的利益，同时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执行纪律，这个组织是非常有用的。温州搞得不错，可以提出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当然，政府在提供服务时，也要改变计划经济、准计划经济的领导方式。在过去人家不懂办企业时，政府提供指导、帮助，老百姓就满意了，现在仅仅这样不行了。现在政府要研究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用什么方式提供服务。总之，不能局限在原有思维模式的框架内作一点改进，而要有所突破。这是我们必须作出回答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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