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特征论文,哲学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新理论新学说层出不穷，国内在引进介绍这些新学说时多只重内容的简单评价而忽视从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介绍该理论对原理论的突破、发展及对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影响。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整体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有深入的了解。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是根本不能分离的，一定时期研究方法的限制往往决定了研究内容的取舍，如马歇尔创立新古典体系时由于专业化分工机制形式化的困难而把制度组织因素排除在了新古典框架之外。理论进步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通过方法上的创新与突破把原理论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内容纳入一般分析框架。因此，我们说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决定性的领域。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最早的代表是英国古典经验主义。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表现为科学主义思潮各流派。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的各派分析哲学以及当代多派科学哲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验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原因。首先，经验主义最早发源于英国，是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发展的产物。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经验主义在英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流派，是包括社会学科在内的各门学科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主要诞生于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必然打上了经验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深刻烙印。
其次，经验主义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致力于“科学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以经验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经验主义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经验所能达到的现象范围内，排斥了许多传统哲学讨论的形而上学命题。而强调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成为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为科学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指导。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归根结底是因为较之其他社会学科，经济学更彻底地在理论建构和研究中贯彻了科学哲学对方法论的要求。最突出的表现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实际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正是因为“过去40年中，经济科学日益朝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正是这条经济研究路线——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表明了最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展。”（注：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最后，从更深一层看：经验主义内在的认识论特征决定了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基本思想倾向上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的信赖和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维护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根植于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主义传统。经验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不承认存在任何先验的自明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必然的知识。既然否认了人获取绝对真理的可能性，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因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经验主义哲学的自然推论。古典经济学对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推崇除了反映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以外，其基本思想与经验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经由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虽受到过冲击，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各个时期都有深刻的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对处在博弈论阶段的主流经济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来讲，经验主义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英国古典经验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变的影响。（第二、三阶段将在第二部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中作详细论述。）
在古典经济学萌芽、形成、发展的各个时期，英国古典经验主义都给予了直接的影响与帮助，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论基础。（许多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本身就是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如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约翰·穆勒等。）
威廉·配第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创始人培根、霍布斯的影响。配第把他们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引入了经济学研究，力图以事实、感觉和经验为依据，尽可能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斥诸于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注：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从配第之后到十八世纪中叶即魁奈、斯密之前的历史阶段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的时期。马克思指出，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经济学著作发表的1691年到休谟经济学《论丛》出版的1752年，“是一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7页。）约翰·洛克是17 世纪最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他对经济学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述者，”他的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93页。 ）休谟是英国古典经验主义杰出的代表。他对英国货币数量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对经济学最大的影响是其经验主义的人性论，他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视为人类“自私”和“贪欲”这种自然本性的结果，这是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主要哲学基础。
休谟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者亚当·斯密的挚友，是对斯密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另外，斯密的老师，功利主义创始人哈奇森对他也有重要影响。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现的基本哲学思想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统一。他把人类利己主义本性当作经济研究的前提，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客观的、人类利己本性的表现。尽管历史归纳法在《国富论》中是与抽象演绎法并列的研究方法，但基本的利己主义假设无疑是演绎体系绝好的基础。因此，到了李嘉图，为把经济学建成象牛顿物理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经济学只剩下演绎方法了。经过“德奥方法论之争”后演绎方法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方法。
古典经济学在斯密之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卫·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约翰·穆勒。这一时期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以洛克、休谟经验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边沁功利主义哲学。边沁是把功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始作俑者。他提出了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主张自由放任和财产私有权。约翰·穆勒既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他是实证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有许多重要贡献，“经济人”这一经典概念就是他在1836年《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提出的。（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0页。）
综上所述，英国古典经验主义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起了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第二，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几个假定之上的演绎推理体系，推论的结果应与现实经验紧密联系；第三，从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功利原则出发，经过边沁主义和穆勒的发展，把利己动机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作为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和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二、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
如果说英国古典经验主义哲学是古典经济学主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论基础，那么19世纪中叶以后的科学哲学则直接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和研究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
科学哲学是经验主义在现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就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关系来说，存在着一条演变线索。从实证主义开始，经过实证主义的第二代马赫主义，然后经过逻辑原子主义这个中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这整个阶段是实证主义的发展阶段。从波普证伪主义开始，出现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多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以及费叶拉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这被称为科学哲学反实证主义阶段。以证伪主义为分界，科学哲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是科学哲学在实证主义发展阶段的最高峰。他们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与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人自居，以最终统一人类的科学为自己的使命，是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一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的要求集中表现在理论公理化方面。理论公理化要作两件事，一件是把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该理论的“基”由公理组成。这样，该理论中的全部陈述都可以由公理通过演绎推理而导出。另一件是把理论中的全部概念安排成一个构成系统，该系统的基由“基本概念”组成，这些基本概念应当是人类直接经验的反映或能解释为物理操作。构成系统不仅要说明各类概念间的区别及相互关系，而且要表明从基本概念出发怎样可以逐步导出所有其他概念。这种对理论构成的公理化要求指导着经济理论的形式化进程。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遵循这一要求，以“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为副标题，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大大提高了经济学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被看作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代终结的标志。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化。这一时期阿罗、德布鲁等人引进集合论和拓扑学方法建立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严格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新古典微观经济的完全公理化。萨缪尔森、阿罗和德布鲁由于对数理经济学的上述贡献而分别于1970、1972 、 1983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论的公理化是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形式的要求，而证实原则是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优劣和可接受性的标准。证实原则要求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经验检验，以是否与现实经验相符来判断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从假设到结论的推理取决于逻辑检验，与经验无关。）主流经济学前提假设的“不现实性”一直是各派非主流经济学攻击的目标，对此主流经济学有两种反驳：一种是罗宾斯在经典论文《论经济学的性质》中以经济理论假设具有非常的显明性作为理由，认为假设总是适用的观点。（注：贾林·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151页。）另一种意见是由弗里德曼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所谓“假设不相关”论题。弗里德曼认为，经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与经济分析的适用性无关。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以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为例，该理论假设运动着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它们的中心，这一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该理论对物体运动的准确预言。牛顿说过：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因此，“我们可以把两个假设为独立的检验（即对假设现实性的检验和对假设派生含义的检验）归结为一个检验。”（注：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235页。）这样，判断理论优劣和适用性只依赖于理论推论与经验检验的相符程度。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进行检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因此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理论争论的中心。对一种理论的评价总是围绕着计量经济学的检验结果进行，不是争论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就是对采用的回归方法提出异议。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成为可检验的理论而大大增强了它的“科学性”。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弗里希和丁伯根，其后1971年的库斯涅茨、1980年的克莱因、1989年的哈维莫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科学的逻辑分析找到人类知识牢固而坚实的基础以及科学可靠无误的根据。但“归纳问题”是这一目标最大的障碍。归纳问题最早由休谟提出，其中心是归纳逻辑的正确性问题。经验主义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都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由于经验的局限，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归纳是否正确。因此人类知识是不确定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也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一个理论无论被经验证实多少次，理论本身也不可能被证明正确。逻辑实证主义对归纳问题一般采取概率论的态度，即认为通过证实可以用确定的概率表示理论的可信度，或采用概率的频率解释来定义归纳结论的或然性。 （注：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204页。）而对归纳问题采取另一种态度，即根本否认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推理则导致了波普证伪主义的产生。波普认为证实与证伪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不对称，可以用逻辑来证明这一点。证实主义用逻辑可以表示为：
大前提：“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
小前提：“B是真的。”
结论：“A是真的。”
这种推理犯了“肯定结果”的逻辑谬误。而如果小前提变为“B 不是真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A不是真的”。也就是说， 理论一旦被经验证伪，理论本身就可以认定为有错误。波普把理论能否被经验证伪看作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他认为一个理论被确认是暂时的，而被证伪是必然的，科学理论正是通过被不断证伪而发展的。这样波普用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取代了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结构的静态模式。波普把自己的方法称为“试错法”，又称“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的证伪主义被称为朴素证伪主义，由于坚持严格的证伪标准而遭到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攻击。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如果理论一被证伪就遭淘汰，那么许多公认是最佳范例的科学理论早在萌芽状态就会被摒弃。为补救朴素证伪主义，拉卡多斯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即“科学研究框架理论”。该理论用理论系列即所谓“研究框架”取代波普的“理论”。研究框架由作为基本假定的“硬核”和由各种辅助假设、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组成。改变“硬核”就是放弃框架。“保护带”的任务是当经验证据对框架不利时调整辅助假设以保护硬核。这种调整如果给研究框架带来了更多的经验内容，使它说明了更多的事实和现象，则被称为“框架的进步”。而且，只有当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后才能证伪一个旧理论。因此，拉卡多斯的“研究框架”比波普的“理论”更具有韧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普遍接受了证伪主义，尤其是科学研究框架理论。一方面，他们用证伪原则逐渐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开始用经验数据的证伪取代对理论的证实；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来应付目前的危机。近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学等理论扩大了新古典经济的研究范围，说明了更多的经验内容，而同时又保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关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因此被视为“框架的进步”。这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方向。1982年斯蒂格勒、1986年布坎南、1991年科斯、1992年贝克尔、1993年诺斯都是因为对这种“框架进步”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证伪主义之后历史主义的兴起使科学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证伪主义之前的科学哲学以各门具体的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科学实行理性重建，进行静态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力图建立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而历史主义诸流派则以科学史实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历史考察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科学进行动态分析，旨在建立有关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证伪主义是前者向后者转化的中间环节。从波普开始，科学哲学逐渐注意到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到理性的局限，开始强调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变动性。这种非理性主义在费耶拉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实际上是对古典经验主义休谟传统的回归。
西方主流经济学80年代末进入了博弈论阶段，博弈论恢复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对人的重视，此时经济学中的人不再是一种对价格参数作出被动的确定性反映的函数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知识结构，面对不同信息作出判断的人格化的人。（注：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使经济学可以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决策纳入分析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1994年的纳什（Nash）、泽尔腾（Selten）、海萨尼（Harsanyi）；1995年的卢卡斯（Lucas）、1996年的莫里斯（Mirrlees）、维克瑞（Vickery）都是因为对博弈论理论发展和应用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是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最新发展，但也可能是它的终结。因为经济学家在对博弈论理性基础的研究中，发现在博弈形成的多个可能的均衡状态中，人们最终选择哪一个状态是无法用理性确定的。这取决于所有参与博弈的人的知识结构，而知识架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与人们所接受的社会传统。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放弃了对博弈论理性基础的探求，转而接受了休谟和哈耶克的观点：“理性是我们习惯的产物，而不是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人文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无疑受到了同一时期科学哲学向休谟传统回归的影响。可以预计，科学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将进一步影响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
以上我们论述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演变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下面我们具体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论特征及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
总的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是“唯科学主义”的。所谓“唯科学主义”是指一种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应用于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一切研究领域的观点，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探求知识。这种一元主义的方法论观点遭到了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他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应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但是，具体研究手段的不同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差别在各门自然科学之间同样存在。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收或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否定一元主义方法论意味着存在一种或几种与自然科学可检验标准不同的评判理论的途径和方法。不以经验的、可度量的第三人称知识而以人类可以领悟的第一人称知识为社会科学基础的所谓“悟”学说是西方经济学以米塞斯为首的奥国学派的方法论观点。也是西方经济学界反对一元主义方法论的主要学说。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元主义方法论越来越受到攻击。但是如果抛弃科学的可检验原则，就等于放弃了科学评判的客观标准，经济学将更加混乱，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理论构架到研究方法都将失去基础，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不可能动摇这一根本原则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公理化的演绎逻辑方法。一般来说，解释现实世界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思路。其一是进化论的，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我们不需要假设“理性人”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设，我们可以逻辑的说明现存的社会现象的原因。出于对自然科学演绎逻辑体系的推崇及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影响，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基时选择了“工具理性”的方法，开始了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理性人”假设决定了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因为均衡分析要求有稳定的外界环境，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这种均衡分析方法始终受到来自持进化论观点的经济学家的挑战，如约瑟夫·熊彼特、F·哈耶克、F·奈特、赫伯特·西蒙、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尼古拉斯·卡尔多等。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个人还是企业，人们由于判断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的限制，决策往往基于习惯和长期有效的简单规则（rule of thomb）。如西蒙所说， 人只有“有限理性”，不可能有“完全理性”。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反驳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贝克尔—艾智仁辩护”中，他们指出，经济学理性假设只是工具性的，它只假设“如果已经观察到了一组均衡的行为，那么与那些中途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持续下来，从而无法被观察到的行为相比，这些被观察到的行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为。”（注：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也就是说，非理性行为是存在的，它们的消失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非主流经济学对“理性假设”现实性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非主流经济学说可以取代主流经济学的演绎体系，因为按照科学研究框架理论，只有当一个新理论能比旧理论更多更好的说明现实问题时，新理论才能证伪一个旧理论。相比之下，无论从方法的“使用方便”，还是从内容的严谨准确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仍是进行经济分析的最好选择。
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采用比较静态方法，逐渐把一些外生变量纳入了分析领域，使主流经济学对制度、偏好、企业组织、技术变动等因素有了基于理性假设的分析说明。如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交易费用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把企业组织、产权制度、经济体制等制度因素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贝克尔引入时间价值，把消费者看作是投入商品和时间，生产“满足”的经济人；把家庭看作与企业一样根据相对价格、成本、收益作出资源配置决定的基本生产单位；扩大了人们偏好的范围和满足欲望的手段，在此基础上用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解释了偏好的变化，婚姻、生育、教育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过去主流经济学视为外生变量或无法解释的问题。另外，以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的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学通过突破新古典经济学规模收益不变和消费者与生产者分离的假设，把专业化分工机制引入主流经济学，开始建立制度演进与市场均衡相统一的理论框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在坚持“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发展，因此我们说这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改进而不是新理论框架的“革命”。
应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博弈论的发展，就博弈论改写经济学本身来说，这是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继续。因为博弈双方作出决策的根据仍是“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最大化原则。但关键是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由于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定，经济学开始涉及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即在专业化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信息或者说知识分布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社会是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过程达到均衡状态的。前面讲过经济学家在对博弈论理性基础的研究中发现，博弈均衡的最终实现形式是无法用理性决定的，这取决于人们的知识结构，尤其是人的主观预期。（注：经济学中关于信息的问题大都与不确定性和人们的预期有关，预期分为客观预期与主观预期。客观预期是能够用确定的概率表示、与大数定理作用有关的概率，这种预期问题通过概率可以转化为确定性问题纳入经济学分析。但主观预期中绝大部分是不能用客观概率确定和解释的，人们对某些问题的预期与人们接受的共同传统和相互了解的程度有关。这种基于第一人称知识的主体之间的相互认识问题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博弈论的意义在于经济学通过博弈论的发展也开始触及这一问题。汪丁丁在《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精辟的阐述。）而人的主观预期受到社会心理、行为习惯等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传统。因此，有人认为博弈论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终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态度法论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以可检验性作为评判理论的标准，这一特征与一元主义方法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作为科学建立的前提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的命题）。主流经济学据此划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尽管非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人们在提出理论观点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各种价值倾向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并不是理论本身有没有价值判断，而是应该以什么标准判断理论。坚持以客观的、可检验的事实即所谓的第三人称知识作为评判理论的标准，而不是以理论本身的价值倾向或所谓的“悟”学说为标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派别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一区别的意义在于对经验检验的追求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必须根据现实的发展不断对理论作出修正。因此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开放的、不断调整的，与其他派别相比有更大的“韧性”和适应性。这种渊源于英国古典经验主义传统的“韧性”，经由实证主义，尤其是证伪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基本的生命力所在。
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唯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另一个方法论特征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追求。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是指一种认为社会科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的观点。这一原则从逻辑上讲是理论公理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公理化的理论体系要求一切推论都来自于基本假设，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就应该从个体的“理性”行为中推出所有的经济学命题，包括宏观经济学命题。也就是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意味着将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虽然一般均衡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实现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公理化，但这种公理化体系并不包括主流经济学中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坚实的微观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进行的努力。随着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得到了加强，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转向个体，放弃了一些没有微观基础的假定，如消费函数及其投资函数、销售量大化等，一切从个人效用函数及其约束条件开始，解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而导出行为及均衡结果。另外，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强调了对个人理性行为归集为集体行为的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这一研究导致了公共选择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命题向微观命题的转化提供了条件。可以说，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建立包括所有经济学命题在内的统一的公理化理论体系始终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决定了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几个主要发展方向。一是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增强理论的可检验性和经验数据对理论评判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一是通过假设的调整和改变，增加理论的经验内容，使理论在保护好“硬核”的同时，更多更好的说明现实经济问题，实现主流经济学“框架的进步”；再一个是通过引进新的方法如博弈论来促进经济学的发展。近年来出现的“实现经济学”和“混沌经济学”也是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范例。
四、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几点启示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多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经济学研究要从过去以“应该是”什么为主的规范研究转向以“是”什么为主的实证研究。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而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和僵化的教条。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摆脱不了政策解释学的地位。造成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相对于经济现实严重滞后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经济理论尚未完全实现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分离。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在无法用观察检验的价值观念之类的问题和概念上争论得你死我活，而很少有人考虑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科学意义。因此，我国经济学的科学化有待于对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进行一次基于证实原则的公理化洗礼。
第二，应当把经验检验看作是评判理论的标准和基础。在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说明论证经济学问题的现象，虽然马恩著作对我们目前的许多经济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但这与把前人的著作作为评判理论的标准是两回事。这造成了理论界的一种怪现象，争论的双方都大段引述马恩经典著作来说明自己理论的正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大家公认的评价理论的标准，也很少有人致力于用经验数据评价理论的工作，我们的经济学还处于前科学状态。这种局面的改变依赖于人们观念的转变和计量经济学等技术手段的引进和被广泛采用。
第三，经济学研究要有一定的层次和分工，要重视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科学工作者往往以此为基础进行总体的分工。西方主流经济学公理化的理论结构有利于这种分工机制的发展，因为理论本身的逻辑推演和逻辑检验可以完全独立于计量经济学的经验检验，这样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可以分作两步，由不同的人来完成。另外，基础科学在理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应用理论和具体技术的发展都建立在基础理论的发展之上，因此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我国目前的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应用理论和具体的对策研究上，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分工机制，研究大多处于低水平重复的阶段。我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分工机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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