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大学与中国改革——以清华大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大学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名牌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大学的正外部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国家之间竞争在全球化，高校之间竞争在全球化，学术和人才竞争也在全球化。任何一个世界大国的名校，都旨在为本国培养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中国迅速崛起必然伴随一批优秀大学迅速成长，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这里，需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是什么？如何为中国“富民强国”大战略而服务？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什么重大贡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专业人才？如何培养这类人才？这些问题涉及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正在迅速复兴的中国。
要判断中国一所名牌大学在国内乃至在世界上的地位，需要考虑其正外部性的大小以及规模效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外部性是指在没有市场交换的情况下，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行为(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影响了其他生产单位(或消费者)的生产过程或生活标准。依据作用效果，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的环境利益有溢出效应。负外部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的环境利益有减损效应。
我们将大学的外部性界定为大学开展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活动对相关者或公共领域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同样一所大学的正外部性，其规模效应在13亿人口的中国与不足400万人口的新加坡是极不相同的。形象地讲，它如同照在不同物体的影子(面积)是不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全世界的排位高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①但是它却无法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相比较。此外，同样投资办一所高水平名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单位成本则大大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一所名牌大学的外溢性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外部性(见图1)。
图1 大学正外部性
一是科学的正外部性。它是指一个大学所从事的科学创新活动对外部产生外溢性。例如发表的国际科学论文，不仅处于国际领先，而且被国际同行大量引用；又如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不仅在科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学术界广泛引用，而且推动了本学科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二是技术的正外部性。它是指不仅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而且总体水平和主要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程度高，创造了重大经济效益，对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重大作用。
三是人才的正外部性。所谓人才，是指在某一领域受过专业学习、工作训练、从事专门活动的并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所谓大学的人才外部性，是指在该大学从事学习、科研、教学等相关活动之后，离开大学的人才。②
当这些人才出国留学的时候，就体现出该大学的全球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是指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分析，该模型称之为舒尔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数量角度来看，一个大学培养的人才越多，外部性越大；从人力资本质量角度来看，一个大学培养的人才越优秀，外部性越强。两者是乘积的关系，共同构成总的人才外部性。
总而言之，一所全国性名牌大学的正外部性正是科学、知识、人才三类外部性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相互叠加的总合。它的正外部性在全国范围内愈显著，它的社会效应(如同社会影子)就愈明显，正外部性的规模效应就愈大。当该大学成为全球性名牌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时，就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正外部性。
以上只是在概念上讨论了一个名牌大学的正外部性。实际上，如何评价它的正外部性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这涉及到选择什么样的指标、能否度量、如何度量？即使可以度量，所计算的数据是否可靠？等等。本文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框架，选择可定量的指标，以清华大学为例，将一个名牌大学的外部性放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进行一个探索性的定量比较研究。即便如此，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不充分性，不可能完全精确衡量它的外部性的大小。对此，我们充分借鉴其他各项研究成果，尽量做到较为全面的客观的定量分析。
本文分为六个方面：第一部分提出一所名牌大学的正外部性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部分讨论大学的科学外部性；第三部分讨论大学的技术外部性；第四部分讨论大学的人才正外部性，这是本文的重点，它又包括三个方面：学术人才、创业人才和治国人才；第五部分以十二届至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信息为例，说明清华大学为培养中国改革领导人做出的重要贡献。最后一部分简要说明为什么清华大学会培养出如此高比例的中国改革领导人。
二、大学的科学外部性
所谓科学的正外部性，是指一个大学的科学创新能力，以及对外部或相关者的外溢程度。从国际标准来看，通常采用科技人员发表国际科技论文数来表示，数量和引用次数代表了科学创新实力以及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力。
从被SCI、EI、ISTP收录论文数、SCI论文被引用次数来看，清华大学一直居全国高校前列。在主要反映基础研究成果的SCI论文中，2005年清华大学被网络版SCI收录的论文总数达2915篇，比2004年增长了20.4％；被EI收录论文数达3242篇，占中国被EI收录论文总数的6.0％，自1993年以来已连续13年保持国内高校首位；被ISTP收录的论文达到1768篇；在反映论文的国际影响的SCI论文被引用次数中，清华大学共有2844篇SCI论文被引用；1995-2005年SC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用8274篇，列全国高校的首位。2007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2006年度高等学校科技论文产出统计结果，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最多的是清华大学，其中SCI收录论文引用数排名第2位，排在浙江大学之后，工程索引(EI)收录论文引用数排名第1位，国际社会科学期刊论文引用数排名第2位，排在北京大学之后(见表1)。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创新者和生产者之一，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创新者和生产者之一。③从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看，一般来说遵循先是数量增长、后是质量提高的模式。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仍处在第一个阶段，同时也在向第二个阶段转变；从国内来看，清华大学已经率先完成这一转型。
从国内标准来看，通常采用国家自然科学奖衡量高校知识创新贡献能力(见表2)。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显示了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和较强的知识创新能力，获得自然科学奖的次数名列全国前茅，但是排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之后。清华大学未来仍需继续努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华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以发表的SCI论文数相比，1995年美国MIT是清华大学的13.6倍，到2005年就缩小为1.5倍；以SCI被引证的论文数相比，1995年美国MIT是清华大学的31.6倍，到2005年就缩小为1.9倍；以发表的EI论文数相比，1995年美国MIT是清华大学的2.6倍，到2005年就只是清华大学的三分之一(见表3)。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国内标准来看，还是从国际标准来看，清华大学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为中国提供了重大的正外部性。今天，清华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科学创新中心之一；未来，清华大学还要进一步成为引领中国科学创新潮流的中心之一。
三、大学的技术外部性
国家重大技术发明与科技进步奖数量，是衡量高校技术创新贡献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反映我国高校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表4、表5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获得国家重大技术发明与科技进步奖最多，居全国高校技术创新贡献力排行榜首位，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在2002-2007年5年中，全校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1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3项。
清华大学也是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全国最多的高校。2001-2005年，清华大学累计申请专利3365项，累计授权专利1689项(见表6)。④在2002-2007年5年中，全校共申请专利4000多项，获专利授权2700多项，特别是向境外申请的专利数明显增加，2007年达到230项。不过，2004年以来，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已经超过清华大学，2005年浙江大学的专利授权数量已经超过了清华大学。中国名牌大学之间良性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
从世界范围来看，1978年之前，中国是科技革命的“落伍者”，1978年之后是“新加入者”，1990年之后成为“新兴科技国家”，2000年之后成为“科技大国”。2020年，中国将成为创新国家和科技强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从国际标准还是从国内标准来看，清华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并且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技术创新能力“并驾齐驱”。从专利授权量比较，1995年美国MIT是清华大学的2.2倍，到2005年就只相当于清华大学的五分之一(见表3)。
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统计，清华大学在世界前12名大学(指专利拥有量均在300项以上)中居第3位，MIT居第2位，德克萨斯大学居第4位，密歇根大学居第5位(见表7)。这表明，清华大学已经在技术创新方面显示了竞争优势，迅速地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如此我们还很难计算清华大学在技术传播的外部性，例如清华大学所参与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拥有30000多千米的光纤网络，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联网的大学、教育机构、科研单位达1500多个，用户超过200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学术互联网。⑤
四、大学的人才正外部性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基本职能。《管子·上篇·权修》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看，大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投资于学生的人力资本，提高和强化学生的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奠定坚实的正规教育、高等教育基础。培养优秀人才可能是“四十年树人”。
从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已经为国家培养了三类人才：勇攀科学高峰的学术大师；共和国建设事业的兴业之士；党政军各级领导的治国人才。根据《2007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统计，到2006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水平最高、人才贡献力最强的大学，不愧是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在杰出企业家、院士和政治家三类人才培养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显示出雄厚的人才培养综合优势(见表8)。
首先是杰出的科学人才。历史上，1949年前，59位清华学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目前500多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8名校友当选美国国家院士。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5位是清华学子。与清华大学共建“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有两院院士26人，在全国各医科大学(医学院、医学部)中列第一。
其次是优秀的企业家。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成为培养创业人才的一次制度创新。从最初建立起，经管学院就定位于培养高质量、国际化的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家。除了与国际接轨的培养方案、卓越的管理和教学质量、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以外，经管学院还不断构建与国内外的著名学者、著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直接交流的平台。经管学院在国内最早开办了MBA项目，从1991年到2006年底已有4500余人获得MBA学位。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名列全国第一，被《财富》杂志称为“中国最好的商学院”。2007年4月，经济管理学院正式通过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的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得这家国际顶级商学院认证机构认证的学院。正是有了二十多年前的这一次创新，清华大学今天才能够为中国提供数量最多、素质最优的企业家人才。
五、清华大学与中国的改革领导人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清华大学校友活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舞台上，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改革领导人。大家对中共十五届、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则知之不多。这里首先介绍两位清华校友——胡乔木和姚依林。
胡乔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41年，年仅29岁的胡乔木就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成为毛泽东重要的助手，先后参与起草了多份重要文件，如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⑥1949年，胡乔木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参与了毛泽东、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1978年12月，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正式成为邓小平重要的助手，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后主持起草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起草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参与制定了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而言之，胡乔木先后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主要政治助手，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做出的知识贡献，对中国的影响既是重要的，也是长远的。
姚依林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1978年12月，姚依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成为陈云同志的主要助手，在启动中国经济改革，决策对外开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胡乔木、姚依林两位都在1982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具有大专学历以上者9人，其中清华大学占2人。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姚依林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姚依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曾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胡启立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此外宋平和李锡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见表9和图2)。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领导人的重要成员。
进入改革时代，由于邓小平、陈云大力推动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生进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获期，清华大学不仅产生了国家政治领导人，而且还产生了众多的高级干部。到1989年时，清华大学已经为党和国家培养了约100名高级干部，居全国首位；从毕业生的年代分布看，可以看出，1949年以前清华大学培养的高级干部已经和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并驾齐驱；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毕业的清华大学校友在全国名列前茅，超过专门培养党政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见表10)，这一时期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期”，由蒋南翔同志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胡启立曾在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
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多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校友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导集体核心，成为改革开放领导人。在中共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和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比例最高，他们都是1950年代和1960年毕业的(除习近平同志之外)(见表9和图2)，都是从中国的最基层干起，是典型的“台阶式”干部；他们分别担任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为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政治贡献。这是清华大学的最大正外部性之一。
图2 清华大学毕业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比重
六、为何清华大学产生中国改革领导人
清华大学早就被关注，国际上称清华大学是中共领导人的摇篮。⑦清华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历史上，特别是改革时期起到重要的作用，不仅培养了改革领导人，而且培养了包括众多省部级干部、相当多的市长或县长，上千名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员和大量的中国企业家及管理人才。⑧
那么，为什么清华大学能产生出如此多的改革领导人呢？我们发现，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中国改革时期领导人才是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任期内人力资本投资的“红利”。1953年，蒋南翔校长提倡和创建了“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这是清华大学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重大创新。50多年来，已经累计有3000多人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现在看来，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政治领导人、优秀的兴业之士，都曾做过政治辅导员，其中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4名毕业于清华大学，有3名当过政治辅导员。这是当时培养未来公共事务人才、公共管理的一个非正规制度安排。当时的这项制度创新为三四十年以后的清华大学获得人才培养“红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3年，蒋南翔校长对这一制度评价和设想是，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大学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⑨他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清华大学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培养了改革领导人。这是清华大学培养人才的成功案例。
过去，我们的非正规制度安排可以创造出优秀的领导人，那么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继续发展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工程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更加专业化地培养出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和各级领导人才。这是对人才的长远投资，是对中国名牌大学自身的长远投资，对中国复兴的长远投资。比如，早期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已经在“社会大学”中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社会资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应向他们敞开怀抱，鼓励他们回到学校进一步完成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正规教育，继续投资于他们的人力资本。
七、结语：为中国黄金时代培养黄金人才
清华大学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贡献，与此同时为中国改革开放培养了大量勇攀科学高峰的学术大师、共和国建设事业的兴业之士、党政军各级领导的治国人才，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国家栋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清华大学校友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多年来为清华大学树立了享誉世界的“清华品牌”。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清华大学一直承担着创造知识、创新技术、培养人才三大重任，向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独特的、重要的正外部性。
中国正处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需要“黄金大学”，培养“黄金一代”的优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正是中国的“黄金大学”，有望在世界众多大学竞争中，成长为世界优秀和知名的大学，进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这些“黄金大学”应该首先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过程中，应更多地培养德才兼备的上述三类人才。今天中国名牌大学对学生的投资，将在几十年之后收获红利，将会涌现更多的院士、更多的企业家、更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名牌大学会因成千上万的学子的成功而光荣，中国也会因中国名牌大学的成功更加昌盛。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仍然显得太少。中国总人口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4-5倍，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已经居世界首位，从长远的战略来看，我们需要更多的名牌大学，让它们显示和发挥其越来越大的正外部性，使整个中国受益。由于知识和科学是全球性公共产品，也由于人才在全球范围可流动性越来越大，它们还将使整个人类受益，成为中国重要的软实力。
注释：
①根据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对世界大学排名，新加坡大学排33位，北京大学排36位，清华大学排40位。资料来源：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www.thes.co.uk,2008年6月8日。
②这是大学区别于科研院所的人才外部性。当然，科研院所也有各种各样的外部性。
③2005年我国科技论文总排名为世界第4位，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占世界总量比重为6.9％。参见科技部网站，2006年11月9日。2006年中国作者发表在国际主要科技期刊和会议论文共17.2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8.4％。按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国已跃居世界第2位。引自中国新闻社北京2008年11月15日电。
④专利只是技术发明中提出申请、获得法律保护的发明。然而，还有很多未受到保护的发明。它们同样体现了重大的正外部性，而这些发明无法计算在内。
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讲话，《光明日报》2008年3月26日。
⑥此稿先由任弼时写出，胡乔木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任弼时此后又多次修改，先后修改8次。
⑦前德国驻中国大使康德拉·赛茨称，中共十五届中央政治局22名正式委员中，有5名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干部摇篮”，像哈佛大学毕业生在美国，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一样，清华大学毕业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领导(人才)网络。参见康德拉·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许文敏、李卡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209页。
⑧Cheng Li.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
⑨这一制度是指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辅导员，其学习年限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24小时工作，将辅导员培养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参见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2005年，第133—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