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1]2013年在《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表现为外资大量流入,伴随而来的是外资对我国现有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成为学者们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先很多学者都对FDI的性质与作用及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领域包括FDI的区位选择理论、FDI的吸收能力及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都会涉及FDI对一国技术进步产生的作用,却很少涉及FDI对一国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即使有所涉及也很少提及FDI对中国这一吸资大国在经济转型、制度变迁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对于中国这个转型大国而言,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制度方面有着很大区别,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企业制度、新的运营理念与新的资源配置方式。FDI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进入我国,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并且FDI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和所应扮演的角色,FDI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局部制度的转变。同时,FDI作为一种包含着技术、制度、管理经验、先进理念、资金、资本等项目的“复合产品”,对东道国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并且存在于在制度层面。FDI的大量涌入将成为我国迈向市场化经济制度转型所选择的一条特殊道路,以其特殊的性质与特点推动并影响着我国制度变迁。本文着重要解决长久以来对FDI的争议问题：FDI是否会影响我国制度变迁。如果会,那么FDI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在FDI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对我国产生了怎样的趋势与特点。针对这些FDI进入我国后产生的种种问题与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外资政策应该如何选择。本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程分析与现状论述相结合的方法,最初梳理了国内外对FDI促进一国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并详细论述了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FDI进入我国后带来了新的制度模式,增加了制度创新收益,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市场制度、法律制度、非国有经济制度、金融制度与政府制度的传导机制影响我国制度变迁。本文根据各因素作用机制将此传导机制划分为两大效应分别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和五大制度因素分别为市场制度、金融制度、非国有经济制度(这叁大因素属于FDI影响的直接效应因素)、法律制度与政府职能和制度(这两大因素属于FDI影响的间接效应因素)。在分析完传导机制后对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脉冲响应对FDI进入后对各制度因素的冲击影响进行模拟,并分析冲击时滞产生的时期及原因。同时,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考虑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LM)对各省域制度指标进行估计,将距离因素考虑进来并赋予空间权重,使得衡量制度溢出效应更加精准。本文运用此方法衡量了一个地区FDI的进入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效果及溢出效应,发现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制度溢出现象,且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同时空间溢出性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以往的研究很少将外资溢出效应的空间性考虑进来,在传导机制的过程中FDI对制度变迁的空间溢出性不容忽视。现代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当运输成本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时,各地区之间会由此形成较高的贸易壁垒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均衡。同时,外资制度溢出本质上是FDI的制度外部性,而制度的溢出路径遵循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四种机制。因此,各地区间制度溢出路径有效性也会随着地理距离或溢出成本的增加而降低,这意味着在区域间跨国公司促进东道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邻近地区会比较远的地区更有可能形成制度溢出效应。可见,加入空间性的制度溢出研究使得成果更加细化、更具有现实意义。运用空间角度的分析方法可以清晰的了解到FDI进入我国以来对我国各省域间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本文最终通过逐层递进和具有逻辑性的研究得出结论与相应政策建议,并为未来外资发展提供导向。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如下：第一章为引言。首先,从FDI进入我国的特征与作用入手,引出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这一研究主题；其次,对中外学术界关于对FDI影响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再次,阐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最后对文章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为FDI促进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回顾。分别对制度、制度变迁、FDI与FDI对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然后就FDI在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予以阐述,得出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同时,进一步将文章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溢出理论与空间经济理论加以阐述与说明。第叁章为FDI对我国制度变迁的传导机制分析。将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因素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其中FDI对我国制度因素影响的直接效应包括市场制度、金融制度、非国有经济制度,间接效应包括法律制度与政府制度。其后针对每一种制度因素的传导机制予以详尽论述,最终得出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整体传导机制。第四章为FDI对我国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实证论述。通过格兰杰检验对FDI影响各制度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予以验证,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对FDI一个冲击对各制度变量的具体影响趋势图进行验证,并得出相应的影响滞后期,最终以例证形式对先前理论论述加以整体实践论证。第五章为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溢出效应分析。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微观层面产生了溢出效应。首先通过近几年各省分制度相关数据论证FDI溢出效应的存在与溢出程度,其后根据分析对FDI制度溢出效应在我国呈现的特点进一步加以论述与解释,其间针对溢出效应产生的空间性问题加以着重论证。第六章为相关政策建议,对如何进一步带动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增强FDI制度溢出性并解决其空间不均衡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我国未来的外资政策给出相应合理选择。
刘莉云[2]2004年在《FDI对中国的区域制度变迁的影响》文中认为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53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400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对外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早期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外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FDI流入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然而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基本不存在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所以FDI流入中国远不止填平储蓄和外汇缺口那么简单。FDI的流入提高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了产业结构,FDI通过外溢效应等各种形式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经济学原理,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述了FDI参与中国的区域制度变迁的叁个阶段,并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FDI对中国各地区制度变迁的影响,最后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FDI在“苏南模式”发展演化中的作用。本文研究了FDI参与中国的区域制度变迁的形式和途径,分析了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各种影响,并就FDI参与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为导论,结合当前有关FDI的研究现状,分析了FDI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并提出FDI对中国制度变迁影响的问题。 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论述了FDI参与中国的区域制度变迁的叁个阶段,即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叁种制度变迁模式。分析了这叁种制度变迁模式的特征及其转化机理。 第叁章就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主要论述当前FDI对中国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对FDI参与苏南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FDI在“苏南模式”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苏南地区地方政府的制度风险偏好,并对FDI参与苏南地区制度变迁的绩效进行评价。 第五章就FDI参与中国的区域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制度特性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兰天山[3]2002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文中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主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与重组、产业结构全球性调整和转移以及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配置和布局。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与重组、产业结构国际转移的主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研究的热潮，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从这一领域入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制度变迁等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主要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确立分析框架，在具体研究中采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从纵向到横向，从变量到结构的分析路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手段，探讨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制度变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过程中的作用大小、作用流程机理，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进行了分析。区域的开放与区域间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区域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第一，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一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从区域层次到区域产业层次，从要素到结构的研究思路上，结合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这种多层次、宽范围的研究特色在本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很有创意。由于区域是个相对概念，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各区域影响的简单相加，同时任何国家都存在区域差距，特别是对区域差距较大的国家而言，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比研究对一国整体的影响更具实际意义。第二，本文综合运用了总量分析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从要素供给总量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及结构上的变化，纵向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发展的影响，并实证研究了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横向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发展影响的差异，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相关性，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是我国地区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李卢霞[4]2009年在《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FDI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FDI的资本积累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相对于这些“显性效应”，FDI的制度变迁效应得到了较少关注，近年来，随着流向新兴市场的FDI数量不断增加，FDI的这一隐性效应开始受到重视。对于正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允许外资进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了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分配理念、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新的企业制度，这一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推”(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和“拉”(诱致性制度变迁作用)两种力量促进了和正在促进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速度，降低了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成本。把制度纳入经济增长研究的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始终，要素积累、技术进步、教育水平、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稳定、法制效率、国际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先后被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这一点在制度转型的国家应尤为突出。2007年的“次贷危机”诱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使得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深陷危机。抑制衰退、降低经济波动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些转型国家解析危机、寻找根源的时候，FDI似乎又成了经济波动的助推器而非增长的推动力，FDI正扮演着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深入探讨FDI与一国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又回到制度这一最根本的原因上。同时，FDI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从注重对增长过程的关注这一角度拓展了以往对经济增长研究单注重趋势的传统，一方面切合热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角。本文尝试性地在转型经济的特定环境中探讨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并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FDI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转型国家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关系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全文共分九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论文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做了说明，并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概念做了界定。第一章为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国内外FDI与制度变迁，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FDI、制度变迁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做了归纳和评述。第二章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利用FDI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察，并对两类国家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利用实际数据和相关资料，选取波兰、捷克、匈牙利3个有代表性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3个有代表性的独联体国家，从各国利用FDI的经济背景(各国经济私有化进程)、FDI的流入阶段、FDI的投资方式、FDI的行业分布、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吸引FDI的优惠政策、主要投资商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并对各国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比较分析发现两类国家在主要引资因素、利用外资的规模、FDI的产业结构、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几个方面存在差异，总结起来，可以说流入中东欧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制度导向型”，而流入独联体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资源导向型”。第叁章首先阐述了FDI在转型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FDI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既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也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既在宏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也在微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FDI进入也通过影响转型国家意识形态这一途径间接作用于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一连续过程，该过程存在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详尽分析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作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推动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为特色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FDI进入影响了东道国企业组织制度、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变迁几个方面。第四章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制度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制度分析框架，并针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的特征，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PME(Private Property—Market Economics—Enterprise ManagementSystem)指标化制度分析模型。根据该模型，利用来自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12国1992-2008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转型国家各层次制度变迁的作用。结果显示，FDI总体上推动了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私有产权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企业制度质量的提高，但FDI并未加快CIS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FDI对转型国家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结果还显示，东道国商业竞争氛围越浓，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效应越明显，同时东道国与母国教育水平差距越大，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也越大。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引入FDI与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将制度与劳动力相结合引出有效劳动的概念，扩展了基本的索洛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FDI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影响制度从而影响有效劳动的数量，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结论还表明，FDI进入转型国家，影响了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制度变迁速度、有效劳动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第六章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全面检验了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加入相关制度因素之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显着，这一方面说明FDI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更好发挥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营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是颇为必要的。对于制度因素的作用，样本期内未发现私有产权界定对当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长期检验中发现产权界定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体制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也有“时滞”；企业制度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显着。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比较检验表明，制度变迁效应在独联体国家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更大的促进作用。基于PME模型，本章最后对转型国家的“FDI—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路径”做了剖析性总结。第七章将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深化，扩展到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即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FDI与转型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至此，本文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从趋势和过程两个层面展开。从理论上分析，FDI流入可以经由资金供给平稳化等几个作用机制降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也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与全球经济周期同步性等机制提高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使东道国经济增长更容易遭受来自FDI母国的冲击。实证检验表明，样本期内，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现代企业制度质量、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等制度变迁因素影响着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同时，本章实证研究也关注东道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国内政策对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影响。第八章利用前文的分析框架，在对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经验及预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探讨了“次贷危机”中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独联体国家“资源导向型”的FDI与其宏观经济波动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程度及银行业外资控股程度较高的国家，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对比分析表明，FDI的制度变迁效应有一定平抑波动的作用，但并不明显。研究还表明，开放之初较小的经济规模、较差的工业基础和原材料出口对GDP贡献度较高的国家，在危机中更易遭受打击。第九章是结论部分，在系统总结前文各部分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
王新娜[5]2011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也是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影响愈加深入的时期。大多数全球经济的地理变化都是由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影响和塑造的,尤其是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对东道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多重的影响,城市化越来越显示出开放性的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中,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外源性发展动力。这些问题与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对中国城市化产生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国城市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又会产生何种反馈与响应?在此过程中,是否还存在一些惰性因素在阻碍着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是扩大还是趋于缩小?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是否还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较少涉及。本文以此为主题,深入地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问题,并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全文共包括八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作为导论,在分析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探讨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并对本研究的两个中心概念——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化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角度对FDI影响下城市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理论论证,并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展,这是为后文的深入分析与论证打下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以及前期铺垫。第叁章对于FDI对城市化影响机理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认为FDI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增加、文化影响等途径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但同时也由于FDI自身的逐利性、破坏性以及脆弱性对城市化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FDI对城市化影响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城市化也通过集聚经济、规模经济效应等影响着FDI的流动。同时,本章还分析了城市化系统中的惰性因素在此过程中的反应。第四章则在前文基础上,采用数学工具对上文的分析与结论进行论证。为了使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有关城市化水平的确定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与规范,本文对当前城市化水平的界定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法的异同,并采用主成分法、熵值法以及层次分析法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最后对评价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检验。从而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单方程模型对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随后,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包括城市化方程、FDI方程以及经济增长方程)来分析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在第五章中,笔者利用相对差距系数、标准差以及可分解的泰尔指数对中国当前城市化与FDI的区域发展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采用面板数据对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性的收敛与发散进行了检验。第六章先从FDI——城市化——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理论阐释入手,分析了面对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FDI与城市化之间内在关系,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EKC假说,并求解出了在城市化和资源与环境倒U型关系中,处于拐点的城市化水平。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第七章重点分析了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并提出了若干对策。最后的第八章为结语,重点分析和概括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以及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难点。通过深入详尽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并且城市化对FDI存在反馈机制。从积极方面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城市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进、制度变迁以及人口迁移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到东道国城市化的推进,而城市的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效益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布局决策。从消极方面看,FDI的逐利性、破坏性与脆弱性给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影响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稳定性。并且,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对FDI也具有反馈机制,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作用关系。本文的计量模型也支持了这一论点,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FDI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包括产业结构演进、工业化等在内的内源性动力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但是实证检验中,城市化对FDI却起着反向作用,吸引FDI布局的区位因素中各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经济的外向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2)在FDI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城市化对于来自FDI的外部刺激产生了惰性的回应,这阻碍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总是存在一种传统的、稳定的力量在保持着城市系统的稳定与平衡,使得FDI等外在动力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城市化对于外部刺激(FDI)产生了一种惰性的回应。这种惰性反应源自于叁个方面：传统观念与舶来文化的对撞、政策与制度的规制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3)当前中国客观存在着城市化发展与FDI区域分布的差异性,在FDI的影响下,我国城市化存在趋异的趋势。从城市化来看,我国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存在显着的地带间差异,并且这种区域差异性呈现扩大的趋势；人口城市化在东、中、西部叁大地带间的差异性要低于各大地带内部的差异性；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变化平缓；经济城市化的组内差距也超过了组间的差异性,说明各大地带内部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更显着；生活方式城市化在东部地区的差异性最小,而中、西部差异性较大；社会文化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也非常显着。从FDI来看,在总量上,各省(市)所吸引的FDI在绝对数量上的差距在缩小,但是相对规模(户均投资规模)的区域差距性却在拉大；在质量上,FDI及叁资企业对中国工业化拉动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在逐步缩小,但是叁大地带之间的差距仍是高于地带内部的差距,而FDI就业贡献的区域差异性要显着高于工业贡献的区域差异性,叁大地带之间的FDI就业贡献的差异性也异常显着,而组内差距相对较小；在FDI的效益上,叁资企业经济效益的区域差异性经历了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波浪形发展过程。引入趋同概念后,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条件β趋同只存在于西部地区,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不存在城市化水平的条件β趋同,但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趋异；而FDI对城市化区域差异性的作用也存在区别,FDI对于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率以及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化水平的增长率起着正向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城市化增长率的作用方向却相反。(4)FDI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较高程度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在FDI与城市化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各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都发生着强烈的变化,资源在被加速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与资源短缺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市化和FDI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导致城市化过程中形成某些“病态”形式,约束了城市化、FDI以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边界。对此,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资源与环境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构造并计算出中国29个省(市)的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并以其为因变量,构建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较高程度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综合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符合EKC假说,并且拐点城市化水平为49.24%,表示当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此值时,中国城市化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将逐渐得到缓解。
张鑫[6]2011年在《中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我国林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从国家到地方,对于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是采取鼓励的政策的。但是,目前各地区在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量的扩大,对于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缺少总体的规划,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缺少综合、科学的分析,这就使得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框架,并对其各项效应进行分析是提高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重要途径。论文划分了中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阶段,对我国现阶段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特征、区域结构特征、来源结构特征以及进入模式特征进行了分析,从而对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判断。以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设计原则为基础,构建了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认为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应从其经济效应、制度效应、生态效应叁个方面进行分析。叁者也不是截然独立的,生态效应的实现是经济效应和制度效应的物质基础,经济效应的实现是制度效应和生态效应发挥的动力,制度效应的实现是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体制保障。本文对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及生态效应进行了分析。(1)在经济效应分析上,从定性的角度对各项效应产生的机理进行规范分析,并用协整分析法从定量的角度对各项效应的产生进行实证分析。经过研究,论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林业资本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对外贸易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林业技术进步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林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依然徘徊在比较低级的层次上。(2)在制度效应分析中,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对林业产权制度、林业行政管理体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外开放程度、林业企业管理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变迁发生影响,从而对林业制度变迁发生作用。并且在林业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林业制度变迁正处于由供给主导型向中间扩散性过渡的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在林业制度变迁中作用的增强,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完善当地的制度环境,因此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改善效应明显,林业制度变迁的效应也较前一阶段明显,外商投资规模有所扩大,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较为明显,林业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促进了外商投资的竞争效应的发挥。(3)在生态效应的分析中,本文认为林业中的各产业与生态环境及其变化间关系不同,因此外商投资于第一、第二、第叁产业所带来生态效应的途径及结果也有所不同,论文分别就叁次产业中外商投资的生态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外商投资集中度较高的造纸工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库兹涅茨曲线回归方程,同时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构建分析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法,分析结论为造纸工业的外商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在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各项效应的发挥存在着一致性和冲突性,论文运用叁个坐标轴构成一个立体的效应发挥图,共划分出八个区域,代表多种效应共同发挥的八种效果形态,分别命名为效应协同发挥区域、生态效应滞后区域、经济效应超前发挥区域、制度效应滞后区域、经济效应滞后区域、制度效应超前区域、生态效应超前区域、低效运作区域。根据林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效应之间的一致性和冲突性,推断各项效应共同发挥要经过五个演化过程：低效发挥阶段、单一发展阶段、冲突阶段、调整阶段、高效发挥阶段。目前,我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发挥正处于由第叁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核心问题是采取措施处理各项效应发挥中的矛盾冲突,而各项效应的冲突根本上是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因此协调各利益主体的矛盾,充分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是我国林业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效应协同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各利益主体矛盾的协调,论文提出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效应的协同发挥需要构建以林业产权保护制度为前提、规范引导机制为导向、创新支持机制为动力、评估监督机制为保障的机制,各项机制共同作用,促进各项效应的协同发挥。最后提出我国林业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取向在现阶段应实现由“普遍适用型”向“目标定位型”的调整。
盛锦飞[7]200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文中提出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也被称之为“市场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日益显现。随着FDI的增加,国内对外资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其中最多的是关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FDI对中国市场化进程本身的作用。FDI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但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却非常少,仅有的研究也只是局限于描述性分析,缺少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并就FDI对市场化进程影响的具体机制和途径进行了探讨。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分析了FDI作用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建立了联立方程的Panel Data模型对FDI是否对中国市场化进程存在影响和影响的大小做了实证检验。另外,为了考察FDI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具体途径,本文进一步定量分析了FDI对市场化进程五个方面的影响,并且从与民营经济相比较的角度来定位FDI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本文认为,FDI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显着而积极影响。但FDI并不是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主动力,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FDI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都存在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却存在负作用。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继续鼓励FDI的同时,要逐渐改变现有外资政策,取消特殊的优惠政策;同时,给民营经济一个更加公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它们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刘志忠[8]2004年在《外国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是江苏经济增长百花园里一朵耀眼的奇葩。2003年，江苏实际利用FDI超过158亿美元，接近全国的30％，首年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一。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展开关于江苏FDI的实证研究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对江苏外资经济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另一方面探讨其可持续性对策，从而为下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相关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论文围绕“FDI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理论假说展开，认为FDI以其“一揽子”资源优势系统性地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各种可能机制进行全面渗透，从而由一个外生变量转化为一种内生动力。一是以“增量”资本投入构成江苏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并对江苏“存量”资产进行改造与融合。二是以其非资本形态的投入，包括技术、管理、观念、体制、知识、竞争等要素的投入，在对江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等方面产生影响深刻的“外溢效应”。叁是通过自身的国际化经营行为带动江苏外贸发展，从而拉动江苏经济增长。以此为基本分析框架，本文对FDI地作用机制进行了逐一考察。 随后，我们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江苏FDI引擎说。并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全省及苏南的FDI与GDP总体上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在苏中、苏北则只存在着由GDP到FDI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当地GDP增长可能带来FDI的增长，但FDI还没有成为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 本文的结论是，FDI是改革开放后江苏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强调“机制就是通道”，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可能长期化。而其实现条件就是及时消除这些通道中的不可持续性因素，包括对技术的控制与垄断、产业结构偏斜、加工贸易处于价值链低端等叁个通道中的障碍物，以及由于FDI区域分布所造成的江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扩大化，共同构成江苏外资经济的四大核心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最后引入我国最新的社科研究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下一步江苏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提出一个框架性对策建议。一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外资观，二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调整江苏利用外资战略，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江苏利用外资政策。其中包括了解决四大问题的一些建议，如以增强市场的竞争性来诱导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和提高国企、民企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扩大市场的开放性，以在服务业中更多利用外资；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产业聚集，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统筹区域利用外资格局，力争培育若干江苏自己的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开放型经济增长带。
张健[9]2004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研究》文中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当今经济活动中活跃的领域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研究探讨了FDI的一些基本规律，但专门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参考、借鉴和吸收当代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关于区域选择理论的最新成果，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结合的方法，并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具体对策研究等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语言文字和图表表述相结合，并辅之已必要的更加直观的理论模型或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理论-历史-统计的方法综述了FDI区域选择现有理论；分析了FDI区域选择的决策因素；阐述了其决策过程、绩效评估方法和过程及相关政策，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演变规律，并且对中国FDI区域选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研发中心区域选择进行了研究。 本文通过以区域选择为锲入点对FDI理论进行研究，运用产业经济学的SCP范式进行经济分析，大胆地提出环境因素-FDI区域选择行为-绩效(ECP)范式分析FDI区域选择评价其绩效，将FDI区域选择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将影响FDI区域选择的种种因子作为系统的投入，而将区域选择决策过程作为系统的过程，将绩效作为这个系统的产出。并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并提出了FDI区域选择的变迁模式、FDI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相匹配理论以及叁代FDI政策变迁模式理论。
黄晖[10]2012年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本研究基于以下叁个背景：一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和特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持续的扩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不断加剧，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叁是在面对现实经济时，主流经济学无法很好地解释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与理论背景，本文研究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二是宏观经济增长中区域之间的趋同或趋异关系。现有理论说明：外部需求因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人力资本因素、政府行为因素、空间积聚因素、创新因素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这些因素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由创新引起的不均衡状态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须为发明和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对落后地区来说，只有创新并为创新提供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理论的进展为制度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或地区实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效率的制度能够改善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一个区域内的制度若富有生产性和成效性，就能够把区域外的生产要素吸引到本区域中来。中心－边缘模型、流动资本模型和流动的企业家模型阐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集聚效应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区域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流动依赖于制度的激励。一个具有高效率制度的地区将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也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激励投资的环境和氛围，从而导致预期资本收益率提高，还能够为企业家提供确定的赢利空间、开放的上升机会和有利于生产的社会氛围，这对于区域外部的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来说极具吸引力。因此，高效率的制度是促进经济集聚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反映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泰尔系数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把中国整体的区域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和叁类地区之间的差距，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改革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地区内部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而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却越来越大，表现为俱乐部收敛；从改革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成为全国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间差异在这一时期呈逐渐上升趋势，其后则是地区间差异成为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一切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条件和环境都可能会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区域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既有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的原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形式与转型经济的特点和改革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经济转轨时期各区域制度变迁的时间和空间不平衡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选择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对外开放度和引进外资的程度四个指标作为制度变量，建立地区人均GDP的计量模型，来解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变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制度变迁即改革进展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有效率的制度如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落后区域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引进和模仿先进的技术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对与其相适应的正规制度的学习和模仿，否则技术模仿就会失效。基于此，一个经济落后区域的制度变迁是以发达区域已经创立和运作并与落后区域技术模仿相适应的制度变迁。经济落后区域实现该种制度模仿变迁的方式分为诱致型制度模仿变迁和强制型制度模仿变迁两种。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不同，经济落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路径也就不同。
参考文献：
[1]. 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分析[D]. 张炜. 南开大学. 2013
[2]. FDI对中国的区域制度变迁的影响[D]. 刘莉云. 浙江大学. 2004
[3].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D]. 兰天山.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4]. 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D]. 李卢霞. 复旦大学. 2009
[5].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D]. 王新娜.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6]. 中国林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研究[D]. 张鑫. 东北林业大学. 2011
[7].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D]. 盛锦飞. 南开大学. 2009
[8]. 外国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D]. 刘志忠.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9].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研究[D]. 张健. 暨南大学. 2004
[10]. 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制度分析[D]. 黄晖. 湖南大学. 2012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金融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绩效反馈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林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